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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中期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下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积多年之功而编纂而成的一部重要文献，其基本特色，是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尊奉相传的黄帝学说，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学术上呈现鲜明的综合性、系统的融贯性、高度的整体性与显著的互补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兵学思想成为了淮南子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这样，淮南子的兵学观念也体现出系统整合的特点。淮南子的兵学论述主要集中于兵略训主术训氾论训等篇，其兵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战争起源缘于“分不均，求不澹:淮南子认为，战争之所以难以避免，乃是受人性内在本质驱动的必然结果，但是社会财富毕竟有限，无
2、法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人类内部又往往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社会物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更是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引发战争的爆发分不均，求不澹，则争J由此可见,淮南子是着眼于人的物质欲望与物资不足的内在矛盾关系，来揭晓并说明战争的起源问题的。“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战争制胜理念。淮南子认为，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克敌制胜就有了政治上的基础，“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反之，如果政治黑暗混乱，那么就不免由强转弱，由多转少，由胜转败：“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
3、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这种政治为军事胜负的前提，淮南子将它理解为“道”:“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在此基础上，淮南子进而区分了战争的基本性质，即“义战”与“不义战二认为战争的宗旨，当是为了追求“正义”：“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为此，其亟切倡导“义战”，认为“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乘众人之智”的将帅素质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置将不慎，一败涂地二将帅是军队的灵魂，是军队的大脑，关系着
4、全军上下的生死，国家社稷的安危，这乃是古代兵家的共识，淮南子在这方面也没有例外。淮南子对将帅的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身为将帅者要具备“独见独知”，即拥有“见人所不见”“知人所不知”的高于普通人的认识能力与睿哲智慧。但是，这种“独见独知”的能力，绝对不是自以为是，独断专行，而是能够做到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即所谓“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重“权”任“势”的作战指导原则。淮南子在作战指导思想的阐释上，也有很多创新思想。淮南子认为，作战的宗旨与作战样式必须随时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变革，及时创新，而切忌墨守成规，僵化保守，画地为牢，不思进取。“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
5、，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主张用兵打仗要拥有“三势”“二权”，即“气势”“地势”“因势”以及“知权”“事权”，其核心内涵，是要根据己方高昂的士气、有利的地形和部队的实际状况，积极创造和运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并针对敌方的实际情况，灵活用兵，因敌变化，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克敌制胜。而要做到这一点，淮南子认为，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巩固自身：“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淮南子的兵学论述，在文字上亦颇有特色，可谓优雅生动，从而与兵学原则本身交相辉映，相形益彰。如兵略训有
6、言；“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挂;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阐释“集中兵力”“并敌一向”的哲理，可谓形象生动，比喻鲜活。又如同篇言“分合为变”的道理：“兵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锚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这里排比、对偶等修辞方法琳琅满目，形式上的美感，更利于其兵学观念中的辩证思维精神的展示。淮南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儒、法、兵等家之说。该书许多篇目对兵学思想皆有论及,其中以兵略训所论述最为系统和详尽。下面再试从战争观、将帅论与用兵论三个方面对淮南子的兵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一、战争观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总的根本
7、的看法。在战争观方面，淮南子主要论及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战争起源。淮南子认为,战争之因根植于动物和人的本性之中,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它说:“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趺,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烁铁而为刃。兵略训）为了制止这种灾祸的蔓延,“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同上）淮南子还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对战争的产生和目的作了说明L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
8、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同上）战争是由制止争夺、扰乱万民而产生的用兵的目的是为了禁暴讨乱。2.战争性质。淮南子认识到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提出义兵必胜的思想。它认为,不义的战争“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弹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正义的战争“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因此,战争胜负主要不在于国之大小、兵力强弱、城池高深,而在于用兵是否为了行仁义。兵略训说:“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
9、为用，犹之子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只有以义兵去讨伐”不义之兵”,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淮南子继承了老子“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思想,主张即使是举义之兵,也要适可而止,防止“数战数胜”而亡。它说:“数战则民罢,数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天下鲜矣。骄则患，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夫差所以自到于干遂也!飞道应训）3.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淮南子认为,战争的胜败,最根本的在于国家政治状况的好坏。它说产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
10、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别,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兵略训）淮南子提出了治政的三条原则:“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同上）淮南子认为,百姓是国家存亡的根本,治国要以利民为本:“民者国之本也”（主术训）0“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泛论训）为此,它倡导用兵有时,勿夺农本。“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泰族训）二、将帅论淮南子对将帅极为重视,认为将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它说:“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
11、胜乎千里之外矣。”（兵略训）淮南子认为,一个好的将帅,要做到以下几点。1 .视卒如子。“视卒如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治军思想,孙武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篇）淮南子继承了孙武“视卒如子的治军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视下如弟的思想。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兵略训）贤将治军,就要爱兵如子、视下如弟,这样才能上下同心协力,克敌制胜。淮南子还认为,将卒是心体关系,只有同心同德,才能步调一致。它说:“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
12、可以应敌合战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肢体亲刃,心疑则肢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同上）2 .修诸己。淮南子认为,为将者必须长期修治,自己不能够修治,而想乘机攻破别人,就象用火来救火,用水来对付水,是不能奏效的。它说:“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何能制?”（兵略训）淮南子认为,“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知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
13、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同上）3 .明势知权。淮南子认为,一个优秀的将帅要想在战争中做到守必有固,攻必有胜,就要认识用兵之“势”和用兵之“权:它说:“是故善用兵者,势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圆石于万丈之溪,天下见吾兵之必用也,则孰敢与我战者!它概括为“三势”,即“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跌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居,羊肠道,发笥门,一人守
14、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喝,推其擒拾,挤其揭揭,此谓因势（兵略训）除了“三势”,还有“二权”,即“知权”与“事权”。“知权”指巧妙侦察设伏,即“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事权”谓指挥灵活有序,即“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同上）。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以保证作战的胜利。三、用兵论在用兵意想上，淮南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主张用兵要恃“道”而行。它说:“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恃道而后行可一用也。”（兵略训）淮南子强调用兵要恃道而
15、行,实是强调用兵作战要明晓军事活动规律之玄妙,通达强弱、动静、正奇、虚实转化之机理。1 .以柔胜刚,以弱胜强。淮南子继承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主张以柔胜刚,以弱胜强。它说:“弱而能强,柔而能刚。”“行柔而刚,用弱而强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原道训）淮南子把这个思想引申到用兵之策,主张示弱,以弱胜强。“善持胜者,以强为弱。（道应训）“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兵略训）如此用兵,便可以攻取战胜。淮南子断定兵强则灭。它说:“故兵强
16、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原道训）2 .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淮南子把道家的主静、用静思想,运用到军事领域,提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的策略。它说:“静以合躁,治以待乱,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飞兵略训）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是借助天时、地利、巧举、人和,然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均可用相应办法破除之,“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
17、唯无形者无可奈也”,只有无形之举,才是无法破除的。“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陈不可得而经。无法无仪,来而为之宜;无名无状,变而为之象。（同上）这是对孙子“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孙子兵法虚实篇）思想的运用。3 .奇正相应,避实就虚。淮南子继承了老子“以奇用兵”和孙子兵法“奇正相生”、“以实击虚”的思想,提出了“奇正相应”,“避实就虚”的作战之术。关于“奇正”，兵略训说广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杀以应,故能全其胜。拙者处五死以贪,故动而为人擒。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险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用兵作战还要虚虚实实
18、,以实击虚,此则攻可取,守可固所以说:“先胜者,守不可攻,战不可胜,攻不可守,虚实是也。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明将良,上下同心,气意俱起,所谓实也。若以水投火,所当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胜相奇者,虚实之谓也。故善战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夫实则斗,虚则走,盛则强,衰则北。”（同上）总之，淮南子的兵学思想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所提出的一些颇具价值的见解,反映了西汉初期军事理论的发展水平,给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启示,至今仍有其精深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口467兵学是随着社会的各方面不断前进发展的，在社会文化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刘安专辟一篇兵略训以讨论兵学，显然是受到前辈的直接影响。如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中即整理汇聚了丰富的兵学思想。此外，汉高祖在位时又有“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21762-1763但当时的兵书整理处于汉初“干戈未息的社会环境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中，所以侧重于搜集和遴选。而淮南子则不止于此，它一方面对前代兵学思想加以兼容综合，同时充分阐发了所持守的价值立场，具备了明显的理论化、系统化色彩。因而，其对兵学的阐释也就不再单纯局限于军事本身，而是融入了包括政治理念、原则等诸多元素，所论兼儒、道而参兵家，并自觉求证于史例且着力于评点当世之现实。一、以义
20、用兵淮南子对战争的关注，首先表现为用义来评价战争，提出了“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3604的观点。基于这一观点，兵略训对战争的起源、性质以及合法性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探讨。兵略训对战争的起源作了分析。首先，无论是动物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面对资源的分配上，必然会根据生存本能进行争夺，从而出现人对合理分配的要求与人类社会财富不足、分配不均的现实状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弱肉强食的分配规律。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
21、，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31044-1045!借助于神话、传说及历史，淮南子在这里展示了一种信念：“圣人”会在社会资源争抢最严重、动乱已无法控制之时出现，通过战争的形式让不合理的行为停止。淮南子认为战争对人民是一种灾难，但它同时也是削除残暴、维护良好秩序、安定生活、善良人性的必然选择。并且战争早已在上古时期已经出现,即便功德超卓的上古帝王，面对战争也无法做到平定和根除。因此，在刘安看来,正视战争的存在、并能够采取相应的对策，是治国者的必备素质。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4143淮南子也将战争视为“不得已”之事，但并非停留在幻想世界里，寄望于以鄙薄战争、
22、废止战争的消极方式来取得和平，而是以更为现实、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战争、准备战争。在必要的时候，治国者不仅不回避、禁止战争，反而应自为表率，对军事活动予以充分的重视，并制订、遵守军事活动的具体法规和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战争的存在做出了辩护。随后书中根据战争的目的与性质，进一步把战争分为“义,与“不义,两种类型。淮南子反对“利土壤之广”“贪金玉之略，的用兵，将其视为“不义而将，存亡继绝”呼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31043的用兵视为“义，即具有合法性。兵略训对理想的“兵”做出了定义：“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本经训也说：“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然而，究竟什么是“暴”，如何界定“为暴，与
23、“讨暴，之间的区别呢？淮南子在此所取的是“天下”“万民”的立场:凡是出于少数人的私欲，侵夺天下人、老百姓的公共利益的，即为“暴”，由此而导致的灾难，即是“乱”；而那些为了维护天下人、老百姓的利益，而反对、讨伐“暴”“乱”的发起者的，即是“讨暴”，即符合了“义”的要求。因此，“义”的标准在此带有明显的“民本”倾向，“万民之利”成了衡量是否合于道德、是否为“义”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我们可以对兵略训中所说的“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这一事件作出判断：炎帝、共工是制造灾害的，而黄帝、颛顼是要制止灾害的，因此炎帝、共工的行为是“不义”的，而黄帝、颛顼发动的战争便是“义兵兵略训还
24、用“栉发耨苗”来比喻圣人之用兵”，强调“圣人之用兵也，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31044“圣人用兵”无疑是合于“义”的，其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显然，由于距离秦灭、七国之乱年代颇近，淮南子的作者十分清楚战争的巨大危害，认识到战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但他的观念也十分明确：只要“所利者多而所去者少”,便合乎“用兵,之义o因此，在很多情境下，发动战争不仅合于“义的标准，是正当、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成为一种不应回避的责任。兵略训指出，即使从夏桀、殷纣、晋厉、宋康这些无道之君的角度来看，民众一味地顺从、姑息他们的恶行贪欲，对他们自身也是危害极大的。因为这
25、样会助长他们的恶行日趋严重，最终的后果是激发了更为强烈的反抗，导致身死国灭。这实际上也是对用兵者的劝诫：切不可“杀无辜之民”“养无义之君”，盲目地、不加判断、不论情境地忠君，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往往会导致“海内之祸”，为“大伦所不取:这种以“大伦”为重、惟“义”是举的态度，颇似于孟子开端、为辕固生等儒生所发扬的儒家立场。在此基础上，兵略训将百姓喻为被饲养的鱼群、牲畜，而将“不义之君喻为危害鱼群、牲畜的褊獭、豺狼，所以必须坚决加以消灭。淮南子对无道之君的深恶痛绝，由此可见。除了努力抗争本国的无道之君，也要加以反对无道的敌国之君。兵略训强调：“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
26、存亡也。31046攻破敌国并不危及其百姓，而只是废除其国君，改变其恶政。相反，还要“尊其秀才”“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造福于敌国的百姓。在淮南子看来，汤、武的王道和齐桓公的霸业，正是由此而立。老百姓对于这样的战争，不仅不害怕、厌憎，相反，必然是冀求、渴望的。淮南子于此表现出的观念，与荀子“刑一人而天下服罪5246的用兵境界是一致的。淮南子还为战争设置了终点：“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31048“战”并非最终的结果，只是一种手段，用兵最后要达到的效果是“不战“，是要让老百姓们幸福安康，让盛世太平。二、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汉初虽内有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少数民族及农民武
27、装的冲突，外需抗击匈奴的袭扰，但总体上战争已不是时代的主旋律。尤其在黄老思潮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逐渐由崇尚武功转向追求文治、由迷信暴力改为粉饰礼乐。相应地，兵学思想家们也在研究兵学的同时，更多地对政略加以重视6。淮南子中已开始出现民本思想的萌芽，明确提出了“兵之本在政”，认为要把政治作为军事之本，应该用政治的视角来审视军事活动，如书中所言：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也。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31059-10600民本思想于先秦时
28、即现其萌芽，“民心”“民意”也历来颇受关注，尤其往往被儒家用来与“天命”相联系、相匹配。淮南子把“民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认为民众的意愿与心理状态与国家的军事力量直接相关。兵略训云：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31087-10880于此，“兵”实际上被视为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淮南子看来，当“民”与“义”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威仪并行”的“至强之兵”。只有这样的“至强之兵”,才能战无不胜。必须注意的是，淮南子于此将军队的范围加以扩大，实际上把“民”也看作“用兵”的对象，其所谓的“兵”，并不只是行军作战的士
29、兵，还包括了可能应征入伍的人，包括了君主辖下的一切百姓。因此“用兵”也即“用民”“用众”。为了让“民”与“义”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淮南子从人性论的层面对人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兵略训指出人都有乐生恶死的本性，在战争中士卒们能够敢于当先，并非无惧死亡，而是由于将领们能够根据其作战表现将预先规定的赏罚严格地落到实处。乐生恶死的先天本性被乐赏恶罚的后天激励机制所掩盖。换言之，士卒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将领的赏罚是否严明。在这一意义上，士卒与君主、将领的上下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方式是相互对待、互为条件的：是故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
30、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斗者，积恩先施也31088。淮南子多次以父子、兄弟喻指理想的上下级关系，实际上也是把人性、人情的因素渗透到了群体、组织的行为机制中，希望在君民、将卒之间建立有似于父子、兄弟的牢不可破的纽带。只不过这样的纽带，已经超越了利益的计算，而加入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兵略训进而主张：故将以民为体，而民以将为心。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故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兜之角，若鸟之羽，若螃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1071-1072。于此，“将
31、”与“民”的关系又被喻为“心”与“体”的关系。“将”必须做到心诚，也即摒除私欲，才能使得民勇敢向前。因此，良将统率土卒，由于能够做到上下同心齐志、统一协调，必然极具战斗力。同时，军队的战斗力还必须依托于军令制度以及将领的威信，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数量的多寡，而更在于这支军队能否严守军纪、法令。一方面，军队的上下级之间必须形成和谐亲近的氛围；另一方面，将领又必须树立威信，使得士卒敬服、畏惧。这样便能达到攻必胜、守必固的功效。相反，若上下不能协调一致、齐心合力，则必然导致失败:“故四马不调，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31088淮南子还进一步对“君
32、主”“臣民”之间的关系作了更深层次的需求-动机分析，认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相对、相报，也并非全然建立在天性、人性的“将心比心以及情感纽带的基础上，更须有互相满足需要的机制来加以约束、激励,不能期望一方只管付出，而另一方只是受益。双方必须在相对平衡、对等的情境下才有可能持续其相报、相生的预期行为。这样，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就必须明确君主对臣民的要求，即希望臣民竭力向自己效忠；同时也要清楚臣民对君主的要求，即给予臣民相应的福利、酬报。明确了双方的需求，君主就可以建立“信赏必罚”的制度，调动、激励双方，尤其是臣民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形成“上足仰,下可用“德足慕，威可立”31091的良好局势。显然，有了这样
33、的君主-臣民关系，必然能够兵强国盛。三、兵有三诋淮南子并不满足于仅仅对战役本身的胜负作浮于表面的判断，还提出了对用兵作战的更深层的理解：“刑，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可谓极之矣。是故大兵无创,与鬼神通。”31052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通过大规模的屠杀造成伤亡而胜利，而是要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让敌人屈服。这也是对“义兵”的较高要求。兵略训进一步提出了“兵有三诋”的见解：兵有三诋：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捻，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
34、，两军相当，鼓自享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羽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袍绢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310551056。用兵的三种方式中，上策是用国内的政治优势压倒千里之外的敌人，通过礼仪得到天下的拥护；中策是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的实力，出征临阵，使敌人不战而却；下策则是凭借指挥得当，通过血战而决胜。在此，淮南子推崇的不是白刃相交的战斗胜利，而是凭借内政外交、无须流血战争而获的优胜。因此，书中所阐发的“兵略”是广义的：兵之所指，已不再局限于统率士卒、行军宿营、列阵交锋，更是渗透到国家的政治、
35、外交、君臣相处、世风民俗等其他的国家治理过程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淮南子的兵学思想的中心归结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淮南子“兵本在政”的观念，也可以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发现。论语中载孔子言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J7170孟子也称：“仁者无敌J7211并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7241荀子也说：“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5244虽然淮南子引入了很多带有儒家色彩的政治伦理观念，但其书并不像孔、孟那样过分夸大政治的作用，以至常常轻忽军事的功能，其对政
36、治的高度重视，用意更多地在于对用兵境界的提升，以及对用兵方法的强调。同样，我们也能够在先秦与秦汉之际的法家和兵家著作里找到“兵本在政”思想的萌芽。如商君书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J892韩非子也说：“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责于外，内政之有也。9U15他们都认为政治对于战争起决定作用，是战斗获胜的基本手段。淮南子显然也继承、汲取了商、韩的理论营养，但其书所称的政，却不只是作为取得国力优势的立法、建制的政治手段，还包涵了行政、为治的德、义等元素。兵略训所说的“兵有三诋”，显然不是只就功利效果言，而更强调了应以道义、德行作为衡量标准。四、制胜于未
37、战基于“兵之本在于政的认识，淮南子对其所处时代的用兵之道提出了批评：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务修其本，释其根而树其枝也31056。在此，“舍本逐末表现为一味执着于外在的兵战之事，而不知从内在的政治事务入手。淮南子强调，应寻求制胜的根本，而切忌只在细枝末节上耗费心力。兵略训称：夫兵之所以佐胜者众，而所以必胜者寡。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而胜亡焉。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该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而全亡焉31057。于此，淮南子首先肯定了，战争取胜的因素很多，而战争必胜的决定因素却很少。甲兵、车马、畜积、士卒，无疑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星辰日月之运”与阴阳奇
38、秘之要，也会对战争起到巨大的帮助。但这些在淮南子看来，都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而只是“佐胜之具”，不能达到”所以必胜的要求。那么，什么才是制胜的根本呢？兵略训认为：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31059。“必胜之本”并不存在于战争发生、开展中兵力的强弱以及计谋的优劣，而存在于战争发生之前的为政过程中，取决于德义、事业、选举、谋虑等政治因素是否达到或符合人民的要求。因此，对制胜的法宝，不应外求，而须转而向内，在内政的修习、治理中追寻，“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内政得到良好的治理，则能收到“
39、制胜于未战”的用兵效果。因为内政的治理，所依据的是“德，而德又是最能广泛流传、影响的，很容易便能引起包括敌国在内的他国人民的仰慕。这样，自然就能达到“不战而胜”，或“先胜而后战”的理想境界。兵略训称：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汤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穷武也。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
40、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31065-1066。在此，战争成为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国家治理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内容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就战争论，如果治国者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取得优势，占得先机，实际上，一定程度已削弱对方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易收事半功倍之效。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根本上在于政治力量的强弱。因此，政治优势的确立，在战争中相当重要。如果国君建立了深得民心、影响广博的德行威望，那么临敌用兵时就会满怀信心、胸有成竹。但若想做到“先胜而后战”，除了要具备德行、威望的必备素质之外，用兵者还必须在战斗发生之前，对敌我双方的各个方面进行充分的对比、评估：凡用兵者，必先
41、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矣31066-1067o“制胜于未战”“先胜而后战”实际上是向用兵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用兵者必须“内外兼修Z内积德以修政，外服威以塞丑。而要做到积德服威，为将者又须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苦、程寒暑、齐劳佚、同饥渴、共安危。于是，以己军中的“德”“爱”对抗敌军阵营中的“怨”“憎”，自然就能获得全胜：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丑，以服其威；察其劳佚，以知其饱饥。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故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
42、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31088-1089!显然，这里所谓的“胜”并不仅仅是攻城略地、杀敌破阵的战斗的胜利，而更注重政治影响、民心向背的对比方面的优势。因此，战争不过是“兵的最后不得不表现出来的结果，而其胜负早已在内政、治军的过程中被决定。与此相应，淮南子的兵学思想，也不只是局限地着眼于战场上的军阵、谋略，而更深远地关注了包括君主、将帅修身、理民、治军、攻守在内的整个过程，把“政”看作“兵”的根本，把“兵”视为“政”的延伸。总结淮南子全书
43、的要略训点明了其兵学思想的主旨与任务，同时也透露了其思想渊源与立场：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谓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314491450。这里所谓的“体因循”“操持后”“乘势”“清静”“避实就虚”等基本上是道家的思想原则，而“德义”又体现了儒家的关怀，“形机之势”“诈谪之变则是兵家的擅长。由此，可以从淮南子中看出由先秦至汉初兵学思想的转向：其一，兵学旨趣从“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守天下转变；其二，论兵方式从强调“独到之见”向主张“学术兼容”转变。参考文献：山何宁.淮南子集释IM.北京:中华书局,1998.姜国柱.道家与兵家M.北京:西苑出版社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