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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最应该读的一篇文章儒家不讳言利,乃至鼓励老百姓去谋取经济利益,这一点在司马迁写的史记货殖列传当中有鲜明的体现。司马迁是典型的儒家,非常崇拜孔子,他对孔子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二他乃至以孔子自比:“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焉。”这样的人为货殖作传,褒奖颂扬那些名商大贾,以为后世典范。足见儒家本不轻视商业。实际上,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显示出非常超前的经济思想,1800多年后的英国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基本思想,司马迁已经在货殖列传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达。这篇文章开篇两段就非常
2、精彩:老子日:“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J必用此为务,敕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日: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简单翻译如下:老子说:“最完美的政治应是,邻国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互相听到,老百姓对自己的衣食很满意,安居乐业,不求移风易俗,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J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
3、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太史公认为: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看,人们总是要听好听的,看好看的,吃好吃的,好逸恶劳,以有权有势为荣,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久了。再怎么去教育,也不可能使他们改变。所以,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改变,再其次是说服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民争利。老子认为世界纷争不已,就是因为欲望太盛,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那就只能教导老百姓清心寡欲,回归原始的生活状态。但司马迁认为这不可行。人的声色口福权力之欲是不可抑制的,要承认它的正当性,因势利导即可。这部就是妥妥的市场经济思想嘛?亚当斯密说:“我们的
4、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立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J司马迁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是不是很像?司马迁不但没有像后世儒家那样羞于谈钱,反而认为贫穷可耻,致富光荣。他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J“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意思
5、是,人才就两个出路,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发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官的,所以要允许老百姓求财。没本事,穷得叮当响,而整天满口仁义道德,那是很丢人的!这最后一句话感觉是在打颜回的脸:)他在货殖列传里褒扬发了大财的子贡而贬抑穷困的原宪。“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司马迁认为,如果不是子贡发达后的大力宣扬,孔子的大名后人不一定得知。中国人有个口头禅,那就是为富不仁。这是长期的仇富心态。其实,为富不仁这句话出自孔子的老对头阳虎,来自于孟子的转述。阳虎认为,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把富和仁给对立起来了。这本不是儒家的观点,但因为出自孟子这本书,所以后世也多张冠李戴。那么,作为儒
6、家的司马迁如何看待富和仁的关系呢?他说:“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不是为富不仁,而是为富助仁。富人其实更可能有仁义道德。至于货殖列传所载的范蠡、计然、白圭等的致富思想,我觉得倒不一定值得推崇。譬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个看法是基于对投机的总结,但是真正的商业经营其实并不看重。作为价值投资者如果信奉这个,反而是有害的。货殖列传是史记的最后一篇(不算太史公自序的话),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压轴之作,或许是司马迁有意为之。汉朝中国进入大一统社会,货殖可能是一般大众最广泛的出路,工商业也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工商业大发展,社会就不会那么卷。可惜,大一统的专制社会恰恰断了这条路。司马迁当时也许对此寄予厚望。大一统之后,中国进入了科举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工商业遭到彻底的抑制。我甚至想,哪怕即使是大一统,如果没有科举,中国也许也会像西方那样自然发展出发达的工商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出的秦汉之际的名商大贾,足以证明中国人的经商天赋。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