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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状元”是中国人心目中最为辉煌崇高的荣誉称号，大概一点儿也不过分。不管您从哪儿得了个第一名，哪怕是个街道居委会大妈们给评的“勤俭持家标兵”，国人都会毫不吝啬地给您送上“抠门儿状元”这个荣耀无比的称号，“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其实，真正的“状元”是有严格使用范围的，专指在科举时代的最高级别考试殿试中夺得榜首位置的“牛人工在北宋以后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散发着耀眼光辉和诱人香味的无上美妙头衔可是每三年才颁发一个，而且是整个“天下”只有一个名额！这么珍稀的资源，用在只是“会过日子”而己的“勤俭持家标兵”身上，未免太“跳楼大甩卖”了一点儿，不过这也正好从反方向证明了“状元”这个名头在老百姓心
2、目中的分量。状元能够获得如此炫目的光彩，与朝廷的重视是分不开的。自从唐代把进士科举确定为政府官员的最重要选拔方式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了传统中国几乎每一个识字人世世代代、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归依。宋、明、清三代，非进士出身者，基本上无法成为宰相，而许多炙手可热的官职，又规定不是进士出身者不许担任。能考上一个进士,已经殊为不易，按照曾经试图考取进土（但是意外落榜了）的梁启超的说法，是“府聚数千童生（没考中秀才的，一百岁的也叫童生），拔数十人为生员（俗称“秀才”）：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十余人为举人；举国聚六七千举人，拔二三百人为进土”更何况作为第一名进士的状元了！状元一旦出炉，
3、便立刻进入国家储才机构翰林院，被作为未来的宰相加以重点培养，各种别人削尖了脑袋也谋不到的美差也都扑面而来，挡都挡不住。按说，在制度上，对于状元选拔工作的规定可谓严格之极，慎之又慎。清代殿试之后，所有试卷都要弥封糊名，由皇帝亲自指派八名进士出身的朝中一二品大员作为阅卷大臣，披阅试卷。阅卷大臣们挑出的10本最好的卷子，要进呈皇帝本人亲自审阅，确定状元人选，御笔批上“一甲头名”（俗称“点状元”）之后，才拆开糊名，填榜公布。这一套严格制度的用意，就是希望保证选拔的公正性，为国家选出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在道光年间之前，选拔状元还主要是审读试卷内容，看是否翔实，以此判断作者是否有经邦济世的实际才能。然而，道
4、光年间的大学士曹振铺改变了游戏规则。事情的根源在于道光皇帝本人。道光皇帝嫌披阅试卷实在太辛苦，曹振铺便想出了一个创意：让道光皇帝只看书法，并且挑剔试卷中的误字、涂改，而对内容忽略不计。从此之后，考生们不再致力于真才实学的打磨，而是专门比试谁在重大考试可以不失误。到了同治、光绪之际，名次的差别往往取决于一笔之肥瘦、一画之短长。殿试的试卷虽然糊名，但是阅卷大臣们可以通过笔迹辨识作者。于是，每逢殿试之前，考生们便纷纷私下预测哪些大臣可能出任阅卷大臣，事先拉关系、走门路，呈送文字以便辨认。殿试收卷出场后，便将答卷的前四句写出，飞马送到曾经请托的阅卷大臣手中，以便阅卷时寻找卷子，这叫“送诗片工由于每名阅
5、卷大臣手中都有不少请托的卷子，因此，如何排列名次便又成为一个难题。光绪年间开始，这个难题有了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方案：阅卷大臣们按照官职的高低来排列试卷名次。比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试的八名阅卷大臣中，官职最高的是东阁大学土、军机大臣张之万，其次是协办大学土麟书，礼部尚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排名第三，户部尚书翁同稣排在第四，礼部右侍郎志锐排在第八位。于是按照当时的规矩，张之万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状元，麟书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榜眼，李鸿藻看上的第一个人会成为探花，而一向以善于发现人才著称的翁同稣看上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传胪志锐的人再强也只能是第八。再往后张之万看上的第二个人会成为第九名，麟书手中的第二张卷子第十，依此类推。当时翁同稣看中的人是著名的学者张骞，而张之万看中湖南名士尹铭绶。翁同稣极力想为张骞争取一个状元,便去找李鸿藻商量，想让李鸿藻让出探花名额,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传胪两个名额来换取张之万手中的状元，但是李鸿藻说：“状元我不争，探花我也不让”。于是翁同稣只得去游说麟书，最后说动了麟书，又加上志锐的支持，才为张骞争到了状元，尹铭绶当了榜眼。不过张骞状元及第后无心仕途，最后回家乡南通开了大生纱厂，成为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