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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刘江永2013-3-416:42:27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2年5期第1329页【英文标题】JaPansConceptofNationalInterest,ForeignStrategyandChinaPolicy【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北京100084）o【内容提要】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与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推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
2、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与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困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与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
3、战略的变化趋势与走向。【关键词】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钓鱼岛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日本语中简称之国益”。但是，毕竟何谓国益，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与一国在不一致时期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更确切地说，“国家利益观”与对形势的战略推断才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关键。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一个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与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推断。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行为却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而发生较大起伏。比如，21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
4、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2006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终于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进展。但遗憾的是，2010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端与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恶化，回暖乏力。这说明，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外，与国内政治思潮有关的日本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与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一、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外战略的演变二战后，日本在很长一个时期，谈论国益问题时曾经相当低调。日本驻韩
5、国公使兼原信克指出：外交的要紧工作就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利益，“不知本国国益的国家就不能开展外交”。然而，对日本来说，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战略”、“国益”等词汇在日本的语境中有一种军国主义的味道，几乎被视为禁语，“国益这个词的复活是最近的事”。“所谓国益是日本国的最高利益”。如同论语中所说的“兵”、“粮”、“信”，即安全、繁荣与伦理价值观。只是拘泥于本国利益的国家，难以得到别国普遍尊敬，反而容易受损。经常考虑使全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同时最大化的国家往往受到信赖，得到尊敬，最终获益最多。21世纪初，受过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熏陶而强调国益的一代日本人登上执政舞台。他们热衷于追求日本现实的国
6、家利益，日本媒体也经常高谈阔论国益，尽管日本人对国益的懂得大相径庭，但“国益”就好像一根魔杖，只要一说就会不知不觉地使人认同。（一）错误的“国家利益观”曾经导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近年来，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1951年外务省根据吉田茂首相指示撰写的调研报告，题为日本外交的失误。该报告的结论之一是：外交“不能只拘泥于条约的字句，而不记得政治意义及影响等根本”，“在根本发生错误的情况下，即便在细枝末节上煞费苦心，最终也只能聊以自慰而已”。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赞小原雅博2007年出版了一部力作国家利益与外交。他在该书前言中首先引用论语所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然后指出“国益乃国之
7、根本、外交之根本”，“误判国益国则亡”。小原作为外务省官员出版这一重要著作的要紧目的是，呼吁日本当政者与公众不要再犯误判国益的根本性错误。这是由于，尽管国家利益是思考、处理对外关系时务必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一个国家的政府与公众会对国家利益做出误判，甚至导致近乎亡国的灭顶之灾。小原雅博意识到，“国益的概念非常重要，但也是危险的o他对日本战前、战后与冷战后的国益认知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即便是同一国家也会在不一致时期对国家利益有不一致的推断。笔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表T对日本自1931年以来四个时期的政治思潮、国家利益重点、对外战略特点、获取利益的方式及其结果，做出下列归纳说明：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朝
8、鲜半岛与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便与日本当权者对国家利益的扩大解释直接有关。1889年当上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曾经是日本陆军创始人与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的制定者。1890年3月，山县首相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提出，国家的任务在于“防御主权线”（指日本列岛）与“保卫利益线”。这里的所谓“利益线”，即“与邻国接壤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有关的地区”。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的焦点”。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日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日保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胜。何为主权线？国疆是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
9、也。要保护一国的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不可。”山县有朋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老师吉田松阴。吉田松阴曾主张：“要使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前还未到手的。”因此，日本“务必加紧进行军备”，“趁机开拓虾夷，收复琉球，夺取朝鲜，占领满洲，压制中国，君临印度，以这种扩张进取之势，打下坚实退守之基。这样，即可实现神宫皇后未偿之夙愿，完成丰臣秀吉未竟之遗业”。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的目的就是为称霸亚洲制造借口。他曾宣称：国家“向来均被专以保护主权线为本，惟若不使此次胜利徒劳无功并继而成为东洋盟主，则务必谋求利益线之扩张。”针对上述日本对外
10、侵略扩张的国家利益观，小原雅博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把当时的满蒙定位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生命线，仰仗军事力量去追求。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自以为是的理念，孤立于国际社会，闯入没有胜算的战争，结果战败。这正是搞错了国家利益这一根本。”由于日本吞并朝鲜后又把朝鲜作为主权线，把“南满”作为利益线、生命线；以武力建立“满洲国”后又把“满洲”作为主权线，而把中国的华北作为利益线，结果不断向外扩大，最终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前日本被自己设定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所束缚”，“结果在超过国力却不断扩大利益线的自我增殖中完全瓦解”。(11)这一分析切中要害，反映出物极必反的事物进展规律。(二)日本自卫队部分
11、高官的“国家利益观”充满危险如今日本自卫队的一些高官仍把中国的台湾省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生命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佳在2012年第4期日本军事研究月刊撰文称：“对我国的海上防线来说，台湾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就是我国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所列举的所谓“根据”是：“日本的能源资源基本上是依靠海外进口，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对我国的生存与进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原油进口90%依靠中东，而来自中东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通道。假如台湾被吞并，我国的安全必将受到重大威胁。此外，假如台湾被中国吞并，那么不仅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影响力就将骤然
12、提高，而且该海域最终将被变成中国的内海，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影响力还将波及整个印度支那。这样一来，我国多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精心构筑的经济基础就将下沉，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就将受到限制，最终将不得不撤离东南亚。”从军事地缘政治角度看，“假如中国吞并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潜艇一出海就能够进入深水区，从而能够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中国的海洋战斗力就将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太平洋，必将给日本与美国带来重大威胁”。基于上述立足于“海洋国家”的国家利益推断，他主张，日本要有效地推进海洋战略,就务必有效地遏制中国军力，参与美国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制订“空海一体战”构想。这一构想不仅是承担对日本的
13、防卫，还包含保卫台湾、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与保护海上通道等内容，为此需要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国部队的密切配合。因此，日本务必尽快解决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目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修改“政府(对宪法的)解释”的方式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防守。其次，要“修复日本人的国家观念”，务必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废止“村山谈话”。日本应根据本国传统宗教，即神道的仪式进行追悼。因此，要让那些为国捐躯的自卫队员进入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并在此举行慰灵仪式。第三，修改“无核三原则”。随着中国核战力的增强与美国“核保护伞”可信度的下降，中国对日本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日本要实现核武装
14、还面临各类具体问题，当务之急是别让“核保护伞”变成“破伞”。为此需要把“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变成“能够引进”。他还用假设的口吻建议：“假如美军能在有效击毁中国战机与导弹的前提下，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加以经营与部署，就必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造成严重影响。”（12）上述对台战略考虑，在日本防卫省系统与右翼鹰派势力中颇具代表性。以日本旧军人出身的原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已故）为理事长的“日本战略研究中心”，1994年也曾提出研究报告称：关于台湾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需要看到统一后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方针应是“以半永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
15、提，与环太平洋海上大国论坛各国合作，为保护正义与秩序而支援或者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内各国筑起防波堤，排除对世界体系的恶劣影响”。“若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介入保卫台湾，作为盟国的口本也将对其予以支援”，“共同确保海上安全”。（13）日本外务省首任情报调查局长、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强调，“台湾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与美国合作保卫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14）日本这种危险的“国益”论，是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与冷战时期形成的，在一些日本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其未必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但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容低估。（三）日本与平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富有远见19
16、54年曾出任鸠山一郎内阁通产大臣的石桥湛山（18841973）,于1956年12月当选为首相，但不久便因病于1957年2月辞职。石桥湛山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山县有朋截然相反，对华政策思想也根本不一致。石桥湛山堪称是位具有远见、爱好与平、颇有骨气的政治家。他在日本大肆侵华时期，便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国家利益观。他反对日本的殖民政策与战争政策，主张日中进展经济合作。在“大日本主义”盛行的时期，石桥则主张“小日本主义”，坚持日本应将领土限定在固有的要紧四岛及周围诸小岛，放弃侵华政策，施行与平主义的进展。1921年，石桥曾用全面的资料说明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只是增加了国家的经费，并未起到转移人口过剩的
17、作用，因而主张取消殖民地。1922年，他发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强调“国民与国民的交往是永远的”，口本“不要做将来后悔的事”。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从德国手中夺取中国的山东省后，石桥立即撰文指出：“日本不应向亚洲大陆扩张领土”，在山东夺取领土是“害上加害，险上加险，不能不坚决反对”。他强调，以日本利益为本，”就要考虑对方利益，尊重对方感情。因而放弃满洲、旅顺、青岛的一切权力，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才是上策”。(15)他认为，别国衰退、出口产业萎缩的结果是丧失从他国进口的能力。这等于使出口国失去了购买本国货的“贵客”，从而导致出口工业国的衰退。因而他主张，“将
18、欧美先进圜民的无限资本与优秀的企业经营能力最大限度地注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应尽快开发中国之富源，用于进展其经济。这样，日对华贸易便将增加，我国工商业亦将受其刺激而迎来兴隆”。(16)遗憾的是，石桥湛山上述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尽管正确并富有远见，但并不是当时日本国家决策者的主张。日本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结果完全惨败。石桥湛山曾于1952年与1959年两次访华，努力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他与周恩来总理一致认为：中日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进展务必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离。石桥反对日本利用中苏对立从中渔利，主张日中美苏四大国均保持友好，形成“日中美苏与平同盟”。（17）然而，在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
19、下，石桥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它对未来国际关系的进展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今天的日本特别需要石桥湛山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日本已故国际战略智囊、世界与平研究所副会长佐伯喜一1992年在未发表的试论国家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日本过去把重点放在追求实利的、以本国为中心的国益上，今后务必在相互依存加深的世界、变得狭小而复杂的世界追求国益。日本今后务必采取明确自身国际责任的行动，务必通过国际协调追求国益。”（18）这种国家利益观在战后日本高速经济进展时期曾经是日本决策者的主流看法。小原雅博则认为：“包含保护国民生命与财产的国家生存与安全是国益中最重要的、被称之生死攸关的国益（Vitalinte
20、reSt）。假如连这个国益都确保不了的国家（政府）就难以维持国家（政府）的正统性，将导致政权交替或者国家崩溃。”他指出，日本要确保生死攸关的国益，即日本的核心利益，作为长期战略,需要在“制造”、“开放”的理念下重新定义“与平主义”、“国际主义”、“地区主义”。（19）战后，日本推进国际协调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近年来强调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而鄙视国际协调的倾向在抬头。二、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华政策国家利益既包含局部、暂时、通常利益，也包含整体、长远、根本、核心利益。日本各部门从不一致主管领域出发或者受其局限，对国家利益的认定未必一致，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加以统筹协调。（一）国家利益有的时候
21、未必是日本对华决策的优先考虑在日本政局动荡、权力斗争猛烈的国内政治环境中，与国家利益相比，个人获得与保住政治权力的切身利益往往被优先考虑。比如，菅直人执政后，为保护执政地位的既得利益，便大幅度调整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的对美“对等外交”，尽力讨好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度采取过激手段。野田佳彦首相继承了菅直人内阁的外交路线，并得到日本外务省、防卫省官僚体系的普遍认可，使日本外交重回自民党执政时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基本框架。2010年9月7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前原诚司作为时任国土交通大臣与外务省官员从局部利益推断，决定抓扣中方渔船与船长；随后，时任首相菅直人又从竞选民主党代表的选举利益出发予
22、以批准。在遭到中方严厉反制措施后，菅直人内阁才意识到日中关系全局利益的重要性，最终决定释放中方船长。然而，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亢奋的情况下，营直人内阁的地位反而更加软弱。这一时期，日本就像在台风中失去了船长与舵手的航船。结果，本来就缺乏执政经验的中央政府穷于应对福岛核事故，而防卫省、外务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等涉及对华关系的政府部门则从各自对日本国家利益的推断出发决定政策。因此，人们会看到一些彼此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日本政府在推进与中国的经贸、旅游合作方面态度积极,在放宽中国人入境签证问题上不断推出新措施;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省则无视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宣言精
23、神，把中国作为要紧防范对象。在日本政局动荡、首相频繁更迭的情况下，真正的、根本的国家利益往往会被降到次要地位，甚至被曲解得相当狭隘而偏激，只只是是某些个人错误决策的幌子而已。尽管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倾向于保护国家利益，但有的时候也不得不明哲保身地屈从于强势的领导与周围的政治气氛。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决定与运作的。(二)日本对华政策受到不一致“国家利益观”的直接影响尽管日本有比较强的民族认同与关于国际利益的基本认同，但涉及日本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历史认知问题等“国家利益”的认定，日本的与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一直是各执一词、彼此对立的。对国家利益的推断，直接影响日本决策者的对外政策倾向与选择。目前，围
24、绕一些重大问题，日本国内的国家利益观严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决策者的“国家利益观”就显得十分重要。日本战后以来一直以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其基本推断是，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与日本具有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观。关于中国，野田内阁外相玄叶光一郎认为：“中国的进展是机会。由于有共同利益，因此应该在各类问题上共同努力。这个看法是与中日共同拥有的战略互惠关系的思路一致的(20)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曾指出，我们在讲“国家利益”的时候，务必要有长远的眼光。外交的任务是站在长远角度确定“国家利益”并使之最大化。口本外交的目的是，为日本国民在享受与平与安宁的社会中能够追求各自的幸福而制造与确保外
25、部条件。世界与平与安全得到保障、世界经济顺畅进展就是日本的大目标与“国家利益”。关于中日关系，宫本雄二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把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任务，日中两国也不例外。关于日本来说，“同中国构筑稳固的能够预测的合作关系是口本的国益；为此而在必要的国民层次改善关系是日本的国益；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这一经济空间，进展日本企业，强化产业,描绘日本经济增长战略是日本的国益；同中国积存对话,谋求与各国联手的同时,为亚洲及世界的与平与繁荣建立起合作关系是日本的国益。”但是，宫本大使也认为：“冷静观察中国对外膨胀的动向与军事动静，做好必要的准备也是日本的国益。”（21）有关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典型地
26、反映了日本国内不一致政治势力的“国家利益观”的直接影响，与各自对华政策立场的严重分歧。宫本雄二认为，承认侵略历史并表示道歉之情的“村山谈话”，“对稳固日本与世界特别是同亚洲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2）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担任日本航空幕僚长的田母神俊雄则把村山谈话骂得狗血喷头。日本前国会议长河野洋平认为，日本深刻反省历史，获得亚洲的信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日本右翼势力却把河野洋平攻击为“卖国贼”。（23）日本著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原会长平山郁夫生前曾参与修复南京城墙，而日本右翼文人、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则对此强烈不满，称其“上了历史问题的圈套，从日本国益看是遗憾的”。（24）日本自民党
27、女议员高田早苗提出，“政府最大的作用是保卫国家主权与名誉，保卫国民的生命与财产，进一步追求国益”。为此，“最重要的是首先摆脱谢罪外交”。（25）日本国会议员平沼赳夫、龟井静香等人早在1986年即构成“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认为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事关国家利益，务必认识一致，务必保护”，“以培养下一代国民的精神为最重要”，要使国民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26）（三）日本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缘何易占上风国内社会政治思潮也会与领导人的决策相互“激励”，从而引发对外关系的紧张并招致邻国的抨击，而口本国内的对外逆反心理又会对政府形成压力，并在选举中使对外立场强硬的候选人获得支持。日本反华右翼团体“青岚会
28、”的创始人之一、经常发表反华狂言的石原慎太郎2011年却以近79岁高龄连续第四次当选东京都知事，堪称典型案例。就中日关系而言，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干扰。这种情况在菅直人执政时期也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尽管菅直人首相本人曾经与中国有过长期友好交往，在民主党内属于温与的自由派，但菅直人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与防卫政策方面同中国的矛盾则有所加深。其要紧原因在于，菅直人首相的执政地位十分软弱，只能迁就国内的民族主义与执政党内强硬派的主张，而缺乏在敏感问题上统筹处理对华关系的能力与经验。野田佳彦内阁的对华政策比菅直人内阁走得更远。这要紧表现在围绕中日之间的钓
29、鱼岛争端,野田作为日本首相不仅表示考虑政府购买钓鱼岛，实现所谓“国有化”，甚至宣称若日本海上保安厅难以应对，将出动自卫队。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片面追求本国单方获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三、日本“国家利益观”是如何形成的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有的时候会优先于国家利益。在政治选举频繁的日本，领导人与政治家为赢得更多选票或者保住执政地位，往往会优先考虑国内民意的口味，迎合甚至利用与煽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固有偏见一旦形成某种社会共识或者思维定式，也会深刻地影响决策者的“国家利益观”，即对国际利益的推断。这些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动因素对中口关系的影响未必符合
30、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但这种影响作为客观存在却不容忽视。(一)日本“国家利益观”受到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国家利益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思想的关键词。他对国家利益的定义能够懂得为国家安全，它是保证这一政治单位持续生存的核心，”对此外交务必毫不妥协地、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予以捍卫”。(27)他同时认为，“国际政治像其他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是“支配他人的意志与行动的操纵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依靠“对利益的期待与对缺失的恐惧”。(28)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29)指出，“生存是最高国家利益，对此挑战将导致战争”。他把国家利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切身利益
31、”，“包含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确保本国的战略优势，避免这种优势为潜在敌人所利用；保证对国家实力与福利性命攸关的资源供应；免除国家遭受恐吓之虞，防止其他国家颠覆与干涉本国内政。”他指出：“国家会牺牲次要利益，甘冒战争的重大缺失，以求保护切身利益,但前提是这一行动不可能对本国的最高生存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二是“战略利益”，包含“对手与盟国的强弱兴衰；国际结盟及其影响方式的变换；新资源与新技术的发现；国际国家体系及其下属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演变；经济进展与贸易新形式的出现；新主义及新意识形态的萌生；对本国公民地位、待遇与他们在国外资产的挑战。”三是“战术利益”，“包含违反国际或者双边认可的贸易、金融、旅
32、行与个别企业或者公民在国外其他活动方面的准则；外国对本国法律、机构与国境的尊重；船只、航空器在国际领域中的操作；外交官、军官与国家资产的地位；政府间与人民间的交往；对国家主权或者尊严应有的尊重。”（30）目前，日本的政治家、外交与防卫官僚、国际政治学者与主流媒体的思想，受美国现实主义影响较大。日本已故国际政治学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便自称之“与平的现实主义者”。他生前不仅是日本外务省政策高级智囊，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有关政策精英，在当今日本安全与外交界仍有较大影响。比如，前外相、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前原诚司即是高坂正尧的弟子。在通常人眼里，前原诚司是亲美政客，实际上他考虑问题的基本点是他所认定的日
33、本国家利益。他曾表示：“戈尔巴乔夫担任前苏联总书记时也说过，外交没有敌友，只有国家利益。我从这句话中发现了国家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的基本点。”（31）他还说：“日本与中国都追求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去开展外交这一冷静的看法。我想我并非鹰派，我是崇尚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32）然而，何为国家利益，在日本看法不一。假如按日本右翼势力懂得的日本国家利益制定对华政策，即日本的国益推断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必定会受到冲击与干扰。因此，研究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问题。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睡佳便意识到国际关系论中大体上有两种主张：一是被称之自由主义的主张，认
34、为“只要强化国际法，完善国际组织，进展经济上的相互依靠关系，自然就会带来世界与平”；另一个是被称之现实主义的主张，认为“在拥有强制执行能力的世界政府与世界警察已不复存在的今天，要依靠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来保护世界与平的办法已经是不现实的了，务必保护均衡不被打破的国际关系”。五味陛佳主张，在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时，务必基于国家利益坚持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尽管美国人口头大谈自由主义，而美国负责制定国家安保战略的政策集团却总是基于实力的现状来制定政策。（33）在日本语中也有“卖国”一词，估计是来自中文，由于作为动宾结构的词组其动词在前，与日语语法不一致。所谓“卖国”，顾名思义就是出卖本国的国家利益。在日本
35、，涉及中日关系时“卖国”、“卖国行为”、“卖国奴”等，往往是右翼势力扣在对华友好人士头上的一顶帽子。甚至连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也难逃厄运。尽管他从保护日本国家利益出发，于2012年6月同意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假如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实施，“将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但却受到来自外务省的警告，被迫道歉。在野的自民党参议员还攻击丹羽大使“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要求罢免。（34）其结果等于日本政府间接支持石原慎太郎损害中日关系的做法，在口本国会大有正不压邪、反被邪欺之势。（二）日本“国家利益观”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日本政治思潮往往是在围绕国家利益的不一致主张中形成主流思想倾向，并对日本政
36、府决策及公众认知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思潮的形成在日本国内要紧受到六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一是统治阶层，要紧由执政党、政治家及政府高官构成；二是在野反对势力，要紧由在野党及其地方后援团体等支持者构成；三是经济界，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及日本企业界利益团体构成；四是精英阶层，要紧由公务员、学界及城市白领构成；五是媒体舆论，要紧由日本各大报纸、通讯社、电视台、网络等构成；六是公众阶层,要紧由通常工人、农民、家庭主妇、青少年、“网民”及退休老人等构成。如图-1所示，在上述六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日本左、中、右等各类主张的信息传递与相互影响，而日本同中国、美国的关系等国际因素
37、则与日本国内上述力量形成的政治思潮彼此作用、相互激荡。其中，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媒体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最大。中国对日公共外交就特别需要注意这几个方面。在某个特定时期，某种政治观点一旦被日本媒体炒热，很快就会在公众阶层形成某种倾向性看法，而日本与国外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日本公众阶层则未必能得到共鸣，能否落实就更得另当别论。这是由于日本社会不一致的利益集团会从不一致角度作梗，造成日本政治在落实中央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短路”或者“走样”。回图-1日本政治思潮与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机制在日本，精英阶层直接为统治阶层设计政策并成为“意见领袖”；统治阶层与经济界则会通过政府消息的提供、广告费赞助、“意见领
38、袖”采访等各类形式,从政治倾向或者经济利益的角度对媒体的导向产生影响。媒体被视为“无冕之王”，游走于朝野之间，通过社会精英公布各类信息与评论，并对公众阶层产生着日常最直接的影响。而公众阶层形成的主流思想倾向与政治气候，又会通过媒体所做的各类民意调查、选举投票倾向等方式作用于统治阶层、在野势力及经济界，甚至反作用于媒体。媒体为争夺读者,扩大销路，也会有意识地迎合读者的社会心理与政治口味,有的时候还要对国家决策与公众舆论发挥作用。比如，读卖新闻在推动日本修改战后宪法方面最为卖力。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该报又宣称中国“对日强硬姿态的背后有海洋霸权战略”，强调“日本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与
39、美国共同构筑从九州到冲绳、与那国岛的西南诸岛防卫屏隙”。（35）该报“中国采访团”在匿名“现场纪实报告”中写道：日本“政府2010年12月内阁决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大纲明确写入防卫重点地区（战略正面）还是第一次，堪称事实上明确了所谓假想敌。根据新大纲，政府在今后5年（2011年度至2015年度）的防卫预算总额为23.9万亿日元,但比2005年度至2009年度减少了8500亿日元。只讲与中国友爱的首相尽管换人了，但政府真正懂得大纲内容的分量吗？”（36）这显然是为日本政府增加针对中国的军费开支制造舆论。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被提到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
40、角度看，日本政治思潮形成机制中的不一致角色也有其不一致的倾向，从而导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变为“经济互惠、军事互斗关系”，再度出现“政冷经热”的扭曲。从工作属性、知识结构或者研究领域角度看，大凡与安全保障及军事有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倾向于强调追求本国权益与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与经济贸易有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倾向于强调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政策；与文化及国际合作有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则倾向于赞同加强国际交往与人文交流，继而通过形成共有知识化解彼此矛盾的建构主义政策。比如，日本外务省官员小原雅博主张，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现实的理想主义或者理想的现实主义能够成为第三种选择。前
41、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则提出对华采取经济与安全两手政策，即在推进对华经济关系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他认为在军事安全领域，单靠经济理论行不通，而应根据军事理论，在保持对话的同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37）这或者许道出了目前口本对华政策的实质。然而，这种“军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经济上利用加军事上防范的两手政策。问题在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岸信介内阁推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曾遭到中方坚决反对。宫本大使提出“军经分离”的扭曲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最终将影响经济关系。造成这种矛盾的关键是，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非战略伙伴，而是战略对手。尽管军事与经济的理论不一致，但日本对美、欧、澳、东盟都不存在“军经分离”的两手政策，而是在军事与经济两方面双双加强的政策。只要日本把中国视为安全合作伙伴，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图-221世纪以来日本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与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