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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分析周文义杨锦晔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的拉动作用，但是城镇化率的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并不清晰，人力资本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所以在中国的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和改革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改革红利促进经济的增长。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经济分析一、引言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农业劳动人
2、口涌入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以寻求工作，这几乎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得中国的工资成本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也使得中国制造能够享誉全球。但是在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2012年劳动力年龄人口（15岁-59岁）93727万首次出现下降，相比于上年，劳动力年龄人口下降了345万。此后三年，无论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从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上来看，都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但是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和所占的比重却不断上升。2000年，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
3、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1%,其中65岁人口超过1.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5%,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其所占比例都处于世界的高位。另外从城乡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增加到2015年的56.10%,数亿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人力资本结构来看，由于受1998年以来高校扩招的影响，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和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从1978年的不到17万增加到2016年的756万，人力资本结构处于不断改善的趋势。人口结构的这种深刻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下降导致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由此使得对中国制
4、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不良的影响，很多国际知名企业纷纷撤离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我国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进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城镇化进行的不断推进，使更多劳力参与到工业和服务业中，极大提高劳动力的参与率，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将提高我国劳动力整体的素质，有利于提高经济社会的管理和创新水平，这可能抵消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每一个经历经济发展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从高出生、低死亡率到低出生低死亡率的转变，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不可能长期存在。但是中国的特征是从标志着劳动力供给无限结束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到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这一过程只有十年的缓冲时间。而
5、日本是将近三十年，像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大体和日本类似。如何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通过技术创新，社会制度的改进来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维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二、变量的选择和数据的说明（一）变的说明从影响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包括3个部分：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这一比重越高，意味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相同的人口基数下，劳动动力的供给越充足。并且由于老年人和青少年的比重较小，所以人口抚养比较低。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我们通常说的“人口红利”o人口的年龄结构的
6、变化通常并不直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是通过储蓄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等变量间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按照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理论，一个社会中处于工作状态的人越多，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会越高。相反一个社会的老年人占得比重越高，所以消费率越高，储蓄率越低。当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与资本想联系，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速度会大大的减缓。但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并没有考虑到社会保障和人的寿命缓慢提高的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不健全的社会，普通的民众不得不面对住房、后代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市场化风险，即使是老年人也不敢过多的花费他们的储蓄。所以尽管从21世纪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居民的储蓄率
7、一直居高不下，消费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这是无法用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来解释的。人力资本结构通常用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和人口数量不同,它更多的是反映人口质的内容。正如库兹涅茨所说：现代的生产方式是与奴隶和文盲没什么关系的。技术的创新、传播和应用都离不开一群高素质的人才，教育的作用在于能够节约重复学习时间和精力，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干中学”虽然是人们在面对新环境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所有的知识都需要通过自身的实践经验来获得，显然是一个漫长并且繁琐的过程，并且这种知识并不具有传递性。人力资本结构更多的是影响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显然这是各个国家除了简单的增加资本与劳动的
8、投入之外，所追求的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渠道。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中比较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时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打下较好的教育基础，对中国之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城乡人口结构一般用城镇化率来衡量。由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较低，所以聚集大量人口的农村中，很多的人处于隐蔽性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所以如果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会提高劳动的参与率，并提高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碍，每年仍有数千万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当一个社会的一部分制度进行改革之后，剩下的制度就会显得难以
9、忍受。尽管有所松动，但是户籍制度仍然是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一道鸿沟。因为无法获得城市户籍，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不能获得相同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后代无法享受当地居民的教育资源，所以这种流动往往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呈现出一种“青出老回”的畸形状态。在面对中国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的环境下，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加速城镇化的过程，来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通过人口的迁移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维持中国经济较长时期内的高速增长。（二）指标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关于人口年龄结构，选择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LZ）来表示。尽管这一指标的选择存在缺陷，因为中国跟大多数国家一样，退休年龄都
10、为60岁但是又有在中国统计局年鉴中我们无法找到所需的数据，所以不得不将它作为一个替代。人力资本结构选择用在校的大学生及研究生占总人口的比重（DZ）来表示。而城乡人口结构选择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CL）。其中人口结构的数据和城乡人口结构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2015年的统计公报，而人力资本结构的数据来源于从1990到2015年的统计公报。经济的增长用人均GDP（AGDP）的变化来来衡量，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数据的频度均为年度数据。三、理论模型建立及对结果的分析（一）模型的建立在建立方程之前我们先了解他们之间的大概趋势，根据经验和我们搜集到的数据我们
11、可以大致推测：人均GDP和城镇化率随时间的变化呈不断上涨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却有一定的波动。因为我们需要衡量的是人均GDP的增长率，所以对人均GDP取对数，得到第一个模型：其中AGDP代表人均GDP,LZ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CL表示城镇化率，DZ表示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比重，t代表所处的时期，并且以1990年作为基期。由于人均GDP呈明显的随时间增长的趋势，所以我们在（1）式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变量t,得到新的模型：但是考虑到CLt并不总是与人均GDP增长呈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城镇化率越高，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越快，这和城市化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增长缓慢的事实
12、相背离的，所以我们加入其二次项，写成新的模型。另外经济增长率并非无源之水，它显然受到前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所以我们在（3）基础上在模型中加入加入人均GDP的滞后一期，得到新方程。（二）估计各方程的参数，并对方程的估计效果进行评价。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对分别对四个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并对参数估计值和模型进行检验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方程（1）拟合效果较好，F统计量也比较大，但是由于DZt参数的符号为负，表示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人均GDP下降0.6431%,说明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关系，显然是违背我们的经验和基本经济理
13、论的。而且DW值远小于2,所以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所以有必要对模型进行改进。在方程（2）中我们引入时趋势t,尽管DZt系数的符号变为正的，且R2和F统计量，以及DW值都明显增大，但是LZt和CLt前面的系数符号都变为负的，表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城金真化率提高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和我们实践以及经典的经济理论相违背，所以模型还需要进行改进。所以我们在方程（3）城镇化率的平方项（CL2t）。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提高，R2和F值以及DW都显著增大，而且参数的符号更符合经济含义。LZt的系数符号变为0.0413,表明劳动占比每提高1%,会导致人均GDP提高0.0413他百分点。但是D
14、Zt的系数并不显著，而且DW的值仍远小于2,可能存在序列自相关。在方程（4）中我们我们加入了取对数之后的人均GDP的滞后一期，则拟合效果更好，F统计量增大，所有变量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而且DW值增加到1.801接近2,所以序列相关性大大减弱，但是CLt的一次项系数为-0.1437,二次系数为0.0004,表明城镇化率在小于174%之前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即城金真化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城镇化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清晰，甚至成一种负的影响。这可以解释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下降，导致经济增
15、长也处于不断下滑的状态。同时城镇化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突出，可以有力地反驳那些希望通过加速城镇化过程，来维持中国低劳动成本优势，从而实现20年中国8%以上速度增长的奇迹的观点。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这十几年的高校扩招政策是有效果的。旧的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中国将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通过改革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改变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从而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能通过改革红利弥补这一缺口，以改革推动经济增长。（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参考文献：1马尔萨斯.人口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
16、08.2BLANCHARDOJ.Debt,Deficits,andFiniteHorizons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5,93:223247.3BECKERG,KEVIN,MTAMURAT5HumanCapital5Fertility,andEconomicGrowthJ.JournalofPoIiticaIEconomy51990,98:1237.舒尔茨保罗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经济学皿经济学，2005,(4):991-1018.王德文，蔡肪，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一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111.毛毅，冯根福人口结糕专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l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2(4):25-33.7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后果J财经问题研究，2015(9):3-14.陆场，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J世界经济，2016(1):3-23.-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