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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公艺术设计的品位公园性质确实立和广泛的设立，是伴随着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历史（主要指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以来）而展开的，是近现代城市化及市民文化的产物。在“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封建中国，公园以“舶来”的概念和形式，于二十世纪初在某些对外开埠通商较早、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社会自治性较强的大型城市中得以萌生。公园作为城市杜区机能的组构而纳入整体规划，营造城市文化生态环境及公共景观艺术之载体，自然是一种较晚的自觉，而许多公园的历史沿革，起始于皇族显贵、官宦仕人或巨商豪贾的官苑、庄园和庭院。在现代，公园之“公”者，系指财产归属及享用权的公有性，服务对象的公众性和空间性质与管理上的开放性;“园”者，系
2、指具有预定规划和艺匠（设计）的空间领地。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到了空前的高速发展，城市空间肆意扩展蔓延，工矿生产与加工形态无所不在，尤其是后工业时代城市的人口、能源、交通、通讯及整体生态环境的重重压力与恶性发展趋向，使得自然生态、动植物群类的多样性和人类千古历史文化类型的丰富与完整性遭到了触目惊心的毁灭性破坏，从而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性的延展。与此同时，大都市中心部位和郊区部位的公园已远缺陷以起到明显改善和优化城市环境的成效，而只能有限地起着对城市社会追求高集中、高速度、高效率、高回报所带来的心身压抑和生存环境的侵害作某些调节、抚慰，抑或暂作短时的消解和逃遁。
3、尽管如此，城市公园仍然或多或少地作为人们对失缺的自然景色或农耕时代的田园风光的祈求与象征性的回归之地。在都市街道、广场、杜区中心已渐渐失去公共社交场所机能的情形之下，良好的公园亦成为市民聚会、公共交往、休闲娱乐和展开各种公益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去处之一。尤其是在国际化强劲之际，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许多有识之士，在城市环境、综合实力的展示，城市间经济、文化地位的竞争和城市形象塑造方面，往往把公园景观特色及其人文艺术的内涵与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和地方自然资源作某些富有创意的联系和发挥，以表达城市及社区的个性与风貌。因此，也可以说，当代公园不再是往昔单纯的园林师或园丁所创造的一片园林和绿地，而是应由诸如园林师
4、、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艺术家等多种人才共同策划和实施的一一集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环境因素为一体的优雅而高尚的人居环境，并维护和赋予它作为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过程的印记。由于不同国家间社会文化和经济实力，以及法规政策的诸多不同，对于类似公园这种公共事业的规划、投资和管理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然而有一点是应该确定的，也即原有公园和新建公园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服务宗旨是最大可能地听取和了解城市社会特性、现况和长远的需求，而不是着眼于旨在赢利和少数人意志与利益的满足。在此前提下，亦可探索公园的产业化经营管理之道，但它决不等同于一般企业或商业的规划、实施、推广及利润管理的旨意与方式。从表象上看，近
5、十几年来国内许多公园出于市场意识，无论是为了公园自身景观特点的诉求，还是为了强调其“市场区隔”的需要，往往以国外经验中的类似“主题性公园”的形式登场，向社会推出诸如水上公园、森林公园、山地公园、河滨公园、植物公园、海洋公园等形式。除以自然景观特色为主要依托的诉求之外，也有以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意趣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园、皇家经典名园、世界建筑景观公园、民族文化园、雕塑公园以及各种集休闲、娱乐、体育活动、餐饮及文艺观赏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使得公园的形态和主题定位多姿多彩。然而它们的实际运作效果，除很少部分具有货真价实及悠久“品牌”效应的主题性公园之外，更多的是一朝打鱼长年晒网的萧条情景，就连基本投资
6、的成本也难以挽回，留下的是貌似宏篇巨制而实为粗劣丑陋的假文物、伪艺术的建筑垃圾，真正受到损失的是大量的资产、宝贵的城市空间或郊区的优质耕地，并污染了纯真的历史人文环境与社会风尚。这种情况的公共园地，在国内不在少数，恕不枚举，况且许多著名媒体已有曝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严重缺乏对人文情感和社会历史的深切关心，也无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使得除其商业买卖似的“经营项目”之外，缺乏对人性（感情、意志、审美和创造）的真诚与照顾，因而在公园规划上的肤浅、景观形态上的粗俗、工程质量上的草率和艺术创作上的因袭就缺陷为奇了。然而。一处城市公园的内在品位恰恰见诸于蕴含在景观特色之中的、关于人
7、的“事”与“情”的表述一一具体形态塑造的品格（品质）及其精神意味，这就是在公共文化领域中提倡弘扬和尊重人类的历史与经验。“归根到底，任何信念或价值观，不管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科学的或者审美的，除了人类经验以外，没有别的来源；不管你怎样玩弄词句都不能给这些信念或价值观以独立于人类经验的权威性”（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阿论布洛克）。当然，这并非简单地引向“人类中心论二公园的品位，正是其景观的组构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永久魅力之所在。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尽可能合理利用公园所在地的自然生态（如地形、地貌、地质及地表植物、水系与周围环境元素），营造出维护自然自身存在和过程化的景观空间，另一方面塑造和累积人类文
8、化与自然生态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镶嵌体”一一人化的自然（或谓自然的人化），以期在协调与整合不同时空及尺度上的自然生态圈与人类文化生态圈之相互关系上，显示出高度的合理性和情感智慧上的创造性。尤其是在一些具有一定历史的公园的改造和较大规模的新建过程中，为增进公园的人文内涵与艺术品位，通过整体的规划和认真筛选，设立一些具有公共精神和时代审美意义的公共建筑景观和公共艺术作品（诸如系列雕塑、水体、壁画、地景设计，永久性或短期陈设的装置艺术品和建筑小品等），并予以恒常的制度化管理与呵护，使市民在自然和艺术中得到修养和陶冶。在这方面欧美诸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省的有关成就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二十世纪60年
9、代到80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力主使艺术家和景观设计师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和重建工程，逐渐的从艺术界到市政规划部门及广阔市民阶层-认识到公园艺术与广场和街道的公共艺术景观一样，不再仅仅作为建筑和环境的装饰或点缀来对待，而作为公共文化及社区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塑造和延续。当代欧美和日本的造园中明显做法是艺术造园与精心绿化并行，并强调为特定的公园环境及主题而设计公共艺术作品，主张作品风格语言的多元化,强调自身文化个性与国际视野的同在；同时，要求公共艺术必须与公园的整个环境、周边的建筑形态及地缘历史背景对话。以免“见物不见人”的堆砌。比方日本，在近现代的城市化过程中便十分注重公园的营造与管理
10、。众所周知，仅在日本京都至今尚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开放性寺院和公共园林。以禅文化景观著称的京都龙安寺、清水寺、西芳寺等传统庭院式公园早已成为该城市的象征和荣耀。在仙台市也有两百余家大小公园，平均每位市民享有4-13平方米的公园面积，有森林之都的美名，其间积累了大量的公共艺术作品，渐成“仙台模式”，推动着社区文化和城市整体环境的优化。另就日本东京的日比谷公园而言，涉足可见日式庭院景观的“心字湖”，江户时代留下的古拙的城墙，在大片的花、灌木和丛林中树立着诸如北欧国家合赠的石刻艺术“北极船路开设碑”、麦克罗尼西亚市长赠与的原始通货货币石雕，及其本国姐妹公园赠送的古坟时代的“埴轮”（泥塑人像）等多种公共
11、艺术品，设有大型的露天阶梯形音乐广场、舞台、球场，并保持了公园的原有格局与历史性建筑体，使得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休闲与健身得到了有机的融合。在其造园的风格韵味上，东西兼容、古今并举而自成一体。更有多处类似其神奈川县箱根雕塑森林公园那样一批养护自然生态并累积世界艺术精品的主题公园。反观之下，中国的公园规划与管理面临着颇多问题：当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形态的并存阶段，在经济、教育和机制改革滞后的实态下，城市人口膨胀，市民的户外健身与交往空间奇缺，公共福利事业之财力有限，整体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显见脆弱。在此宏观背景下，公园的机能与方向尤需深思。并且，在欧美文化风行，民族及乡土文化深受冲
12、击之下，中国的公园文化应具何等抱负与对策去面向当代和未来，值得今人关切。毋须讳言，包括首都#在内的许多公园的现状常令人啼笑皆非。首先由于他们大都把公园的运作简单地停留在农耕时代的农家园林的观念和方法上，仅作为一种独立而单纯的妈游空间，没有主动作为城市与大地生态环境综合构筑体来对待。这样，既难以起到促使市民身心再生、维护自然生态的多样与平衡之根本机能作用，也很少在高效利用土地的同时，把公园作为民族文化艺术与地方精神的体验与保存空间,使之成为维系居民情感和表述一方文脉的公共家园。如#城东的公园，其造园规模约5000余亩，并称#城最大的，欲为“世界上一流的现代化主题公园”。目前己建景区达2500余亩
13、，但放眼望去，竟遍布着诸如“豪华碰碰车”、“豪华转马”、“超级飞船”、“超级秋千”、“飞碟车”及“阿波罗船”之类的“玩艺儿”，占地和分布面积极大，其形式和名目皆出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加上园内因遍布商业销售点和广告牌使得原来在规划、设计和工程质量上有失水准的园区景观，更显混乱和粗俗。其间的许多灯饰、垃圾箱、座椅及地面材料的铺装造形和工艺水平均显得纷杂和粗陋，园中惟一的雕塑艺术景观“世纪之门”竟是直接抄袭日本东京都厅大厦前的“水的圣殿”（关根伸夫原作）的造型，实在有违艺术的原创性原则。这无疑是对资产、土地资料和自身文化创造力的浪费和无视。这样既无按传承中国造园文化中诗情画意、陶冶心智的传统，更难以国际视野对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作双重的关心与奉献。感慨之余，指望我国当代公园的景观模式与文化品位得到真正的提升，无愧于时代的重托，并在世界当代公园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