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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尉缭子文献学研究一以子藏兵家部斗豳为中心的考察尉缭子首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其后历代均有著录且多有引用，但并未引起历代统治者和学者们的过多重视，与其书之价值完全不相匹配。北宋以前，是书无有校注，史不见载有诸家研究之专著，且引文也多以单句的形式作为一些类书、兵书的注释。其于宋神宗时期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也是由于在北宋元丰年间该书与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和李卫公问对一起收入武经七书之中，号为武经，分赐将校并成为武学教材。此后，尉缭子一书传播日广也得益于武经七书整体重要性的持续不断提高。因为自武经七书成书后至明清，虽然该书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显现，但历代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均是作为武经七书整体研究的一
2、部分，未有人是专门致力于此一书的。尉缭子成书后第一个为其作注的是张载。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事，甚至欲结客复取故唐洪西之地。时年二十一岁，以书见谒范仲淹，范一见而知载远器，范文正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于是我尽弃“异学”，淳如也。1可见北宋时在面临边患迭起的冏况下依然喜儒斥兵，视儒学之外尽为异端，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尉缭子五卷条目下注有“张横渠注尉缭子一卷，但也是指出“其辞甚简。2武经七书成书颁行时，尉缭子亦以无注白文行之，因为当时该书所行注本均“无足采者”，其后仅行本书只有原文流传，“元丰六年丙辰，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文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家所注孙子互
3、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3明初洪武问，刘寅因孙子以下六书无注，市肆板行者阙误又多，虽尝口授于人，而竟不能晓达其理。于是取其书，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故首为该书注疏者为刘寅尉缭子直解4其后明清注家纷然蜂起，研究成果日进一竿，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该书校注方面，注疏占据绝大部分，而该书原文南宋时各本已有互异，但仅有清人孙怡让尉缭子札逐斛证原文字词讹误，首发文献校勘之端。相较其他“六书”，尉缭子之所以不受历代学者重视，是由于后世争论在成书不久已端倪可
4、察。对于影响该书研究的争论有两点：其一是对该书真伪的质疑。宋人为始作俑者，陈振孙始有质疑，“今书二十三篇，未知果当时本书否5,至清季疑古风气转激，加以清人推波助澜，使之从存疑到被定为“伪书”，姚际恒放言其伪昭然，指责该书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走耶?”6同时又有一些学者与之针锋相对，高度评价尉缭及其书。明人陈仁锡在尉缭子奇赏中高度赞扬尉缭深得战胜攻取之法，认为其兵法非纸上之言，高度评价其“自成一家二清人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堪称武经七书注解类的集大成之作，而他对尉子的评价也广为今人学者所引用，“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
5、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琳缭”7o其二之争议则为该书末章“杀士卒一句，历代学者多以其立论惨刻，而欲贬斥缭言、毁弃其书。在以儒家思想为普世价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以及在孔孟仁义思想熏陶下的特定历史条件，任何残忍暴虐的思想都不会被主流社会所接纳，轻者被斥为异端，重者辄遭毁弃。如战国策之流，因其中游说权谋之徒，见货于俗”，后世儒生以为其书邪说害正，是故必灭其籍”方可稍释心头之恨，至曾子提出新的思路，“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8；鲍氏亦曾有曰，如战国策之术有苏、张纵横之说，故学者讳之置不论8。或尉缭子书由“杀”而不为学者所喜，是以见废；或又如明人阮汉闻
6、言“古今讥之为略疏，数语置之箧中二十余年，缭书遂封尘饱蛀”9。尉子之书因此种种原因被时人所弃，也是大有可能的。乾隆年间，是书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并且在乾隆皇帝大规模的兵书毁弃运动中也能得以保存流传，可见其流传已广并有其过人之处。缭书虽时遭讥贬，但书中本旨所论则皆合于正，明清时人已然多有所论，至四库书成，官方已有定论，“其书大旨主于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有合于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四库馆臣更是高度评价尉缭“自孙武、吴起而下未有能通之者也。10宋元
7、丰以降，至明初时方始有致力于尉缭子者，自刘寅初开隼路取其书宋本以下悉心校注，缭书校注之研究成果方渐见丰硕，故下文分以缭书之校注史以及历代诸书称引两类分别列述之。-尉缭子校注史缭书自七书后方广为流传，为时人所重。北宋后历代尉缭子均以此为底本，今本也是如此。但孙子以下尉缭子并六韬三略吴子唐李问对司马法六书无有注解，仅以原文通行于世，流传至明初时已经市肆板行者阙误又多，虽尝口授于人，而竞竞不能晓达其理”9o是以自明代开始诸注家开始对缭书愈加重视，故多有注疏，甚至对各篇章名之意都加以详注，现取今存诸家著述参看略论其流变。无论刘寅是因为缭书“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还是旧注数家矛盾不一，学者难于统会
8、，其首注缭书，发是书文献学研究之端，隼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现已知最早本为明洪武乐安孙氏刊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现存最古为明成化二十二年(I486)保底赵英刊本，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和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有藏。1口在今看来刘氏所注较为粗陋简略，其注大多仅将原文译作当时所通行之白话文，少有征引以为注释，译意多于注功，可视作缭书古译文。此外在卷首还考述了尉缭其人及其书，尉缭其人其书之相关争论问题研究亦开之于刘氏，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其所论较为全面，指出了今本篇数以及尉缭时代的问题，并对前人质疑的不见于史载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又该书为完本全篇，是宋以降第一部存世的全本尉缭子，尤有校勘缭书原文之价值
9、，但注疏价值远低于其校注尉缭子的开创之功。明末孙履恒有哀谷子商陵尉缭子，其体例大体同刘本。是书有疏无注，但硫为最详。孙氏于原文自择若干章句后附以其疏，每以“孙履恒曰为开篇。孙氏疏所称引较之他注，除论述深切及参校他书之外，孙氏多援唐宋故事4祖制国朝典章与“九边军制”等引入缭书注疏之中，并将比较其异同。如解释“内卒出戍”时，孙氏曰：“国初亦行之。而后停止者，缘沿途驿骚，在镇骄悍。有警不用命，失亡恐稽查，外内称不便故也。9所以孙氏用现实的军事关系来注疏缭书，注解之章句不仅浅显易懂，更于书中保存了更多明末的军事史料。归、文二人集前人众说，每多援据，开缭书群注之先河。是书非为全本完篇，收录于诸子汇函中，
10、只有原书其中五篇。但所校勘版刻成书，分有夹注、旁注及眉批。正文中和章名下有双行小字夹注作为解释，盖为文震孟所参订；章末旁注引有宗方城、王遵严、何仲默、王风洲和舒国裳日作为篇中大意的总结与品评，眉批引用林见素、黄廷臣、钱鹤滩、陈明卿、罗景纶、王羡陂、胡执礼、童士星、王子充、黄肯玄、袁了凡、庄定山、宗方城、杨遂蕾、焦弱侯、姚东泉、闵午塘、田豫阳等语，归有光辑众说作为眉批及章末旁注以评注正文。值得注意的是，明本应还有王凤洲及袁了凡评注本，盖传至民国时已非全本，张谓撰有评注尉缭子精华，今存民国九年(1920)上海子学社石印评注的子精华本。其非全本完篇，张氏辄摘取其中重要章句集次于书，注疏均引袁了凡与王
11、凤洲所注，与归本所称引袁、王二者日不同。归、文引书颇多，虽旁搜书籍亦难免于因音随文生义等漏误，如在对其人其书考察时，他认为缭书著者及时代为魏人司马错也。其后陈仁锡尉缭子奇赏亦从此说。鬼谷高弟，隐夷，魏惠王将：考察其书篇数则更显粗略，“陈兵法二十四篇，忽略了汉志中两家尉缭的篇数均与今本不符这个问题：并且在对待末章“杀士卒”等语的态度“惨刻太甚，岂尚严过者欤”。此三说后来为多家援引，盛行于明清和民国时期，对后世缭书的校注影响尤为重大。陈元素标题评释尉缭子体例全同归有光本，注释较为详细，贵在全出己见所论得宜，眉批词句为陈氏自取原文总结之精炼。七书参同由李贽推释，藏应骐校阅，蔡国辉参订，亦循群注体例，
12、故所论属诸本较为深刻。其书为全本完篇，注疏体例与刘寅本同。原文若干句后附以己见，多引古史、故事以释今说，所注全为己论不引他说，全书充分体现了李贽的个人思想，是研窕其人及其思想的重要史料和有力佐证。后世多认为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12认为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建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此说似成定论，但从卷首所见李贽论尉缭其人其书则可知世传失真，他指出“尉缭崇修人事，率民务农为本，足以羽翼王政，充分体现了李贽的原儒情节13；但另一方面，李贽在书中对尉缭严刑峻法多深以为然，虽世议其兵令严刻
13、，不出于刑名之家，但他执书覆案，认为尉子“然究其用，诚救时良策也”。由是可见，未必不是李贽有感于时势崩坏，为御其道无所不用旁术。后世将归有光本与李贽本对尉缭之论述综合，成为诸注家通行之说。赵光裕新刻注释标题尉缭子正义是缭书武闱注本的开山之作，为全本完篇，有校勘原文之价值。现存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本。该书为赵光裕注释，庠生赵三锡与武生方镇仝校，正文以双行小字夹注，武学讲兵不求甚解，甚至武闱有时只要求能默写原文即可，故注释较为浅略，并列每页重要词句于眉批但无疏论。沈应明本与赵光裕本体例相同，注解虽较为简略但所注均出己见，多为前者未注者，可与他作互补参看，且有校勘原文之价值。书
14、末有君燮评语，第一次明确指出缭书通卷论形势而已，表明了撰者对缭书兵家杂家归属问题的态度。他对于尉缭于诛逃尤严，至末篇谓善用兵者杀十之半，次杀十三，下杀十一，由此指出缭书“是何可训也他又缭书语多谿刻而认定尉缭之学宗卫鞅无疑，然可称训卒练兵料敌制胜，盛赞尉子即孙吴当不远过工清统治者重武轻文，因以在武举与武会试中多重武力而轻笔试，在内场试土中又不作甚高耍求，仅要求能默写即可。以武考默写武经一事来看，清实录皇朝经世文统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和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多有记载。如道光十三年(1833)已未，宣宗谕内阁：向来武会试内场取中试卷，先于双好字号内选取，如不足额，再于单好字号内选取。移送内帘，以凭去取，此定例
15、也。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其弓力强弱，尤足定其优劣。至马步箭本有一日之长短，第能合式，自可命中。即如朕御紫光阁试中式武举马步箭。其能全中者，再阅时未必仍能叠中。至默写武经，又其余事，断不能凭此为去取14O故清代注本特色一为绝大多数均为“武试本”。二则是注本以无宗、浅薄和烦琐著称。清初彭继耀与蒋先庚集注之武经大全纂序集注本在赵光裕本的基础上，兼有刘寅本与陈玖学本之特点，发展出一种新的缭书注释体例，在此权先将之命名为武试本。武试本均将眉批变为上栏，原文并注为下栏，为照顾武生文功之不足，蒋彭本下栏正文旁常注有字音，下栏字音之外所论可看作刘寅本的更浅略之作。上栏体例似陈玖学本，摘取原文章句易出考题处为
16、题，后附以该提之“要提”。要提务求全面，对于有所争论指出，并列诸说于其中，以待学者自得，如卒章杀士卒段善用兵者威加海内”一题。汪式玉本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上栏更为详细明确，明晰所列题”之题眼与题旨，所论注更为明了，余者与彭蒋本类似。尉缭子全解本为丁洪章辑注，邓帝校定，是清代缭书武试本中水平最高、注疏最为精善之本。此书丁氏援称诸家之注说而辑其大小标题可信者，可谓此一书在手，而众说皆具备，无须再旁搜诸武试本而免于遗漏。上栏有“赐书堂武经大小标题详解论法，针对武生内场策试而用朱熊古之说教武生作策论之法，颇可一阅。标题之后分题解和论法，题解以解题释义，论法教如何答题，似今之辅导用书，如刑以伐之德以守之标
17、题后论法，“刑字德字要认得真，伐字守字要分得明。于出题后先就刑德二字翻驳一段，以取势肽。后说明尉子，由此可见考试针对性极强。下栏章名后有全旨，总论各篇中心思想：正文若干章句后有节旨，总论此若干章句；有注，为字词之解释；疏者，丁氏对正文之注解；有参订，邓培多方称引参酌评定及以己见参校订证正文。此外，丁氏也为武试本中对尉缭其人其书论述较为详细者，他认为缭书传本为汉志杂家书逸五篇之余，认可战国时人说，其后所论则全仿明人说为是，及言“因惠王聘，陈兵法二十四篇”则与前论相悖，其止辑他说未经详考明矣。谢重纶尉缭子全题讲义通考本亦为清初武试本之一，所论所注多不能右前超后，注释价值有限。陈玖学评注尉缭子兵略也
18、为明代著明注本，其友人严廷1$仝校，陈廷杰、陈廷侃、陈廷傅和陈廷价订证，体例格式与归有光本同。民国时期版刻缭书多有以此书为定本翻印，并多次再版，民国五年（1916）武学书局本（1932年再版），如民国六年（1917）鸿文南石印本，武学印书馆评注七子兵略注解，民国十五年（1926）扫叶山房书局七子兵略陈益标点本（1929年再版）等。陈氏注本注疏于诸本中尤详，但无章末论。眉批循前例总结原文篇旨，但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对于一些难以理解或重点总结的眉批词句后又有疏论，此注法为清人继承所发扬，成为有清一代缭书武闱注本之范例。不足之处则在于对尉子其人其书的考察上全仿他说，无有己论。黄献臣以一人之力也撰有较为
19、精善之注本尉缭子开宗，是缭书注本中体例最规范、注疏最详细的本子。其注多不循前人旧说，也少有征引，为一家之言。正文注解以双行小字夹注，颇为详细，所注多为他家忽略不及之处；每篇后，于章末附以疏论，对正文注以及重要章句进行深入阐述。在对于尉缭其人其书的考证方面，黄氏亦不免于流俗，仅是将归、李二人之说综而述之未有新论。但黄氏极尽推崇尉子之说，并站在传统儒生一贯诋秦毁嬴的立场上，对尉缭之不见用以及梁惠王不能用尉缭之言以致折入于秦，甚至“掩卷而三叹同时他对于历代毁谤尉子杀士卒之事也进行了驳斥，指出吾谓尉子之言杀，乃深于不杀者乎。有善会其意者，斯可与之读尉子之书:遗憾的是，今存之明代芙蓉馆刊武经开宗尉缭子开
20、宗原书原官第十章佚缺。阮汉闻尉缭子标释现存明天启三年（1623）刊本，是注本中较为精善之本，又汇集了当时各家为其书所作序跋，颇便于今人了解尉缭子流传和当时学术对于缭书之观点态度。但因时代条件所囿，兼以一人之力撰著，注糅不免有粗略之处。故阮本虽可谓精善，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攻权“远堡未入，津梁未发”下阮氏注“远堡成客，恐梁惠王时无此字眼”。但考之战国策，其中张仪为秦连横章中有张仪说魏王语，仪言“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15,其“戍”下注“他国境或有山川关塞，惟梁无之，皆以卒戍守。由此可见魏弃河西与东迁大梁战略之误。国力强盛时或可无事，一旦一方不协则连带全局满盘皆崩”。亭者，十里一亭；障
21、者，隔也，筑城垒为之。补日：障，关塞边候，开封有右夷门关。13而战国策中也多有军队长时间戍两国之边界事，可见梁惠王时成客远堡当实有之，由此可见阮氏之失考。但阮氏之功不在于注疏，因其为河南尉氏县人，为古战国大梁地，明时县城尚存尉缭子点将台与尉缭子宅，相较其他学者阮氏有地利之便。因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年事有大梁人尉缭入秦之记载，阮氏首次将此引入缭书及其人的研究中，认为缭书当为秦国尉缭所著。其本意为结束尉缭时代年世之争论，但此开创之举实际上却使得争论更加激烈，至今学界的主要争论观点仍是梁惠王时人说与秦始皇时人说并存。其后焦扬、翁正春和朱之蕃等亦仿归氏注释体例，辑众说作尉缭子品汇释评本，引有钱福、虞集、舒
22、芬、楼昉、冯叔吉、袁宗道、王维祯、王慎中、罗大经、林希元、杨道实、傅受器、黄凤翔、邹守益、闵如霖、陈后山、袁了凡等语，众说多称引古实今，所论较为深刻。而陆可教和李廷机新镌尉缭子玄言评苑本所辑说之各家亦不出品汇释评本，但所集众说于前本多有补益。万历间焦蚊与陈懿典令撰尉缭子折中汇锦，所注甚为浅简，但于尉子其人评价极高值得重视，“度此书非伪，关机阖开不再孙武之下”，陈仁锡子品金函本亦从此说。陈深尉缭子品节本则全仿焦盛说为是。李槃用尉缭子全书本体例似刘寅本，为李槃用汇编，其门生彭好古甫校，李名世、李普世及李匡世订证。书末称引王圻日再论其人其书，所论即上文所言归、李之合说。于每章末附以小字旁注，所注皆出
23、己论不引他说，注解较刘寅本更为深刻，是缭书注本中较为精善的本子，且为全本有校勘原文之价值。缭书自先秦传承至今，实在弥足珍贵。然其病于不为士人所重，废置既久而疏略于校勘，北宋时是书虽由官方定本颁行，但其时文字可能已然有所缺漏、讹误，至晚在南宋时已确有其事。其脱漏者如太平御览引尉缭子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16而南宋刻本（即续古逸丛书本）卒章此句十三者及十一者前皆脱其字：又如讹误者，宋本兵谈章作“民不发物，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一句，刘寅以下如明国子监刊本、清崇文书局本、清芬堂从书本、日本施氏讲义本、沈津本、赵光裕本、李槃用本、阮汉闻本、沈应明本、陈元素本、陈
24、玖学本、黄献臣本、孙履恒本及清人彭继耀、蒋先庚本、汪式玉本、丁洪章本、谢重纶本皆作“民不发朝，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凡此种种异同不一而足。明初刘寅初开隼路校注该书，亦多重注译而忽略原文校勘，至今现状犹无所改变，更亟须加强此类研究。缭书传承至今，存在着种种讹错。故校勘和整理，应当看作尉缭子一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迄今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亟须给予重视。缭书之校勘，应当分为两部分。为今传本即北宋武经本之校勘，另一种则是对唐代及更早古本尉缭之校勘。缭书之明清诸刊本，皆源于北宋元丰年间官刻武经七书，其后流传至明清时已有脱衍讹误。清中后期又从日本传入唐书群书治要，其中四篇尉缭子治要与传本文字已大有不
25、同，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东临沂出土的竹书尉缭文字又大异于唐本与宋本。古籍中如若有一个错字，就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实际上一部古籍中只有一个错字的情况是极为稀少的。而两字以上的错讹，甚至出现整句、整段脱漏的也颇为常见。礼记乃十三经之一，清代学者以宋黄唐刻70卷本校汲古阁本得讹字4704个，脱字1145个，衍文971个。通津草堂和程荣所刻的论衡，都是明代的善本，但以元刻本校之，发现竟脱漏400字。有些书甚至整页脱漏。这样多的错误连正常阅读都难以实现，又怎能据此进行学术研究呢？由此看来，古籍的校勘是十分必要的。17缭书自汉明帝传至宋神宗时已近千年，元丰至今亦近千年，儡家传承有序之经典商榷脱衍如
26、此，更何况向不为世人所重之尉缭子，兼校今存缭书三种本子，已可知其文字讹错之其。百余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银雀山简本兵书出土以来，版本与史料的极大丰富本应促进缭书的相关校勘研究，但事实上却并不尽如人意。笔者曾撰有缭书综述，18考学者用力研究之处多集中于古今争论和军事思想等方面，而校勘者其。且军事思想研究除吴如嵩曾涉及根本”的兵形势思想之外，其他多有附会牵强者，如“军事伦理思想研究”等。我不禁想问，连一部兵书的文字都没有搞清楚弄明白，怎么真正地去研究和考察其人的军事思想？所以我认为，以缭书而言，校勘当为研究之本，本不固则枝枯不茂，是无法触及尉缭真正的军事思想的。今存缭书之明清善本，多有全本完篇者，
27、大有校勘北宋本原文之价值。将之互校，大致能得到一个尽可能将错误降到最小的且最接近元丰本的本子。考今存世明清全本完篇之缭书，有续古逸丛书本（宋）、明国子监刊武经七书本、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黄梅氏自爱轩刊清芬堂丛书本、清抄本武经七书、日本文久三年（1863）刊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刊武经直解本、明李贽七书参同本、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萃庆堂余泗泉刊新刻注释标题武经七书正义本、明万历十八年（1590）汪一鸾刊武德全书本、明天启三年（1623）刊尉缭子标释本、明天启六年（1626）刊诸子奇赏本、明崇祯间刊注解武经本、明龚绍山刊标题评释武经七书本、马
28、官林鸿文指石印评注七子兵略本、明芙蓉馆刊武经开宗本（阙原书第十章原官）、明崇祯二年（1629）刊裒谷子商隐武经七书本、清抄本武经大全纂序集注本、清康熙十年（1671）刊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本、清康熙间刊武经七书全解本和清康熙间德庆堂刊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清人孙怡让校尉缭子札选是对尉缭子的斛证，为缭书校勘之肇始。孙氏受清代学者影响，其推本诸子、研讨历代诂训之间，于所分列条目之下每多援据，复于其书原文颇有所勘证匡正，并以时代相近之墨子礼记和史记等书为据，运用文献互见等文献学研究方法加以考证。然其说案只有五条分属该书四章，分别为兵谈“大不窕小不恢”和“兵如总木弩如羊角”、制谈“拗矢折矛抱戟”、守权“凡守
29、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治本“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缘饰工虽不能俱校全书，但其人研究思路与治学方法也为后世学者深入全面研究缭书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鉴于缭书校勘的重要性，尤其是银雀山简本兵书出土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于此。简本出土后，华陆综首先对缭书进行了注译，开现代直译尉缭子之先河。其书成于简本释文发表的次年（1977）,及时运用了出土文献与史料并转化为学术成果。华氏校注据南宋本为底本，以崇文书局本为校本，对传本中错字、漏字作了补改，也参照了竹简本作订正及说明。此外，每篇还都划分了段落，添加了标点，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简明注释。译文则尽量采取直译，个别则为意译。鉴于当时古籍求阅不便，华陆综搜求
30、不尽，仅对比了八种明清传本，因校本较少所以说服力较差。郑良树与尉缭子注释首先对缭书原文用“互见法”进行校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余曩昔整理孙子兵法之际，亦颇涉及尉缭子，他有感于缭书以其屡遭批评非议，是以整理者绝少，开卷即不知何所云，至于鱼鲁豕亥，随处可见，遭遇竟一至于此19,恰逢简本残篇出土，乃因此欲使缭书“重见天日，故因取武经七书本，参以古注、类书所征引者，于1978年撰成尉缭子斛证，收录在竹简帛书论文集中。遗憾的是，虽然郑氏之校勘体例、方式方法和成果都极为可取，但今本二十四篇仅校成其半数，其中或有篇中仅得数条而已，其亦自言盖因滤液日久，脱略太甚，整理匪易也，颇为可惜。尉缭子注释则据崇文书局
31、本为底本，兼以影宋本续古逸丛书本和简本等对校，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注释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钟兆华以续古逸丛书本为底本，以1977年文物第2期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和治要本为主校本，兼以二十余种明清善本为参校本，仿郑氏体例对章句文字的异同和出入进行了校勘，并酌情进行了注解。钟兆华此书虽是校注之作，注亦明白有据，但校之价值当高于注。但值得注意的是，郑、钟之校勘，忽略了先秦底本、隋唐古本和北宋传本的关系，校勘后当是夹杂了隋唐古本与北宋传本中具有差异性两种文字，甚至是存在兼三者而有之的情况。所以，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下，对缭书的校勘应借助多种检索平台来进行，而且也要注意区分宋传本校勘和古本校勘。其后
32、学界多有此类著述问世，大体不出华、钟之属，今按出版时间序次如下：刘仲平尉缭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尉缭子兵法，台湾联亚出版社1981年8月：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徐勇尉缭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李解民尉缭子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张金泉尉缭子新译,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2月；褚玉兰、张大同兵法精典新解，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张秦洞尉缭子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6月。以上皆为缭书校注价值较大之作。除此之外，也有训释之说见诸期刊杂、志者。近年来，多有学者从军事用语研究的角度，对缭书中一些文字词语用法进行考察
33、，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孙怡让尉缭子札逐体例的论文化。如汝鸣临沂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异文研究对该简牍的异文进行了研究;，从校勘、文字、训诂、语法四个方面对简本尉缭子进行了研究，并将简本与传世本相比较，展现了尉缭子多方面的学术价值。20其他如刘小文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字词杂考21和释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北22、孔敏尉缭子词语考释三则23、连劭名银雀山汉简兵令校释24等也是对缭书的校注之作。此外，今本兵令下章中“杀士卒”一句至今仍是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学界对于该字的探讨也应看作是缭书注硫的一部分，如王晓卫“杀”字新解补正、赵科学银雀山汉简所见“杀士试解25和尉缭子兵令下杀字解26等。二历代所引缭书状况（一）
34、唐代后汉孝灵皇帝纪卷第二十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而取全胜之功O下注尉缭子日：若秘于地，若邃于天是也。守则固，是自保也：攻则取，是全胜也。史记正义卷一二四：“尉缭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卖食棘津云。古亦谓之石济津，故南津。隋书卷一二：“缨案仪礼曰：天子朱缨，诸侯丹组缕。今冕，天子已下皆朱缨。又尉缭子曰：天子玄缨，诸侯素绥。别尊卑也。今不用素，并从冠色焉。”初学记卷二十二：“麾城见叙事。击市者，尉缭子曰：i贼挟剑击于市，万人无不触辟者，臣以为非一人独勇，一市万人皆不肖也。卷二十四：又尉缭子曰：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历代之宅。文选注卷三十七：“尉缭子曰：太公
35、屠牛朝歌。史记曰：太公望吕尚以渔钓奸周西伯。卷第三十一：尉缭子曰：天子玄冠玄缨也。卷第十：尉缭子日：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卷第十六：“尉缭子曰：吴起曰：一剑之任，非将军也。卷第四十七：尉缭子日：太公屠牛朝歌。卷第五十：尉缭子日：太公屠牛朝歌。杜牧注孙子“君命有所不受“引尉缭子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引梁惠王问尉缭子日：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子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非举贤用能者，不时日而利；明法审令者，不卜筮而吉；贵功养劳者，不祷祠而福。（二）后晋旧唐
36、书卷一O-:“臣谨案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提鼓挥椁，临难决疑，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三）宋代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尉缭子曰：机在於于应事，政在於于意表，慎在於于愚小，智在於于1治大。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八：尉缭子日：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卷八百七十五：尉缭子日：昔楚将军子心与齐人战，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齐，所在胜，不可击。子心曰：“彗星何知！明日与齐人战，大破之。”卷二百九十六：尉缭子日：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其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日百万之众不斗，不如万人之尸：万人之死，不如百人之贼。赏明如日月，信比
37、如四时，令严如斧钺，而出卒有不死者，未尝闻也。卷六百八十六：尉缭子曰：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缨。卷六百八十四：尉缭子曰：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大夫已下练冠练缨。”卷七：“尉缭子日：昔楚将军子正与齐战，未合，初夜，彗星出，柄在齐，所在胜，不可击。子正日:“彗何知？”明日与齐战,大破之卷七百二：尉缭子曰：吴起与秦人战，仆嗽之盖，足以蔽霜露。”卷七百三十九：尉缭子日：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遇七十余主不听，人皆曰狂丈夫。卷三百四十八：尉缭子日：兵如植木，弩如羊角。卷三百四十四：尉缭子曰：吴越临战，左右进剑。卷三百五：尉缭子曰：武王之伐纣也，河水逆流，左骏霆
38、死，地方百里，战卒三万。纣之阵，起自黄鸟，至于赤斧，其间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诛纣，其人事然。”卷三百五十：尉缭子日：夫杀人百步之外者，谁也？日：矢也。卷三百五十三：尉缭子曰：夫杀之五十步之内者，谁也？曰：，矛戟也。卷三百一：“尉缭子曰：梁惠王问尉缭日：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背向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纣，背清水，向山陵，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于白旗，岂不得天官之阵哉！”唐李问对卷下：“靖再拜谢曰：臣案尉缭子曰：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
39、麻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张预注孙子故杀敌者，怒也引尉缭子曰：民之所以战者，气也。孙子日：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引尉缭子日：讲武料敌，使敌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破军杀将，乘理发机，会众夺地，此力胜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引尉缭子曰：若秘于地若邃于天是也。”民既专一此用众之法也条下引尉缭子曰：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将者之过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近也引尉缭子曰：分险者无战心，挑战者无全气。”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引尉缭子日：征役分军而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不合于利而止”引尉缭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40、。（四）明代日知录卷十七：尉缭子言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升庵诗话卷十：尉缭子兵法：耕有春悬相，织有日断机。永乐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尉缭子Eh守法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则当万。则且守且战，固足以却敌。”卷一万八千二百八：尉缭子武议篇曰：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主谏臼：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日：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闽海赠言卷之一：“尉缭子所谓武为植、文为种。”（五）清代皇朝经世文编治体二：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陶庐杂录卷五：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亭林诗集卷一：尉缭子：拗
41、矢折矛。卫公兵法辑本：“故尉缭子曰：吴起与秦人战，战而未合，有一夫不胜其勇，乃怒而前，获首而返，吴起斩之。军吏曰：此壮士也，不可斩。吴子曰：虽壮士，然不从令者，必斩之。墨子问诂：“尉缭子兵教下篇云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埋以临之尉缭子经卒令说卒五章；前一行苍章，置于首：次二行赤章，置于项：次三行黄章，置于胸；次四行白章，置于腹：次五行黑章，置于要。又兵教篇云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日某甲某士潜夫论笺校正卷六：“尉缭子武议篇云：良马无策，远道不致。卷四：“尉缭子将理篇论决狱云：农无不离田业。卷五：“尉缭子兵谈篇云：量土地肥境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栗。
42、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九：“今按尉缭子云声如振霆”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二十七：“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六）民国四库珍本丛书初集：“尉缭子曰：守法，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则且守且战，故足以却敌。金陵秋第卜五章：尉缭子曰：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以上诸书所征引之尉缭子，大体与今本相合，可见缭书传承之有序，亦可见南宋以来出现的疑书、伪书之说乃是不根之论，今已不足置辩。唐宋时类书纷出，且卷篇较多，有书征引缭书至十数条，文选注亦常有引用，近人郑良树在斛证缭书时多有从唐代类书中进行搜考。而学者之所以就唐而弃宋，盖唐末饱历战乱以致经籍燔灭坏
43、毁。以缭书为例，至宋初时已多有错乱，加之宋俑薄蔑他学，甚至鄙之为异端，故书籍之文字词语多有错乱讹误。如书写习惯之误，明清本及今本天官篇作“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唐本作“以刑伐之，以德守之，唐宋时类书所称引尉缭子所言“冠服“宅田”等语，皆不见于今本，可推知唐人、甚至宋初时所见缭书内容必多于今本，当是在宋神宗元丰间收缭书入武经时有所删减。宋初缭书错讹之证可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四引尉缭子日“吴越临战，左右进剑，他本并作“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工唐宋类书所征引缭书，大多在兵部或与兵事相关之类目，且杜牧、张预之注孙子，所称引缭书亦视缭书作为兵书，由此可知其兵书特色一以贯之，不当看作杂家书。元丰时七书颁行，
44、必当有乱改文字、随意删减，是今已不可见原书之貌，惟以古书遗存只言片语来窥测其本来文字。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引武王之伐纣也，河水逆流，左骏霆死，地方百里，战卒三万。纣之阵，起自黄鸟，至于赤斧，其间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诛纣，其人事然27,而今本作“武王伐纣，肺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土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K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280前之所言，实为抛砖引玉，前人成果为今人斛证、校勘和研读尉缭子提供了极大便利，如今网络发达、信息畅通，加以频繁的学术交流，且在方勇先生子藏所提供的丰富的版本和资料来源之基础上，充分汇融历代前贤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对缭书的斛证与校注已经成为可能，这也是学界亟须提上日程的一件要事。注释：清末由日本传入施r美撰施氏七书讲义o其人尝为宋武经博士，但宋史无传。又或日金人，盖当南宋时人，因其书久不见行于中土，故向推刘寅尉缭子直解为可考首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