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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缠书学创作研究我国书法的顶峰当属宋朝。唐朝“尚法”，晋代“崇韵”，发展到宋代即“尚意”。在宋朝,书法已逐步趋于成熟和完善，也相继涌现许多流派的书法家，如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等，然蔡襄在此时代脱颖而出，其创作观更提倡晋唐古意，推动了书法艺术朝着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其书学创作观别具一格，学术价值极高。一、蔡襄书学思想“尚古匡时、寓意存真”(一)“尚古匡时”论蔡襄书学思想的主要命题即“尚古”，这是历史众家公认的结论。然而，蔡襄尚古并非简单地遵守传统，而是对古人书法技法的立体继承，其中涉及人物遗思、金石鉴赏、古人的人格力量及精神境界等。而蔡襄匡石主要体现在行动上直追唐人，目标上越追晋法，观念上著力
2、古意。第一，行动上直追唐人。蔡襄尚古的核心体现是追唐。从某种层面而言，唐代书法的三个坐标仿佛是“狂草”“法度”“梢书”。而蔡襄的追唐通常体现在对唐楷颜真卿的追崇层面。此外，蔡襄的追唐还体现在诗歌层面，如七绝诗，其格调与唐人相似，可以体现蔡襄文艺思想层面的一致性。第二，目标上越追晋法。回顾历史发展可知，相比唐人，宋人气局与晋人格调更接近。而蔡襄效法颜真卿，直追唐法，可以充分体现蔡襄的书学晋人。第三，观念上著力古意。蔡襄观念层面著力古意体现在对诸多书体、“古意”的践行和关注。书学思想对书法评鉴、欣赏、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蔡襄的直追唐人、越追晋人、著力古意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统一的关系。(一)决定
3、“尚古匡时”书学思想的原因第一，“学力论”的影响。传统观念中，米芾、黄庭坚、苏轼三人所谓的“意”的体现倍受世人关注，导致人们不太重视宋人的“学力工就事实而言，宋四家中任何一家都比较重视“学力工而蔡襄指出的“学力”是渗透在其文化观念及思想之中。第二，“天资论”的影响。蔡襄在晋唐基础上取法，尤其是对颜真卿楷书的推崇，可谓是体现蔡襄“尚古匡时书学思想的重要一环。蔡襄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是有取舍的，不是盲目推崇、效仿，而是结合自身情况取法，实现“尚古匡时”的书学主张。第三，“楷法价值观”的影响。楷法充分体现出唐代楷书艺术的高度，而颜真卿可谓是唐楷的典范。蔡襄著力晋唐，旨在实现“尚古匡时”的书学思想
4、，特别是唐代楷书与晋代行草书。“天资论”直接决定蔡襄从内心深处接近颜真卿，而“楷法价值观”则是蔡襄立足唐代，崇尚颜书的根本原因。第四，“鉴赏力”的影响。在书法层面，蔡襄的鉴赏力宜接决定其取法的深度与广度，就观念层面而言，蔡襄著力古意，和其自身见多识广有直接联系。（三）“寓意存真”论宋代书法提到的“意”是指书法所体现的风神、意境、意味、神韵、气息等，就实质而言，需要切身意会和感悟。蔡襄尚古并非单一的“承法”，而是从形式到内容、从具体到抽象、再从书法自身到人物精神均体现“尚古”思想。蔡襄“寓意”和“尚古”其实是一样的，均有其独特含义。蔡襄的“寓意”和米芾、苏轼、黄庭坚不同的点在于其要同时表现宋人的
5、意与古人的意。蔡襄在实践创作过程中充分凸显“察”的过程及内心感悟，更注重“神气”论、“意会”论、“韵胜论”，从以上角度可以精准理解蔡襄的“寓意求真”，及其对书法风韵、人物精神的重视。（四）决定“寓意存真”书学思想的原因第一，蔡襄具有体悟参疏的素养。艺术创作主体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然而，创作主体的参疏、体悟能力对创作作品的格调、品味及境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当于创作作品意境展现和传递的阶梯。蔡襄之所以涉猎诸多书体且成绩显著，和其参疏、体悟能力密切相关，这也为蔡襄“尚古匡时，寓意存真”的书学思想提供了保障。第二，蔡襄精准、全面地认知了创作中的主体意识。艺术创作包含创作主体、客体及过程三个模块。
6、人是创作主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蔡襄在其书学思想中注重“自觉”意识的融入和渗透。第三，蔡襄具有人格论塑造的内在追求。蔡襄认为书法并不是一种技巧，更像是一种修身之法。因此，蔡襄特别看重书法与人格的关系，这在对他人的书法品评与“自律”过程中有所体现。二、蔡襄书法创作观实践研究（一）书风形成与演变蔡襄最早在西京留守上任时书法水平一般，此时期为第一阶段；蔡襄迁调入都后显著提升了对书法的认知，此阶段是吸收和积累的第二阶段；庆历五年到至和二年是蔡襄书法历练和积累的第三阶段，其此阶段的书法水平日益精进，其在创作实践层面也不断自我革新，借助丰富的书法资源，全力研究书法造诣。第四阶段是至和三年直至去世
7、，蔡襄不再热衷仕途，历经人生历练和百态后，其书法显著表现在潜心味古、嗜古阶段，但在体悟过程中较多还是回味，其中掺杂着蔡襄一路走来的生活认知及对人生的态度。蔡襄将其浓缩渗透在书法实践中、古代碑帖中，不仅能凸显对书法“古”的留恋，还体现出在人书俱老的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二）书体实践和书风解析在宋代，蔡襄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学习了书法的多种书体，在宋代的地位相当高。首先，关于楷书。和欧阳修书体不同，蔡襄受颜真卿楷书的影响，其楷体格调清俊，笔法精研，处处用意。其次，关于行书。由于蔡襄受早年楷书的影响，其结字、用笔均能凸显颜体的轮廓，凸显晋书笔意，形式过于精熟。蔡襄在学古中极具自我修正意识，持续探索“古
8、意”和“己意”的结合。蔡襄并未继承扈从帖的书风，在原有的行书、楷书中找到自信，创作出京居帖远蒙帖等。蔡襄的书风极具恬静、淳厚、与世无争之感。第三，关于草书。蔡襄在书法实践中会有一些较突兀的作品，原因在于蔡襄在不断求变，不同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意境也存在显著差异。在草书实践过程中，蔡襄还尝试过飞白草、过章草、篆隶书等，但仅有文字记载，没有保存下来的传世作品。（三）书法实践价值和启示第一，书体复兴和书风创新为新时代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宋代书坛中，蔡襄书法思想“尚古匡时”的方式是全面复兴书体，让草、行、楷、隶书、飞白草等书体呈现于宋人面前，书法造诣极高。第二，“表象之行”和“古质之美”在审美层面存在
9、显著差异。在梳理蔡襄书学过程中可知，蔡襄在暮年时也尝试过“践古”“品古”，在草书、行书及楷书的各个阶段均有创新样式出现，一直保持着稳步的书风改变和创新。换言之，蔡襄在吸取传统书法经验的基础上也在持续优化和创新，蔡襄学到老活到老的精神值得人们学习。蔡襄可谓是宋代注重审美高度的书法大家，其深层次把握“表象之形”和“古质之美”的关系。第三，“不以书能为能”的时代性思考。蔡襄行书应该排行第二，其在研究书法、书体的过程中并未想过与书法大家一争高下，而是苦苦追寻、探索“古意”“古人”。三、蔡襄和“飞百草”“飞白草”“散卓”和蔡襄书法有很大关联，只要和蔡襄所擅长书体相关，基本上都会有“飞白草”“飞草”。根据
10、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书，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此句话能够传递出“飞草”“散草”和“散隶”存在一定的名实关系，似乎也在向人们传递蔡襄首创了“散草”，尤其是“近岁”和“古人”的对举，但其实并非如此。（一）“飞白书”的形式美和价值“飞白书”的“势”在于“飞”，“体”为白，“飞白书”古法的基础是“飞”，其中有八分是来自“波画”。就理论层面而言，“飞白书”的波画特征，在“飞白草”中能体现出来。“飞白书”在当时之所以备受人们追捧主要源于其动态美和节奏美的特征，后世普遍认为“飞白书”最好用白纸，由此，可以充分表现出“飞白”特色。同时，“飞白书”的形式美分为“节奏美”和“势
11、态美”，二者也是动静结合，阴阳相对，凸显黑白节奏，其飞举形态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意境。就书写层面而言，虽然“飞白书”的创法能够体现八分之美，然而“节奏美”“势态美”远高于八分。止匕外，“飞白书”的形式美还被广泛应用于绘画中，对中国画笔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使绘画的审美语言进一步丰富。“飞白书”适合用大字书写，在绘画中也需要大面积体现，因此，我国绘画中“石”用飞白的形式最常见。同时，飞白书的“飞白”对修辞学内修辞的影响也比较大，其辞格使人们研究书法的视野更开阔，还能使人们深刻认识和理解“飞白书”的形式之美、修辞之美、音乐之美。此外，“飞白书”还有沉寂和喧闹之内美。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知，“飞白
12、书”学术研究人员均会提及“飞白书”的兴盛和式微由来，我们知道其兴盛和式微的根本论点有二。第一是贵族、帝王及文人的参与，第二是书体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式微的原因是飞白书可爱而不可学，且对飞和白的效果过于重视，存在装饰做作的现象。谈及兴盛原因，有学术论点提出“飞白书”的飞与白能够自由取舍，相比较其他书体能够精准识别“飞白书”,而文章认为“飞白书”不曾有过兴盛时期，自然也无法谈及盛和衰的论证命题。（二）蔡襄和“飞白草”论虽然许多关于飞百草的作品在今天无法看到，然而从蔡襄的泰山题刻中能略知用笔大概。此外，蔡襄、张芝的飞百草类型一样，就书法史学角度分析“散草”和“一笔飞草”可知其各自的侧重点存在差异。蔡襄
13、散草更注重飞白的散笔古法。而张芝的飞百草更注重“一笔”的特性，经常用于草书发展例证中，可谓是草书章法、用笔上的一大突破。蔡襄的“飞百草”在宋代达到的成就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为宋代草书注入了新鲜活力。四、关于蔡裒的两大批评（一）关于书风“弱”论的批评在书史上经常有诗人讥讽书法家的书法，宋四大家也同样如此。在苏轼心中，“当代第一”的书法称号非蔡襄莫属，然而章惇表明蔡襄书法不见其微意，黄庭坚也认为蔡襄的书法作品给人一利严闺房态”。此推论及评价逻辑存在片面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需要结合历史环境，切忌有太多主观色彩，在评价蔡襄作品时可以同时将米、黄、苏三家或者其他家的书法一起比较，肯定不会有“闺房态”
14、“不见微意”等评价，肯定会更加出色。虽然在历史上有弱、微的书风存在，但也不可用特定时期的作品评价书法家的书风特征或书学思想，这是书史研究最基本的立场与态度。但今天人们对蔡襄的评价通常习惯性地从书风角度评价，推演古人之论，殊不知，如果未深入了解蔡襄书法，则极易出现对蔡襄书风的误判，甚至还会误读古人对蔡襄书风的评价。（二）关于书体“杂而不精”论的批评虽然欧阳修提出蔡襄书法“杂而不精”的观点，认为蔡襄没有达到其认为更应该达到的艺术高度，但在宋代，蔡襄书法无人能及。纵观蔡襄、欧阳修对楷书的书学创作观、思想，能够了解，楷书是特别重要的书体。二者在许多论述中都着重强调。此外，在蔡襄的一些作品中也能验证，蔡襄的楷书虽然有宋代格局，然而和颜真卿、欧阳修等书法大家相比还缺少一定的个性。宋史中记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在当今时代，已有诸多人评价蔡襄创作书体，认为其是宋代少见的多能书家，由此可以看出，蔡襄不但精通书法，而且精善博学。综上所述，蔡襄的书法思想、创作观对后世人们创作、书法研究等层面的影响深远。蔡襄书法发展极具全面性，其草书、行书、楷书均是历代书法家效仿的对象，发展至现代也同样如此，其书法创作观、思想对人们起到了启迪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