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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海醒到巾帼模范摘要月份牌画中的人物形象诠释着中国民众的生活转型，勾画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轨迹。从“上海摩登”到巾帼模范，月份牌画及月份牌风格新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极为突出，生动展现出时代女性的风貌。考察月份牌画及月份牌风格新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有助于了解女性形象在变革中折射出来的时代特质，了解美术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围绕女性群体展开的时代关怀，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女性主题美术创作建立更加深入的理解。关键词月份牌画新年画女性形象“上海摩登”巾帼模范月份牌是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广泛流行、影响巨大的商业广告绘画。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商业城市在中国的出现，西方商人采用月份牌广告画促进商品销售。印刷术和
2、摄影术传入中国后，月份牌画的绘制从刻版印刷的传统年画中脱离出来，成为绘画、摄影和出版印刷相结合的现代艺术品。新颖动人的月份牌画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作为新型视觉传播和视觉消费方式风靡中国社会，构成了近代商业都市的现代性想象。19世纪40年代前后，月份牌画已在广州、香港等通商口岸出现。外国商人和受商业文化影响的中国文人将绘制月份牌画的风气带到了上海。月份牌画伴随报纸、画报等现代传播媒体和印刷、摄影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生。早期在上海印制月份牌画的机构有英国商人创办的申报馆及其附设的点石斋书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少城市的博彩行业发展迅速，彩票行纷纷采用各种手段促销，其中就包括奉送当时颇为新奇的月
3、份牌画，彩票行亦成为早期印制、发行月份牌画的机构。月份牌画除用作馈赠顾客、促销商品外，亦是人际交往活动中体面、时尚且很有分量的礼物。香港、澳门、广州、上海的商行通常会在年终时互赠月份牌画，收到月份牌画的商家还会在报纸隆重刊登鸣谢启事。月份牌画是西风东渐、中外交流的产物。月份牌画出现之初受外来商业广告画的影响，通常字画兼备，中英文对照，类似西方的商业广告画。当时还有直接印制在布料上可供悬挂的月份牌画。上海开埠后，日本侨民聚集，将日本月份牌画带到了上海，日本“浮世绘”绘画风格渗透到中国画家绘制的月份牌画当中，影响了月份牌画描绘繁华都市浮世风情的面貌。为适应在本土进行商业推广的要求，月份牌画亦接受中
4、国民间年画，尤其是历画和传统书籍插图的影响，采用中国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绘稿印刷。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月份牌画由本土传统的雕版木刻印刷转向西方传入的石版、铅锌版、铜版乃至珂罗版印刷，由雕版木刻印刷转向腐蚀版乃至照相制版印刷。月份牌画由采用本土传统的雕版木刻印制转向采用西方石印技术印制以后，工艺简单，成本低廉，视觉图像为民众熟悉,易于接受，月份牌画的生产更加便捷，流行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扩大。传统年画、历画是乡土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心理、审美情感和消费需求的产物,月份牌画彰显的则是繁华商业城市中市民具有现代性的工商业文化心理、审美情感和消费需求。早期月份牌画虽多承袭传统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但还
5、是通过画面时间性的显现，将传统年画所不具备的现代性呈现了出来。传统的“农历”循环时间在月份牌画中被纳入“西历”线性时间所代表的“世界”时间之中，从而导致民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1月份牌画用一种来自西方的现代时间表来表述传统的时间，从而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规则化的现代时间框架。现代时间框架的引入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时间意识，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空间意识，把他们从传统的缓慢的循环时间中抛入急遽变化的现代时间当中，亦把他们从传统的狭隘的“天下”空间抛入现代的广阔的“世界空间当中。上海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商业都市，苏州则是明清时期中国极为重要的商业都市。从吴派绘画到苏州年画
6、再到上海月份牌画，这一历史发展轨迹非常明晰。月份牌画作为近代商业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样本，可帮助人们清晰看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彼时的多重互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月份牌画时装美女图兴起和流行。来自苏州的画家吴友如、周慕桥等人擅画人物仕女，绘制出众多的时装美女图。周慕桥为外国商行绘制月份牌画稿潇湘馆悲题五美吟美女游春等，采用传统绘画技法，结合西洋绘画注重明暗光影、具有立体效果的表现手段,绘制的美女图具有新意，颇受欢迎。郑曼陀、杭樨英等一大批优秀的月份牌画家继之而起，绘制出众多具有影响的作品，将月份牌画推到了全盛的阶段。彼时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印刷出版中心。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木版和石版印刷技彳
7、柠，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为适应新式印刷技术的新颖画法所取代。受摄影、画报和擦炭画照相技法的影响，月份牌画家亦开始采用炭精擦笔水彩画法来绘制画稿，并制成胶版机器来印刷彩色月份牌画。现代时间普遍而深入地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时尚流变即可展现现代时间的印记，不用再在月份牌画上标注日历年月来加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月份牌画不再突出日历年月，甚至不再印刷日历年月，而是将推销的商品以仕女为主的人物形象进行替代，月份牌画变身成为极具商品属性的时装美女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以营销商品为目的的月份牌画发生了微妙的演变，商品性质突出的图像开始退居次要地位，画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画中的美女更加美丽动人、更具
8、吸引力和诱惑力。月份牌画成为用图像来满足大众欲望的典型媒介。画家们以时装美女和现代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倾力营造出民众喜闻乐见并沉醉于其中的梦幻世界，展现出近代向现代过渡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审美意趣。月份牌画是德国理论家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现代社会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艺术领域的变革。艺术从一向被人们崇拜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在摧毁了传统艺术的同时，现代艺术具有了新的特点、价值和接受方式。月份牌画集绘画、摄影、设计、印刷于一体，通过图像来彰显商业都市民众的审美和消费诉求，折射出了他们的现代性想象。美国艺术史学家梁庄爱伦(ElIenJohnstonLaing)在销售幸福一书中这样论
9、述月份牌画的机械生产和市场销售：“对上海的市民来说，无论印刷图片还是摄影照片，都是在用图像来记录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造价低廉的图片用于娱乐民众，亦可以作为他们生活环境的装饰。通过这些图片，可以感受到现代化大都市上海的吸引力。上海的市民和旅行者感受城市的活力和精彩，感受令人目眩的五光十色。奢华现代生活场景中的时髦女郎形象在月份牌广告画中相继出现，使人应接不暇。都市时装美女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上海的市民和旅行者感受城市活力和精彩的嗜好。”2郑曼陀早年在杭州著名的“二我轩”照相馆“画铅照”，即采用涂擦炭精粉的方法放大人物照片。用这种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绘画和摄影相结合的方法绘制的肖像、寿像、遗像可以
10、拷印到瓷版和瓷器制品上永久保存。到上海后，郑曼陀尝试用炭精粉涂擦和水彩润色的技法绘制月份牌画。他先是在起稿阶段准确勾勒出对象的形貌，然后用炭粉轻轻擦出明暗层次，再敷以淡淡的水彩色，色彩层层晕染,笔触的变化消弭其间，画出的美女面容白里透红，肌肤光洁细腻、柔嫩滋润，既有西方写实绘画立体真实的视觉效果，又显示出中国传统仕女画细腻柔丽、明快淡雅的画风，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雅俗共赏。郑曼陀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在当时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其作品中的时装美女们散发出妩媚秀丽、婀娜动人的魅力，被称赞为“呼之欲出”“眼睛会跟着人跑”。擦笔水彩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的成功使郑曼陀声誉日隆。越来越多的画家聚集在他的周围绘制月份
11、牌画，从而使月份牌画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这些极具中国风味的月份牌画不仅风靡上海这样的商业城市，而且辐射全国各地，甚至被带到了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的华人社区。月份牌画与传统年画渐行渐远，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绘画、商业设计、摄影和迪士尼卡通电影的影响。一些月份牌画家最早是通过来华的西方画家学习西洋绘画技法的。他们后来从仿效郑曼陀擦笔炭粉敷色的画风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面貌。有月份牌画家中“半壁江山”之称的杭樨英在1923年开设了个人画室，约请画家绘制月份牌画，受到中外厂商的欢迎。上海的月份牌画绘制几乎大半为杭樨英画室所承接。杭樨英绘制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多采用炭精粉涂擦，再以水彩层层上色，风格细致秀丽
12、。在时装美女月份牌画创作中，杭樨英具有典型意义。月份牌画不仅为普通民众所喜爱，亦获得了社会上层文人知识分子的赞许。不少试图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推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画家亦曾积极参与商业美术活动，绘制了众多月份牌画稿。那一时期月份牌画被视为融合中西之典范，更被誉为“美术界之新曙光”“美术之进步。鼓吹美术革命、标榜“折中派”绘画的岭南画家高剑父早年曾在广州与后来成为著名月份牌画家的关蕙农一起学画。高剑父等人主编的时事画报还常常刊登月份牌广告，并向读者赠送月份牌画。20世纪初，高剑父兄弟来到上海，开设审美书馆，印制、销售中西图画、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郑曼陀与高剑父兄弟交谊深厚。1914年，刚从杭州来到上
13、海的郑曼陀便因为参与审美书馆的活动而声名鹊起，得以在画坛立足。价格昂贵的郑曼陀月份牌画作寄售于审美书馆，正是这些时装美女图帮助高氏兄弟获利颇丰。同年，郑曼陀为审美书馆作晚妆图，画面中有高剑父题跋。1916年，高剑父与郑曼陀合作绘制时装仕女图，其中高剑父负责写景、题诗，郑曼陀负责画仕女。与此同时，从家乡来到上海的画家徐悲鸿亦得到高氏兄弟的帮助。徐悲鸿曾以春、夏、秋、冬为题，为审美书馆画了一组四扇时装仕女画挂屏，获得报酬50大洋，得以渡过生计难关。他的这组时装仕女画在当时的市场上很受欢迎，审美书馆更是多次以挂屏、明信片等不同形式印制、发行。3（一）消费制约下的摩登女郎近代繁华都市上海的月份牌画以“
14、商”“洋”和“性感”为标榜，极具个人欲望色彩。月份牌画中那些美丽性感的摩登女郎通常被安置在高度物质化、奢华舒适的生活场景之中。画家在刻画时极尽细节化铺叙之能事：这些画作中的摩登女郎穿着旗袍、裙装、长裤、泳装等当下最流行的服饰，使用着电话、电炉、钢琴和唱片等舶来物品，享受着打高尔夫球、游泳、跳舞、观剧、抽烟、骑马、骑自行车乃至开飞机等高度现代化的娱乐消遣方式，可需生活于梦想的伊甸园之中。作为商业社会的“大众情人”，月份牌画中的摩登女郎成功实现了对消费大众的吸引。她们既是商品的代言人，又被物化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她们投射出社会的欲望，引诱女性产生模仿的冲动，从而帮助实现商业利润最大化。月份牌画中的摩
15、登女郎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形象，最为明晰的是端庄淑女和性感女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郑曼陀在晚妆图中刻画的是满足男性期待的尚未走出家庭的温婉娴雅的女性，在女子读天演论女学生等作品中则刻画出了新文化潮流中具有新知识清纯浪漫的女学生。在杭樨英的笔下，摩登女郎往往是交际花、女明星之类的人物，她们以自己的身体容貌在都市丛林中寻找生存之道，是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之花:她们梳着时尚、洋气的烫发，穿着高开衩的短袖或无袖紧身旗袍，凸显出顽长曼妙的身体曲线，极具婀娜风情。与郑曼陀月份牌画中的女郎相比，杭樨英绘制的摩登女郎更为开朗、自信，表情、动态皆丰富多样，既有笑不露齿的含睇微笑，也有奔放外露的张口大笑、抛媚眼等卖弄
16、风情的姿态。时装美女图的兴起和流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画家在创作时以真实的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作为模特儿。早期，月份牌画家或聘请身材接近女性的瘦小男人穿着时髦服装来做模特儿，或依据拍摄的女性照片进行创作。香港画家关蕙农早年间绘制月份牌面时便常常聘请身材瘦小、面容姣好的男性作为模特儿，后来又将照片、画报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参考乃至采用时装美女真人模特儿。关蕙农之子关祖良的妻子曾作为丈夫的绘画模特儿。郑曼陀、杭樨英、谢之光绘制的不少月份牌画也以画家妻子作为描绘的对象。1925年，上海华成烟草公司约请谢之光为美丽牌香烟设计的包装便是依照著名女演员吕美玉的肖像照片绘制而成的。彼时，英美烟公司还在商
17、业竞争中依据另一位京剧女演员潘雪艳的肖像照片，聘请月份牌画家绘制华芳牌香烟的包装和广告。1931年，胡伯翔为英美烟公司绘制的月份牌画红酥欲融便以当时上海著名的激曲和电影双栖女明星王美玉作为模特儿。20世纪前期，以上海为拍摄和上映基地的中国电影得到了极大发展。电影明星成为月份牌画中的重要形象，帮助月份牌画的商业广告效应极大增强。在当时，包括阮玲玉、胡蝶、梁赛珊、陈云裳等人在内的不少电影明星均出现在月份牌画当中。她们在月份牌画中的时髦形象与良友画报刊登的摩登女性照片交相辉映，再现了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商业化的面貌。月份牌画极为注重刻画、凸显女性的身体曲线。从20世纪初解放女性身体之
18、风的兴起到西洋绘画传入后人体模特儿的流行，女性视觉艺术形象开始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表现在月份牌画中便是使促销的商品实现了增值。在当时，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成为月份牌画家描绘女人体的动力。上海徐盛记印刷厂的一位老职工在20世纪50年代回忆过去月份牌年画的销售情况时说道：“国外华侨厂商要的主要是杭樨英、金梅生画的东方美人（而且为半身裸体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国内也营销了）。”1915年，郑曼陀绘制了贵妃出浴图，这是上海较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此后，随着其他月份牌画家的纷纷效仿，这一题材一时间成为月份牌画的主要表现内容。谢之光也画过不少女裸体月份牌画，金梅生亦曾创作了题为贵妃出浴的女裸体月份牌画。关蕙农为
19、广州雷宝星电机织造厂绘制了月份牌画孝妇乳姑图，虽然内容取材于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故事”，但画面的情色意味十分浓厚。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了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而这些机构、空间之所以展出女人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与社会上流行的商业消费风气有着密切关系。新式美术学校普遍开展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对此也逐渐认同，以女裸体月份牌画为代表的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来看，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机制的形成可以视为月份牌女裸体画的跨越和提升。（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都市“新女
20、性”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从艺术生产理论出发，基于制造技术的角度，论述了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机械复制技术制造了“世物皆同的感觉”，消解了古典艺术的距离感和唯一性，导致了古典艺术中“灵光”的消逝，即“艺术美境”的流失。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不再以仪式为基础，而是建构于政治学之上。时装美女图月份牌画作为近代商业都市的现代性想象，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20世纪前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在消费文化、民族国家政治以及传统文化规范的多重缠绕中，月份牌画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无论是周慕桥笔下的仕女，还是郑曼陀笔下的女学生，抑或是杭樨英笔下的都市女性，都显露出民族主
21、义政治与消费主义商业之间历史纽带的缠绕。虽然月份牌画最初是外商推销商品的广告载体，但是在民族主义政治潮流的激荡下，宣传“中国制造”“国货的月份牌画有了构建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非商业意义。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便是在寻求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其推出了面向专门消费群体的“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和“市民国货年”，其中尤以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影响最为广泛。女性一直是商业消费最重要的群体。原来月份牌画中那些时髦、性感的都市女性一度被视为“洋货的忠实推销员”，故而关于女性消费，当时还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舆论，具体体现为申报刊登的国货与摩登妇女等文章。在民族主义政治的驱动下，服装、饰物、生活用品和
22、生活环境乃至人们的身体都成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符号。20世纪30年代，月份牌画中的摩登女郎流行穿性感而又不失庄重典雅的旗袍，后来随着“体育救国”“健康救国”“儿童救国”的口号被广泛叫响，月份牌画家周慕桥、郑曼陀笔下那些弱不禁风的古典仕女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杭樨英笔下有着强壮身体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具有斯巴达式的强健身体才能救国、才是美的，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识。这一时期的月份牌画描绘摩登女性身着运动服装进行各类体育活动，如游泳、打球、骑自行车等。1933年10月，当时的知名女性运动员杨秀琼由于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囊括女子游泳全部金牌，从而成为月份牌画家描绘摩登女性最好的模特儿，开始广泛地出现在
23、月份牌画当中。同一时期，表现市民理想家庭生活的“母子图”也成为月份牌画的常见题材。这一题材的兴起便如同“国货运动”期间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健康婴儿比赛”等时髦活动一样，是为了建立民族主义的视觉认知,证明女性不仅可以为民族主义商业消费贡献力量，还可以通过抚育婴儿来为振兴家国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的新篇章得以开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变革推动下的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月份牌画作为旧时代的商业绘画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表现资产阶级富太太、交际花、女明星之类摩登女郎的时装美女图月份牌画销声匿迹，进而替代的是一些表现女性健壮体魄的新年画作品。比如，1954年的新年画练好身体
24、，增加生产刻画了工厂青年女工的业余体育活动，1958年的新年画学开摩托车刻画了女青年学开摩托车的场景。这些画作与新中国成立前时装美女图月份牌画“体育救国”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有着一定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造旧文艺、重建新文艺，改造旧美术、重建新美术成为重要目标，以乡村农民为主要动员对象的政治宣传取代了城市的商业营销，革命与劳动成为月份牌风格新年画的主题。在国家政策的介入和感染下，广大中国民众建构起新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新年画运动”的开展促使画家开始响应新的时代要求，转向宣传和动员群众，讴歌革命斗争，表现生产劳动。不少月份牌画家加入了新年画的创作队伍，创作出众多既承袭延安新年画革命政治宣
25、传，同时又与延安新年画图式迥然有别的月份牌风格新年画。以商业宣传为目的、描绘十里洋场摩登女郎的月份牌画由此被表现新时代劳动妇女的月份牌风格新年画所取代。月份牌风格新年画用鲜明的标题标示出了作品的题材内容，突出了政治宣传的特性。不过，其与色块对比强烈夺目、人物造型粗壮有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政治宣传画不同，表现出的是一种温婉柔和、娴静甜蜜、情感丰富的生活美。诚然，月份牌风格新年画服从国家宣传需要，既刻画了人民领袖形象和革命斗争、生产建设等宏大叙事场景，又铺陈出了日常生活的温馨。在忻礼良1954年创作的新年画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游行队伍里少女的衣着形象有着月份牌画的作风。许多月份牌画风格新年画
26、明显带有月份牌画“母子图”的痕迹，通常是借助年轻漂亮的母亲和健康活泼的儿女形象构建革命时代工农家庭的理想生活图景。金梅生1950年创作的新中国的歌声描绘了农家小院中解放军战士弹奏风琴、儿童聚集在他身边放声歌唱的欢快场景。李慕白1950年创作的空军英雄张积慧与朝鲜儿童描绘了朝鲜儿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英雄身边跳舞，极具人性关怀的气息在画面中弥漫，观赏者得以借此一窥革命文艺的别样温馨。魏瀛洲1955年创作的新年画国庆节的早晨描绘了一位母亲在国庆节携带儿女于上海大街上漫步的场景。金肇芳1954年创作的新年画光荣的生产模范刻画了三个孩子因为工人母亲的获奖而满脸洋溢着荣光与喜悦的场景。李慕白1954年创
27、作的新年画宋副委员长爱护新中国的下一代描绘了众多少年儿童围绕在宋庆龄身边。谢之光1955年创作的新年画热爱毛主席描绘了手捧毛主席像的少年儿童即使是颇为严肃沉重的政治话题，月份牌风格新年画都能够用喜庆欢乐的作风表达出来。月份牌风格新年画依然以令人赏心悦目的时尚女郎形象为主要人物，画家将古典仕女、摩登女郎转换为从事劳动生产的新时代工农女性，如在车间忙生产的女工、采茶的农妇和摘棉、采莲、收获瓜果的女青年等，将劳动女性形象安置于工厂和农村场景中，以显示时代的变化。张碧梧1952年创作的月份牌风格新年画养小鸡捐飞机描绘了农家小院里的养鸡劳动，同时将这种琐碎生活场景与支援伟大的抗美援朝这一时事联系起来。金
28、梅生1955年创作的月份牌风格新年画菜绿瓜肥产量多则用水彩画技法单纯地描绘衣着朴素、体态健美的农村少女满心喜悦收获蔬菜瓜果的劳动场景，表现“科学种菜、菜绿瓜肥”的主题。与当时宣传画流行的去性别化不同，月份牌风格新年画坚持塑造出许多像李慕白、金雪尘1964年创作的月份牌风格新年画采莲图中那样健康美好的劳动妇女形象，是当时城乡民众喜爱的女性题材新年画佳作。还有大量月份牌风格的新年画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古装人物、戏曲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梁红玉游湖红楼梦潇湘馆的贾宝玉与林黛玉拜月记貂蝉拜月等作品，虽与政治宣传有着种种的联系，但仍然受到城乡民众的热烈欢迎，市场销售数量远远超过一些生硬
29、说教的宣传画。月份牌风格新年画通过着力表现崇尚朴素美的劳动妇女形象，体现出了新时代的特色。就以服饰、装扮为代表的女性形象而言，旧月份牌画中那种凸显女性身体曲线的旗袍与烫发、高跟鞋、丝袜等因为不符合新时代劳动妇女的形象而遭到摒弃。新时代女性大多身着造型简洁、颜色单调、穿着方便的便装或“干部服”“工作服”。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曾流行受苏联影响的“列宁装工妇女通常穿长裤，城市女性间还一度流行穿花布制作的“布拉吉”(按：一种苏联妇女常穿的连衣裙)，显示出当时环境下女性对服装美的追求。劳动女性则一般留着齐耳短发或是梳着一对长辫，脚蹬黑布鞋，大多数场合不穿袜子。1956年，李慕白在打扮起来中刻画了试穿美丽新装
30、的农家少女，使人联想到当年月份牌画中都市女性于镜前试衣的场景。1957年，李慕白创作的钓鱼刻画了青年女工休息日在湖畔钓鱼的场景，视觉效果与月份牌画中都市摩登女性的休闲生活并无二致。在不违背宏大叙事和政治主题要求的前提下，画家着力描绘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从而使艺术创作绽放出了永恒的光彩。当下史学研究的取向发生了变化，不少史学家正将目光从精英转向大众，从重大社会事件转向社会日常生活。他们视个人为研究主体，尝试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研究主题，呈现一幅幅普通社会生活中的生动图景，显示大众文化在社会传播中的斑驳样貌。月份牌画作为城市的、商业的、外来的视觉艺术，有着鲜明和强烈的现代性。月份牌画的兴衰起落展现出
31、了中国民众的生活转型，勾画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轨迹。月份牌画及月份牌风格新年画重点刻画女性形象，生动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质，是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女性主题美术创作的重要图像史料。注释1姚玳玫,王璜生.面对“月份牌”的新年画J读书，2005(8)：28-35.2EllenJohnstonLaing.SellingHappiness：CalendarPostersandVisualCultureinEarlyTwentieth-centuryShanghai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4.3张伟，王曼隽.高氏兄弟在上海：审美书馆的创办及出版物C岭南画派在上海阈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