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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论清代徽州盐商与淮安河下之般赢瞒览ie三考为中心20多年前，笔者曾多次赴苏北实地考察，其间收集到一批未刊乡土资料，后以此为核心史料，撰有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一文，对徽州盐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以及淮安河下之盛衰变迁，作了颇为细致的探讨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J.江淮论坛,1994（5）.。数年前，笔者又在上海图书馆获读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一书。该书系由侨寓淮安的徽商后裔撰著，其中所述，亦多关涉徽商与淮安河下之兴衰递嬉，遂以此为中心，续作进一步的研究。（一）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一作淮山萧湖游览记考（亦简作淮郡萧湖图记），刊行于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年），为师竹斋藏本李鸿年山阳河下
2、园亭记续编“师竹斋”条：“王明经怡伯书室，在竹巷罗家大门北。宅中旧有厅事三，更于其西筑书斋三楹，前有竹数百竿，梧桐、芭蕉十数本，满径绿阴，斋后隙地养花草，以短篱卫之，有门更通住室。潘汉泉广文慰祖为书斋额，并跋云：竹与木石等耳，何足师？师其虚心也。昔人有句云：竹解虚心是我师。故怡伯大兄用以颜其斋。光绪甲申仲春，慰祖书。明经名全熙，邑诸生。”（淮安河下志山阳河下园亭记、续编、补编，“淮安文献丛刻”，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页563）据宣统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另有王全熙师竹斋诗存。书中首列“邑人程钟袖峰氏”所撰的萧湖游览记。关于萧湖游览记的作者，宣统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人物记载：“程钟字袖峰，诸生
3、，性谨意，言笑不苟，课徒以洁身砥行，贻亲令名为要，家奇贫，审义利之辨极严。卒年七十四，里人私谥日贞介先生。”可见，“邑人程钟袖峰氏”为淮安人，字袖峰，别号竹西道人，是当地的一位读书人，以开塾授徒为生。从他被乡人私谥为“贞介先生”一节来看，其人在淮安一带具有颇高的声望。另据续纂山阳县志的记载，程钟著有竹西诗稿淮雨丛谈二卷、续二卷（宣统）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Z.,其中，淮雨丛谈所涉及者，多是淮安一地的文献掌故程钟对于淮安一带的历史地理状况颇为留心，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就提及咸丰兵燹，淮安河下惨遭焚劫，死亡枕藉。此后，“程秀峰明经钟搜罗成册，男女大小凡千余人”。程氏的讷庵杂著，还详细记录了捻军对河下
4、房屋的破坏情况。程钟所撰萧湖游览记一文的篇幅不长，其主要内容包括：淮郡旧城之北，联城之西，有萧家湖，亦称萧家田，又曰东湖，不知始于何时。当运道经由城东之时，此湖盖与城西之管家湖，城北之屯船坞，溪港交通，而波澜未阔。自联城东建，运堤西筑，中间湮下之地，乃悉潴而为湖，以成一方之胜概。湖之南，水田数百亩，中多菰蒲，渔艇往来，与鹫相征逐，滨湖居民，多食其利。其西则韩侯钓台，屹然而耸峙，俯临清波，东望无际。台之南，有御诗亭，亭后有陈烈妇墓。台之北，有漂母祠，祠侧有兼葭亭，游人多集于此，流连吊古，此萧湖南畔寥廓之境也。其中则石堤横亘，以便行人，蜿蜒数里，势若长虹。地上斫莲花，俗名莲花街，街跨数桥，以通舟楫
5、。极东处曰通城桥，稍西曰通惠桥。石堤之西端，均有茶亭，以憩过客。东曰惠照，西曰永裕。慧照亭之北为石观音庵，昔年有义丐吴姓寓于此，好行善事，亭中有碣书之。庵之西为郡厉坛，坛对平湖，遥望西城塔影，北门钟若拱揖然。坛之西不及半里许，有福建庵，宛在水中，地极幽僻。西过石幢，则至永裕亭焉，亭距荻庄旧址不远。其南为周宣灵王庙，新安旅人所建，以栖同乡之士，内有王梦楼太史所书碑版，人争爱玩。此介萧湖南北之中，而足资游眺者也。其东北隅曰郭家墩，又曰阮溪，今呼为三汉河，东达城濠，北接魁楼，烟水甚阔，昔时名园环筑于此，如明代之恢台园、绕来溪亭，国初之曲江园、梅花岭、止园、华平园、岭云阁、听山堂、晚甘园、依绿园、柳衣
6、园诸遗迹，今皆湮没无存，惟树色溪光如旧耳。湖之北涯则近古枚里，为居民稠密之地，有金锁闸以扼罗柳河之尾闾，有灵惠桥以集三城出入之船舫。龙舟则竞于午日，河灯则散于中元，小坝茶楼，晚风笛韵，普光禅院,落日钟声，每与游舫弦歌遥相应和，此萧湖迤北一带之风景也。萧湖位于淮安城西北隅，濒临古运河。此湖系因构建淮安城、筑垒浚濠而逐渐形成。萧湖一弯明镜，水波荡漾，芦苇丛生，菰蒲飘香，与淮安城之屋宇鳞密、市声喧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此，程钟接着指出：余淮人也，世居郡城外敝庐，去萧湖不远，常泛棹以入城，时临流而纵目，或当暑雨初霁，或逢寒雪乍晴，或春风柳绿之时，或秋水葭苍之候，见夫茫茫洲渚，渺渺烟波，不禁心旷神怡，
7、而俗虑为之顿释，岂必身游海上，始能移我情耶！客有寓是里者，爱萧湖之景，尝欲绘为一图，且缀以诗歌，俾湖山生色，其兴趣颇属不浅，余因作是记以遗之，时光绪丁丑七夕后二日。上揭的文字颇为优美流畅，由文中所叙可知，萧湖游览记一文是程钟为友人绘制的淮安萧湖游览图所作。文末的“光绪丁丑”，亦即光绪三年（1877）。作者程钟虽自称为“淮人”，但他的祖籍却来自徽州歙县。关于这一点，从其后的“注略”中可以窥其端倪。例如，在“荻庄”条下，程钟指出：家寿补太史沆，有荻庄别业。在普光庵对岸，本名白华溪曲，内有铁梅庵漕帅所书“五老宴集处工“铁梅庵漕帅”即漕运总督铁保，此人字治亭，号梅庵，满洲正黄旗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
8、72）进士，刻有怀清斋帖，据说在道咸年间曾被誉作北京的“四书家”之一关于这一点，前人颇有异议。有人就认为，虽然清道咸间，北京有“成、文II、翁、铁”之称，但实际上铁保的书法相当拙劣，之所以有名，完全是因为他的地位。，此人行事颇为风雅，与淮安河下徽商一向过从甚密。另据道光歙县志、民国歙县志等书记载，安东籍人程沆，字濯亭，一字少泉，号晴岚，原籍歙县岑山渡，乾隆二十五年恩科乡试举人，癸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土，后任编修。另，“晚甘园”条日：“家尊江先生别业二尊江先生亦即程茂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晚甘园”条Z.,此人为知名学者程梦星之侄，著有吟晖楼古文晚甘园诗钞等。所谓家，也就是指与程钟同
9、姓同宗。此外，“依绿园”条日：“先高祖克庵公别业，详见公所著亦爱堂诗集。”“柳衣园”条：”即曲江园，中有曲江楼，本张氏园也，后吾族人名竣字大川公购得此园，因命其弟爽林、风衣诸公，招集里中文土会文于其中，有曲江楼会课刊行于世，系王耘渠先生评选。”上述各条提及的诸位，无论是程沆还是程茂、程竣等人，都来自歙县岑山渡，这些都说明程钟应当也来自同一家族。前述的萧湖游览记一文，首先缕述了淮安萧湖之中的诸多名胜古迹，其后的“注略”，则对这些名胜之由来以及相关的诸多典故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在这些说明中，除了前揭的“荻庄”“晚甘园”“依绿园”和“柳衣园”之外，还包括：萧湖、萧家田、东湖、运道、管家湖（又称西湖）、
10、屯船坞、建联城、韩侯钓台、御诗亭、陈烈妇墓、兼葭亭、石堤、三观音庵、义丐、福建庵、周宣灵王庙、郭家墩、阮溪、恢台园、远来溪亭、曲江园、梅花岭、止园、华年园、岭云阁、听山堂、古枚里。其中的“义丐”条这样写道：家湘舟先生所著枣花楼诗集有义丐行序云：旬吴姓，本歙人，乞食于淮阴城北之莲花桥，殁之日，谓所知识台山寺僧明朗日：吾所积可得钱八十千,今将殁，举付汝，结茅庵一，中奉石观音大土像，其余权子母，俾作冬夏姜茶需。余昨过桥侧，见茅舍中有岩然独峙者，乡人谓余日：此吴母托明朗所建之慧照亭也。尤乐道其路灯事。先是，句买纸灯数十百枚，藏僧寺中，大书“借去还来”字,值阴晦雨雪，行人嘟躅道间者，即付一灯以去。关于“
11、义丐”，在前揭的萧湖游览记正文中即曾述及，此处则有更为细致的说明。在盛清时期，因两淮盐业的兴盛，淮安河下殷富繁盛，故来自徽歙的乞丐，乞同乡当时在淮安，有相当多的徽州人侨寓。萧湖中的周宣灵王庙，就是由“新安旅人所建，以栖同乡之土:萧湖游览记“注略”所列的周宣灵王庙条进一步说明：“内祀南宋周孝子，讳缪宣，孝子临安人，元末化为道人，救疫于休宁，故徽州人敬事之，事实详庙碑。”周宣灵王庙在歙县有时被称为“鸡王庙”(参见：吴正芳白杨源、许骥许村、柯灵权歙县里东乡传统农村社会等书，【法】劳格文(JohnLagerwey)王振忠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013年版)，而在淮安，它则成
12、了徽州人聚集的场所。余沥，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还能积攒一些财富，推己及人，用以从事慈善事业。这位吴姓义丐的所作所为,与徽州本土的习俗颇相类似(如构茶亭、送路灯之类)。另外，徽州人之所以大力宣扬“义丐”的事迹，将之作为淮安名胜的一个重要景点，不厌其详地推介其人的经历，其实也是旅外徽人对自身社会形象的一种重新塑造。类似的例子，还见有徽人对节烈、义贞事迹的揄扬。淮安府山阳县南门外二里许运堤南有鲍烈女祠，“祠三楹，祀烈女，以王媪配”。清人韩梦周有游鲍烈女祠记，其中提及，明万历四年(1576),鲍烈女与李恪订婚，尚未过门，李恪却不幸亡故，鲍氏父母想让她改婚。即将出嫁之前，烈女提出：想前往李郎墓前祭拜一下，
13、以满足自己的夙愿。这一请求得到了父母的许可。鲍家故业楮硼，烈女粘楮为衣，渍以油衷之，袭以素服”，她和未成年的小弟及一老妪前往墓所，到达目的地之后，便借故支开小弟及老妪，“乃大焚楮镖，纵身入其中，油楮炽衣，焚肉焦而死”。及至清乾隆六年（1741）,歙人程钟为其请求旌表，得到朝廷批准，遂建立鲍烈女祠（宣统）续纂山阳县志:卷四Z;沈粹芬,等.国朝文汇:卷二十七Z.。此位“程钟”字葭应（与晚清时期字秀峰的程钟并非一人），他“辟故基，拓而大之，缭以门垣，堂寝具备，于是绰楔巍焕，栋宇崇隆，而贞烈之迹历久而愈新”汪枚.重建鲍烈女祠碑记Z（宣统）续纂山阳县志:卷四关于鲍烈女祠，当时的许多方志中都有记载。例如，
14、续纂淮关统志卷十二“鲍烈女祠”条记载：“在南锁坝下一铺口北，旌表明故贞女鲍氏，旧迹久湮。国朝康熙年间，庠生许常宪请于山阳令徐恕，清查基址，依墓建祠。乾隆元年新安程钟捐费重修，有记。”此处作乾隆元年（1736）,与前述的乾隆六年不同，当属形近而讹。从姓氏上看，鲍烈女显然是来自徽州的商人后裔，而为她依墓建祠之庠生许常宪，可能也是出自歙县的徽人（来自歙县许村的许氏，在两淮有广泛的分布）。至于捐贤重修的程钟，更是一名徽商巨子（详后）。侨寓徽商及其后裔孜孜不倦地为鲍烈女依墓建祠，褒贞厉俗，自然也是为了塑造区域人群的总体形象。此外，徽人对“义贞事迹”不遗余力的宣扬，也是另外的一个例子。关于“义贞事迹”，淮
15、安人曹镶撰有义贞传，其中指出：淮安监生程允升，字孝思，祖籍徽州歙县，世居山阳河下，“为人谨愿，不苟言笑，操行以耿介闻”。其父程勋著，是淮北盐商巨子，家极豪富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秋声阁”条：“程勋著先生宅，在粉章巷右侧。巷内有楠木楼，上下十楹，天阴则香气四溢。程氏中落，宅归李氏。再易主，归醒商某，以逋赋入官。先生名口口，以科场狱破家，改字醒未。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科场案爆发，程氏因罹大狱而破家。程勋著晚年生下允元，等到程允元长大后，他的父、兄都相继去世，家产荡然，成了地地道道的穷人。早在程允元出生百日时，其父就在京师为他挑选了吏部官员刘登庸之女为未婚妻。刘氏系顺天府平谷县人，后来出任山西
16、蒲州知府，“数岁罢职，归挈其孥，侨寓天津”，不久也病殁身亡，家人先后死丧净尽，只剩下一位弱女孤苦伶仃她就是自幼许配给程允元的人。刘女知书达礼，“礼法整肃，于极孤苦中坚守前盟誓，老死不他适”。她借居于相识的尼僧庵内，以针萧自活，“有言媒者，必唾詈之”。与此同时，“允元亦矢志不别娶，孑然漂泊，有得辄缘手尽，唯恐稍蓄余赞，以来朋友作伐者哓哓之口，长为旷夫不悔也”。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允元以书计，寄食粮艘北上”，途经天津时，因连日风阻，无法前行。当时，船上人与岸上人蹲地聊天，后者偶然提及，说附近的接引庵内有一守志女子，年纪已老，听闻其夫家是淮人，一向以贾盐为生，后因中举而罹大祸。船上人听罢颇为吃惊，感
17、觉这似乎就是程允元的对象。于是，上岸遍访邻近父老,“寻得刘家旧所豢哑子仆名苗义者，今为丐，年且八十余，手语之，市儿簇拥，嘈嘈呼笑，道其稍识字，因为示丐，丐亦写，略得字形，所征乃一一符契。当时，逆向风愈来愈大，船只更是难以前行。于是，粮帮中的一些好事者，前往庵堂请老尼传语，“往复询得实，而其事遂大显”。当时，粮长系监生杨锦文，为人豪侠，听闻此事颇为欢喜，他怂恿运弁以公文上书天津县衙，“县令金之忠闻而色动，趣其夫人舆诣庵，审其事确，乃宛转劝妆赴县庭，行合瞥礼，假馆成昏，其时，程氏夫妇都己五十七岁。既而大吏具奏，上得旨旌奖，给官银，建义夫贞妇坊，以表风化，自偕归山阳后，宗党咸有馈遗。”关于此事，原淮
18、安图书馆收藏有义贞事迹刊本，其中有淮安人吴进吟咏的义贞诗：鸳鸯老成匹，毛秃羽失翠，人寿近六旬，白首成佳配，幼小联婚姻，两家富且贵，未久时命舛，势去人云逝，人逝可奈何，未得偕伉俪，士也空萧条，女依尼入寺，岂不怀婚媾，音绝费愁思，远人音耗虚，忧疑积年岁,悲凉复悲凉，庭户日日闭,对于程允元夫妇的义贞事迹，当时的两江总督高晋认为：“太学生程允元与聘妻刘氏守义怀贞，五十年来如一日，完名全节，二千里外有同心，洵史册所罕传，亦古今之仅靓。奏闻于朝，交礼部覆奏，略谓历年各省题报，义夫者既不概见，其请旌贞女，多系夫亡守节。至于幼年聘定，历数十年之久，彼此隔绝，而各能坚矢前盟，卒偿所愿者，实从来所未有。今程允元因
19、刘氏音问不通，不肯另娶；刘氏复明大义，矢志不回。皆持坚操于青年，竟获偕归于白首，事奇理正，应请将程允元暨刘氏旌表，给银共建一坊，以光义贞之门闾，昭嘉奖之至意。奉旨俞允。”梁玉绳.瞥记:卷七Z.参见: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十二列女监生程允元妻刘氏条Z；(民国)平谷县志:卷五下刘贞女传Z.后来在淮安河下竹巷大街，为程允元夫妇立有“义贞坊”和“乾坤正气坊”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三坊表Z.,并建有义贞祠。揆诸史实，两江总督高晋与淮扬盐商关系密切，在程允元夫妇得到旌表一事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义贞祠，晚清李元庚在梓里待征录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义夫贞女，乃程明经秀峰钟之嗣祖父母也，事在乾隆四十二年
20、间，粮长杨小村著押运赴通，有程君允元附舟，为糊口计，藉探原聘之妻刘氏。舟抵通，舟中人语岸上人日：吾舟中有不娶之夫。岸上人亦日：我此处亦有不嫁之女。粮长闻而异之，访之，得其实。盖贞女刘氏因伊父没于蒲州守任所，辗转来通，伶仃只影，寄身尼庵，以针萧自活，而矢志不嫁。于是白于官，行合瞥礼。入奏，奉旨给帑，建坊以旌之。是时刻有白头花烛诗，并演传奇，卒以年老不育，殁后，以侄韶风嗣之，即秀峰生父也。程为商后，时淮北尚盛，商会醵金买竹巷西房一宅为祠，设木主以妥其灵，岁请于官，得祭祀银两，每春秋邀年高者主祭，庚曾充是役，近秀峰刻有义贞传。李元庚.梓里待征录河下建置记义贞祠Z.(原淮安图书馆藏稿本).前文提及，晚
21、清时人程钟字袖峰(一作秀峰，号讷庵)。根据李元庚的描述,购置义贞祠的资金来自商人，他自己就曾充当过义贞祠的春秋主祭。对此，淮安人杨庆之有义贞祠原委记，其中提及，义贞事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后来详载于礼部则例。义贞祠最初建于淮安新城北辰坊，由淮安太守檄令王允泰等十四商捐银若干饮助。后因北辰坊宅僻陋辽远，故于道光五年(1825)改卜河下竹巷街，计有飨堂三间，更衣所一间，乾坤正气坊一座，经费除了各商公捐银六百两外，又得河库款以接续之。义贞祠原委记作于同治二年(1863),根据杨庆之的说法，他撰此文是受程允元后人程袖峰之嘱托，可见，程钟对于祖先义贞事迹的揄扬，显然是不遗余力。事实上，在义贞祠的飨
22、堂北面，就有一岑山草堂，为程钟设帐授徒之处。岑山是程氏的桑梓故里歙县岑山渡，程钟以此表示自己不忘故土李鸿年山阳河下园亭记续编“岑山草堂”条：“堂为程学博秀峰课徒处，在义贞祠飨堂以北。名岑山者，旧籍隶徽州岑山渡，示不忘其祖也。学博名钟，以其先世有德于山阳，山阳人公请入籍。以是学博因世考山阳，为邑诸生，以岁贡归训导校选。光绪甲午年，膺里举以孝子，奉旨旌门。平日规行矩步，不苟言笑。善诗，皆和平中正之音。于淮之掌故多留意，著有淮雨丛谈，稿藏于家。”（淮安河下志山阳河下园亭记、续编、补编，页562）淮安河下徽商程嗣立，字风衣，号篁村，人称“水南先生工所谓水南，亦是徽州歙县境内一种小区域范围的名称，歙县南
23、乡分为旱南和水南，大致说来，“水南”是指靠近新安江沿岸的一些地区，而程氏的桑梓故里岑山渡，正是新安江畔的一个水南村落。后来，程允元、刘氏夫妇的事迹，被汇集而为义贞事迹一书刊印出版。道光三十年海州许乔林为之作序，其中提及，他小时候在清江浦官舍,曾亲眼见到程允元其人。当时，“南河安澜，梨园子弟聚袁浦，遇公宴，多演义贞记”义贞记一剧，据说有三十二出。该剧出自山阳人吴恒宣，此人或曰海州人，居板浦，曾作义贞记无双记等（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五，参见凌次仲先生年谱卷一四十年乙未先生十九岁）。丁仁八千卷楼书目中，有义贞记刊本一卷。今按：凌次仲即凌廷堪，歙县人。当时的板浦，为戏曲的中心之一。从吴恒宣出入板浦、
24、淮安来看，他也有很大可能是来自徽州歙县。许乔林虽然籍隶海州，但他与岑山渡程氏世代婚媾，而且，他本人也是出自歙县许村的徽商后裔。乾隆时代，淮安徽州盐商与清江浦南河衙门官吏关系极佳，徽商亦黄缘际会，将本家族“订丝萝于黄口，偕花烛于白头。守义守贞，五十年如一日，全名全节，二千里有同心”的事迹编成戏剧，公开演出。（二）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末有“附录三则”，其中有一些内容是盐务全盛时期的作品。如清人程的珠湖泛舟：炎热灼肤无时休，树头不动风难求。探凉急走河之畔，一篙突出横中流。水平如掌舟如叶，叶中之人掌上浮。烟光渺渺波汩汩，新秋雨涨堤痕失。隔林老鹳击啄呼，绿头鸭傍芦根立。芦苇瑟瑟影萧萧，曲港断桥乘兴入。珠湖
25、浩漾接萧湖，葵笋青青间绿蒲。望中城堞经年筑，蝉鸣鸦噪徒区区。山阳父老勤王事，那得相如赋子虚。“附录三则”中还有程嗣立的珠湖泛月：酒罢卷疏帘，春庭月将晓。树摇波影留，星落蒲根小。一曲展湖光，菱歌望中香。哑哑宿鸟翻，何事萦怀抱。程嗣立，字风衣，号水南，祖籍歙县，安东籍，世居山阳，是淮北著名的盐商，为人风雅好客。在“附录三则”中，程晋芳的中秋同人泛舟珠湖亦颇引人瞩目：新霁逢佳节，疏舲且共扬。人皆待明月，我独恋斜阳。水阔芦初白，天寒菊有芳。依依几株柳，暮非色似横塘。程晋芳，原名志钥，字鱼门，祖籍歙县，为淮北盐商，后中进士，是乾隆时代著名的学者。还有一首程世椿的萧家湖竞渡曲：午月萧家湖，明瑟多佳致。鸭绿
26、萍水生，猩花榴花炽。竞舟楚俗雄，往来急流驶。震雷鸣鼓角，入云树旗帜。棹尾妙蜿蜒，骥首惊巅员。喷浪髻欲扬，斗渊角初砺。盘旋水马驰，剽迅江凫戏。游艘泛蒲觞，累累若鳞次。细葛含风轻，薄纨袭香异。文叶竟削头，彩丝纷系背。争看射鸭奇，更毫蛟利。须臾归鸟喧，落日散游骑。林杪月华新，袅袅闻歌吹。同心四三人，浅酌陶然醉。回首夺标处，烟霞淡空翠。程世椿，祖籍歙县，安东籍贡生，斋名耘砚斋。上述四首诗，所展示的皆是盛清时代淮安河下的繁荣景象，从中可见，当年有四方知名之士载酒问奇，流连觞咏，足令后人动追慕之思。及至道光盐务改票以后，诗文勾勒出的河下景观则完全不同。晚清李元庚曾作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述了河下二百年盛衰兴废
27、之故。对此，同治元年(1862)丁晏在序中指出：余览记中荻庄、柳衣园，余少时曾往游焉。忆嘉庆戊寅夏，余暨高紫峰同年，邀朋侪十余人，泛棹萧湖。时龙舟竞渡，纵游园池，旗亭酣饮，月出方归，甚乐事也！道光甲申，纲盐改票，嬖商失业，售拆此园，划为平地。此记所云高台曲池，沦为乌有，不啻雍门之涕矣。迨咸丰庚申春，逆捻东窜，清、桃相继失陷，伤亡者不可胜计，园亭又无论矣。关于李元庚的河下园亭记，程钟(袖峰)亦作有一序描绘:咸丰戊午、己未间，乡前辈莘樵先生，手著河下园亭记一编，仿洛阳名园记之例而作也。夫园亭何足记？记其人也。其人为何如人？皆一时硕德名儒，清才逸彦也。先生年六十，阅人甚多，知里中故事甚悉。叹文物之凋
28、零，伤士风之猥鄙，故特纂辑此书，以存昔贤流风余韵，使后人动追慕之思，岂徒侈高亭大榭也乎！余与先生居甚近，先生忘年下交，虚怀若谷，每过余小斋，商榷此事，并属为采访、校勘。余自惟齿幼学疏，何敢任此？然为乡里文献计，又何可不为先生助？间有所闻，必持以告先生。先生抉择甚精，考核甚审，三易稿而书始成。于是索观者接踵而至，以为此书可补志乘之缺，其必传世无疑。抑余又有感焉：昔李文叔自题洛阳名园记云，“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余则谓河下之盛衰，亦观于园亭之兴废而知。读先生是记，能无今昔之慨与？辛酉夏四月里后学程钟袖峰氏拜跋。序中的“莘樵”即李元庚，而“辛酉”则为咸丰十一年(1861)o对此,李元庚在
29、稍早的自序中也指出：“余自武林归，与友人话及桑梓旧事，同里程君袖峰询记之所在。检而得之，亟示袖峰，并属其详考而正订之。他日当质之乡先生,以匡余不逮焉，是则余与袖峰所深望也夫。”从中可见，程钟与李元庚一起，对淮安河下的历史作了悉心的梳理，故他们的作品于桑梓掌故如数家珍。盐政制度改革以后，一些与盐商有关的名胜均受到破坏，“荻庄今成瓦砾之场，五老宴集处，碑碣不知失于何所，或云为苏人所购”。河下当地的聚落景观也与畴昔迥异，对此，李元庚在梓里待征录中有一“拦马草”条记载：淮地古无是草，道光七年间盐政改票，人民凋敝，河下高堂大厦，一时无人售买，因奸人勾拆，不数年竟成空地。其地所生之草似览，人或不知，煮食必
30、死。此草当伏天烈日中更加茂密，高与人齐，枝梗多刺，刺偶伤手足，疼痛甚切，其毒可知。种如谷种多而易生。如生野地，非独马不食，亦不敢进，故以拦马名。又名钢榛宽，或云梁上尘土落地，生此草。或云败气所钟，生此草，城中不生，此确证也。上述的这段记载，系于书中的“河下新异记”部分。在这里，李元庚是以某种植物的疯长来映衬淮安河下之衰落。特别是对拦马草生成原因的解释，显然隐涵着当地人对聚落景观变化的直观感受与忧虑。当时，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淮安的社会风俗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李元庚在梓里待征录河下建置记中有“领亲”条，0:淮俗婚礼最繁，某日起小八字，某日过礼首饰花果，某日过请启即吉日也。娶之先，或一或二日前过嫁
31、妆，一铺盖、两铺盖甚而倍之，木器、灯彩无一不具,仍有陪银，或田或房。娶之次日庙见，淮俗为做朝，妇家择吉请回门，即古之礼婿双请、双带，烦不可言。其打算家行招赘礼，河下亦然。至道光十年后，盐务改票，而婚礼遂不用彩舆，新婿亲迎，谓之领亲，仪从末减，费亦节省。咸丰十年后更为简便，而城中尤而效之，习俗之移人深矣！这里明确指出，道光十年（1830）盐务改票后，婚礼不用彩舆，以节省费用，反映了两淮盐政改革对淮安的巨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中收录的不少诗歌，也都状摹了淮安河下的萧条景致。“昔日园亭今荒芜,人事更变风景珠”，这首萧湖歌的作者为“古歙汪炬（新甫）”，诗中的盛衰兴废之感溢于言表。另一
32、首忆旧游（萧湖寓感）这样写道：览珠湖烟景，忆旧游时，消尽吟魂，瑟瑟秋风冷，搅萧萧芦荻，相和寒磁。送尽两三归艇，无语又黄昏。问几处园亭，谁家楼阁，总化烟云。游人归去也，剩十顷晴波，渐长新痕，何处岚起，奈普光庵古，往事难论，惟伊一株藤树，犹是昔时根，幸旧主重来，叙阳故址，依绿名园。此词由休宁人余莹（子衡）所作。另有古歙汪文弼（右卿）的春日泛萧湖感赋：一树藤花指荻庄，湖中风景异寻常。当窗帆影怀萧寺，隔岸钟声送夕阳。落日画船闻短笛，晚风渔艇系垂扬。园林胜迹今何在？盼到芦花惹恨长。上述诗歌的作者，除了余莹为休宁人外，绝大多数皆为歙县人，歙、休两地之人为徽商之中坚，他们对于淮安河下盛衰之感慨，显然并非无病
33、呻吟。（三）徽商是明代中叶以后崛起的地域性商帮，及至清代前期,淮扬盐业臻于极盛,为了摆脱世人心目中“为富不仁”的印象，徽商在侨寓地弹精竭虑地营造“贾而好儒”“富而好礼”的崭新形象，在这方面，“义丐”“烈女”“义贞”等种种事迹，就反映了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当时，徽商纷纷建祠立碑，竭力将这些事迹转化为侨寓地的名胜，并通过戏剧的形式广为宣传。从一定程度上看，他们的这种努力颇为成功。淮安地处南北要冲，与南河总督所在的清江浦毗邻，以“义贞”故事为中心的戏曲之演出，以及将积德行善之事载入善书圣帝觉世经注证载：“从叔曾祖懈谷公乐善好施，乾隆八年创建普济堂，收养鳏寡孤独。公年四十无子，夜梦一妇曰：予鲍烈女也，
34、有请于君。旦而询庠士许常宪先生，云：南镇坝有明故贞女鲍氏墓，康熙间，余请于徐邑侯恕，清查基址，依墓建祠。后梦烈女携一儿至,予遂生子大桐。今祠圮矣，盍重修焉？公即捐赞建祠事，亦梦烈女以一子相赠。乾隆丙辰元旦，从叔祖问李公生。”（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流寓）程钟（字葭应）号峰谷，可见，他的事迹曾被写入善书。从书名上看，圣帝觉世经注证应是对与关帝有关的觉世经之注解，觉世经与太上感应篇、阴鹭文并列为最具影响的善书，是民间宗教的“圣经，经由过往的名公巨卿、耆儒硕彦之揄扬，得以传播四方，深入人心，从而塑造了盛清时代徽商的新形象俞蛟.梦厂笔记:卷二义夫贞妇传Z.。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在淮安历史上，名为“程钟
35、”的歙县徽商及其后裔计有二人，除了前述晚清萧湖游览记的作者（字袖峰）之外，还有一位是乾隆时代的程钟（字葭应）两位程钟均为歙县岑山渡徽商的后裔，这是颇为奇怪的事情。不过，以往学界似乎没有解释过这个问题。相反，有的还含糊地将此二位程钟视作同一人，故而对于程钟（字袖峰）生活时代多有误解。例如，郭沫若先生曾有关于陈云贞V寄外书的一项新资料一文，其中提及：“淮安学者李莘樵（元庚）、范咏春（以煦）、杨笏山（庆之）、徐宾华（嘉）、程袖峰（钟）、段笏林（朝瑞）等，都是嘉、道年间人，都有杂记地方掌故的著作。程有淮雨丛谈”（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926）郭氏提及的这些人之生活年代多
36、有讹误，字作“葭应”的乾隆时人程钟，与字作“袖峰”（秀峰）的光绪时人程钟（著有淮雨丛谈），显然不是同一人。而这两人，都不生活在嘉、道年间。关于后者，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五人物五流寓将之置于河下徽商程氏家族传记中加以描述：程增字爽林，弟嗣立，字风衣，由歙迁淮，相继为安东诸生。地中康熙四十三年举人，嗣立縻贡生，皆好读书，工诗文，善草隶。嗣立兼精绘事，于城北曲江楼造园亭，集邑人及四方文士吟诵其中，一时称文学极盛云。程鉴字我观，地族也，世为盐商。父阶，官绍兴府同知，归卒，鉴方髯龊，家贫甚，年十七，补安东诸生，巳弃举子业，踵事盐及，致巨富，遂为淮北大商。为人忠信沉毅，尤喜施予。每岁杪，必遭人环视城内贫乏
37、而资给之，被灾及丧葬之不能举者亦然。子沆，字琴南，进土，官翰林庶吉土，与弟洵俱有文名。是后又有程钟，字葭应，亦增族人也。援例得知县，喜振恤，乾隆中尝输万金，于城西门外建普济堂，并器用财贿皆具，御书“谊敦任恤”四字，遣侍郎沈德潜便道赍赐之，邑人以为荣。后复建鲍烈女祠，及刊吴玉措别雅，皆钟一人任之。又有程志义、程志智者，皆钟同族，亦以振施称于当世云。程嗣立在前文已有提及，其人为珠湖泛月的作者。可见，乾隆时代的程钟，与同时代的程增、程嗣立等人，都是当时的盐务巨商。其中，程钟“援例得知县”据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流寓：“钟字葭应，增季子，输粟，以知县选。”程增是康熙朝著名的两淮盐务总商。，据续纂淮关统
38、志卷十二记载：“普济堂在淮城西门外运河东岸，乾隆八年休宁候选知县程钟捐建。”显见程钟应是具有职衔的商人。关于复建鲍烈女祠，已见前述。此外，他还著有普济堂志，计有四卷（此一普济堂志迄今尚存）。有关淮安的普济堂，根据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二的记载：清乾隆七年淮安水灾之后，流民多患疾病。有鉴于此，歙人程钟以银三千两，购买西门外南四铺地方的民房，建造了普济堂以安置这些流民。其后，淮安普济堂的堂务归淮北批验大使督董经理。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委员清查，裁减公费，每岁只由运库拨给津贴银二百两，由丁晏、何锦司其事参见：（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城池“普济堂”条；黄达.普济堂记:卷十六一楼集Z.。淮安的普济堂，最早是由乾隆时代的徽商所捐建，这虽然只是一地的慈善事业，但却与淮安城市乃至整个苏北社会之盛衰递婚有着重要的关系。普济堂的经费来自河政、盐务，这成为河政、盐务的冗费之一，但它对于截留苏北各地的流民，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详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区域之变迁第5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1年10月）两位程钟虽然同名，但他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二人笔下的淮安社会风情更是有极大的反差。程钟（袖峰）的淮安萧湖游览记图考保存的盛清时代的几首诗文，显然是对消逝的繁华旧事之追忆，而更多的文字则是对盛极而衰的现实之描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