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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摘要：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关键词：晋商；漕运；鲁西运河区域；商贸活动明清时期，因漕运所需，在政府强力
2、主导下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鲁西临清、聊城等运河区域河运交通便利。得漕运“土宜”政策及移民乡谊情足之便，货物畅流，营商氛围浓厚，晋商纷纷来此从事商业贸易，甚至垄断了盐、铁铜、哈达、金融、木版年画等行业的经营。探究该时期晋商商贸活动状况，体现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考察晋商以义取利、诚信赢天下的经营之道，能够为当代提供有益借鉴。一、明清时期晋商集聚鲁西运河区域的因由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鲁西一带水运交通便利，漕运繁盛，货物畅流；鲁晋两省，分居太行山左山右，位置相邻,相距较近；明初移民，晋人入鲁，定居鲁西者众，俗缘情深，营商氛围好。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明清两代
3、，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繁荣，诸多晋商集聚于此，从事商业贸易，有力推动了当地商品贸易的繁荣。（一）天时之机：漕运繁盛与朝廷宽松的“土宜”政策，为商品畅流提供了良好时机经济社会发展史证明，商可以富民，商可以强国，流通也是生产力。没有流通，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也就没有再生产，因而也就没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所以说交通便利是商品流通发展的重要前提。明清时期北起北京，南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因朝廷重视而全力建设、修缮与维护，全线畅通，是南粮北上的漕运主通道。漕粮运输时，政府为补贴运军生计及运粮脚价之不足，“以资运费，以恤军困”“恤丁伍而通商贾”，采取了“土宜”政策，准许运丁携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沿途出售。从
4、明至清，这一政策不断放宽，携带土宜数量逐次递增。明成化年间规定每船准带免税土宜10石，嘉靖时增至40石，到万历时增加到了60石。清随明规，土宜政策不变，但随船土产的额定数量增加更多，顺治、康熙时南货北运定额是60石，雍正初年为120石，旋即增至126石，而到嘉庆时又增加到了150石。漕船南下返程时，也有相应的免税土产定量。漕粮运输及不断放宽的漕运土宜政策，有力带动了运河沿线商品流通和沿岸城镇的发展，促使运河沿岸城镇客货聚集，商贸繁荣。时人赞曰：“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地处鲁西的临
5、清、聊城，得漕运之便，成为了“人烟辐辕，市商云集”“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著名商贸都会，形成了“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的景象。在其辐射带动下，所属州县商贸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商品流通与商业贸易的活跃，吸引了南北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善于经营的晋商更是敏锐地嗅到了这股商业气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大量涌入鲁西运河区域从事商贸活动，到清代出现了“殷商大贾，晋人为多”“西商十居七八”的境况。（二）地利之便：京杭大运河与卫河交汇于鲁西，且鲁西与山西位置相邻，水陆通达，交通极为便利鲁西一带，京杭大运河穿聊城、临清北上过德州而入河北，卫河由西南北流在临清与运河交汇。作为鲁西区域中心城市的聊
6、城自古又是陆路官道所经之重镇。随着京杭大运河河运交通作用的凸显，这一地区在明清两代就成为了人们北去南来、东奔西往的汇聚之处。另从地理方位来看，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古称“山右”，谓其在太行山右侧，又因位于黄河以东，亦称“河东”。山东与山西以太行山脉为界，分居山左山右，是为近邻，且都靠近河南、河北。是时，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由山西到山东鲁西一带的交通路线有三条可供选择。一是水路，由卫河、大清河入京杭大运河，运费低廉且南北通顺，北上可直达天津、北京，南下过济宁可直下江南，历徐沛，通苏杭，至闽粤。在北京、天津的晋商多选此路而来往。二是南路，从河南入鲁西。晋商在河南者颇多，开封、周口、洛阳、南
7、阳、朱仙镇等地都是晋商活跃的地方。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就出生于山西阳城县黄城一商人兼官僚家庭，他曾讲其家乡人“弃书册为贾人者数矣，大河南北懋迁者众。“从山西南部进入河南非常方便，而在河南的晋商进入山东从而到达鲁西区域也是非常容易的。三是北路，从山西的中部、北部过河北进入德州、临清,且临清紧邻河北，来往也很方便。况且，作为南北物资、客商行旅交流大动脉的京杭大运河，自然是鲁西区域与全国大多数省区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运河的浚通使鲁西平原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运河之中“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到永乐末年，山东运河沿岸的济宁、聊城、临清、德州已是“商
8、贩所聚，百货倍往时。”民国临清县志记载：“每届漕运时期，帆橘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商业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商品物资充盈，集散方便，是难得的取利聚财之地，自然吸引商人聚集。（三）人和之利：，曹西运河区域山西移民较多，原迁地商人与移民同根同源，认同感强，安全感足，经商氛围融洽元末明初，因战乱及灾荒，山东鲁西、鲁西南地区人口锐减，地广人稀。为平衡人口分布，促进耕垦，明政府强力组织移民，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明太祖实录一九三卷载“洪武二十一年，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临清、太康诸处闲旷之
9、地，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一九七卷载“洪武二十二年，山西贫民徙大名、广平、东昌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二二三卷载“洪武二十五年，迁彰德、东昌、大名、开封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该时期，大量的山西人移民至山东。据曹树基先生考证，“洪武二十年，东昌府有山西移民约6万余人，到洪武二十八年东昌府接纳的山西移民人数为14.5万人。”另据在在平县孙桥乡何官屯村发现的墓碑记载：“洪武三年何振刚奉旨率百名移民，从山西洪桐县迁来立何官屯。”在在平县王老乡发现的一块墓碑记载：洪武十三年从山西榆次迁来立村。此外，在在平县其他地方发现的墓碑中，关于洪武二十五年奉旨移民到此立庄的记
10、载更多，如现在的赵官屯、单庄、吴官屯等皆为山西移民居住地。移民与原迁地居民同根同源，关系密切，观念上认同感强，生活上安全感足，乡谊情深，在商贸往来中信任感倍增，容易形成良好的经营环境。正是在这种融洽的氛围中，晋商的势力不断壮大起来。况且，宋元以后，得“开中法”之利，山西人心思富，重商观念强，形成了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的社会风气。“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大致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流行的童谣说“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在他们看来，经商是一种比读书做官都重要的事情。的确，商贾走远方积金钱，
11、夸耀闾里，出则车骑，入则广厦，使得人人羡慕。他们的立业思想是“以商致财，用财守本”，即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或经商，获取经营利润，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从而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机制。他们认为商和土、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在这种民风的影响下，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商途，为日益壮大的晋商群体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他们“工商务实，勤于商贾。”观念新颖，勇于开拓，目光远大，视野开阔，具有成熟与精明的经营策略和良好的经商之道，不断拓展商业活动空间与经营品种，大大带动了迁居地经济贸易活动的开展。二、漕运带动下晋商与繁华的
12、鲁西运河区域商业贸易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由苏鲁交界的峰县台儿庄入境山东，经微山、南阳诸湖，流入鲁西平原，途经聊城、临清，最后由德州桑园镇进入直隶，直达天津、北京。这条明清时期的水上交通大动脉，是朝廷漕粮运输的主通道，也是行商客旅以及各类土杂商货的汇聚之处。运河之上每年所过船只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九年，仅临清过关船只多达九千七百三十八艘，浒墅关更是每日水波荡漾，舟楫不绝。”为保证漕粮的顺利运输和仓储安全，明代政府分别在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沿运河城市建立了漕粮仓储库一一水次仓，“各有部署以监临之，岁一易其人，盖国计之重大焉者。”水次仓的相继建立及扩充，大大促进了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展并有
13、力带动了商品的流通。临清的水次仓有三处，分别为临清仓、广积仓、常盈仓，年仓储三十余万石，规模宏大。在水次仓的带动下，明正德、嘉靖年间两次扩建临清州城，“以为商贾之列肆于外者。”在建置上，因商贸地位突出，临清于明弘治年间升为州，清乾隆时再升为直隶州。是时，河运规模庞大，仅漕粮一项，就运船数量及运军人数而言，“明天顺以后定船11770只，有官军12万人。“就漕粮运输数量而言，明永乐年间为460万石，宣德时高达500万余石，以后一直保持在400万石以上。清朝前期，漕运因袭明制，各省漕船原额10455只，另设驳船600只，因不敷用，乾隆末年定官备驳船1500只。“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再加上应征耗米
14、，总数在五百万石以上。如前所述，位于山东西部的临清，邻近河北、河南，分合于此的京杭大运河、卫河水道北达津京，南抵苏杭，西及汴梁，以这河道主干线为端点，再与其他水路、陆路相衔接，构成了一张纵横交织的商品流通网，使之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和流通枢纽。到明中叶，临清“商贾辕集，货物骈填。”“游宦侨商日渐繁衍，四方之人就食日滋。”维毂南北的临清市场同时兼有零售、批发和农产品集散的功能，集中了各地商人在此或开店设肆或从事中转贸易，特别是清代，晋商众多，势力强大，实力雄厚。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明隆庆万历年间，由晋商掌控的典当行众多，盐行除公店外有十余家居各街。据民国临清县志记载，清代在临清的晋商“执钱庄、
15、丝绸、茶盐、皮货、杂货等各行业之牛耳，成为实力最雄厚的外籍商人集团。”仅茶叶店铺，乾隆年间，“大者二十八家，小者不计。”大批晋商来临清购买茶叶，“或更舟北上，或舍舟而陆，总以输运西边。”距临清百余里的聊城，晋商更为密集，实力更是雄厚，势力远远超过了山东本省的商人。据许檀教授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研究表明：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山陕商人占聊城商人总数近70%。他们多将铁货、茶叶、食盐等物资从外地运来中转贩卖，还收购棉花、绸丝开店加工成品后运销他处。据嘉庆年间的记载称“东昌府治，东省之大都会也，人烟辐辕，市商云集。山陕诸友，辐辕而聚此一地，其势至涣也”。“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
16、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现今，聊城山陕会馆所藏同治四年“山陕会馆众商续拨厘金碑”记载，当时捐资的山陕商号953家。另藏“太汾公所碑”则记述了该公所建立的缘由是太原、汾州两地商人来到聊城的太多，其他地方住不下，为安置他们而修建。“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吾故乡之商贩云集焉，而太、汾两府者尤多。自国初之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者众。全日：善。捐厘醵金，购旧宅一区，因其址而葺修之，号曰太汾公所。”该时期，晋商在鲁西各县从事经贸活动的也很多。馆陶、齐河等县均有山陕商人所设布庄收购山东土布销往口外。明代鲁西“市场上多有山西铁器。”乾隆汾阳县志载，
17、汾阳人吴文玖“尝贾于山东禹城”，因此而致富。民国恩县志说，该县的市镇中都有染坊，“惟营业者，多系山西人。”京杭运河穿镇而过的张秋，元明清间为南北孔道，水路要津，商贾辐辕之地，其最繁荣时在明弘治到清前期，后因河运式微而衰弱，到清末仍有居民两千多户，有名的商号70多家，其中晋商20多家。冠县城中的商人，“外来者占十分之八，晋商多钱善贾，占大多数。”三、会馆规模彰显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雄厚实力随着商贸活动的不断发展，运河沿岸区域的市场网络体系不断完善，商人多以地域聚集，组成商帮，成立商行，建设会馆。各类会馆成为商品贩运的中转站和商人栖歇的地方，为他们提供敬神、存货、社交等的服务。会馆筑建的多寡、规模
18、，也可以反映出当地商人的实力强弱。遍及全国的晋商会馆，是他们创造辉煌商业奇迹的缩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晋商聚集的地方就有其所建的会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流域的城镇内商业会馆的建立也非常普遍。据王云教授在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一文中记载,该时期，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有45处。据笔者统计，在这些会馆中，晋商独建或山陕商人合建于鲁西运河区域的有17所之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会馆大多已不见踪迹，至今保留下来的只有聊城市区的山陕会馆。它位于京杭大运河西岸的东关双街南首，坐西朝东，背城面河而立，是山西、陕西两省的商人，主要是晋商集资建设的。这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体，南北阔43米，东西
19、深77米，占地面积为3311平方米。整个建筑群由山门、过楼、戏楼、夹楼、钟鼓二楼、南北两看楼、南北两碑亭、关圣帝君大殿、财神大王北殿、文昌火神南殿、春秋阁、望楼、游廊、南北两跨院等组成，共计160余间。整个建筑群布局紧凑，设计合理，大小间错，疏密得体。会馆建筑规制严整，殿阁楼廊富于唐宋遗韵，层檐飞动，线条流畅精美，彩绘绮丽。会馆山门气势宏伟：三开间两层牌坊式，黄绿相间的琉璃瓦覆顶，饰有砖砌门罩。进入山门即为中轴线上的第一进院落，由戏楼、钟鼓二楼和南北夹楼组成山字形连体建筑。戏楼坐东朝西，与大殿对峙，其构造结构复杂，装饰更是富丽堂皇。一般的古建筑，顶部多为四挑角，而此戏楼的顶部却向东北、东南各伸
20、出两个挑脚，向西北、西南各伸出三个挑脚，使整个顶部形成十翼角，看上去如凤凰展翅，似俊鸟争飞，犬牙交错，争胜斗奇，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气势。因挑脚太多，且决定了内部结构的复杂,虽复杂却又具随意性。会馆雕刻运用得极普遍，无论在木构件上,还是在石柱、砖瓦、额坊和柱鼓上，凡是能雕刻的地方都雕刻了。山陕会馆是商人们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公议现行、祭祀神灵、聚岁演戏及各种庆典、购置冢地、举办善举的处所。该会馆于乾隆八年开工，乾隆十一年竣To其后又于乾隆三十一年、四十三年，嘉庆八年，道光二十五年等多次扩建和重修。会馆内现存有各类碑刻19幢。据碑刻内容统计，乾隆十一年捐资筑建会馆的山陕商
21、家有389家，捐银8197.49两；嘉庆十四年捐资重修会馆的山陕商家450家，捐银42718两；道光二十五年捐资修缮的山陕商家366家，捐银14738.29两；同治四年捐资修缮的山陕商家953家，捐银8292.5两。据嘉庆二十二年“山陕会馆接拨厘头碑”记载内容可知，当时商号捐资以年营业额抽厘方式筹集，抽厘比例嘉庆十六年之前为千分之四，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年为千分之一，嘉庆二十年后降至万分之三。碑刻记载嘉庆十六至二十年间，晋商所经营的“公信凤”捐银最多，为430两，平均每年86两，以抽厘率千分之一计算，折合年经营额为86000两；其次为山西人经营的“元吉正“，捐银295两，平均每年59两，折合年经营
22、额为59000两，其经营实力可窥一斑。四、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垄断经营行业明清时期，活跃于鲁西运河区域的晋商或将山东的商品转运到外地出售，或将山西的商品运来山东销售，或将外地运来山东的商品再运至别处出售，或日坐市门经营铺户，是明清时代的一支重要社会经济力量，以雄才善贾享誉海内外，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正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因资料及篇幅所限，仅就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达到垄断经营程度的盐、铁铜、金融、哈达及木版年画等行业情况作一介绍。（一）盐业盐是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必需品，其销售自汉武帝官营以后长期被历代政府垄断。明
23、洪武年间实行开中法，晋商通过纳粟中盐,运粮到边镇换取盐引进而销售食盐获利。因晋商中盐商多而富有，故有“晋多大麻贾”之谓。麻贾即为盐商。此时，政府在临清仅设有公店一处，晋商抓住有利商机，将河东、天津长芦、山东、淮扬等地的盐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至临清进行转售。到清代,山西盐商在鲁西运河区域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史载“自道光以来,领运者多山右巨贾。”乾隆年间，鲁西在平县的盐业经营被山西一刘姓商人所垄断，直到清末，在平县共有盐引票四千六百七十四引，而仅“山西商郑仲明据一千三百引票“清道光年间，山东举人郭书俊曾写有豌城绝句六首，其中一首为“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新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形象地
24、反映了山西盐商在聊城经营的繁荣气象。（二）铁、铜山西矿石资源丰富，铁货是晋商经营的一大行业。明清时期临汾、太原、长治、晋城已成为当时的冶铁中心，其中“平铁”“潞铁”最享盛名，行销全国各地。明清时期山东西部的铁料、铁器，主要从山西输入，明嘉靖高唐州志载：“铅铁自山西至”。山陕会馆碑刻记载的聊城市内益兴、丽泽、日增、悦丰等铁货店，均为晋商所开。馆陶县的铁货生意都归晋商控制。始产于清嘉庆年间临清的“王一摸”镰刀，素以钢好刃利，能割能砍，不蹦不镶，好磨耐用著称，随意摸一把，把把好样的，不用挑拣，与北京的“王麻子”剪刀、保定的“王二能”菜刀齐名。其选材严格，用料只选用山西晋城的铁。乾隆年间的“临清关税则
25、”专门列有西路铁锅、铁丝、铁钉、铁茶壶、铁鳌子、铁锹、铁犁舞等生熟杂铁器和黄铜、青铜、白铜等各类铜器的关税额，定额为“钢铁料每百斤税三分二厘”“红铜、杂铜每百斤税二钱一分三厘，黄铜每百斤税一钱八分，白铜、青铜每十斤各税五分三厘。”乾隆三十三年军机处录副之“商人办运铜斤出入山东日期”记载了该年晋商办运铜料到山东的情况：“四月十五日，王慎权办运四千三百四十三斤；五月初五日，田尚办运六千五百八十九斤；六月二十八日，郭连抬办运六千六百八十三斤；七月初二，杨士藩办运一万七百七十七斤；八月初八日，张瑞宁办运一万三千五百三十斤；九月初八日，白采办运六千九百八十七斤；九月十七日，张世武办运二万四千六百九十五斤
26、。”可以看出当时从山西输入的铜料数量甚大。（三）金融业所谓金融业，在明清时期主要指的是典当、钱庄、票号等。在农本主义的思想下，中国的金融业经历了缓慢发展，其原始形式即是典当行业，明朝建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业突飞猛进，兴起了钱铺和银号，到清后期又创立了票号，这一时期，金融业异常繁盛，晋商为金融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晋商经营金融典当业在明清两代是颇负盛名的，据黄鉴晖研究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山西省有当铺2562家，乾隆年间增加到4695家，较康熙时增长83.25%,晋商所开的典当铺占全国一半以上。史称全国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据记载，晋商之杂货行营业之法，
27、外为杂货，内为典当。明隆庆万历年间，仅临清城内典当铺就有“百余家”，乾隆十四年“乡合城存十六七家，皆西人”。根据聊城山陕会馆所藏碑刻记载，捐资建设、修缮会馆比较多的由晋商控制经营的典当、钱庄商号就有正昌、庆裕、亨正、义顺、兴聚当等5家。馆陶县“城南隅有山西会馆，碑文所载，凡盐、当以及铁货、布庄、杂行、钱店各生意，皆归晋省人控制。”民国东平县志载“本邑商业向无大规模之组织，亦少大资本之营业，城内大商素以当铺、盐店为称首，银钱号次之，此等较大营业多系晋商所经营。”冠县“清光绪、宣统以前，全城商号籍隶本境者仅十分之二，外来者占十分之八。山西人多钱善贾，占大多数，是以城西北隅建有山西会馆一处。”道光以
28、后，山西金融商人雷履泰的“日升昌”商号在山东各地开办了票号，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一些从事其他商品贸易且实力雄厚的商家因其利润丰厚也纷纷加入，以致出现了“山西钱贾散布各省，汇票出入，处处可通”的局面。（四）哈达哈达，作为一种特殊的丝织品，在蒙古、藏民族中使用广泛、用量庞大，其生产在清代主要仰给于临清。丝织品在人们生活中，因其稀缺而显珍贵，哈达不仅是宗教仪式的必备品，也是人们交往表达敬意的物品。“哈达，向畅销察、绥、东三省及内外蒙古，向年销额在百
29、万元以上。”清代“临清哈达业几乎成为临清丝织业的代名词。”而其销售模式因利润高与其它商品不同，是单一的专营形式，“由山西忻州陈氏家族所垄断。”忻州哈达商在临清设有哈达庄，名为“大成源”，控制了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的资本运作，即购买运河运来的丝料供应给临清织户，成品再由“大成源”收购、销售。哈达商在销售地、生产地、运输线所构成的空间中，运筹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商品调控，在逐利诉求达成的同时，保证了临清哈达长期的繁荣发展。（五）木版年画每逢农历春节，人们纷纷张贴年画。清代产自聊城的木版年画深受人们喜爱，市场广阔，销量大，利润可观。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张秋镇，明清时期商贾云集，带来了外省市木版年画先进的制
30、作工艺。据阳谷张秋镇所存碑刻资料记载，张秋镇最早的画店系山西人开设，由山西晋南传入。明代，张秋镇三家规模较大的画店：源茂永、鲁兴聚、刘振升等均为山西人开设。“明末清初，刘振升画店从张秋镇迁移到东昌府区东关清孝街，因销量巨大，利润丰厚，山西商贾蜂拥而至，竞开画店，聊城的五福祥，堂邑的同泰、莘县的通顺等20多家大堂号相继出现。”每年农历八月过后开始制作，进入腊月各种木版年画上市流通，销往山东，甚至全国其他省市。五、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经营特点明清以降晋商悄然崛起，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构筑起了连接四海的商业贸易网络，他们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创造了辉煌五百多年的历史奇迹，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典范而奇特的
31、商业现象，又是一个能够以其强势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庞大商人群体。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商帮，晋商能够在横跨明清两个朝代的五百多年间，以锐不可当之势驰骋于中国的商贸和金融业界，并屡出妙招、屡拓新路、屡创商绩、屡赢市场，执牛耳于财货之域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一）经营范围广。明清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经营行业众多，根据山陕会馆藏嘉庆十四年春秋阁碑碑文记载，他们的店铺商号经营种类丰富，从名号直接看出经营内容的就有28种，如：双盛粉号、信成布店、永盛缎店、晋魁丹店、玉成作坊、亿发粮行、隆盛海味铺、轩盛茶店、协盛衣店、兴盛皮货店、义和典记、永发西货铺、和生红纸店、益兴铁货店、永隆毡店、肆聚帽铺、
32、肆美烟铺、兴盛炭店、日隆钱店、兴隆油店、宝盛染房、同盛钉店、大兴曲店、三兴醋铺、生生表笺店、东盛酒店、公裕公盐店、书业堂等。从其经营范围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民间所说的晋商经营“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此言不虚。俗话说“货不全，不赚钱”，晋商正是秉承这一理念，把经营触角伸向各个行业。（二）重诚遵信。晋商坚持信用第一，视商业信誉为命根，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
33、他们认为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葆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商业必然招致失败。他们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绝不缺斤短两。他们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晋商行规规定：“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
34、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此外，从他们对商业经营工具秤的解释，也可以看出晋商诚信之品性。他们说：商人用秤，一斤16两，秤杆上一两一个星，满16个星为一斤，即北斗七星、南有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就是16星。称星谐音就是“诚信”。诚信经商，就有称满斗足，绝对不能缺斤短两，缺一两折福，缺三两折福、禄、寿，超过三两，不仅没有了福、禄、寿，就连南北都没有了，那这个人就不是正常人了。如果秤星不足，欺诈哄骗，关老爷定会给你治罪。正因为晋商遵诚重信，力戒欺诈，所以在商界的信誉日盛，生意兴隆。（三）重仁重义。在重商立业的思想指导下，晋商对“仁”“义”，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诚信不欺，仁义当先，利以义
35、制，是晋商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一个信条。他们以守仁、重义、节俭、朴实著称于天下，坚持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正是凭借义字当先的大智慧，才造就了他们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达到“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境界。晋商普遍尊奉关公，各地会馆中都供奉关公像，关公以仁义著称天下，这种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正是他们重仁取义的表现。康熙皇帝曾经评论山西民风说：“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当“仁”和“义”成为社会和人的精神支撑与行为指向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人
36、们的行为原则与价值追求也便都会是自觉地归依于悯恤与良善了，于是才积极投身施惠于大众的社会公益事业。据记载，道光二十一年，聊城重修光岳楼时，“西商之懋迁于吾郡者，皆捐金有加。”足见晋商仁义当先，热心公益事业之秉性。六、结语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的浚通使鲁西地区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商品转运枢纽作用突出。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善贾而多系出外贸易的晋商汇聚于此，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重要商贸群体，凭藉诚信经营、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生意日益兴隆而执商界之牛耳。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经商活动，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
37、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相互信任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OntheJinMerchantsTradedinthe1.uxiCanalAreaduringtheMingandQingDynastiesAbstract：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BeiJing-HangzhouGrandCanalwasfuIlyopenedtotraffic.ThefIourishinggraintransportationandtheloosegraintransportationandsoiIappropria
38、tepolIcypromotedthecommoditycircuIationandtradeprosperityinthecanalarea.Withtheopportunityoftherighttime,geographicallocation,andpeople,Shanxibusinessmencametothe1.uxiCanalareatoengageinbusinessactivities,Ordobusiness,Ortransferwholesale,becomeanactiVeimportantbusinessgroup,strongpower,strongstrengt
39、h,andsomeevenmonopolizedtheoperationofsomeindustries.ThecOmmercialactivitiesofthejinmerchantsinthe1.uxiCanalareaobjectiVelystronglYpromotedthedevelopmentofthelocaleconomy,andalSopromotedtheeconomiCandculturalexchangesinthesoutHoftheYangtzeRiverandeventhewholecountry.TheconvenienceOftransportation,PolicyeasingandthegoodbusinessenvironmentcreatedbymutuaItrustin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tradestillhaveanimportantdemonstrationsignificancetoday.Keywords：Jinmerchants；MingandQingDynasties；1.uxiCanalarea;t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