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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BH撇设计与技术文化研究一中国工匠术文化体系研究系列演变1在庄子天地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路过汉阴时，见到一个老者“凿遂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工抱着水瓮打水浇菜，肯定非常吃力。子贡出于好心，便有了一段著名的对话：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洗汤，其名为椽。”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古往今来，很多学者都曾对这段话表
2、示过浓厚的兴趣，原因无非四个字“机械”与“机心”。事实上，任何设计都不可能回避技术问题。对中国古代设计来说，“机械”与“机心”是技术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机械”是指能够减少人的体力消耗，提高生产效率的各种装置，是客体；“机心”则是主体的意志与愿望，是人对机械的期望和要求。机械是技术的物质载体，并且是技术得以实现的中介。然而，机械是人创造的机械。无论是从人创造机械的目的来看，还是从机械发挥功能的结果来看，它都必须与人的意志“机心”保持一致。这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技术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于“机械”的问题，它始终指向技术之外的领域。当它从纯粹的生产领域逐渐走向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中
3、的时候（历史证明，这是必然的），技术的社会色彩会愈发浓重。在此过程中，技术也从那个最初服从于个体价值判断的技术发展成服从社会价值判断的技术，社会伦理价值的考量成为其重要标准。并且，就中国古代设计的实际发展来看，在很多时候，对技术的社会伦理考量可能远大于技术本身，汉阴丈人以“机心”去否定“机械”就是例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关于中国古代设计技术问题的讨论中，社会价值判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技术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本文拟通过技术与劳动生产、技术与物质生活、技术与社会生活三部分内容，对中国古代设计中的技术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技术与劳动生产一般来说，技术的发展源于人
4、的需要。并且，在极端环境中，对新技术的迫切渴望往往会带来革命性进展。在古代，极端环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生产性环境和消耗性环境。其中，生产性环境以采矿和耕作为典型，而消耗性环境则以战争为代表。无论是采矿还是农业生产，最初都依靠人手拉肩扛，效率极低。更重要的是,对生产者来说，这种付出大而收获小的生产方式让人身心都备受折磨，所以对体力的解放与新技术的获取有强烈渴望。众多历史证据表明，最初的机械也确实诞生于这样的环境。如前文中子贡所言之桔椽（见图1）,目前所见最早实物为西周时期选矿遗址中出土的桔椽。“1988年江西铜岭西周晚期选矿遗址内出土桔棒衡杆1件不仅可以用于运废砂，而且可用于浅井掘进中的提运。”
5、最早的桔椽是在矿井遗址而不是其它环境中发现，有其必然性。只有在有需要的环境中，技术才有发展的动力。环境越恶劣，对技术的需要就越迫切。毫无疑问，原始条件下矿井生产是最极端的生产环境之一。技术起源于极端环境的需要，但是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应用会固着于此。任何生产活动都有特定的技术需求。新技术产生之后，会根据需要的迫切程度迅速传播。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矿井中诞生的桔棒会传播到另一个有迫切需要的环境中。就中国古代来说，农业生产是仅次于矿井的极端环境之一。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己经有关于桔椽的记载，如庄子天地。更重要的是，此时文献中的桔椽已经应用于农业生产。根据子贡与汉阴丈人的对话，桔棒可能已经成为常
6、见的农业生产机械，得到广泛应用。农业生产需要取水灌溉，但并不是所有的农田都靠近水源地。先秦时期己经有大型水利工程的案例，但是大多数地方依然需要依靠人力畜力远距离运水灌溉，时间和体力大量的消耗在路上。掘井技术出现后，解决了水源地的距离问题,可以方便的就地取水。然而对用水需求巨大的农业生产来说，从垂直的水井中取水，其劳动强度依然可观。从水井中取水，最初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挖出一条通向水井底部的通道取水，如汉阴丈人；另外一种是用绳索系住罐瓮类容器，垂直放入井下，取水后拉出井面。无论哪一种，其辛劳都远非用惯自来水的现代人所能想象。于是，结构简单，容易操作，且省时省力的桔椽便顺理成章的成为最佳选择。除
7、了极端严酷的生产环境外，战争往往也成为新技术的试验场。毫无疑问，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极端环境之一。战场的双方直接面对生死考验，其残酷性远非生产环境能比。然而一般来说，战争持续的时间有限。与常态性的生产活动相比,战场上没有持续性的极端需求，因此很难产生原创性技术。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对生产性技术的改造应用。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有很多技术都来自生产环境。比如桔椽，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攻城略地的利器。中国的抛石机，目前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时期。根据相关研究，墨子备城门中的“籍车”，以及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的“投机”，应该就是当时的抛石机。而这种抛石机的原理与桔椽相同，是一种杠杆应用（见图2）。从
8、时间来看，在抛石机出现的时候，桔椽业己普及。在桔椽与抛石机之间，最大的障碍是设计观念的转变,技术性障碍几乎不存在。因此，抛石机来自桔椽，至少是受到桔椽的启发，当无太大争议。除桔椽之外，另外一项来源于矿井却又应用于战争的是矿道开掘技术。墨子备穴中有“穴攻”，即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攻城。然而，挖地道攻城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包括坑道的开凿、承重，土方的运输等，没有长期的积累不可能彻底解决。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江西铜岭商周铜矿遗址的矿井中己经出现了复杂结构，“矿道的掘进就有竖井、平巷、斜巷和槽坑等多种形式井巷已经有较合理的支护木架平巷有立柱、顶梁和地楸构成的排架。春秋战国时
9、期的矿道设计与挖掘更加成熟，能够为“穴攻”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墨子备穴的“穴攻”方法是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在挖坑道与坑道的承重方面，矿井挖掘与“穴攻”的技术思路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战争遵循破坏性逻辑，所以要在坑道挖好之后烧掉承重柱，造成坑道垮塌连带城墙坍塌，以达到攻城的目的。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首先，技术源于生产的需要；其次，生产环境与技术发展存在明显关系。因此，技术伴随着功利而生，功利性是其本质属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指向物质生产，还是指向物质消耗，对效率的追求是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对农业生产来说，技术的目的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更大的收获；对战争来说，技术的目的是用最少的牺
10、牲获得更大的胜利。然而，社会是发展的，人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当技术从枯燥繁重的生产环境中走出而进入人的生活时，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机械”的束缚，接受“机心”的塑造。二、技术与生活如前所述，技术源于生产的需要，并且会根据需要传播、扩散，最终会进入生活。在生产中，技术只需满足人体力解放和生产效率的需求，简单而直接。但是当技术进入生活后，会面对更复杂的需求。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首先取决于人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然而，人又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精神生活（娱乐）才是人生活意义的真正来源。在物质需求层面，生活中的技术以效率为首要目标。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在生产中还是生活中，技术的目标都是一
11、致的。甚至在某些时候，两者还会共享某些技术成果，如桔棒。桔椽既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用水，又可以为日常生活提供生活用水。一方面，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洗衣做饭都需要水，大量的体力消耗加上心理的疲劳，很容易使人心生厌倦。于是，对技术与效率的渴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将农业生产中常见、常用的桔椽向日常生活转移，不存在任何认知以及技术障碍。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桔椽进入了人的生活，并且很好的发挥了作用。其结果，一方面是人的体力得到极大地解放，另一方面是人获得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这对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被节省出来的体力与时间可以去做其它更“有趣”的事情。然而，必须认识到，“有趣”的程
12、度与空余时间的多少成正比。也就是说，空余时间越多，就具备了更多获得“乐趣”的可能。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乐趣”，人需要不断的提高技术的效率。正是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人类的技术才会不断升级。以取水工具为例，桔椽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取水效率，但是与人对大量空闲时间的迫切渴望相比，还远远不够。于是，体积更小，效率更高，使用更方便的辘轮（见图3）出现了，并且迅速取代桔椽，成为中国古代生活取水的主流工具。从桔椽到辘泸，人的体力日渐解放，但人始终都要参与其中。有没有让人彻底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办法呢？最初的方案，是用畜力取代人力，这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作为古代家庭的重要财产，大型家畜的饲养本身就是
13、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畜力在机械设计中的应用，并没有使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是劳动的方式有所转换而己。直到水车（见图4）、风车这类自然动力驱动的机械被创造出来之后，情况才发生真正的改变。从桔椽到辘轮，再到水车，技术发展遵循的是效率逻辑。技术的效率越高，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也就越大，获得乐趣的可能也就越多。那么，问题来了，乐趣从何而来？将劳动的双手解放出来就是快乐吗？起初，较之于繁重的体力劳动，“闲”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然而，这种乐趣来自于差异化所带来的新奇感，而新奇感是很难持久的。新奇感消失之后，“闲”就成为纯粹的无聊。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有内容的闲着，闲的有意义。“舒适”的闲着成为一
14、个好的选择。然而，“舒适”又是一个有对比才有意义的概念，如较之于沐风栉雨，茅茨土阶就是舒适；较之于茹毛饮血，简衣陋食也是一种舒适。因此当生活中的基本困难（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被解决之后，“舒适”便取代了效率，成为新的追求。与效率相比，舒适是一个更注重感官体验目标。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更高的生活要求，也意味着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集中出现这种需求。就中国古代设计的发展来看，汉代成为重要的转折点。西京杂记中有个叫丁缓的工匠，完成了很多有趣的设计。“（丁缓）为常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
15、诸灵异，皆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室寒颤。”在被记录下来的这四件设计中，每件都有特定的功能让生活更“舒适”（灯用来照明，香炉用来熏香，扇子用来纳凉）然而，似乎仅仅有“舒适”还不够，在它们的设计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设计的奇巧。其奇巧主要从两个层面展现：一是复杂而精巧的结构，一是奇异而夺目的形象。以常满灯为例，所谓“常满”是指灯盏内的灯油常满不竭。汉代的灯具以油为主要燃料，烧完再加，这个过程并不复杂，但是却很枯燥，容易让人心生厌倦，无法产生劳动的乐趣。于是丁缓就设计出一个精巧的装置，无论燃烧多久，灯盏内的油始终不竭。毫无疑问，初次见到的人肯定会惊讶，并会意趣盎
16、然地一探究竟。从最初的惊讶，到后来的考究，使用者的“闲”被消耗了，但却获得了乐趣。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灯的本质“照明功能”已经成为其精巧结构设计的附庸，可有可无。因此，为了维持“灯”的基本属性，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使用者的乐趣，在灯罩上装饰以精美的图案（七龙五凤、芙蓉莲藕），灯光照在上面，会产生眩目的视觉效果。在这个设计中，奇巧的结构设计作用于人的心智，精美的图案设计作用于人的感官，两者互相配合,在维持有限功能的基础上为使用者的生活增添情趣。无论是自动调整重心的被中香炉、热力驱动的博山炉，还是摇柄驱动的七轮扇，其设计思路与作用大致如此。机械与技术是它们的功能基础，但是机心与乐趣才是它们
17、的设计目标。尽管以上设计具备特定功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兼有工具和玩具的双重属性。在机心与乐趣指引下，再往前一步，设计中的物质功能就可能被彻底放弃,出现为纯粹乐趣而生的玩具。玩具设计自古就有,但是其设计的种类、数量以及技术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准,并且主要都是儿童玩具。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古代物质生活的现实条件，大多时候人都要忙碌于生计，没有游戏玩乐的资本。然而一旦条件具备，人会毫不犹豫抛弃功能与效率的现实考量。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后赵武帝石虎的玩具。邺中记：“石虎有舂车，作木人及行碓于车上,车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麦一斛。凡此车
18、皆以朱彩为饰，惟用将军一人。车行则众并发，车止则止。”无论是舂米还是磨麦，原本是中国传统生活中典型且常见的劳动，与娱乐毫无关联，甚至是反娱乐而以效率为唯一目标的劳动。在最初的设计中，舂米与磨麦都需要人的体力参与，体力消耗大且效率有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用畜力、水力取代人力，但是畜力和水力的可控性又是个问题。于是人们便又设计出复杂的传动结构，以实现对畜力和水力的精准控制。从人力到畜力、水力，尽管机械的设计更复杂了，但是其目标“效率”始终未变。然而，石虎的舂车与磨车就完全不同了。从机械设计的层面来说，舂车与磨车就是畜力驱动的粮食加工机械。并且它们也确实有加工粮食的功能，“舂车行十里成米一斛
19、磨车行十里辄磨麦一斛”。但是首先让人生疑的是，加工粮食的装置为什么要装在车上？一方面，按照常理，加工粮食的作坊一般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要么靠近产地或市场，便于粮食的采购与销售；要么靠近水源,能够提供稳定的动力来源。不管是哪种原因，劳动场所的固定都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将畜力转化成粮食加工的动力，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传动机械。在石虎的时代，很难实现这些机械的小型化。这就意味着舂车、磨车上绝大多数空间都被各种机械结构所占用，很难为原料以及加工好的粮食留出足够的空间。所以综合来看，这个设计明显是反效率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两辆车有粮食加工的功能，但是却不是粮食加工工具。那是它们是什么？答案是玩具
20、！既然是玩具，那为什么要有粮食加工功能呢？这便涉及到中国古代机械玩具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展示性，展示精密的结构与新奇的功能。在这一点上，石虎的舂车、磨车与丁缓的常满灯没有本质区别。其真正的区别在于，常满灯的照明效率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而舂车与磨车的设计是反效率的。这就决定了舂车与磨车是玩具，而常满灯只是具有娱乐属性。更重要的，是其“车”的设计。众所周知，车是交通工具，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很方便在公共场所展示。对石虎来说,如此有趣的玩具只能自己“欣赏”显然不能尽兴。在向公众展示的过程中，从公众的震惊与赞叹中，他会获得更大的乐趣。然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乐趣，第一种是“欣赏”的乐趣，乐趣来自对精巧结构的震
21、惊感；第二种是“满足”的乐趣，乐趣来自于对众人震惊之物的拥有，同时这种满足感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炫耀属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械玩具的乐趣大多是第一种。然而石虎显然不是大多数人,他是皇帝，并且是一个特殊的皇帝，这就决定了他的玩具必然不同于一般。从生产到生活，效率始终是机械设计中的重要目标。效率的提高使人逐渐得以解放，拥有了更多闲暇和多余的精力，也为“机心”的拓展创造了更大空间。如果说在生产中，“机心”主要体现为对效率的渴望，那么在生活中“机心”又获得了新的内容娱乐。三、技术与社会生活技术能够提高效率，技术能够娱乐生活，但是技术始终是人的技术。这就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机械与机心，机械为机心的施展创造空
22、间，机心也为机械创造意义。然而，意义始终是与主体相关的，要么是在机械使用过程中，人获得了意义，如空闲、舒适、乐趣；要么是机械本身就承载着特殊意义人赋予机械的意义，如象征性。其中，后者主要在社会生活层面展开。在前文汉阴丈人“抱瓮而灌”的故事中，桔棒是子贡与汉阴丈人争论的焦点。然而，在故事的焦点之外，有另外一件东西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即“抱瓮而灌”的“瓮工此处的“瓮”显然不同于后世的水瓮、酒翁等容器，而是一种专用的灌溉工具。凭借人力取水浇菜，是要消耗大量体力的。汉阴丈人是因机心而否定机械,而非自讨苦吃。如果有一种工具，能够比较方便的从井中取水，同时又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机心的诱惑,我想他应该不会拒绝。
23、那么有这种工具吗？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欹器。准确的说，是欹器的原型或前身尖底瓶（见图5）。关于欹器的记录，最早同时也最著名的文献是荀子宥坐篇：“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日：吾闻宥坐之欹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日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岂有满而不覆者哉。”首先，欹器为什么能够“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原因在于其特殊的造型小口鼓腹尖底。这种造型的瓶子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远远早于荀子的年代。在考古学界,对于欹器与农业灌溉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研究，本文无意赘述。我们更关注的是，原本作为农业灌溉工具的“尖底瓶
24、”是如何变成“欹器”的，从“尖底瓶”到“欹器”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从技术发展的逻辑来看，汉阴丈人无疑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典型。作为个人，他可以从哲学观念出发而否定机械，坚持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历史的发展也证明，社会与技术的联姻为人类许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至少在物质层面是如此的。在社会与技术的结合中，欲望人的欲望和社会的欲望是其原动力。其中，对体力解放的欲望是其最初表现形式之一。作为这一欲望的结果，技术最初的发展以效率为基本目标。这一点我们前文中己有论述。在技术发展与效率这一逻辑的支配下，作为灌溉工具的“尖底瓶”必然会被淘汰，被效率更高的桔椽、辘轮等工具取代。
25、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诸多“必然”中，从来也不缺少偶然。欹器从尖底瓶的“灭亡”中幸存，就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偶然性事件中，肯定蕴含着某些必然性因素。对于欹器来说，其偶然性因素在于其特殊的形制。作为灌溉工具的尖底瓶，其特殊的造型是为了便于取水而设计。“鼓腹尖底”，意味着其重心在上，将其置于水中（无论是河水还是井水中）它会自然倾倒，然后水顺瓶口灌入其中。另外，其小口的设计，是方便运水而不洒。所以，在其古怪造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我们极为熟悉的目的效率。这就意味着它也将遵循优胜劣汰的效率逻辑，终将会被更有效率的新产品所取代，这是
26、其必然性的命运。然而，其偶然性体现在它的造型实在是太奇特了，以至于当它从实用性工具的领域中退场之后，很多人还是念念不忘。并且，在一个偶然的时刻，一个人（如周公或者这类人中的一个）偶然性的灵光一现，发现其特殊造型恰好与其所推崇的道德伦理有某种神秘的契合。于是，尖底瓶的命运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田间地头而登堂入室，成为庙堂之上的“宥坐之器工作为“宥坐之器”的欹器，其价值已然超越其物质属性而进入象征领域。正如“鲁桓公之庙”中的欹器，已经完全摆脱工具属性。对于孔子这样的观众来说，高高在上的欹器只是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可以反思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并使其规范化。同时，宗庙的特殊性会进一步放大欹器的象征意义
27、，从而超越个体行为的反思与警喻而进入更广阔的领域社会。从尖底瓶到欹器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从生产工具到象征符号的转变过程，也是从生产领域中抽身而进入社会领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欹器的物质功能被完全剥离，成为纯粹的象征符号。然而，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更多的例子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环境中，具有象征属性的技术产品往往不会彻底放弃与物质功能的联系。根据象征属性与物质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这些技术产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象征与功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以天文、计时工具为代表；一类是象征大于功能，以指南车（见图6）、记里鼓车等为代表。从象征属性来看，指南车、记里鼓车更接近欹器，其设计中“车”的功能几
28、乎被完全消解，只留下“车”的外壳。然而，从象征属性的获得方式来看，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欹器的象征属性通过特殊形制获得，而指南车和记里鼓车却没有特殊的形制。从造型看，除视觉层面的装饰外（如指南车上装有木刻的仙人，手指南方；又如记里鼓车上装有木人，手执鼓槌以敲鼓），它们与普通车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其象征属性首先与各自的功能（指南与记里）相关，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其功能的实现。这是一种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功能实现的复杂性与功能作用领域的有限性共存于一体。无论是指南车还是记里鼓车，其结构都极其复杂，历史上有无数能工巧匠，能成功制造的屈指可数。然而，如此复杂的设计，其功能的应用领域却极其有限，或者说基
29、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使得它们便成为奢侈的“无用之物工其中，“奢侈”使其脱离于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帝王的专属；“无用”则为其象征属性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那么，它们的象征属性指向何处？答案很简单皇权，即指向它们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成为帝王权威的象征。这就是历代的能工巧匠们制作的指南车、记里鼓车最终都献给皇帝的原因，这是对权力的臣服与谄媚，也是机心赤裸裸的展现。另一方面，帝王们之所以对这种进献乐此不疲，并且对进献者有诸多嘉奖，也是看中其象征性。即使对帝王来说,指南、记里鼓车也不是随时可见可得的，也是稀缺之物。因此，民间的进献，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天降祥瑞，是上天对其治国能力的承认，是对其合法性的一
30、种肯定。事实上，对皇帝们来说，进献而来的指南、记里鼓车并不会日日赏玩，在短暂的展示与炫耀之后，它们会被妥善的安置在库房而秘不示人。于是，这些复杂而精巧的机械便从此成为传奇故事中的神奇之物，充满了魔法般的魅力。虽然机械被帝王收藏，但是它们早已经被符号化，成为与帝王、权力相关的象征。它不需要出场，只需要存在，存在于帝王的库房，存在于文献，甚至存在于街头巷尾的闲谈野议中。直到有一天，再次出现一位天才，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地再次复原这些神奇机械；然后将其进献给皇帝同样的故事会再次重复一遍，以至于很多遍。所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机械本身，而是与这些机械相关的整个故事，以及故事中人所获得的满足：工匠获得了皇帝的
31、奖赏，皇帝获得了上天的承认，甚至这个故事的听众和读者们也因好奇心的满足而获得了快乐。本质上来说，这是机心的满足。然而，同样作为精密机械，天文、计时工具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却不只是存在于故事中。从功能属性来看，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与计时工具同属一个体系。根据晋书天文志，在汉代的时候，张衡制造的浑天仪就将这两个功能整合在一起，“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漏，即古代计量时间的工具刻漏，漏中盛水以计量时间。张衡的设计巧妙地利用刻漏中的水以驱动浑天仪，模拟天象的运转。张衡二合一的设计，事实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天文工具的基本用途授时授历。无论是授时还是授历，都与时间分配相关，只是两者的尺度不同，授时
32、是以“日”为基本单位，而授历是以“年”基本单位。通过日与年的搭配，天文工具最终完成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节奏的支配，如春播秋收是以年为尺度的劳动节奏，而暮鼓晨钟是以日为尺度的生活节奏。无论是哪种尺度的时间，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真实而深刻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甚至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即为何张衡要将刻漏与浑天仪合为一体，其目的何在？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极其复杂的设计。这就人为地设置了一个极高的技术门槛，将绝大多数工匠排除在外，同时也事实上对拥有者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帝王成为唯一可能的拥有者。这类似于指南、记里鼓车的例子，遵
33、循的是高技术一高价值”的逻辑。作为这一逻辑的结果，象征属性的获得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而其象征所指也必然与皇权相关。其次，授时授历是天文工具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并且掌控和调节着传统生活的基本节奏，如播种与收获的节令，如婚丧与嫁娶的时机。然而，其合法性何在？即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时间划分，而非其它？对于历法来说，其来自于“天”通过天文观测而得出的结果，是上天意志的直接呈现，因此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无需证明。而对于通过刻漏来计量的时间则没有这种保护，因此需要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帝王的授权而获得世俗的合法性。而张衡将刻漏融入浑天仪，事实上将身份可疑的刻漏强行加入到天然合法的浑天仪中，
34、使其成为一个系统，从而一劳永逸的解决了问题。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创意（复杂的设计），天文工具成为上天与人间的中介,人间生活的基本节律都获得了上天的授权。更重要的是，通过设计的方式（极其复杂的结构）而非只是简单粗暴的行政禁令，天文工具成为帝王们的专属，于是他们就成为天命的象征，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天子。四、结语技术是设计实现的物质基础之一，但是技术问题又不是纯粹的物质问题。技术是人类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选择；然而，在实际的应用中，技术也左右着文化的基本面貌，是塑造文化形态的基本动力之一。就中国传统设计的具体发展来看，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技术与劳动生产，技
35、术与物质生活以及技术与社会生活。在劳动生产中，技术以节省人的体力消耗以及提高劳动效率为目标；作为这一目标的结果，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劳动中的舒适性以及空余时间，这为在生活中追求舒适和娱乐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人都是社会人，技术也会超越纯粹的物质生产与生活，而介入复杂的社会运作。象征属性的获得是技术得以进入社会生活的关键。就如同汉阴丈人对技术的认识，“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械”与“机心”就如同一张纸的正反面，两者永远形影相随。如果说通过技术而获得的效率、舒适与娱乐使人物质性的欲望得以满足，那么技术的象征属性则满足了人对社会中权力和秩序的欲望。无论从哪个层面去看，设计都是因人的
36、需求和欲望而存在。这也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设计中，“机械”与“机心”是技术文化中一对永恒的主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认知。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商务印书馆，2007,371-372页。2转引自何堂坤：中国古代手工业工程技术史（上）M,陕西教育出版社,2012.8,183页。3参见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M,陕西教育出版社,2008.1,489页。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J,江西文物，1990.35汉刘歆：西京杂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15Mo6晋陆翔:邺中记M,中华
37、书局，1985,8页。7参见黄崇岳等：原始灌溉农业与欹器考J,农业考古，1994第1期。AResearchofChineseTraditionalDesignandTechnologyCulture-ASerialStudyofChineseCraftsmanCulturalSystem技术是设计实现的物质基础，但技术问题又不是单纯的物质问题。在中国传统设计中，这集中体现为“机械”与“机心”的关系。所谓“机心”，是指人的欲望和需求。设计中的技术与欲望，是中国传统设计与技术文化中的两个基本维度。然而,在不同的设计领域中，“机心”对技术有不同的要求。在劳动生产中，设计对技术的要求是减少人体力的消耗以及提高生产效率，桔椽就是这类机械的典型。作为此类技术传播、发展的结果，人会获得劳动中的舒适性以及空余时间，这为人进一步在生活中追求舒适和娱乐提供了可能。如汉代丁缓设计的常满灯，如石虎的舂车，都是这一技术逻辑的直接呈现。并且，技术还会超越纯粹的物质生产与生活，而介入复杂的社会运作。象征属性的获得是技术得以进入社会生活的关键，如欹器、指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