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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刺客还是侠客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第七度进军法国坎城影展，这次以刺客聂隐娘荣获最佳导演奖，此剧无论是从剧本编写、镜头运用、取景、色调或角色的诠释，主题的发挥，都饶有浓厚的侯氏美学风格，尽管犹不免有若干的争议，如影片的沉闷、对白的文言化以及女主角舒淇对白之少等等，但毫无疑问地，这是一部典型的侯孝贤电影美学代表作，至于卖不卖座，只能靠观众来抉择，就又另当别论了。刺客聂隐娘取材自唐人传奇裴钏的聂隐娘，这是中国古代侠客小说的名篇，连带着，聂隐娘也引起广泛的重视与讨论。不过，多数的观众恐怕未必真正了解聂隐娘在中国古代侠义小说中的特殊意义，因此，也不易真正掌握到侯孝贤以当代观点加以重新诠释的深层意涵，因此，
2、本文将略作爬梳与分析，从电影名称的“刺客”，以及“侠客”形象的转变等角度入手分析，试作说解。“刺客”，指的是有目的行刺杀人的人，“刺”之为物，小而尖锐，往往在未及注意前就伤害到人，因此刺客的行动通常具有相当的隐秘性，能在人猝不及防之下达成暗杀的任务。刺客之流，自古以来就史不绝书，春秋时的金且鹿、专诸、要离、曹沫、豫让，战国时的聂政、朱亥、荆轲、高渐离等，都是鼎鼎有名的刺客。这些刺客虽各有其面貌，手段、对象及动机，行刺结果或成或败也都各有不同，但有两点却是非常一致的：（1）他们所刺杀的对象，都饶富浓厚的政治性，如赵盾、吴王僚、庆忌，齐桓公、智伯、侠累、晋鄙、秦始皇等，都是位高权重的,有好有坏，有
3、善有恶，且与刺客彼此间素无仇怨，他们的行为、道德，并非被行刺的原因；（2）刺客都是为人作嫁，受人所托，感于委托人的恩义，而进行刺杀任务的，如专诸之于公子光，聂政之于严仲子、荆轲之于燕太子丹，其中，为智伯报仇而数度行刺赵襄子失败而牺牲的豫让所说，“智伯以国土待我，我故以国土报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豌报观念最具有代表性。换句话说，刺客受雇于人行刺，不为名，不为利，不为个人荣辱，但也绝对不是基于“正义或是任何强烈的政治信念，即使对象可能是如秦始皇般素有恶名的暴君，刺而杀之，也未必是因为某种道德使命或政治理想，而是纯粹为了报答委托人的私人恩义。从个人的节气来说，刺客这种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精
4、神，是与当时的侠客完全一致的刺客也往往以侠自许，如燕太子丹为报仇怨，欲寻觅刺客刺杀秦始皇，最先找到的刺客田光，就以“节侠”自命;而战国末期楚国政争，刺杀春申君的行为,则被称为“侠刺:基本上，刺客与侠客是同一气类的人物，差别仅在于有没有肩负行刺任务而己。也因此，极力表彰侠客的司马迁，既写了游侠列传，也以刺客列传加以颂扬，极力称道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与荆轲五个刺客。正因刺客与侠客一样，容易激于一时的恩义、知己之情而感恩图报，因此委托人欲得刺客效命，则不妨先以恩义结之，而结恩义的方式，除了重用之外，当然也少不了“贿以财赂”，如严仲子想结交聂政，就先以“黄金百镒”送给聂政的母亲;燕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
5、，也是“异物闲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于是，这就为刺客的行刺动机开启了一个可能纯粹为丰厚的报酬而行刺，即贿之以财.，而导致了刺客道德性的堕落。刺客的堕落，乃至转变成杀手，至少在东汉的时候就已非常普遍，而且具有组织犯罪的规模，如王符在潜夫论中，就明确提到，当时首都洛阳存在一个以杀人为业的组织“会任之家”，专门收受财贿，为达官贵人刺杀仇人，主持人收取钱财，以十分之一提供给杀手，并以摸“红白丸”分配任务。自此以后，历史上以财贿杀人的刺客，所在皆有，中晚唐时期，就是一个刺客相对活跃的时期。刺客进行刺杀，拥有高超完美的刺杀技巧，当然是有助益的，但却不能保证行动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保持身分和行动的隐密性，
6、在对方未及防备之前，一举成功。有时候，武功或技巧，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如史记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持齐桓公，显然就不倚仗任何武功，而是纯粹的出其不意。专诸刺杀吴王僚,将匕首（传说中的鱼肠剑）藏在鱼腹中，伪装上菜的侍者，这才是成功的最大秘诀。豫让数度行刺，尽管“漆身为砺，吞炭为哑”，企图保持隐密性，而皆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尚未采取行动之前，就被赵襄子察觉，功败垂成。能隐秘刺杀行动，再凭借高强的武功、剑术，行刺成功的机会自然大为增加，鲁勾践评论荆轲刺秦王之败，在于“惜乎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陶渊明也感慨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正是此故。历史上真正展现出刺客高强武功，凭借剑术直闯虎穴，刺杀
7、成功的，大概非聂政莫属，在韩相侠累重重刀戟护卫之下，聂政勇往直前，“所击杀者数十人”，终于成功完成刺杀行动而这显然就表示了，除了隐秘性、高超剑术之外，还要有莫大的不畏死之勇气。刺客通常是不容易全身而退的，即便成功，也难逃一死，专诸、聂政虽行刺成功，一样惨死在当场，荆轲衔命入秦，燕太子丹与宾客，皆以“白衣冠”送行于易水之上，荆轲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绝大的勇气，如何敢于牺牲？而正是这个不畏死的勇气，使这群刺客的老祖宗展现出与后来堕落的刺客完全不同的精神与风采，即使剑术不济，明知死路一条，还是千山独行，不必相送。后代刺客为钱财杀人，钱财必
8、须有命才能享用，因此，就缺乏这股令人钦仰的勇气，未免瞻前顾后，以身家性命为更重要的考量。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取材于唐人裴钏的传奇，以“传奇”为名，取的是人与事之“奇”，“奇”的意涵与“常”相对，亦即非一般常理、常见、常事可比的谓之“奇:在聂隐娘中，聂隐娘经历之奇，如为老尼携走、习练道法;行事之奇，如自主择夫、背弃旧主，皆与常人行径大异;而道术之奇，更是非人耳目所可闻见，常理所可思议者，如飞剑术、隐身术、变化术等，这正是唐代“剑侠”最重要的特色。聂隐娘的故事背景，在唐德宗贞元（785805）及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此时正值中唐以来为祸甚烈的藩镇割据时期，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号
9、令，彼此相互攻诘。故事内容叙述，聂隐娘是当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大将聂锋的女儿，十岁时为一老尼强携而去，教其道法与剑术，并派遣她去作刺客。五年后，聂隐娘学成返家，家人甚表惊异，但知她经常遇夜失踪，天明才返，因此也不敢质诘，连她自主选择了个磨镜少年为夫婿的事，也不敢过问。几年后，聂锋过世，田季安闻得她的异能，便引纳于麾下。其后，田季安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合，便派遣聂隐娘夫妇前往刺杀刘昌裔。刘昌裔本身懂得神算，己预知聂隐娘夫妇将来，派人于途中迎迓。聂隐娘心服刘昌裔之能，遂改投其门下，不但与田季安绝裂，更为刘昌裔消灭了接踵而来行刺的精精儿，并用计阻退了道术精奇的妙手空空儿。自此，聂隐娘夫妇便留居许州。
10、后来，刘昌裔投效朝廷，聂隐娘不愿跟随，留下丈夫，只身远走，曾一度现身，后便不知所踪。聂隐娘自太平广记将之收录于豪侠类以来，就以侠客的形象广为人所知，后来明代王世贞、邹之麟也将之收于“剑侠”中，凌蒙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清人尤侗的黑白卫杂剧，都对聂隐娘盛加称道。不过，聂隐娘虽被目为侠客，此一“侠”字的意义，却绝不能与现代受了武侠小说影响后的“侠”等量齐观。中国的侠客与侠义观念，自韩非子提出“侠以武犯禁”以后，历代皆各以不同的角度诠释“侠”，整个发展的过程，侠客形象由负面转向正面，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其关键，就在唐代的“剑侠工以“剑”形容唐代侠客，最主要的在于强调这些侠客
11、在道术和行事上的“神秘性”，而这神秘性，显然与道教有关。在道教的神仙方术中，强调修道者在修练的过程中，是必须有“镜剑随身”的，镜以照见妖邪，而剑则可以斩妖除邪，缺一不可。能斩妖除邪，自是一种神通，试看聂隐娘所精通的道术，飞剑杀人、剪纸为驴，隐身变化，尤其是她竟然能变化成一条小虫（蟋螺）躲在刘昌裔的肚子里，这和西游记中孙悟空变成一只苍蝇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岂非完全同调？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术，无一不是从道教（神仙道教）中可寻出渊源的。道教的伦理观，与儒家大异其趣，道经中谓“恩爱害道，譬如毒药”，在修练的过程中，人间情爱、伦常，都须忍舍弃绝，唯道是从。聂隐娘刺杀某大僚，因见其与孺子嬉戏，故延迟下手
12、，老尼姑教导她，“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正是不欲聂隐娘受世俗道德伦理的羁绊。这点，与唐人传奇杜子春可相互参看，杜子春岂不正是因不能割舍世俗母子亲情，因此无法成仙。也正因此，被收入太平广记的另一篇侠客传奇贾人妻，故事中的女主角何以要回来狠心杀死自己亲生的孩子，也就不难明白了。唐代的剑侠，行事诡秘，拥有神异的道术，又不按常情常理出牌，自然使一般人惊惧不己，聂隐娘父亲“闻语甚惧”、“不敢诘之”，连女儿挑选夫婿的事都“不敢不从”，也正反映了时人对侠客的一般态度。换句话说，在唐代，聂隐娘的形象，奇固奇矣，未必是属正面的形象，这与我们现代的侠客观点，是迥然不同的。现代认可的侠客中，或许可以接受聂隐娘的自主
13、择夫（唐代显然未必），但恐怕绝对不能容忍充当政治刺客，且又是因自身利害的考量背弃故主的“刺客”吧。论者或许会质疑，聂隐娘弃田季安而投效刘昌裔，也许可视为弃暗投明，且其刺杀者，如某大僚，正是“无故害人若干”的贪恶官僚，也未尝不能说是“仗义行侠:太平广记里另一位被称为侠的李龟寿收赂刺杀白敏中（一作王铎），和聂隐娘一样，在形迹被发现后，立刻叩首求饶,反过来投靠白敏中，可见当时的“侠”，身家性命为要，并无若何气节可言。至于刺杀大僚，所谓的“无故害人若干”，看似符合于正义，实则也只是老尼主观、片面的个人认定，并无任何佐证可言，未必即是“仗义”。平心而论，聂隐娘、李龟寿之类的“刺客”，或奉主命，或为钱财而
14、行刺，已明显与史记中豫让、专诸、聂政、荆轲之“士为知己者死”的恩义酬报完全异趋，更毫无气节地背主求容，可谓是自东汉以来“会任之家”之刺客以财赂杀人”的堕落典型，是与“正义”八竿子打不到一边的。侠客固然“仗义”，但所仗的往往是气义”、“义气”，与“正义”可能偶然相符，但绝不能说就是“正义”。因此，这样的行事方式，是充满不定性与危险性的，其所以令人畏惧，也正在于此。相较之下，刺客无疑更落于侠客之下乘，不免沦为政治打手或工具，唐人传奇中的聂隐娘，显然就是政治杀手。侠客沦为刺客、杀手，在中晚唐藩镇割据、相互攻诘的政治情势下，是个常态。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有藩镇因不服中央号令，甚至派遣刺客刺杀当朝宰相的
15、例子，如唐宪宗元和十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便派遣刺客刺杀了当时宰相武元衡、袭击御史中丞裴度，情势不能不说是极为混乱、恶劣的。因此，曾任唐文宗、武宗两朝宰相的李德裕，在当时就写了一篇收关于侠客形象与义气转变的重要文章豪侠论。在豪侠论中，李德裕开宗明义，就将“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的刺客摒除于侠客行列之外，并提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的观点，进一步对侠客的“节气”作了规范。所谓“节气”显然就移植了儒家所强调的“正义与“仁义”，这是侠客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掇点，此后的侠客，逐渐与儒家靠拢，并形塑出较近于现代观念的侠客形象。聂隐娘的故事，宋代时就己颇喧腾于人口，南宋罗惮的醉翁谈录提到宋代的市人小说
16、，就有西山聂隐娘，但却是列于“妖术”之列，着重的是道教术法的神奇。不过，到明代，凌濠初借韦十一娘之口传述女侠传奇时，虽也致意于“隐娘出没，跨黑白卫”的神奇性，对侠客行径，却也提出了不可以个人恩怨（私仇）为凭的行事准则，有意无意间导向了“正义”途辙，可以对拥有权势而横行不法的守令官、将帅、宰相、试官加以“必诛”。清初尤侗的黑白卫，盛夸聂隐娘道法的神奇，尽管对聂隐娘之投靠刘昌裔还是未能有较圆融的说解，只能从宿命式的“遇镜而圆，遇鹊而住，遇空而藏，遇猿而聚”及传统的“学良禽择木而栖”,轻笔带过，但我们从他借老尼姑张举出“替天行道，为国安民”大旗的命意看来，聂隐娘从气义式的刺客，转向正义型的侠客，也是
17、呼之欲出了。不过，尽管这些作品一直努力扭转聂隐娘的形象,但聂隐娘故事的重点有二,一是高强的道术（剑术），二是她刺杀刘昌裔高浓度政治色彩的刺客行为，还是无法摆脱其为刺客的身分。事实上，历史上的刺客都是无法与政治斗争划清界线的，政治斗争的双方,或许以恩义相结，或者以财贿相赂，常援引刺客作斗争工具，与侠客是有极大区别的。因此，当侠客的“正义”形象，在清咸丰年间名说书艺人石玉盘讲述龙图公案（光绪年间被改写成三侠五义）逐渐定型之后，刺客还是不足以跻身于侠客之列。如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以绿林盗贼身分刺杀施士伦（即施世纶），后来被擒，俯首求饶，“改过自新”，投入施士伦麾下，且改名“施忠”，却成为后来传颂遐迩的
18、“侠客工唯独到了清末，在章太炎高倡“儒侠”，鼓励革命志士当暗杀清廷大臣的“刺客”，“侠刺”再度不分，许多革命烈士基于强烈的政治信念充当刺客，如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吴檄刺杀立宪五大臣、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澧、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等都是著名的例子。这些刺客，后来都获得极高的评价，被许“烈士”的楷模，但是，却殊少有人愿意更进一步分析，当以狂热的政治信念或理想进行刺客行动时，“人性”如何被扭曲、摧毁的问题。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很明显受到现代的侠客观念影响，企图从侠客的角度，重新诠说“刺客聂隐娘”。电影名称明标“刺客”，其实是以侠客来看待聂隐娘,并企图摆脱政治思维，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剖析刺客的行径，从
19、这一点看来，侯孝贤就已立在制高点上，展现了深刻的省思，相对于张彻于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所拍的大刺客及刺马，前者刻意美化聂政的侠义之举，不惜错乱时空,将故事从战国初移至战国末，突显秦王（始皇？）的暴虐;后者则依附传说强调了马新贻“好色背友”的不义，从而对张汶祥的刺杀行为取得正当性。这两部同样以刺客为题材的电影，与侯孝贤一样，都是企图从侠客的角度描绘刺客，并赋予其正面评价。二OOO年，陈可辛的投名状，借马新贻事件，突显出政治阴谋的可怕，对庞青云有较深刻而多层次的诠释，但对刺客姜午阳，也显然仍脱离不了为兄弟恩义报仇的旧观点，对刺客的省思，还是未达一间。侯孝贤影片虽题为“刺客”，但特别强调“一个不杀
20、人的刺客”，这是具有深意的影片中聂隐娘先是“不忍孺子”，就连大僚也未杀（原出处是迟延而已，还是杀了大僚取其首级），就飘然远走;刺杀田季安，更是连起心动念都未曾有过;而与精精儿的决斗、与道姑师父的绝裂，也未见杀戮。刺客而不杀人，是明显与刺客宗旨背道而驰的，而这正是侯孝贤的深意所在，也是他的崭新诠释。在此，侯孝贤为了突显深意，改动了不少唐传奇聂隐娘的故事内容，重要的改动有几个：一是删除了原故事中最重要的田季安派遣聂隐娘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的大段情节。这一删除，不仅将刘昌裔判了出局，连带着故事中最精彩的道术、剑术部分，也被剔除了。聂隐娘的武功虽高，充其量不过就是刀法（匕首）胜人一筹而己，并无若何玄妙
21、可言。侯孝贤借此摆脱当代武侠片里用钢丝、特技电脑动画及影片剪辑而造成的热闹且耐看的武打窠臼，可以说是“不是武侠片的武侠片”。影片中唯一能看见的残余道术，大概只有妙手空空儿的“巫蛊之术”，让田季安的爱妾“胡姬”体冒白烟，弱化得厉害，传奇中具有“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神奇之术的妙手空空儿，完全消失不见，变成了轻易就被射成刺猬的老和尚。但就电影主题而言，却能巧妙地避开聂隐娘奉命刺杀，却反而投靠对方的“不义窘境，可谓用心良苦。也正因此删除，原来藩镇之间的政治恶斗，也缩限成家族中类似“妻妾争风”的勾心斗角，有如时下流行的“宫心计”（宫廷斗争）戏码，而原故事中颇具有“悲
22、天悯世”胸怀的老尼，便不得不化身为肩负朝廷浓厚政治使命的道姑嘉信公主，聂隐娘奉命刺杀的对象也变成对朝廷素有异志的田季安了。其次，聂隐娘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关系，也被彻底扭转，从“主从”变成了刺客与被刺杀的对象,且偏偏彼此之间又是青梅竹马、具有玉块为信物的旧情人。当然，这对刺杀行动就增添了许多的变数，造成相关当事人内心的诸多矛盾与挣扎。凭心而论，这样的桥段，在武侠小说中是屡见不爽的，但在电影中却还是少见。重要的是，一旦作此安排，聂隐娘的“刺客”形象就完全被消解，而蜕转成具有复杂心理矛盾与冲突，而最终能够以人性的考量为依归的“女侠”了。于是，刺客聂隐娘不但不杀人，而且心中充满对人（包括孺子、情人、
23、情人的情人、父母）的爱，聂隐娘变成了个侠客，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具有人性关怀的人！借聂隐娘与象征着政治意涵的道姑师父的绝裂，侯孝贤质疑并否定了任何人可以借着任何的政治理由或政治信念，残酷杀人的正当性这正是刺客聂隐娘最重要的主题。侯孝贤铺陈此主题，是颇具心思的，而最能体现的叙事，就是对磨镜少年的着墨。磨镜少年在唐传奇文本中其实只是个衬托聂隐娘性格及超强道术的小角色，除了是聂隐娘的丈夫外，别无他用。但侯孝贤则企图加以渲染，还特地请了日本影星妻夫木聪饰演这个角色。在原著中，磨镜少年来自日本，是遣唐使中的一员，因故而流落中土，拜了草药老人为师，一同居住在远离政治尘嚣的桃花村,桃花村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24、”的隐喻，是非常足以圆照主题的。可惜的是，影片中未能给予较多的呈显机会，甚至，连这少年到底是日本人还是韩国（新罗）人，都不易分清楚，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影片中有一段由嘉诚公主念出、聂隐娘复述的“鸾镜”典故。聂隐娘在剧中的台词只有九句，这段复述，占的比率极大，不能不视为侯孝贤极其重视的命意所在。可惜的是，侯孝贤发挥不足，只借此突显出聂隐娘“终于”明白了嘉诚公主远嫁的孤单与凄凉，鸾鸟对镜伤情，鸣舞而死，嘉诚公主所悟如是物伤其类；但聂隐娘呢？所悟又在何处？如果仅仅是悟通了嘉诚公主之悟，那对聂隐娘来说，对全剧主题来说，又有何增益？侯孝贤似乎忘了磨镜少年也与镜子有关。依据中西方有关“镜像”的理论，聂隐娘
25、从磨镜少年（他就是面镜子）究竟看出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聂隐娘是刺客，但最终不作刺客，其转变的关键何在？磨镜少年的淳朴、桃花村的宁谧，实际上都可以让聂隐娘幡然而悟的吧。在我看来，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其实是可以和聂隐娘一样，视为对政治无所不在地笼罩着社会，政客们以各种巧立名目的政治信条（朝廷、君臣）毫无人性地利用刺客、断丧人性的一个绝裂，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破天荒的尝试,单就这点来说，就己经可以超轶群伦了。不过，白璧微瑕，聂隐娘之所以不愿刺杀田季安，似乎并没有说实话，因为她所说的，担心田季安的长子年幼，唯恐一旦田季安死了以后，形势立刻会陷于混乱这岂不是又回到了所谓的政治算计之中？而可叹的是，据史书所载，田季安在唐宪宗元和七年暴毙，嗣子田怀谏年仅十一岁，大权旁落于家臣蒋士则之手，兵土哗变，还是个乱局。如此说来，政治这玩意儿，还真是“范围天地而不过”，没有人能真的超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