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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触永胜灵源三1观三像永胜县城东三里，壶山崖壁有石刻观音像，旁刻“唐吴道子笔”五字，建有观音阁，并以此为主建盖寺院，形成佛教胜地。由于观音像十分珍贵，“最着灵感，远近印送，殆无虚日”（乾隆永北府志古迹），自明朝初年以来，就已被称作“永北观音”，名闻省内外，现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世人对这幅像的真魔及镌刻年代颇多歧义。石壁观音道子画永北观音像是不是吴道子真迹摹刻？新纂云南通志的主编，剑川赵式铭先生持怀疑态度。他在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第五（172页）中说：“世传唐吴道子画佛像多系摹本，东坡诗已将铁石充逸少，更把朱繇为道玄是在宋时。道子真笔已不易得，所流传者多朱繇临抚耳。滇去中州远，今所传永胜灵源
2、箸、昆明圆通山石刻观音像，其为道子真笔与否，尚难断定。”赵先生治学谨严，不轻易肯定或否定，说“其为道子真笔与否，尚难断定”。但他持否定的成份较大，依据是两点：其一，到宋代，吴道子的真迹已极少，流传的多是朱繇的摹本；其二，云南距中原太远，怎可能有吴道子真迹传入。对此我却有不同理解：第一，谁也没有说永胜灵源观音像是吴道子真迹一真迹是画在绢帛或纸张上的。这样的“真迹”哪能保存在石壁上？历来的志书上都只说是按吴道子的画像镌刻，即使是按朱繇或任何人的摹本镌刻，题上“唐吴道子笔”也是可以的。比如现在作为国宝珍藏的兰亭集序都是摹本，大家仍视为王羲之的法书，何况灵源观音是摹崖石刻，肯定是“摹”过的。如果它摹写
3、得具有吴道子所画佛像的笔法神韵，就是无价之宝了。可惜赵式铭老先生没有见到灵源石刻观音像，只是推理。第二，“云南距中州远”，不一定就没有吴道子画的佛像及其临摹本传入。唐宋以来，南诏及大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极为密切，且常取道永胜。高氏世代信佛教，得到佛像，刻入东山石壁，这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纳西古乐里保存了大量中原乐曲，乃至唐朝宫庭音乐就是明证。“礼失而求诸野”是古训啊！好在赵式铭先生很客观，只存疑，未否定。云南文化名人，同样是剑川人的赵藩先生就不一样；他持肯定态度，确认为灵源石刻观音像是真迹摹刻。因为他不是推理，是实际观察、分析、判断。赵老有一首永北壶山唐吴道子画观音大士像诗，叙述了他少年时避乱永北
4、，瞻仰过观音像，对是否为吴道子所画很怀疑。二十年后又重到永北，再次瞻仰，见到“石肤剥落画入骨，崭然生面开洪蒙。琉璃界现白描影，当风之带满月容。”他是鉴古的行家：见这佛像具备了吴道子画佛的三大特点：第一，铁划银钩的白描，深入石肤；第二吴带当风的“吴家样”，衣纹有流动飘举之感；第三，容颜丰满如十五的月亮，神态安详慈悲。于是他肯定地说“石壁观音道子画”。至于画像的来源，他是这样推断的：“道子画佛得天授，上追顾陆争奇雄，嘉陵山水泼墨暇，妙帧或者遗蚕丛。好事得之入南诏，摩岩凿刻香花供。”赵老深谙历史，他认为是吴道子随玄宗入蜀时，画了佛像留在四川，南诏信佛的人得到了带回来，刻在岩石上供奉的。赵老的诗中还类
5、举了南诏、大理奉佛的事例，用来证实在这边徼之地有吴道子画佛像存在的原因。两位剑川赵老都是云南文史界权威，式铭先生没见到佛像，有点怀疑；赵藩先生多次亲见目睹，经过研究分析则充分肯定。是非己很明了：永胜灵源石刻观音像，是据吴道子画像摹刻。另外，在永胜还有一种传说，说是“吴道子来到永胜壶山，在石壁上亲笔画了观音像让人刻出来。”这是无稽之谈。那时南诏未入中原版图，永胜（时为北方赎）一带尚是爨族、么些族居住地，他们都不信佛教，吴道子也没有到过云南，史籍无考，不能以讹传讹，贻笑大方，说假话反而会抵毁珍宝的价值。滇中画像之较古者关于永北观音的镌刻年代，史志记载及历来各家意见都比较接近，都认为是宋代。只是未能
6、准确判定为何年而已。其中云南杰出史学家，丽江方国瑜教授的考订最为客观有据。我们先来看看史志的记载吧。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北胜州古迹记载说“石刻佛像，在州（北胜州）东山下石壁间，有古时镌刻释迦、观音二像，其傍题目唐吴道子笔”正德云南志卷十三；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四北胜州山川;刘文征滇志卷十七寺观志；周弘祖古今书刻都有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相同的记载。方国瑜教授认为：“此刻画在景泰年间已称古时镌刻，则当为明代以前物。盖傅友德平滇，距景泰修志时不过七十余年也。”是明代以前物了，但会不会是唐代呢？不可能。方教授作了科学考订：永胜在西汉为遂久县地，属越篙郡（首府在今四川西昌），到蜀汉后改属云南郡（首府在今祥云云
7、南驿）。李元阳云南通志卷二说：“遂久县，在金沙江北，古称北门，盖入云南郡之门也。”下文还引了唐代诗人刘湾的诗云南行为证。这两句诗在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和李元阳滇志里都引用了。方教授说：“遂久自昔为越需与大理间之交通孔道，至今如此，其文化之发达当较早，然唐以前，地为爨族及么些所据，其族不奉佛教，佛像石刻未必在唐代也。”（以上均据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八）对石刻具体时间，方教授又作了进一步考订。据元史地理志北胜府的记载：段氏时，高智升使其孙大惠镇此郡，后隶大理。这就是说：大理国平章（相当于宰相）高智升（后曾为国主）把孙子高大惠（或作太慧、泰慧）分封到北方，作这一带地方的统治者。可惜永胜高氏族谱找不到了，幸
8、好姚安高氏宦谱中还有记载：“高智升子升泰，升泰第三子泰慧，泰慧子慧珠，历八世至孙祥益，为北胜州同知。”（高祥益乃高斌祥子，高祥益以下高氏传承，永北府、县志均有记载）高氏统治永胜一带直到清末犹有土同知虚名。方教授说：“高氏敬信三宝，大理国时代，滇中佛教遗迹多高氏所为,疑永胜佛像石刻亦高氏镇守其地以后所作。考高升泰受段氏让位为帝，当宋哲宗绍圣年间。（见南诏野史）则泰慧之镇永胜当其时，即距大理国灭之前约百六十年，佛像石刻即疑此时以后物也。”方教授考订的两点很合历史实际。第一，佛像是高氏所为。高氏自宋哲宗时开始统治永胜一带近八百年，世代奉佛，光绪永北宜隶厅志称“石壁有唐吴道子观音画像，世守北胜土知州高
9、多罗生筑庵供奉”，明确说明是高氏供养。明代以来，永北观音像的拓片很珍贵，必须盖上“沧阳世守高氏之章”才是真品，这章现仍保存在永胜文管所。笔者与高氏土司后裔有亲戚关系，幼时听末代土司高治宇说,观音箸是他家的家庙，是他家的祖先把观音像刻在石壁上的。观音箸院里的那棵古杉树,是永宁阿土司的女儿嫁来当夫人时的陪嫁物，特意种在家庙里作纪念的。观音阁是高氏家庙，佛像当然是高氏所为，历来无人怀疑过。第二，佛像镌刻于宋代。佛像既是高氏所为，高氏泰慧是在宋哲宗绍圣时分封来镇守善巨（宋元时期大理国所置郡名，在今永生胜一带），时间是宋代绍圣之后，合情合理。而明朝初期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等史志，就称之为“古时镌刻:这样的
10、石刻，方国瑜教授称之为“滇中画像之较古者”是有充分依据的。八百年古刹要弄清观音阁始遗于何时，有一条珍贵的史料：明朝天顺时，有位永北府学正，名叫管镭。天顺七年甲申，他写了一篇重修观音阁碑记。可惜这块碑和碑记都找不到了。幸好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三节录了这篇碑记中的一段文字：“沧城之东，有山名曰观音箸，箸之上石壁间，有镌刻观音、释迦二像，傍题曰：唐吴道子笔政光六年始覆以阁，因名焉。国朝洪武、永乐间，尝因其蔽而葺之。岁久倾圮，二像娉然独存，过者凄然。天顺癸未，都阿陆公兴守备兹土，倡众出资，建阁饰像，期年而落成焉。”这段节录有力地证实了五点：第一，石刻佛像当时就题有“唐吴道子笔”五字；第二,佛像是两块，释
11、迦和观音；第三，是先刻有像，后盖上阁；第四，始初建阁是在“政光六年”；第五，明朝洪武、永乐时就已是在“蔽而葺之”的重修古寺了，到天顺六年殿宇又己倒蔽，但石像“娉然独存”，才又一次建阁饰像。这段碑记节录已把明代天顺六年以前观音阁的始建和重修时间说得很明白了。遗憾的是查遍史籍，找不到“政光”这个年号。方国瑜教授疑是大理国改元年号。如果文史界今后能查到“政光”年号就好了。我查到北魏时有个年号叫“政光”，那当然不对。灵源箸观音阁内西墙上有块光绪二年永北直厅隶同知刘昌笏撰的碑文，碑文竟说“永北郡东城外之观音阁，建于唐贞观，这当然是个常识性错误：第一，贞观时这里叫北赎，还是爨族、么些族居住地，他们不奉佛教
12、；第二，唐初佛教也还未传入云南；第三，吴道子也还未出生呢！治文史贵真实，既然是先刻像，后建阁，明初已是重修古庙，那么，初建阁当然是宋代的大理国时期了。这是弥足珍贵的八百年古刹啊！解不开的谜排不开的遗憾关于永北石刻佛像，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有古时镌刻释迦、观音二像，其傍题日唐吴道子笔”正德云南志，李元阳云南通志，刘文征滇志，周弘祖古今书刻等史志都同样称有古时镌刻释迦、观音二像，天顺七年学正管镭所作碑记也说：“箸上石壁间，有镌刻观音释迦二像”。直到乾隆三十年成书的永北府志古迹中仍说“在府城东山石壁下，镌刻有释迦、观音二像，旁题唐吴道子笔可是到了光绪三十年甲辰成书的永北直隶厅志祠祀里，却说“观音寺
13、在郡城东五里许，石壁有唐吴道子观音像”。释迦像不见了。人们再也没有见到吴道子画的佛祖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佛祖像哪里去了？史志均无记载。我幼时也问过老前辈。他们的回答不一，现将较有眉目的一说记下来供参考：灵源石刻佛像，原来是两块，释迦刻在南边面北的石壁上,他是佛祖正位；观音刻在西边面东的石壁上，她是陪位。那时观音阁很小，面向北开。乾隆五十五年王子音阔修佛寺，要让观音阁名符其实，让观音居于主位，便把殿阁改向东开，凿去释迦像，改刻为护法神了。这也只是听说，无文字依据。释迦佛像何时消失还是个解不开的谜，失去一块瑰宝，给后人留下了排不开的遗憾。永北观音是画圣吴道子所画佛像的摹刻，是滇中画像之较古者，保存在创建于八百年前的古刹中，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永胜的无价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