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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它的作为“神秘形式”的概念辩证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世界，让世界服从于概念的逻辑并按概念的逻辑展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辩证法虽然反对抽象的概念思辨，但又过分依赖对经济范畴的实证分析，用经济范畴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在此意义上，德国观念论和古典经济学的辩证法都变成了表达“必然性逻辑”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通过汲取“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形式”和“实证辩证法”的“现实内容”，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中批判和突破了概念同一性的意识形态牢笼，最终实现了对德国观念论和古典经济学的
2、双重超越，揭示出了构建“新社会”的可能性，因而它的辩证法是表达“可能性逻辑”的。关键词：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实证主义的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1858年1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到：由于自己得到了原为巴枯宁所有的几卷黑格尔著作，使自己得以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自己很大的忙；并许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自己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后来并没有写出专门论述辩证法的小册子，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时间或辩证法不重要，而是马克思的这一想法，己经在倾其一生的巨
3、著资本论中实现了。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马克思强调：在其神秘形式上，辩证法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因而它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但在其“合理形态”上，辩证法却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辩护士的恼怒和恐怖，因为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它的不断的运动和暂时性中去理解;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和必然灭亡的理解；所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为此列宁才强调：马克思虽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学”，却留下了资本论。由此可见，比之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但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和“合理形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其“神秘形式
4、”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而其“合理形态”却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辩护士的“恼怒和恐怖”？也就是说，马克思到底是如何通过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而建构其“合理形态”的?这些问题，正是本文力图揭示和阐明的辩证法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演进的“历险”过程。一、德国观念论：作为“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在古希腊，辩证法作为一种谈话和反问的方法，绝不是智者学派所谓的“修辞术”，而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精神接生术”。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辩论来追求和揭示真理，而不是玩弄概念游戏的“诡辩”。到了德国观念论的伟大奠基者康德这里，他依然继承了辩证法追求真理的本性。但为了获得真理一普遍必然有效的知识，康德把辩证法看
5、作是理性越界误用而产生的“幻象的逻辑”，最终通过为理性划界而在消极的意义上牺牲了辩证法。使辩证法重振雄风的，正是德国观念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黑格尔反对康德把辩证法看作消极意义的“幻象的逻辑”，而追求和建构辩证法作为概念自身运动而构成的“真理的逻辑”。辩证法就是追求概念确定性的真理之概念自我运动的逻辑，这种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区别和超越“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思辨思维”或“概念思维”。概念的思维打断以表象进行思维的习惯，“表象思维”的习惯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它可以称为一种偶然的意识，一种物质的思维。而“形式推理”乃以超出内容而骄傲，并以脱离内容为
6、自由。但这两种思维都不是黑格尔辩证法所看重的，在这里，真正值得黑格尔辩证法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把这种自由沉入内容，让内容按照自己的本性，即按照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这就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它是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逻辑，它是在形式推理否定表象思维基础上对形式推理的再否定，是对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双重否定，因而是否定之否定。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最看重的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伟大之处二在这里，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神秘之处不在于它内在的否定性，而在于它为追求概念和逻辑的确定性，反对感性和直观的确定性，是在牺牲掉环节的必然性之基础上建构全体的自由性。黑格尔通过概念
7、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统一中解决了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一旦黑格尔通过拟设物质是精神的显现一一尽管是一种低级的显现一一来解决隐含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张力问题，西方哲学的传统二元论就得到了解决。”而一旦物质被表明无非是自我异化的精神，那么，物质就以一种比迄今为止西方哲学所熟知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深远的方式被重新还原。从黑格尔开始，物质不再被设想为精神的绝对否定或精神的完全缺失。自此以后，就不会像在传统唯物论中那样一一物质是对精神的否定，而恰恰是精神的内在环节和对精神的确证。反过来，本来作为精神自我运动的抽象概念辩证法却获得了客观性的现实力量。在黑格尔这里，他把作为神
8、秘形式的概念辩证法看作是哲学神话的完结，实现了对近代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狂辟”（马克思语）。但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泛逻辑主义”对世界和历史只是作了逻辑的、抽象的和思辨的概念表达，而根本无法触动真正的现实。由此导致如下影响：辩证法使精神优先于劳动，并赋予其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德国观念论这里,辩证法成了脱离现实的先验概念的思辨和运动，所以具有了抽象的和神秘的形式。这一神秘形式虽然自我完满，但离开了历史和现实，就没有任何实在意义。故此，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只是“精神的货币”，而绝不是“现实的货币二由此必然导致马克思指出的：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运动、自我综合和自我深化的思维的结果一一他“
9、陷入了幻觉”。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幻觉”，反而成了迷惑和束缚人的最大“意识形态”，让人顶礼膜拜。为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如交换价值等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交换价值作为范畴，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借用伽达默尔的说法，黑格尔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仍保留着“本体论的自我驯服“。所以，与“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相比，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或“概念思维”的概念
10、辩证法虽有批判的外表，但缺少了“历史”和“经济学”。纯粹的理论思辨不可能深入社会表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和潜能当中：它既不能从历史上说明社会压迫的原因并考察持续不断的剥削和异化的制度结构，也不能为社会变革提供现实的可能性。如果缺少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辩证法只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神秘意识和抽象普遍性。不过马克思还是深刻看到：虽然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这其实也就是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的黑格尔的作为“否定性的辩证法”所具有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而这一原则也正是马克思最为看重和汲取的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的伟
11、大之处一一马克思利用辩证法自身的否定性突破了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的意识形态控制。既然黑格尔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给一个根本上有缺陷和被扭曲的现实盖上了意识形态的印章，黑格尔哲学就不可能不改造现实本身而得到改造。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依然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因素，因而也就为马克思准备了批判和超越的可能。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资本论这里，黑格尔的作为神秘形式的辩证法不再是一种纯粹哲学的探讨，而是深入经济现实而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所以，马克思绝不是通过简单的
12、所谓直接“主谓颠倒”来实现对神秘形式的辩证法的超越的，而是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古典经济学的关于社会现实的经济实践及其发展的实证性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世界的真理不在先验概念范畴的逻辑运演当中，而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实践理解和把握一一批判改造中。因此，必须实现对黑格尔神秘形式辩证法之先验逻辑的“解先验化”一一实践化和历史化。而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借鉴和批判。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实证主义”的辩证法如果说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德国观念论是近代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代言，那么作为“经济学的路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它的经济学代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色就是运用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
13、实现了对社会经济实践的经验材料和现实的整理和概括，使这些零散的、特殊的经济现象上升为整体的、普遍的本质联系。这一联系的实质就是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一一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它就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而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经济运动的规律不是通过先验概念自身运动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分析现实的经济生活总结出来的。与德国观念论神秘形式的思辨辩证法相比
14、，它的辩证法带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件素材、每一种情况以及每一个统计数字都能在社会现实中找到和发现相应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事实。因此，他们求助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通过实验、观察、归纳等取得所谓的“纯事实”，将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单纯的数和量的关系，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在古典经济学家这里，经验科学的实证方法一一“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实际上取代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主张的“抽象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实证方法实际上“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11
15、）。所以这一方法只是一种“整理材料”的经验归纳法，它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于是古典经济学家就用这种方法来对抗哲学的抽象“辩证方法二而当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个所谓科学的“实证方法”具体运用到他们分析和论证的政治经济学的诸范畴上面时，就得出了他们自己所希望却不愿承认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二在这里,反对抽象思辨的占典经济学与追求抽象思辨的德国观念论不自觉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为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粗俗的经验主义”绞尽脑汁地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或者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它最终变成了烦琐哲学和虚伪的形而上学。（12）这样一来，古典
16、经济学家反而与黑格尔一样，当所有现实被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巨大发展进程中的各个阶段，即其他一切东西都可以完全独立于所有经验而被推论出来时，本来“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就完成了向作为意识形态的辩证法的转变”（13）。古典经济学与德国观念论殊途同归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辩证法从“意识形态”向真正“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翻转。而这可能正是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本意。甚至还可以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真正完成。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辩证法在关注和分析社会经济现实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把否定性和批判性从经济实践中逐渐排除出去，
17、就会导致社会实证化和固化，看不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只能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没有解决的、半途而废状态和不彻底性的矛盾之中。（14）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作的一个经常性的批评就是指出他们试图“排除矛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转之轴心的“资本”成了“自我增殖”的真正“自在之物”。在此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才是康德否认矛盾的、作为“先验幻象”逻辑的消极辩证法的真正继承者。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否认矛盾的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阶级统治作合法性、普遍性与永恒性的论证。在古典政治
18、经济学这里，它的实证辩证法追求的是区别于概念辩证法之“理性确定性”的“感性确定性”，它只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或“抽象的经验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失序、商品拜物教、失业以及经济矛盾和周期性危机，这些都不是自然法则而是资本逻辑使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本来受人支配的财产一商品、货币和资本，却成了真正的主体。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和批判的“三大拜物教”一一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一一把特殊性具体存在当成了普遍性的一般而顶礼膜拜。正是这种拜物教，体现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一种“日尔曼的主观性的深邃”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无精神的客观性的粗俗北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斯密和李嘉图这
19、里,仿佛人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空气的凝固不变的真空之中，认为工资只是由资本和人口的比例所决定，都不承认有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存在和对立，并坚持经济学有自己普遍、永恒的自然规律。实际上这些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不符，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当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教士”在讨论现实时，他们美化邪恶的现实，并把经济学当成是人们得救的必经之途，用自然取代神意来阐述既定的和谐，所以“经济自由成为神圣的世界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最终意义和目标”（15）。但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作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于是就把他们自己的经济范畴和概念，如劳动、分工、货币、价值、价格
20、、利润等也用同样的方式建构起来，使之成为永恒不变的、从不发展的，亦即非辩证的概念：“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16）在这一意义上，斯密和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永恒性的观点，不仅是形而上学的和非辩证的，同样是唯心主义的：理性所创造和总结的概念，站在客观现实之上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来源于现实而又脱离现实发展的抽象范畴，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便作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永恒性和不朽性的论断。对此，马克思强调经济范畴的次序实际上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同表现出来的符合自然次序或者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并批评古典
21、政治经济学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错误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关于历史运动的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也不在于它们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7）这才是问题的真正实质所在。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现实反映和体现，而不是相反。在此问题上，追求经验实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反而与抽象思辨的黑格尔殊途同归了一一都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强调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为理解占代经济提供了钥匙。但马克思也批评把经
22、济学范畴脱离实际地任意套用：绝不是像那些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而抹杀一切历史差别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只要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什一税、代役租等等，实际上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18）不仅以往社会只是在与现今社会形式相联系时才可能被认识，而且现今社会也只能根据未来的，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崩溃之后而代替它的社会形式中才能被理解。在这一重要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同于德国观念论，也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把辩证法引入实践的可能性逻辑，并且按照现存事物自身的历史和发展去改造它们、关注未来。马克思将借鉴于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同样运用于对古典政治
23、经济学的分析和解剖，批判它在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以及商品化等方面的实证主义倾向一一非批判的和非辩证的态度。因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张要通过运用作为“抽象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进而揭开整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神秘意识形态面纱，建构起批判的和革命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三、资本论：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既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人变成“帽子”，又反对德国观念论把帽子变成“观念”。为此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和我的不同，因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有在剥去其神秘形式
24、之后，它才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而这恰好就是自己方法的特点。（19）同时，马克思也深刻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向我们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生产怎样进行，但是由于缺少辩证法，他们并没有也不能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20）为此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21）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绝不是概念的游戏和单纯逻辑的推演，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武器。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追求的是不同于抽象概念确定性和感性经验确定性的实践批判
25、的确定性。马克思对德国观念论辩证法之神秘形式的批判，就是通过解剖和整合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关系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当中。在马克思看来，德国观念论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意识形态辩护，所以马克思才称这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也说明马克思为什么对自由、平等、所有权等抽象的普遍范畴问题不是那么感兴趣，而更为关心这些范畴得以产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连同其服务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特殊机制和组织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才是埋藏在德国观念论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下面的真正基石一一正是它们构成了关于未来社
26、会和美好社会的理论和观念基础。由此，马克思才有兴趣和决心来分析德国观念论的辩证法由以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和经济世界。德国观念论把辩证法转变成为一个先验概念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又把辩证法转变成为实证经济问题，在二者这里，辩证法根本上仍然都是一种披着“意识形态幻象”的必然性逻辑，而马克思则将其转变成了一个对权力、阶级和经济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剖一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一既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也是对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问题，从而使辩证法最终变成了一种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社会实践和工人革命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就是要宣告废止古典哲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共同为资产阶级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义无
27、反顾地转向反思和建构那些与现行制度结构不同的，同时容许由劳动者控制的无阶级、无等级社会的制度结构。前者涉及批判科学，而后者关系到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实践。正是在现代社会的结构关系当中，概念的内在自由和法律的外在自由，甚至是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才得以可能。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作为人之自由个性和自我实现之可能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才得以可能：只要描绘出辩证法得以奠基的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辩证法就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2）辩证法就转变成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所以，正是在作为“政治经济
28、学批判”的资本论这里，辩证法才真正由一种论证历史之“必然性的逻辑”转变为一种追求人之自由的“可能性的逻辑”，而这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所实现的辩证法的最伟大的革命所在。资本论中并没有一种如德国观念论那样确切的先验观念关乎决定论式唯物主义，抑或是如古典经济学那样一种关乎现实的拷贝理论，相反，它有的是一种建基于历史分析与现实批判的方法。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23）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采用了这后一科学方法。只有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
29、本论才告知了我们马克思理解和使用“辩证法”一词的实质所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非物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财产所有制的基础。马克思将德国观念论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辩证法”转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分析。这些社会关系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仅仅以契约、资本、财产和市场普遍规律等外在形式出现。马克思确信，一种批判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必须揭开那些在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而存在的深层社会结构和无意识的社会阶级。辩证法被马克思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内部结构，揭示它们内在的经济矛盾及其社会制度间的内在联系，进
30、而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在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表达的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这一阶级意识是它自身的条件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全部作用以及过去全部历史都是矛盾出现和解决的周期性过程（24）。所以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才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一一工人阶级追求自由解放的意识形态的真实表达。资本论最独特的方法，就是同时将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具体情景当中。马克思一方面批判德国观念论的非批判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批判古典政治经
31、济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和工具理性背后，隐藏着阶级压迫、剥削和社会异化，所以只有当工人阶级将自身看作社会的主体，看作客观经济规律的真理时，虚假意识和异化才能被消解。因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货币”一一逻辑学和“现实货币”一一经济学的批判，它建立在马克思前所未有地采纳了德国观念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各自的主要传统的基础之上。德国观念论虽有辩证法,但由于对概念的过分迷恋，又缺乏对经济现实的充分了解和经济事实的有力支撑;而古典经济学虽有经济事实的分析和支撑，但又缺少自我超越的辩证法，所以二者要么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要么是“非
32、批判的实证主义”，都未形成“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只有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充分汲取二者各自优势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方才形成了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对马克思而言，现实的物质世界不仅是通过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实证主义，而且是通过德国观念论辩证法本身的转变性沉思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的。这样，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方式绝非某种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也不是向思辨哲学的免归，而是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之资本逻辑批判的革命性理论。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深刻揭示和证明了“剥削和异化在结构上不可避
33、免地嵌入资本生产的内部：这是那种生产方式无法通过改革或改善社会民主政治制度而消除的一个中心矛盾”。（25）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论，马克思设置了一种将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且不同于所有以往所有制形式的新型的个人所有制。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就是一种揭示和运用辩证法之“否定之否定”精神的过程，它体现和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全部矛盾，并使之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传统的个人私有制一一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又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一一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绝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及对土地和靠劳动本
34、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6）由此可见，这种神秘形式的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神秘之处，最终通过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1卷结尾处得到破译。同时，马克思也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从经验性的时间序列这样一种思维框架中解脱了出来,把它上升到了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的高度来加以深刻解读”（27）。这无疑正是马克思资本论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集中体现。因此，资本论既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理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它毋宁代表了对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35、的自我实现一一现代性之深层结构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28）在此意义上，正是由于创建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马克思才变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经济学家的黑格尔”（拉萨尔语）。也由于这一辩证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任何当时的或后来的哲学或经济学著作比起来，更像是一个具有宽广历史视野和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巨人。自由的历险一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欧洲的自传始于对自由的爱”（赫勒语）。所以，追求人之为人的“自由”是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也特别成为从“德国观念论”到马克思资本论发展的主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尤为感兴趣的就是“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可能性”。
36、但究竟如何把握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的自由和以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占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的实质及其张力，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自由与它们之间内在而超越的关系，仍然是需要我们深入阐释和澄清的重要问题。一、自由的“虚化”：德国的“观念论”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可以说“自由”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建构其理性大厦的“拱心石”。对康德来说，自由一词的最根本含义就是理性的自主：在最严格的理解上，亦即在先验的理解上，理性的独立性就是自由。所以对理性行为者来说，自由成了摆脱他治、摆脱经验引起的欲望的自由。人们只有遵循理性法则而非启示和自然倾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认为，卢梭己经
37、把自由提出来当做绝对的东西了，而康德也提出了同样的原则，不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提出来的。康德主张和强调的主要是实践理性领域的“意志自由”：意志的本质就是自己决定自己，当意志自己决定自己时，它便是自由的。所以“对于意志说来，除了由它自身创造出来的、它自己的自由外，没有别的目的。这个原则的建立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即认自由为人所赖以旋转的枢纽，并认自由为最后的顶点，再也不能强加任何东西在它上面”。对自由这一最高和最终本质的实践理性阐释和界定，实际上就是康德自己指认的:“自由概念对于一切经验论者都是绊脚石，但对于批判的道德学家也是开启最崇高的实践原理的钥匙”。所以说，正是在康德哲学那里，古老的超越和救赎
38、思想被转译进了生活于现代世俗社会之市民的理性自由当中。在此意义上，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正是高举康德理性自由大旗和高喊康德意志自由口号的伟大壮举，因而康德的自由思想也就成了“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语）。但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绝不是空穴来风和单纯的理性自觉，它的发展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追求密切相关的。虽然康德的理性自由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但“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物质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
39、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二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这里，表达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的作为人为道德立法的意志自由，虽然摆脱了上帝和灵魂的统治，但仍然缺少落到实处的坚实的物质基础，自由在他这里仍然停留在精神和意志的道德实践领域，依然飘浮在半空中，自由仍是“虚化”的。为此，马克思自青年时期就认为康德只会在天空飞翔，而自己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上遇到的事物。作为德国观念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虽然对康德哲学有诸多批判,但在追求自由问题上，黑格尔却是康德的继承人。在康德的基础上，黑格尔明确强调自己哲学的主题就是“精神自由”:“精神”的实
40、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在黑格尔这里，自由不再仅是道德实践领域的“意志自由”，而是处于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中。自由的最高表现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但却是为了能够发现自己，为了能够回复自己。只有这才是自由；自由乃是不依赖他物（不受外力压迫），不牵连在他物里面。当精神回复到它自身时，它就达到了更自由的地步。只有在这里才有真正的自性，只有在这里才有真正的自信。只有在思想里，而不是在任何别的东西里，精神才能达到这种自由。”在此基
41、础上，世界历史也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资产阶级国家正是自由的实现。在黑格尔这里，自由作为理性的本质是最高的东西，是“精神的自觉和观念的自足”。精神高于现实，精神获得了最高层次的自我意识并作为自由的定义走向前来，精神是自由，自由是精神。同时自由也是人类的天性，人类作为精神的承担者，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在个人与他人结成集体时，黑格尔则主张必须放弃个人的自由，才能确保集体中所有理性存在的自由。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试图赋予康德的自由以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现:“个人在其中拥有并享有他的自由的现实形式正是道德整体，即国家；但这是以他承认、相信，并情愿承受那种为整体所共同的东西为条件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
42、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实现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达致了个体理性认同普遍理性的“精神自由但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绝不仅仅是理性世界与物质生产世界脱离的一种反映，而且也是他打破作为德国观念论基本特征的“内省倾向”的一种体现，“其他哲学家都把真理和自由的实现放在灵魂或天国中去，黑格尔却把历史引入了哲学。所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曾批评柏拉图在理性确定性的祭坛上牺牲了自由，但不幸的是，黑格尔本人的绝对精神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正是汲取黑格尔的教训，马克思又把“经济学”引入了历史和哲学，最终超越了黑格尔。在马克思看来，德国观念论对自由的理解固然博大精深，但根本上仍然是一种浪
43、漫主义的精神幻想。它沉迷于其哲学浪漫史的国度里无法自拔，以至于德国观念论将自由表述为自我意识的历史显现。也就是说，它的自由观念“依然停留在一种更为精致的形而上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所以，德国观念论忽视或贬低了人类自由存在的物质根基，具有一定的虚无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倾向。正是针对这一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取自古典经济学对自由的物质化论证与古典哲学的观念化想象结合了起来。因为德国观念论所主张的理性自由和政治解放，仅仅将市民社会从不同形式的政治掌控中解放出来，它所带来的只是一种有限形式的自由以及相应的有限形式的自我意识。同时，纯粹的理性自由不可能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表象的背后，从历史上揭示
44、和说明社会压迫的真实原因并考察持续不断的剥削和异化的深层制度结构，更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现实的道路:“古典哲学本来要在思想上打碎形式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局限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但在这种表面现象中，它的全部尝试都化为乌有“。由此可见，若缺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性自由将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神秘意识”和抽象普遍性。所以，德国观念论虽然高扬了自由的大旗，但由于它忽视或贬低了自由的物质基础，它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伽达默尔语），只能给予人们一种关于“自由的幻象”，而不能获得“真实的自由”。德国观念论所追求的自由，虽然摆脱了天国的统治，但却飘浮在尘世的半
45、空中。这也正是自由世界不自由和自由虚化的根本原因。二、自由的“物化”：斯密的国富论在自由从天国到尘世的转变过程中，与康德同时的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观念论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争取和实现人的自由。国富论的出版，使斯密既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成为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原则的首创者与主要阐述者。如果说，康德是第一位新兴资本主义秩序重要的“哲学代言人”，那么斯密就是第一位新兴资本主义秩序重要的“经济代言人”。斯密的自由思想与霍布斯和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英国传统相一致，是一种“自然自由”传统。这一传统认为，个人在自然自由制度中具有
46、某种自然的权利，并可以寻求经济上的自利目的：“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实可以说斯密的自然自由是通过发挥和保障“经济人”的本性来实现的。“斯密的目标，即整个人类的自由、合理、舒适、宽容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创立的那种经济科学中找到了其希望、基础和表达。”也就是说，斯密通过在其经济学中确立的财产权的自由和贸易（交换）的自由，保障和实现了现实的自由，自由第一次在世俗世界的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经验化和实证化的“感性显现在斯密这里,主体的“物化”商品化、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人作为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
47、做到的，凭借商品、货币和资本都能做到，商品、货币和资本才是真正的创造力,它们取代“精神和意志”成为了自由的物质化身。在此意义上，美国政治哲学家克罗波西认为：“正是由于把希望过得更好的欲求作为替代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来作为人的主要激情，亚当斯密完成了霍布斯体系的自由主义化和商业化”。所以说，正是通过古典经济学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斯密才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从经济领域突破一切观念性和虚幻性的自由。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种人为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中，人才获得了一种世俗的自由空间。可以说，斯密是一个具有乐观主义倾向的经济决定论者，他相信经济进步并宣扬通过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能够达到和保障人之“自由”使自我主义者和谐
48、这样一种学说。斯密认为，世俗的、自由的贸易和交换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它完全可以引导人们走向“自由和文明在斯密这里，自由基本上是洛克意义上的自由，即个人财产权的自由，特别是劳动所有权的自由:“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的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用者的正当自由”。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斯密并没有将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形式称为“资本主义”，而是将其称为“自然自由制度”，或者是一种状
49、况，在这种状况中“人们让事物朝其自然进程发展，在这里存在着绝对的自由”。对斯密来说，在他的“自然自由制度中，自然并不是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而是意味着人类是不能妨碍或阻碍的，自然而然或顺其自然的生产和交换就是自由，完全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地使各种不同的利益达致自然的和谐。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就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生产；而通过自由竞争，就能实现和维持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斯密最为人所知、最具影响也即他的最伟大发现，就是国富论中所谓“看不见的手”：其目的和作用就在于寻求自身目标的个人，其对自然自由的追求将“无形地”推进共同体的善或所有个体的自由。实际上，抛开斯密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挑毛病、做批判时的冷漠方式不说，国富论的主要观点堪称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不朽典范，因此，国富论成了“资产阶级的圣经”，而斯密也成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