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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两种相互矛盾的海昏侯刘贺形象及其成因摘要：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汉废帝”刘贺是一种粗犷少文、劣迹斑斑的纨绛子弟形象，然而，随着海昏侯墓的挖掘，大量出土资料所呈现的刘贺却是一种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行事低调的宗室贵胄形象。造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刘贺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其深陷斗争漩涡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为了达到废黜和排除潜在威胁的目的，权臣霍光及汉宣帝存在刻意抹黑、夸大其罪的可能，加上受政治宣传的影响，历史文献的叙事者进一步固化或加强了这一形象。关键词：海昏侯刘贺；服妖；历史形象；历史原因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24)01-0043-07
2、关于海昏侯刘贺及其相关研究历来备受学界关注。相关成果主要围绕传世文献中刘贺的废立、霍光的专权以及这些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斗争展开。学者主要是透过刘贺被废事件，考察当时的政治局势及其产生的影响，代表性人物有卜宪群、吕宗力等，他们或指出霍光对刘贺废立的干预反映了汉武帝时期中朝钳制外朝的政治格局，或认为当时以下废上的皇权更迭模式对魏晋时期的皇权更迭形成了一种示范。而随着2011年海昏侯墓的发掘,学界对于刘贺的研究逐渐呈现出新的态势，焦点转向对海昏侯墓形制的考察及出土器物价值与意义的讨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刘贺自身遭遇的重新思考。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成果表明，刘贺特殊身份的背后存在着某种隐情，本文即试图通过
3、对傅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刘贺历史形象的追溯，揭示刘贺不同形象出现的原因。一、文献叙事中的刘贺形象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王刘髀的儿子，公元前88年，刘髀去世，年仅5岁的刘贺继位，成为西汉第二位昌邑王。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无嗣，19岁的刘贺被众臣迎接为帝，但不到一月即废，依旧回故地做昌邑王。公元前63年，刘贺由昌邑王废为海昏侯，迁居豫章国（今江西鄱阳湖畔）。公元前59年，刘贺去世，史称汉废帝。由此可见，刘贺身世显赫，一生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由于其不凡的身世以及卷入政治斗争的经历影响，有关他的文献记载相对有限，且分散在不同的传、志当中，主要在汉书之霍光金日碑传武五子列传和五行志等篇章中。纵观
4、这些文献中对刘贺的描述，大多是“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等。这些书写方式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刘贺深陷其中无力回旋的历史事实，而这些因素的综合，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荒淫无度的刘贺形象，择其典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在汉昭帝丧礼期间，刘贺俨然就是一个行为昏乱、不守礼法的昏君。汉昭帝去世后，刘贺是在以霍光为首的众大臣综合比较各方势力下，作为最佳人选来继承帝位的，这样的历史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人生际遇。据史料记载，汉昭帝去世前，霍光就已经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去世，选择后继之人以及废立皇帝的权力尽在霍光等人之手，这
5、可以从霍光与大司农田延年的对话中获知。由于田延年为霍光故吏，因此被其所亲，在废黜一国之君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方面，两人商议代替其他大臣作出决断，史载他们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当霍光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时，“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由这段精彩的描述可见，废黜刘贺基于凶险的政治斗争。而正是在废黜刘贺的奏折中，历数了其诸多不堪的罪行。其中，引用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指责刘贺在服“斩绩”期间，竟然“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还“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
6、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骆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网内敖戏”O不仅如此，其在前殿依然“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在古代，人君去世，举国哀丧，不仅在行为上要表现出悲痛之情，还需按照规定执行繁琐而严格的礼仪活动。汉代更是如此，通常继位之君既是国君也是前君之子，刘贺虽非亲生，但承继大位就应该按照亲生儿子之礼举行哀丧，也就是要服“斩绩”之丧。根据礼制规定，为人后者为其所后之人服丧，不仅在汉代已成共识，且为父母服丧在服饰与时限上都有严格要求，为人子者需“衰冠绳缨菅屣，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然而，上述论述表明，刘贺表现异常，既没有体现出心理上的哀
7、痛，也没有表现出形式上的尊礼，这在儒家礼乐文化盛行的汉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恶行。不过，这些评论（或者说罪行）出自霍光政治集团之口，由于史料记述的限制，我们无从得知刘贺及其部众的辩驳，因此这些评论存在一面之词的可能。但是这种描述却成为后世讨论刘贺形象的重要史料来源。其次，依据文献记载，刘贺在位期间是位贪图女色、生活淫乱的荒唐君主。这不仅成为他被废黜的主要理由，也是形成他荒淫无道形象的关键因素。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集中在武五子列传霍光金日石罩传等篇章中。例如，在丞相杨敞所上“奏废昌邑王一折中，就细数了刘贺在位期间所作之恶，其中关于其私生活淫乱的控诉超半数以上。不过需要清楚的是，杨敞奏废书是由霍光为首的
8、政治集团决定的，因此这些描述多少有夸大其词之嫌。比如其中罪过之一是刘贺在参加昭帝葬礼的途中，已然是继位之君，却私藏女子。史载：“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这些描写说明，刘贺似乎全然不顾“为人后者为之子”的礼数，这在以孝文化为特色的古代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如此，他在管理臣下方面也不循礼法，典型事例即是“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同时，贵为天子的他却经常与宫人玩耍嬉戏，有失帝王礼仪，如“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等。另外，刘贺还有不尊皇太后的行为，如“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
9、中刘贺还戏耍官吏，“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缓、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他还赏赐无度，“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缙、赏赐所与游戏者”。还私征贡品，”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这些叙述表明，刘贺在位期间的确行为昏乱，毫无法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形象的出现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历数刘贺罪过以行废黜的结果，可能存在某些夸大其词的成分。再次，根据记载，刘贺在位前后，天示惩戒，异象频现。这不仅从侧面暗示了刘贺为帝的失败，也进一步塑造了刘贺荒淫无道的形象。汉书五行志汉昭帝条下有则关于海昏侯刘贺“服妖”的记述，就是从侧面了解刘贺为帝失败的重要“证据”：
10、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侧）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犬猎驰骋如故，与骆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嫂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侧）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贺既废数年，宣帝封之为列侯，复有罪，死不得置后，又犬祸无尾之效也。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遹（嫡），妾子拜。”又
11、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这则史料说明，刘贺为昌邑王时，曾经指示部下中大夫到长安，将“治仄（侧）注冠”赐给大臣，同时，还将其赐送下人，因此被刘向等解释为“服妖”。那么，什么是“仄注冠”，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汉书五行志附应劭解释说：“今法冠是也。“按照礼制，法冠应该是中央规定的冠帽，针对应劭的解释，汉书五行志又附蔡邕的话反驳曰：“非法冠及高山也。”那如何理解“仄注冠”呢？根据情理推断，刘贺作为昌邑王，首先应该对其封地的冠帽比较熟悉，由此可知汉书五行志所引李奇的解释比较合理，即“曰高山冠，本齐冠也，谒者服之”。结合各家解释可以推知，“仄注冠”是一种在齐地流行的头冠，并不是汉代
12、官方法定的头冠。这种冠不是刘贺自己穿戴，而是赐给大臣甚至让奴穿戴。在古代，只有尊者才有资格戴冠，刘贺却让奴穿戴，显然是有悖礼制的。在儒家礼乐文化掌握话语权的汉代，官员的服饰冠帽有着一定的标准，用齐地的冠赐给大臣以及身份下贱的奴穿戴，这在恪守礼制的统治阶级看来是不可理喻、大逆不道的，因此被解释为“服妖”，预示着刘贺将会“自至尊坠至贱”。五行志作为复杂政治、文化综合的产物，其本质在于通过天人感应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提供某些警戒、教化的作用。因此，其有关刘贺服妖的解释，是带有一定目的的史家站在不同立场上附会的结果。不过，这也确实进一步强化了刘贺无道的负面形象。总而言之，在有限的历史文献叙事中，刘贺总是
13、和“贪图享乐、罔顾礼法”，“荒淫迷惑、异象频发”等评价相联系，正如臧知非所总结：“千百年来，每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昭宣中兴的种种功业时，刘贺一直是作为昭宣中兴的反面角色存在的，行淫乱行淫辟狂乱失道昏乱是当时人对刘贺的评价，也是后世史家给刘贺的定谦。“然而，任何的历史评价都应该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历史上的刘贺或许有着诸多不堪的行为，然而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面前，失去话语权的刘贺又何尝没有被曲解的可能？二、考古资料折射出的刘贺形象历史文献中的刘贺形象似乎已成定论，然而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诸多考古资料显示，作为海昏侯的刘贺并非完全是历史文献中描述的样子。根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整理的南昌市
14、西汉海昏侯墓资料记载，截至2016年4月，海昏侯墓共清理遗物1万余件（套），有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器、草编器、纺织品和竹简、木牍等。这些遗存说明，刘贺曾经拥有丰富的人生，他热爱生活、善于收藏各类物件以及古籍。据报告，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包括刻有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五色食胜等内容的竹简，还有绘有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衣镜。这些内容复杂的书籍，以儒家经典为主，至少说明墓主人生前非常热爱这些典籍，随其入葬，更加反映出墓主人珍爱经典的心理。由此推知，刘贺可能从小就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教育。此外，从西室出土的石砚和墨碇也可以大致推断刘贺生前的喜好情况。其墓
15、内藏椁出土的乐器有编钟、于、镜等，兵器有矛、戈、剑等，车马器有错金银、包金、鎏金隼马器等，这说明刘贺生前可能既注重陶冶情操又注重强健体魄，爱好广泛。墓中还出土了大量铜、漆、玉质酒具，包括卤、钟、长颈壶、带盖壶、侈口壶、樽、专方、缶、囊、蒸傕器、碗、勺等15类共69种，表明刘贺可能喜好饮酒并乐于交友。值得一提的是，在刘贺墓主椁室文书档案库发现的5200余枚简牍，其中包含诗经礼记孝经论语春秋，以及六博简、祠祝简和方技简。海昏简牍中另有100余枚记录行礼仪式的文献，这类竹简主要记录特定仪式中参与者站立的位置、进退仪节和主持者的号令等，据考证很可能是海昏侯或昌邑王国祝官实际使用的文本。从这些简牍所载的
16、内容推断，刘贺可能并非汉书所记载的那么荒淫无度、不遵礼法。首先，简文中多见“臣祝”“祝再拜谢”“祝赞日”等语，“祝”应即祝官,其内容、措辞与仪礼等记载行礼仪节的文献十分相似，可见,刘贺对礼仪十分重视。其次，其墓中的简牍记载：“史、祝赞日：嗣王某口尽如义（仪）。凡八百六十五字。”根据简牍中出现的“史”“祝”等字样，基本可以判断简文内容应与祭祀有关，且相关竹简记录的主体皆称“王”，应为刘贺做昌邑王时采用的礼仪。有学者指出：“西汉初年，国家初创，各类礼仪尚不完备，但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安稳，是各种礼仪发展完备的关键时期。”因此，刘贺担任昌邑王时，诸侯王礼仪已有一套确定的标准制度。从简牍中的如仪二字推断
17、，刘贺在祭祀时所实行的礼仪符合西汉时期诸侯王关于祭祀的规定。从刘贺的随葬生活用品可以看出，刘贺本人并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挥霍无度。相反，还可能行事低调，比较节俭。墓中共出士30余件纪年款漆器和铜器，其中最晚的纪年为“昌邑十一年”,改年为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其年刘髀薨逝，刘贺即位为第二代昌邑王，当时刘贺还是年仅5岁未谙世事的稚子。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些文物都是刘鞭置办的。与其父刘髀相比，刘贺在昌邑王位的13年间，行事简朴低调，应该没有恶名。另外，海昏侯墓内出土木牍约200版，包括属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其中四枚是写有“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题记
18、的金饼，证明墓内的黄金确实是准备进献皇帝的酎金，并非刘贺搜刮的钱财，只是可能由于一些政治原因未能献上。据汉书记载，在就封的同时，侍中卫尉金安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嚣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可知此时的刘贺已无权再向皇帝进献酎金，也不能参加宗庙祭祖大典，因此这些酎金只能随他埋进坟墓。所以这些金饼并不能表明他生前贪图享受。综上所述，作为全新的历史资料，大量出土文物多层面、多角度展现了刘贺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的一生，从中使人感受到一个与文献记述不相符合甚至互相矛盾的人物形象。正如信立祥所总结：“在汉书中，刘贺是个劣迹斑斑、行事荒唐的不肖贵族子弟形象。作为全新的
19、历史资料，刘贺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多角度真实再现了刘贺起伏跌宕、命运多舛的一生，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与文献记述完全不同的刘贺。”朱凤瀚等学者也这样评价道：“西藏椁出土的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简书，证明了刘贺自小就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儒学教育。这说明，刘贺自幼就受过儒家六艺中书艺的严格训练，深谙书道真谛，并终身研习不辍。这些文物，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刘贺绝非是一个粗犷少文的纨绛子弟，而是一个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的宗室贵胄。”显然，这些结论与汉书中的刘贺形象是矛盾对立的。那么，其中变换悬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三、刘贺矛盾形象形成的原因上述两方面的比较说明，历史文献中的刘贺与考古资料展现的刘贺，其形象差距较大，甚至存
20、在某些矛盾之处。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文献书写过程中，某些政治因素的介入影响了人们的评判。因此，需要从昭宣时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入手，深刻分析身处权力中心的人物相互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才能揭示刘贺劣迹形象出现的根源。首先，作为汉昭帝的继承者，刘贺既是霍光政治集团选择、废弃的结果，又是后继者汉宣帝打击的对象，因此，其本人并无多少话语权。据记载：“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围绕皇位继承者的争夺与斗争就此展开。当时有两人可供选择，一是昌邑王刘贺，一是广陵王刘胥。时年刘贺只有18岁。当年，在其父第一任昌邑王刘鞭死后，年仅5岁的刘贺就承袭了王位，因此并未受到过良好的政治熏陶。而另一位候选人刘胥年龄较大、羽翼丰满，
21、史载：“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两相比较，刘贺年轻，既无阅历也无多少政治经验，而刘胥则不然，不仅身体强壮，且有一定的实力。显然，对于想把持朝政的霍光来讲，刘贺才是做傀儡的最佳人选。但刘贺继位后，也想壮大自己的力量，比如重用昌邑旧人、给予近臣官职以便进入朝堂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触犯了霍光政治集团的利益，使霍光以“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为由“诛杀二百余人”。而这也激起了年轻的刘贺及其昌邑旧人的愤怒。这可以从昌邑旧臣临死的呼号中看出：“出死，号呼市中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昌邑旧臣为什么喊出这样的话，宋人苏轼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说：“著此者，意欲后人澈见其意也光等
22、数贺之恶，可尽信哉？”可见，关于刘贺诸多劣迹的记载，自古以来就慎疑不绝。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刘贺被废黜后贬为庶人。即便如此，汉宣帝依然“心内忌贺”，并秘密派使者山阳太守张敞监视刘贺的起居生活。他给张敞写信道：“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张敞回信道：“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上由此知贺不足忌。”即使这样，宣帝依然未掉以轻心，竟将刘贺册封至豫章之县，让他远离政治中心。而即便刘贺已经身在豫章，汉宣帝仍对他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史载：“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
23、，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日：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后薨。”可见，当汉宣帝听说刘贺对帝位还有所企图，便下旨削掉了刘贺的三千食邑。这不仅是对刘贺言出不逊的惩罚，更是对他对王位还有觊觎的敲打。总之，无论是霍光掌权之时，还是汉宣帝统治时期，刘贺均无多少话语权，关于显示他罪行的各种劣迹的叙述，刘贺都难以为己正名。其次，由于筌I贺特殊的政治身份，霍光和汉宣帝政治集团存在刻意抹黑其形象、歪曲和隐藏其被废真相的嫌疑。霍光作为汉代著名的辅佐大臣，其为人低调，城府极深，早在十几岁就担任侍郎，政治经验丰富。据记载：“出入禁闲二十余年，小心谨慎,
24、未尝有过，甚见亲信。”在汉武帝将权力分散给桀、桑弘羊、霍光等人并让他们辅佐少主汉昭帝的过程中，霍光逐渐打败其他人而独揽大权。汉昭帝去世后，霍光已然具有“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的实力。当霍光提出废黜刘贺时，其他大臣都不敢发言。据记载：“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而刘贺劣迹形象的形成，大多出自废黜时搜集的各种罪行，诸如“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常私买鸡豚以食”等琐碎的事情。至于汉书五行志中有关刘贺的记述，则是深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的结果，典型的如上文有关刘贺“服妖”的叙事。如果说霍光对刘贺形象的抹黑是为了废黜的理由更加充分，那么汉宣帝对刘贺的遭遇不仅没给予追究拨正，反而进
25、一步歪曲，又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汉宣帝作为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生下数月父母便遭遇巫蛊之祸，俱被杀害。由于巫蛊之祸的牵连，从小在民间长大的宣帝，和祖母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刘贺相比，在身份认同和心理自信上都存在差异，这些成为宣帝忌惮刘贺、抹黑其行为的心理因素。尤其是某些场合人们喜欢将他们二人进行比较，汉书五行志一则史料就显示了这种情况：“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另有，“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这条史料虽然源自五行占卜，且为汉昭帝在位时期的现象，但五行预言者却从昭帝去世无后及两位继承人的情况讲起。显然，这是后世之人根据当时历史
26、事实附会解释的结果。睦孟认为，木属于阴类，是下民的象征，预示着民间会出现接受天命的人，其名为公孙氏，暗指汉宣帝，帝本名叫病已，正是印证了这一异象。而昌邑王国社有枯树生枝叶，则暗含刘贺的存在是一种威胁。为此，汉宣帝为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宣传、造势非常必要，而抹黑潜在的政治对手刘贺则是重要的策略之一。因此，在汉书的相关记载中，便出现了刘贺被废乃天命所弃、汉宣帝刘病已则为天选之子的宣传，说宣帝尚在襁褓，因巫蛊之祸入狱后，望气者就“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显然，这些都是为新君上位或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政治宣传。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文献记载中刘贺形象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复杂政治斗争的结果。其时，为废弃刘贺帝
27、位，当权者或收集或强加诸多恶行于其身，从而塑造了一个劣迹斑斑的纨尊子弟形象。而随着海昏侯墓的挖掘，大量出土资料则展现出另外一个受过系统儒家文化教育的宗室贵胄形象。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刘贺形象的产生，源于刘贺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其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历史背景。OnFormationandcausesofTwocontradictoryImagesofHaihuFiMarquis1.iuHeAbstract：Inhistoricaldocuments,1.iuHe,theAboliShedEmperorofHan”，Wasaroughandi11-mannereddescendantofnoblefamil
28、y.However,WiththeexcavationoftheHaihunMarquisTomb,alargeamountofunearthedmaterialSshowthat1.iuHewasprobablyalow-profiIenoblemanwhohadbeeneducatedinthesystematicCOnfucianculture.ItisfoundthatthereasonforthesetwocontraClictoryimagesliesin1.iuHesspecIalpoliticalidentityandthehiStoricalfactthathewascaug
29、htinawhirIpoolofStrugglesfromwhichhewasunabletomaneuver.InordertoachievethegoalofdePosingandeliminatingpotentialthreats,thepowerfUlministerHuoGuangandEmperorXuanoftheHanDynastYmayhavedeliberatelYdiscreditedandexaggeratedhiscrimes,which,togetherwiththeinfIuenceofpoliticalpropaganda,WasfurthersolidifiedorreinforcedbythenarratorsofhistoriCaldocuments.Keywords：HaihunMarquis1.iuHe；thedressdemon；hiStoricalimages；hiStoricalcau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