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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戏剧创作的困顿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ThePredicamentinDramaProductionandtheIntellectuals,SpiritualDilemma作者：穆海亮作者简介：穆海亮，1980年生。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教学与研究，在文艺争鸣、戏剧、戏剧文学、中国文化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主持河南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各一项，荣获2010年度（首届）“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原文出处：戏剧文学（长春）2011年第10期第4-11页内容提要：思想意识的工具主义与舞台呈现的景观化倾向的结合，表征着戏剧创作的困顿。这源于作
2、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家价值立场的模糊与迷失，是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的表现。究其根源，既是体制束缚与利益诱惑的外在诱因，内在而言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分裂与主动迎合所致。期刊名称：舞台艺术（戏典、戏剧）复印期号：2012年02期关键词：戏剧创作/知识分子/精神困境标题注释：本文是2011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90年代以来戏剧创作的困顿与突围”（编号2011-ZX-124）阶段性成果，也是2010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成果。近年的戏剧舞台似乎颇为热闹，尤其是那些气势恢宏、场面宏大的舞台作品对各种奖项大包大揽，风光无限。然而仔细分析起来,当前的戏剧创作其实已在某种程度上走
3、入歧途。小剧场戏剧几乎成为迎合小资阶层庸俗情趣的无病呻吟,商业大剧场打造着娱乐至上的文化JK品，而主流戏剧则有意无意地走进颂革命、树典型、学模范的窄胡同，几乎沦为迎合既定意识形态的工具。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风格的模式化与舞台呈现的畸形膨胀。然而，舞美设计的精工细作与表演导演艺术的巧妙娴熟营造出的视听觉盛宴，也无法遮蔽戏剧人文意蕴的匮乏和精神价值的羸弱。可以说，思想意识的工具主义与舞台呈现的景观主义的结合，导致了当下戏剧人文精神的流失，表征着戏剧创作的困顿。这源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家价值立场的模糊与迷失，创作者主体意识泯灭，评论界理论批评失语。这是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的表现，其中有体制束缚与利益
4、诱惑的外在诱因，内在而言则是他们的自我分裂与主动迎合所致。（一）工具主义、景观化倾向与戏剧精神的失落戏剧的精神价值在于对现实的批判、理想的追求、人性的关注和灵魂的拷问。但是，当前戏剧大多已失去对精神的坚守与对理想的探询，缺乏深层的人文关怀和对诗性审美的热切追求，它已不再是精神世界的美学探秘，而成为对主流意志的直接迎合、变相阐释或在文化市场中争名夺利的戏剧快餐。不管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为了意识宣传，这工具主义的倾向必然导致并表征着戏剧精神的失落。就思想意识而言，戏剧艺术直面社会、关注人生的基本价值打了折扣，回避问题，锋芒不在，主题意蕴缺乏新意，内涵传达诗性匮乏。当前不少戏剧都以大投资、大制作扛着
5、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早已为人熟知的道德教义。即使这种精神本来值得大书而特书，也往往因为艺术处理的瑕疵而显得新意不足。话剧黄土谣、郭双印连他乡党表达的是共产党员一心为民的高尚品德，这是无数文艺作品极力宣扬过的宏大主题，但这两个剧目未能挖掘出比以往同类作品更加深刻、更加感人的艺术价值，黄土谣仅仅增添了一份一诺千金的诚信意识，郭双印连他乡党则基本落入了歌颂先进的老套。话剧天籁、凌河影人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可谓我们民族的脊梁，本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何渲染都不过分，可此二剧的冲突模式、人物关系、结局处理总令人感到似曾相识。凌河影人全剧力图追求一种荡气回肠的英雄氛围，只可惜因其始于自相争斗、终于同仇
6、敌但的陈旧剧情而失色。天籁中红军战士既战胜凶狠敌人又克服自身弱点的双重成长经历，也因为是此类题材反复出现的惯有模式而略显平淡。京剧廉吏于成龙将廉洁与腐败的根本性冲突以误会”的方式小而化之，将人命关天的危机以近似儿戏的比酒”方式解决，这难免成为粉饰太平的庸俗想像，而与现实社会相隔膜。这些作品总体缺乏人文品格，流于概念灌输。更有甚者，为了宣扬所谓的传统道德或集体精神，不惜以对价值立场的故意错位为代价，以故作崇高的姿态，遮掩对人性的扭曲。吕剧补天中，段少女被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征调到边疆，在组织分配原则下，嫁于或老或残的革命战士。当该剧极力颂扬和神化女性的自我牺牲时，人之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则被忽略了。从
7、戏剧的审美形态看，真正的悲剧精神与喜剧精神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解构。喜剧精神与批判讽刺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在今天以正面倡导和歌颂赞扬为主要目标的戏剧中缺乏立足之地。话剧万家灯火是为数极少的貌似喜剧之作，尽管作者卓越的语言才华赋予该剧充沛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北京风味，可它的惹人发笑也更多只是京片子式的油滑，与真正的喜剧精神隔着几层。凡歌功颂德处，喜剧精神必失，自古皆然，当下也未能幸免。为追求气势的恢弘与精神的崇高，大制作戏剧经常做出悲剧的姿态，可大多与真正的悲剧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凌河影人本想成为一出高扬民族浩气的壮丽悲歌，但它剧情的模式化和冲突的人为编织使其最终的悲壮色彩大为减色。郭双印连他乡党的题
8、材本身决定了主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结局，但这样的模范人物观众已在舞台、影视作品中见过无数遍，再想感动已非易事。即使是我在天堂等你、商鞅、生死场这样悲剧色彩相对浓厚的话剧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因自身艺术水准的原因影响其悲剧意蕴的最终传达。我在天堂等你在表现革命战士的崇高牺牲时感人至深，而对新时代人性复杂性的抒写则略显俗套，且故事本身过分的传奇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观众的审美感动。商鞅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相当深刻，但它对商鞅在历史功绩与世道人情之间的两难选择未能进行深入描摹，这本应是最能揭示商鞅性格与灵魂的关节所在，故而，它对人性的剖析终究流于表面。生死场对人性的愚昧和沉昏的揭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9、但结尾处人们突发崇高”式的觉醒过于草率，这势必消解了它前面大半部分饱蘸血泪的描写带给观众的情感冲击。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话剧立秋。立秋在生命个体、晋商历史、传统文化、女性命运等多个层面营造出浓郁的悲剧意蕴，但其线索的驳杂、冲突的人为，尤其是结尾处的神从天降”，使一出试图叩问人类永恒困境的精神悲剧沦为仅仅标举着“诚信”二字的世俗伦理的大旗。这是毫不奇怪的。当万家灯火为危房改造大唱赞歌，郭双印连他乡党为英雄模范树碑立传，立秋为诚信意识大肆宣扬的时候，艺术作品已被工具化，无法通达精神空间的审美境界，而成为固有理念的符号图解，其首要的艺术目标不再是审美，而是为宣传；其文化功能的发挥不再是以精神愉悦打动观
10、众，而是侧重广为人知的意识灌输。干巴巴的灌输自然很难起效，这些作品必须为自己找到相对“艺术化”的外在形式。于是，思想意识的工具主义与舞台呈现的景观主义就不可避免地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当下的大制作戏剧不管所传达的意识是什么，其舞台呈现均竭力营造大气磅礴、富丽堂皇的气势，舞台形式本身甚至成为最主要的审美资源。郭双印连他乡党未能在模范剧的框架中开掘出新的意蕴，但其流转空灵的舞台调度可以为它赢得评委的加分，尽管该剧舞台呈现的方方面面都让人感觉出对经典作品桑树坪纪事的模仿。凌河影人的思想和剧情缺乏新意，舞台上那个可以左右旋转的梯台和影影绰绰的皮影展演就成了该剧最大的艺术支撑。黄土谣的故事和人物都乏善可陈
11、，那个可远可近的推拉台就成为其艺术层面的主要亮点。立秋以深邃悠远的晋商大院的层层展示，为诚信意识的宣扬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京剧贞观盛世对忠臣明主的极力颂扬并不真诚，其艺术呈现的最大魅力自然就依附在貌似雍容华贵实则华而不实的奇丽景观中了。即便是价值立场完全错位的补天，也以灵动的转台、恢弘的布景、漫天的风雪营造出的舞台景观，令普通观众沉迷。追求舞台形式就难免刻意求新，甚至连那些本来可以完全合理地处理为写实场景的作品，也试图加上些不太写实的舞台元素以体现自己的假定性，加上些可有可无的歌舞或戏曲元素体现自己的“综合性”，加上些生硬的直面观众的独白体现观演关系的“互动性，而垒积木式的平台、旋转自由的转台、
12、远近灵活的推拉台，屡见不鲜。我们当然不是反对艺术的出新，如果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作品的审美意蕴，我们举双手欢迎；但如果其主要目的在于营造舞台景观，恐怕大可不必。更何况，当舞台景观一窝蜂式的流于假定、综合和互动时，不就形成新的雷同和模式化了吗？景观化的舞台呈现为工具主义的思想意识披上艺术的外衣，工具主义的思想意识为景观化的舞台呈现提供依附的客体。二者在当下戏剧中实现了共谋，最终获益的是工具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此，弗尔茨和贝斯特做过清晰的论述。在他们看来，景观是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杂技或表演。这多数人在观赏此演出时是处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的。它意味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由于受到
13、景观社会所提供的广泛的娱乐的迷惑，所以，人类偏离了自己最具有批判性的工作：改变世界和解放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官僚政治统治也改进并完善了统治技巧。口P767这就是说，景观不是通过强制性手段达到意识形态目的，而是更加隐性从而也更加深刻地发生作用,在景观造成的“娱乐的迷惑之下,大多数人将彻底丧失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臣服于景观的控制。当前戏剧的景观化舞台确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当大多数观众沉浸于华美的形式而无意深究其思想意识时，他们失去对戏剧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意蕴的考评，丧失最基本的批判立场，从而“潜移默化”地将剧中刻意灌输的意识内化为自己的精神需求。正如居伊彳惠波分析过的：贫乏而空洞的景观思想在个体
14、身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记，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已有秩序俯首帖耳，尽管从主观上说，他或许本来有着完全相反的意愿。他会自发地使用景观的语言，因为这是他唯一熟悉的语言：是他学着用来言说的语言这是景观成功实施其统治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2P17-18（二）价值立场的迷失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戏剧景观化倾向的出现绝非偶然。在当下这样一个理想沦陷、价值失衡，追求物质享受和表层娱乐，厌倦启蒙理性和精神追求的过渡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家或IL、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为商业利益谱写颂歌，或为主流意志添加注释，这是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的表现。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主要表现在独特的艺术个性、执着的精神坚守和鲜明的批判立场。可
15、惜，这些品格与今日的艺术家和评论家渐行渐远。艺术创作本是最富自由精神、个性色彩和创造性的活动，需要艺术家诚挚的感悟、深入的体验和真切的思考。黑格尔说：只有从心灵生发的，仍继续在心灵土壤中长着的，受过心灵洗礼的东西，只有符合心灵的创造品，才是艺术作品.3P36-37艺术创作必须从艺术家的审美主体出发，以主体的审美理想、审美感知灌注于审美又搀，使主体的生活感受、审美个性和传达方式的独特性得以充分体现，艺术品才会是富于独立个性和真正价值的。从事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应有精神层面的高度自主性，就像古德纳描述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最深层结构在于他们对自身自主性的自豪感，他们把这种自主性理解为基于自身
16、的反思及借助这种反思来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能力。因此，任何要求服从的权威或任何要求不加反思与抉择就遵循的传统，都被认为是一种对自我的专横侵犯。4P46可是，今天的艺术家却乐于选择服从，制造奉命文学。剧作传达的不再是剧作家发自心灵的独特感悟，艺术家的性灵被现实利益或既定的理念宣传取而代之。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也就缩手缩脚，陷入某些固化的模式，甚至以概念化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制作。于是，审美个性消失，艺术价值衰减，其作品成为带有直接功利目的宣传品或营业品。就拿当下的主流戏剧来说，我们承认，各种官方评奖对处于氐谷中的戏剧艺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支持帮助戏剧从业人员解决了不少难题，精神鼓励也能成
17、为艺术创作的推动力。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并将继续显现。可问题是，当官方出面扶持艺术创作时，就势必削弱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使艺术作品最可宝贵的独创精神与审美个性大打折扣，使艺术创作跟在官方意志后面亦步亦趋。于是，不仅黄土谣、天籁、郭双印连他乡党一类的宣传歌颂剧不可避免地存在概念化与艺术雷同的弊病，即使是如今相对具有个性色彩的作品，也往往因刻意的理念宣传影响其艺术品格。2009年颇受好评的窝头会馆，从作家本人的愿望出发，原本是想写成一出叩问人生困境的生命悲歌，但是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剧作，其结尾处必须要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必须设置两个左翼大学生作为美好未来的象征。但是，以一个新生
18、儿的诞生和开往新中国的火车作为光明的暗示,这当然是些俗套；两个进步大学生恰是全剧最空洞的角色，仅成为干巴巴的理念符号。艺术的价值在于坚守精神空间，实现高于庸常生活的审美理想。当戏剧沦为实用主义的直接代言时，其对精神的坚守就基本放弃了。对于某些心甘情愿满足于此的戏剧家而言，这自然可以换来物质奖赏与政治赞誉；对于那些不甘于此却又无可奈何的戏剧家来说，却无异于一种变相的精神折磨。万家灯火的作者李龙云是个才华横溢、思想深邃、充满自省精神的艺术家，他创作于1980年代的小井胡同、洒满月光的荒原已成为当代经典，而荣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万家灯火却是他最为苦涩而无奈的果实。尽管这出奉命戏屡获殊荣，并且迅速
19、搬上银幕好评如潮，可他的心情却极为复杂。他心里清楚，所写并非自己所想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处境，也是剧作家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有意味的是，万家灯火从题材到风格都与老舍的龙须沟比较接近，龙须沟的优长和缺憾，都在万家灯火中得到继承。龙须沟前半部揭示旧社会的困苦时饱含深情，活灵活现，后半部表现新生活的幸福时则力不从心，矫揉造作；万家灯火前半部表现住房紧张时惟妙惟肖，趣味盎然，后半部展示乔迁之喜时则浅白直露，干瘪无味。老舍、李龙云如此，换做他人，也未必能逃脱宿命。这是无奈的，也是值得深思的。当知识分子放弃对精神的坚守而臣服于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时，不仅艺术创作索然乏味，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也随之工具化了。从
20、工具主义角度对艺术的赞赏，引进了与艺术本身的品质毫无关系的评估标准来评价艺术。通过把艺术的影响面集中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艺术不再是根据其内在的标准被评判，从而也就丧失了决定自己的方向的能力。”5P97忽略戏剧的艺术价值，而注重其社会效果的情况极为普遍。比如对于郭双印连他乡党的评论，有些赞誉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但其原因并不是出于艺术的价值，而是要从中提炼出振兴文化软实力”的主题。甚至连天籁这样一个本是歌颂长征精神、弘扬理想信念的作品，也从中提升出占据文化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这样的宏大主旨。这种评价无视艺术自身的固有属性，以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实用价值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口号再响恐怕
21、也与艺术无缘。其实，评论家对艺术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力，他们对这种工具主义的评价方式的认识是很清楚的。所以，有时不得不在官方意志与公共立场、工具主义与艺术品格之间寻求平衡点。对于廉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戏，评论家明显感觉到作品想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就试图将官方与民间的对立调和起来，强调清官在调和社会关系与主持社会公正中的独特作用,并指出清官往往因为反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与愿望，而受到皇帝、士绅和民众的普遍赞扬。这样的评论企图填平沟壑，但其初衷仍然是工具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在于批判权威,质疑传统，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批判立场。萨义德这段话大家耳熟能详：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
22、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6P25然而，当下戏剧家或为了明哲保身，或为了赢得利益，大都消磨了批判的锋芒。戏剧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问题本是其最基本的文化功能，戏剧史上数不胜数的作品都因其对社会问题的直接揭示而赢得当时观众的认可，哪怕其艺术审美价值多么贫乏。当下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远未得到解决,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戏剧作品却失去了关注现实矛盾的兴趣或勇气，各种问题依然存在，但揭露问题的剧作不在了。如果以博格斯的标准
23、来评价：批判性知识分子活动的永恒目的是挑战、探索、正视和瓦解。也就是说，构成对权力结构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反抗力。P247那么，今天的批判性戏剧家还有多少呢？当补天热情赞颂边疆卫士的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时，艺术家对那些被组织分配给男兵做老婆的女人们作何感想?当整个社会腐败之风日盛，而廉吏于成龙却仅以误会之法轻而易举地泯灭腐败与廉洁的根本冲突时，这是在赞美高尚还是在文过饰非？创作成为众声合唱的颂歌，评论也变成报喜不报忧的一片赞扬，力求营造戏剧舞台盛世出精品的繁荣景象。立秋的问题着实不少，却有人将其与曹禺最好的悲剧相提并论，夸饰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价值取向存在问题的补天，被人捧为永驻的丰碑，璀璨的彩虹
24、。”廉吏于成龙也被赞为新时期京剧收获的巨大硕果和当代戏曲的重要代表作。其实，对于当下戏剧创作的诸多问题，批评界不是未能发现，而是大多故意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直言批判者越来越少。即使偶有批判之声出现，也大多是精神外围的小敲小打。雷蒙阿隆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有三个层次，技术批判、道德批判、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8P219如今的批判大多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先在总体上做出过度褒扬，高唱赞歌之后再无关痛痒地提些技术性的维漏,或言结构安排有瑕疵，或言情感抒发欠充沛，或言场面调度欠流畅，或言舞美灯光欠完美，而对剧作价值取向方面的问题，或避之不谈，或一味肯定，甚至在主流意志的原则下进行过度阐释
25、。技术批判者总体上“并不援引美好未来的某种理想组织，而是以那些更符合常识和更有希望实现的结果为参考.小骂是为了大帮忙，技术批判是为了更成功地维护现有意识形态。（三）自我分裂与外在束缚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是近来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已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往往把其根源视为体制的束缚与商业的侵蚀。就外部环境而言，这自然有其道理，但未触及更根本的内在缘由。其实，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迷失，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双重人格与灵魂分裂所致。体制压力也好，商业诱惑也罢，要想发生影响必须以知识分子内在灵魂的自我妥协为前提。马克里拉在分析知识分子在政治境遇中的妥协与臣服时，引述了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
26、拉底之口描绘的灵魂肖像：灵魂是由一个车夫驾驭两匹飞马拉动的一驾马车。其中一匹生性高贵，向着永恒和真的方向奔驰，而另一匹则不脱畜生习性，缺乏控制，无法辨别崇高与低下。如果劣马强于良马，那么灵魂将贴近尘世；如果良马更为剽悍，或车夫能助它一臂之力，那么灵魂将上升到离永恒真理更近的地方。里拉由柏拉图的描述引申一步，认为灵魂的高贵与低劣最终由对欲望的自我掌控所决定，而且灵魂的自我分裂是任何人难以避免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9P152-153其实，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知识素养和思考能力，他们往往会面临更多的困境与悖论。除马克里拉之外，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
27、叛）、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等人都极其充分地向我们揭示了知识分子深入骨髓的两面性。如反对体制与认同体制的矛盾，反对权威与制造权威的冲突，代表公共立场与维护自我利益的对立，自身言与行的分裂，对人与对己的双重标准等等，都是他们难以摆脱的困境。作为戏剧家的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两面性也难以完全避免。他们既有坚持艺术操守与精神独立的愿望，又难以摆脱追求利益、向往权力和避免风险的冲动。当前的戏剧就典型地体现着知识分子这样的创作心态乃至不得已的苦衷。当知识分子内在的自我分裂遭遇外在的体制压力和利益诱惑时，其抵抗力之弱是不言而喻的。从现有剧团体制看，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剧团不大可能完全摆脱主流意志的束缚，寻求完
28、全自主的发展空间。在当下文化语境中，高高在上的政治压力并不是最主要的，反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引力发挥着巨大作用。各种各样的官方评奖，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政治与经济利益，令无数戏剧人垂涎三尺；体制内形形色色的权威称号、专家地位，令大多数戏剧人缺乏免疫力。更何况，当下戏剧处于发展的困难时期，票房不景气，创作力贫乏。戏剧家感到，戏剧艺术要!寺续发展，还必须充分利用官方的物质资助与技术支持。于是，主动或被动地迎合主流意志、丧失个体精神追求就不可避免。这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戏剧家有创作伟大作品的愿望与冲动，但是伟大作品的特殊意义从来就不是由国家的主宰者操纵而成的”。8P164此外,商业市场的诱惑同样不容
29、忽视。当戏剧很难依靠思想价值本身赢得观众与市场时，就必须在舞台呈现诸方面下足功夫。毕竟，戏剧作为最注重现场直观性和互动性的艺术样式，观众永远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和物质支持。在思想意识受限、不能自由抒写，甚至是主题先行、奉命创作的情况下，通过外在形式的畸形膨胀来赢得观众和掌控话语权的专家，以眩人耳目的舞台景观给观众以最表层的声色之娱，就成为当下戏剧的创作逻辑。尤其在日渐进入所谓消费社会的今天，景观化艺术在文化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以影视、网络为代表的室内娱乐和以各种体育比赛为代表的广场狂欢都对戏剧造成巨大冲击。戏剧工作者们都清楚地看到，要使戏剧在多元文化消费的当下占有一席之地，除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戏
30、剧自身的特有优势，即观演之间面对面的诗意交流之外，还必须懂得运用市场规律和景观包装。故而，当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恰如博格斯转述德布雷的话：”最终，在现代社会（在大众媒体、文化产业、出版业）里的各种知识分子工作,要么受制于官僚的仪式化影响，要么受制于市场的商业化影响，这些领域也处于技术理性的影响之下。P112这几乎难以逃避。总之，当知识分子的内在灵魂分裂遭遇外在体制束缚与利益诱惑，极易导致自我主体精神的流失。当作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家陷于在主流意志、个体精神、商业利益和艺术品格之间的艰难博弈与挣扎时，如果缺乏高超的驾驭能力，就必然导致戏剧艺术人文精神的失落。当戏剧从观演之间的精神互动沦为由舞台对观众的单
31、向灌输时，其本体就变得模糊不清，其精神价值被消解，其艺术品质被泯灭，其观众亦被弱智化。因此，当下的戏剧创作如要实现突围，就必须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建设开放宽容的社会环境，尊重独立思考，提倡艺术个性。在此基础上，需要艺术家高扬主体意识，坚持精神独立，追求艺术理想，不媚上，不媚俗，以此求得戏剧精神的复归；需要理论界、批评家坦诚相待，仗义执言，不溢美，不遮丑，方能扬长避短。唯有如此，戏剧家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两难甚至多难困境，戏剧也才有可能真正高举艺术精神，呼唤美的灵魂。原文参考文献： 1弗尔茨贝斯特.情境主义国际A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C.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
32、0. 2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M.梁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顾晓辉、蔡峻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6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M.李俊、蔡海榕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 9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