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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文人的书茶生活一以缠茶录为视S宋太祖时期，整个社会以佑文政策为主导，不仅政治集团或是社会各阶层都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随着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的不断优化，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攀升，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阶级，文官政治成为了宋代的一大特色。宋人的气魄已然不同于唐代“大漠边关、战场弓马”的豪迈之气，而逐渐走向书斋吟诗作画、抚琴书法、品茗斗茶，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形成了浓厚的文人雅士之氛围。宋代文人无一不博览群书、诗词歌赋，以求在书卷之中敛情约性、平静心志。唐人性情豪迈，嗜酒高歌，在豪饮中消忧破闷、万般红尘皆以杯酒解愁；宋人性情文雅，书茶净幽，在汲泉煮水中陶钧文思、荡涤肺腑。乃至
2、有“欲醉则饮酒，欲醒则烹茶”（李正民余君赠我以茶仆答以酒）之感悟。也正是因为宋代文人以读书明志、书画修身之态度，相继而生出品茗养性、提神破唾、激发诗情的清迈生活。“儿大诗礼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茶。”（黄庭坚送王朗）“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翁森四时读书乐）读书与品茶已然成为了宋代文人惬意生活。也正是这浓郁的书卷气与淡雅的茶香气相融合，才能使得宋代士大夫观书日富，不断丰富自身的学养，在萦绕的书香、墨香、茶香中尽脱世俗凡尘、精心思索、体悟人生。而书法作为中国古代一种文字艺术，以记载文献、表露书家性情的特有形式，很好的发挥了它独特的艺术、文献价值。也正是因为宋代土大夫好读书、善书法，才能
3、在当代历史环境下，让我们通过历史遗存窥探宋代文人的书茶生活之情趣。而茶书法作品的内涵中，不仅包含着宋代文人书茶生活的详细内容，更是将宋代文人的人生体悟、思想境界、审美意识等诸多方面综合地表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一件件宋代的茶书法作品，我们能感悟到宋代文人天人合一、物我两忘、顺乎自然的尚韵心态。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其为人忠厚正直、学识渊博，是宋代文人的典型代表，其以书法闻名于世，后世将其列于“宋四家”之中。因其官出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作茶录一文，对宋代饮茶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茶录是蔡襄撰写于皇祐年间（1049-1052）的书法作品，作为蔡襄的楷书作品之一，茶录
4、不仅具备重要的书法文化意义，其所记载的北宋时期贡茶制造工艺更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北宋时期文人饮茶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以此茶录，将是我们窥探宋代文人书茶生活的开端。蔡襄有感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而向当时的皇帝为推荐北苑所产贡茶的特意之作。茶录（图一）是蔡襄的小楷作品，其所表现出的，完全是晋唐小楷之风韵,从茶录中我们不难见到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的书法风格之风貌。如：“宜”字若有乐毅之神，“密”“封”字然有黄庭之韵。欧阳修在欣赏过茶录后，曾感叹道：“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有小字为难君谟小字新出而传者二：集古录目序衡逸飘发：茶录劲实端严。为体虽殊而各极其妙。盖学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
5、。”（欧阳文忠公集）可见时人欧阳修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如此，后世之人更以此小楷之作为蔡襄之楷法赞赏有加。元瓒跋茶录赞道：“蔡公书法真有六朝唐人风，粹然如琢玉明代孙承泽谓之曰：“宋人务工楷法者，忠惠茶录出入晋唐间，绝构也。”（庚子销夏记）清代杨宾大瓢偶笔称赞：“蔡端明小楷以茶录为冠。今观其书，舒徐刻画在虞（世南）、颜（真卿）之间，可与小字麻姑坛戟颉顽千古。”欧阳文忠公集中对蔡襄的书法技艺评价甚高，“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可见其对各类书体的把控能力是世人皆为敬佩的。苏轼对其评价道:“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跋君谟书赋）蔡
6、襄自己也对自身的楷书之技艺要求甚高，“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蔡君谟语录）从蔡襄自身对楷书技法的追求中，我们便能看出，他对楷书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他书体，这也是造就其茶录在“虞、颜之间”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学书态度，使得蔡襄在书法史中能够成为宋代四位代表性书家的人物。茶录作为蔡襄所书小楷之作，不仅有着精妙的书法艺术意义，其内容更是宋代茶著作品中的重要之作。茶录一文，是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身为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的蔡襄，根据自身多年来的用茶、制茶、品茶之经验体会，以福建茶为主体，为宋仁宗皇帝进献的一篇关于茶的烹试之法及论述茶事所用之器的文章。茶录的现世是
7、继唐代陆羽所写茶经之后的又一部专门论述茶叶、茶器的专著。整篇文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论茶之主体，从石渠宝笈所收茶录（图二）墨迹本来看，上篇涵盖内容“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熠（xie,烤之意）盏，点茶”；下篇论茶器之用，内容包含“茶焙，茶笼，砧（zhen,捶、砸或切东西时垫在底下的器具）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饼”的制造工艺与用法。整篇茶录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从茶叶的品质、茶叶的保存与品评方法，再到制茶工具、品茶之器、煮茶之器等方方面面均有论述。这也看出作者蔡襄在作茶录一文时，所用之心巨细。蔡襄认为“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
8、曾未有闻。”所以，他才“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茶录流传过程也是相当坎坷的。蔡襄任知福州时，“为掌书记窃去藏稿”，后又“知怀安县樊纪购得之，遂以刊勒行于好事者，然多舛谬，于是蔡襄在治平元年（1064年）5月26,因其“追念先帝顾遇之恩，揽本流涕，辄加正定，书之于石，以永其传工时至今日，茶录于世常见本有二，一为宋蝉翅拓本残本（图一）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审是蔡襄手定勒石之本；二为石渠宝笈中著录有：“宋蔡襄茶录一卷。素笺乌丝阑本，楷书，分上下篇，前后俱有自序，款识云：治平元年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引首有李东阳篆书君谟茶录四大字后附文徵明隶书龙茶录考，有文彭、文震孟二跋。（图二）茶录一文
9、，于书法亦或是于茶文化，都有着极高的价值。与宋时，便有欧阳修跋V茶录对其评述尤佳。宋以后，如方时举观蔡忠惠墨迹诗、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陈继儒妮古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蒋士铮忠雅堂文集等文献作品中，均对茶录推崇备至。除茶录以外，将茶引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然成为了蔡襄的日常生活。北苑十咏即惠山泉煮茶两件诗歌书法作品均是描述书茶生活的佳作。两件作品均被刻入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中，其中即惠山泉煮茶（图三）还收存于蔡襄手书墨迹自书诗卷。二件作品均为行书作品，都是蔡襄行书书法的得力之作。另外在蔡襄存世之作中思咏帖（图四）也描述了当时斗茶之风盛行的饮茶文化。而蔡襄与茶之间更有着许多令人称赞的佳话轶事,相传宋
10、代文学大家欧阳修想请蔡襄为其所作集古录目序写成书作再刻成石刻，蔡襄承接此求并以清劲的书风使此作为世所珍。欧阳修甚是感激，“以鼠须栗尾笔、铜录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一个月之后，有人又送给欧阳修一种更甚于龙茶的茶叶“清泉香饼”，蔡襄得知之后很是遗憾，以为“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墨客挥犀为宋代彭乘所撰，书中也有一文记载了蔡襄与茶的趣事，文中描述到某人藏有在当时非常名贵的小团茶，特专诚敬邀蔡襄前来品尝，不巧的是此时有位不速之客到来，仆人在准备不足的前提下冲了三杯茶呈上，蔡襄饮下一口后说道：“这并非纯净的小团茶，莫不是里面掺合了大团茶？”主人唤来侍茶
11、的仆人质问其何故，仆人答日：“本来只碾造了两份小团茶，不曾想突然多了一位客人，情急之下，碾选不及，便掺了些大团茶的茶沫在里面。”主人闻之大惊，即当对蔡襄高深的品茶之功夫佩服至极。此外还有一则轶事，讲述了蔡襄高深的茶品饮造诣。故事发生在蔡襄任职福建之时，建安能仁寺后山石缝之中，不知何故长出几株茶树，寺中众僧采集后制作茶饼八个，取之名日“石的（yan）白”，并遣人赠与蔡襄四个，另四个赠与了当时的京师名臣翰林学士王珪，而蔡襄并不知此事。时间过了很久，当蔡襄返回京都之时，曾去拜访过王珪。王珪知道蔡襄为品茶之高手，爱茶懂茶，使命人将府内最好的藏茶烹来品鉴。蔡襄呷了一口，即道:“此茶位似建安能仁寺所出石崩
12、白，好生奇怪。”王珪便命人查明此茶之来源，经府内茶事记载，果然被蔡襄言中，王珪听后对蔡襄的茶鉴功夫甚是钦佩。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也不难看出蔡襄自身的茶品饮艺术已然达到了一个极其高的层次。也正是这种对茶、茶文化如此炉火纯青的能力，才造就了茶录的地位。蔡襄本身便是一名“斗茶高手”，他知道好茶与好水好器具的重要关系，所以在进行“斗茶”时，他均能胜出。明代许次纾所撰之茶疏载：“蔡君谟诸公，皆精于茶理，居恒斗茶。”而正是因为蔡襄“斗茶”技艺之精湛，我们才能在蔡襄所留下的线索中去窥探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意趣。宋代文豪亦是“宋四家”的苏轼，一生所作文章成绩斐然，写有数篇与茶有关的诗文,其中更有多件流传后世，成为了其
13、茶书法作品的瑰宝。道源帖（图五）写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是苏轼写给好友道源的一则手札书信，后被收录于墨缘汇观三希堂法帖中，“道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chu,饮、吃之意）茶否？有少事须至面白。孟坚必己好安也，轼上，恕草草。”此作用墨丰润、劲健有力、骨力洞达，若以己述“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无二。新岁展庆帖（图六）为苏轼写与陈季常（陈情）一则手札，三希堂法帖摹刻、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文中亦有“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可见茶器茶事已然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宋代文人的生活当中，而东坡将其录入好友书信之中也表明茶事活动在宋代文人社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其昌跋
14、此帖（图六）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此帖（含人来得书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其实，苏轼于黄州五年以前书法之风格并非浓墨醇厚，更有秀逸、劲健之风，肥壮之姿态并不明显，有此帖可见其早期风格之风貌。“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也有部分关于茶的书法作品传世，虽然数量有限，但于研究宋代茶文化而言却极有价值，例如元祐四年正月初九日茶宴和御制元韵，是我国目前可考的古代文人书法墨迹中第一件明文书写“茶宴”二字的书品，这也明确表述了宋代的茶宴是真实存在的社交活动（见图七）。此外，谈艺一书中的“山谷”茗香篇收录了黄庭坚行书奉同共择尚
15、书咏茶煎啜三首，还可作为校定黄庭坚传世文献之用，此诗诗名及诗句数字与传印文献相左。米芾，是“宋四家中集诗、书、画、印四全的书家，因其癖好独特，喜古物爱奇石,常常备名茶寻清泉，宋左承议书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中载述：“客至烹饮，出诸奇相与把玩，啸咏终口。”米芾传世名作苕溪诗帖中有一诗文记曰：“半岁依修竹，三时看好花。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图八）为宋代茶文化书法作品中的精品。“宋四家”的茶书法作品，无一不表现出宋代士大夫寄情于山水之间、怀感于笔墨之中的生活方式。在青山名泉、松下花间之中，以茶为媒介、以笔墨为载体，感受宇宙万物、记述人生百态。这充分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顺乎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宋代
16、士大夫追慕平淡远韵、自然豁达、追求真我的人生境界，以晋人之风韵为至高理想。宋人把这种人生境界之理想充分地展现在了精神追求和艺术理想两个层面。精神上“发纤林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文集）“达人轻禄位，居处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魏野书逸人俞太中屋壁）艺术上“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蛛，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苏轼与二郎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苏轼评草书）“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宋人尊重传统继承晋人对平淡远韵崇尚的同时又追求真我、自然豁达、天人合一的尚“意”心
17、态与晋人尚“韵”是不同的。晋宋两代所追寻的真我、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各有偏胜，“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在繁丽丰腴，宋代之美在精细澄澈。”（诗词散论）晋人的“韵”是淡然虚无，冲和玄远，是玄学的表象特征，空灵的精神和个体的自我价值；宋代的“意”则是儒家和平思想下所影响而生发的骚客雅士之平淡，是理性的内敛式精神克制，不计人后的自我追寻，体现着历经沧桑后的潞达，是人生感悟下的自我实现，是从少年浪漫热情向成熟壮年深沉静默的转变。试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黄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访孤山支道林。”（苏轼九日寻臻阁（Shd泛指僧）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其一）“
18、三径虽锄客自稀，醉乡安稳更何之。老翁更把春风碗，灵府清寒要作诗。”（黄庭坚戏答荆州王充道烹茶）茗茶是平淡美的象征，书法是平淡美的寄托。宋代士大夫在汲泉烹水、点茶调膏中陶冶性情，又在研墨作书、笔走龙蛇中修炼心境，通过书茶生活在喧嚣尘世之中保持独立的自我人格。宋代士大夫钟爱品茶、喜好书法，他们致力于在茶的自然属性和书法的艺术属性中与自我的精神追求相融合，更在于将茗茶、书法、文字、诗词这种具象的形式与宋代士大夫独有的儒家理性意识影响下的自我境界相互渗透。对于宋代文人士大夫来说，品茗作书不仅仅是身心放松的一种形式，更是人生境界得以升华的一种方式。宋代文人在氤氯茶墨之香中修养身心，弘扬道德理性的精神，以求实现自我意识的提升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将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豁达静远的人生理想融入到诗意般的生活当中。宋人在品茗作书中追求自我、反思自我，加强了“书卷气”在“内”中的修养，树立了崇尚“意”之“外”的表现，最终实现“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