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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疫情时代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之治”的战略思考1引言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地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对于个体而言，虽然加剧了个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慌，但也引发了自我保护、健康管理和风险规避认知的提升，更提高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对于社会而言，在拉远了社交距离，使得交往方式更依赖于线上媒介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频率；对于经济而言，消费上绿色健康消费观更为普及，云生活、智能化和非接触式生活方式更受推崇，投资上“生态化”、“健康化”和更“可持续”的投资项目更受青睐；对于空间而言，个人对空间的安全性、私密性和舒适性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于独立生活内各类设施和服务的便利性
2、诉求不断提升，对安全宜居、开阔舒适和生态美好环境的诉求大大加强。自然资源是天然生成的物质来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安全体系可由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居住安全和产业安全等一系列关键内容构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能量源泉和空间载体，自然资源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地位，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也发挥了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居住安全和产业安全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引发人们对自然资源安全的诸多思考：自然资源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自然资源治理又应当如何应时所需、转型升级？面对诸多亟待思考和解
3、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后疫情时代的现实背景，尝试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自然资源安全的挑战与启示，分析后疫情时代“自然资源安全之治”的战略导向和战略保障,探索实现后疫情时代中国的“自然资源安全之治”。2新冠肺炎疫情对自然资源安全的挑战和启示1.1 1“生态安全”是疫情防控“保护伞”新冠肺炎疫情让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得到更为深刻的认知。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资源。然而，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复杂，诸多动物可能携带高致病性病毒，在被猎捕、运输、饲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往往容易扩散、传播和引发各类传染性疾病。例如，蝙蝠身上携带包括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MERS冠状
4、病毒等IOO多种病毒，果子狸易成为SARS等多种病毒传播的中间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保护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安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可能从源头上阻断病毒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因而亟需强化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不受或少受人类活动的干扰，严控野生动物市场交易。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醒人类要重新认识自然、恢复对自然的敬畏，重新审视和反思掠夺式发展导致的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灾害疫情等问题。此外，面对疫情导致的长时间封闭居住，城乡居民不仅对生活圈内近距离的生态景观诉求大大增加，对安全宜居、开阔舒适和美好生态环境诉求也大大加强，共同
5、保护环境的意识也有所提高。因此，疫情之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观念将从“人类中心观”转向“自然中心观。更强调尊重客观规律，通过转变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2 “粮食安全”是疫情应对“压舱石”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让人们看到了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疫情给中国的粮食安全，尤其是外部粮食供应安全敲响了警钟。受疫情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有所上涨，部分国家在疫情初期就开始限制或禁止粮食出口，如越南宣布将暂停签署新的大米出口合同,埔寨禁止白米和稻米出口，哈萨克斯坦将对小麦和面粉出口实行配额制等。尽管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变化整体对中国的影响甚微，但其引发了人们对粮食安全的高度警惕。当然
6、，面对疫情，中国粮食始终供应充足，并未出现粮食安全危机,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的库存足够全国消费一年以上，这恰恰是长期坚持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结果,有效保障了国家在战疫过程中实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以不变应万变。仓縻实、天下安，耕地是关系十几亿人吃饭的大事，未来应当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此外，疫情的冲击提醒人类，粮食安全将会面对众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尽管迄今为止，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对受影响地区或全球主食供应量和供应价格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然而长期来看，仍然有可能面临粮食供给不足、供应链中断以及粮食价格飙升等风险。此外，疫情冲击之下，相较于主粮
7、，蔬菜水果由于保质期较短且不易储存、农产品批发市场关闭和物流堵塞等可能会对其造成更大的影响。反思武汉“封城”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关闭对于蔬菜供给的现实影响，大都市区域内及其周边地区应预留一定的耕地空间，不仅可以保障部分日常蔬菜和肉蛋奶供应，更可以作为市民休闲游憩的生态绿地和共享田园，还可以在更大危机来临时提供“保命、续命”的口粮。总之,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进一步强化人们的粮食安全认知，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大众对耕地保护的认同感，从而使民众更理解保障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和多元化耕地功能的意义，促进形成“坚决守住耕地和基本农田红线，牢筑粮食安全压舱石不动摇”的社会共识。1.3 “居住安全”是战疫
8、民生“稳定器”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农村宅基地的居住保障作用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疫情冲击之下，众多进城返乡农民工在春节之后长期滞留乡村。即使在疫情形势有所好转后，由于众多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农民工就业岗位有所减少以及相应收入待遇下降，导致部分农民工仍然滞留农村。在此情景下，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低密度、自给自足式的田园生活模式使得乡村空间成为了疫情软着陆的有效缓冲地带，从而能够以封村封路等较低的治理成本控制住乡村疫情传播。当然，中国农村居住空间也暴露出了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如较少有村庄配置村医生和卫生所,缺乏远程在线教育资
9、源和信息基础设施。疫情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样造成了冲击，安全和舒适的居住保障诉求更为彰显。疫情过后，城市居民对居住空间隐私性和安全性的要求逐步加强，更希望在个人短时间、近距离的出行范围内，能够实现社会无接触或少接触。相较于利用过于集约、人群过于密集和个人空间过于狭窄的高楼大厦，更为舒适、疏散和开阔的居住空间结构，成为了城乡居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必然诉求。1.4 “产业安全”是疫后发展“新动能”疫情给中国产业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2020年中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滑6.8%,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标也都是负增长。作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2020年湖北省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全省G
10、DP同比减少3706.23亿元，下降幅度将近39.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44.9%,外商投资更是直接下降96.3%。此外，疫情期间众多产业也受到巨大影响，受居民消费信心下降、延迟复工和配套产品供应不畅等影响，餐饮、旅游、住宿、交通、娱乐等线下服务业消费需求下降迅猛，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等工程项目短期基本停止运作，汽车、通用设备和电气机械等产业的下行压力倍增。疫情的冲击更阻碍了原材料、劳动力、中间产品等部分要素和资源的流动，同时疫情导致的线上连接诉求也要求更为完善的信息网络平台。对于自然资源治理而言，要大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素和资源的有效供给能力，尤为关注重点项目、关键区域、核心产
11、业和枢纽网络的应急纾困，减少经济福利受不可抗力的损害，助推经济体系安全稳定运行。疫情之下，消费、投资、进出口均遭受重创，经济发展动能严重缺失。特别对于市场体系中最具竞争力、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冲击尤为突出，不仅由于市场萎缩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更因成本快速上升引发供应链受阻、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因此，自然资源治理应聚焦微小企业，量身定制地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实现产业用地有效配置。此外，疫情中部分城市还暴露出存量空间的公共服务配套过于陈旧、居住健康隐患大等问题，未来具有较大的挖潜空间和潜在价值。因此，后疫情时代自然资源治理应充分盘活城乡存量潜力，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以释放土地改革红利,不
12、断挖掘保障产业安全的“新动能”。3后疫情时代“自然资源安全之治的战略导向3.1 遵循“道法自然”，推进“生态安全之治”3.1. 1加强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防控疫情传播未来，首先应积极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进一步牢固树立“野生动物和植物是最珍稀的自然资源”的观念,及时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政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升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自觉认识和法律意识，营造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良好氛围。其次，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修复和整治中，应尤为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例如，可基于目标物种保护优化生境斑块设计,合理设计斑块的形状、大小和数量，提高斑块类型的多样性；积极开展沟渠廊道、田间林网等生态廊道的优化设
13、计,促进物种的空间运动和增加物种重新迁入机会，确保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持稳定，不受人类活动的巨大冲击。最后，要切实推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严格杜绝野生动物捕猎等人类行为。在深刻洞悉动植物的种类、数量及重要物种生存状况的基础上,建立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的栖息地保护体系并确定具体名录,建立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物理空间屏障和法律规章屏障，严格限定人类相关开发利用，特别是杜绝野生动物捕猎、饲养、交易等活动，确保重要动植物栖息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不受干扰。1 .1.2强化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于“道法自然”的伦理观，首先，自然资源治理应进一步聚焦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将山、
14、水、林、田、湖、草和人类社会等多个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相联通，进行全域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要进一步认识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特征，着力加强全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互补协调，有针对性地开展景观生态型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持续强化生态系统的整体韧性,保障其应对长期或突变的自然或人为扰动时能够保持弹性和稳定。其次，乡园林绿地系统建设，促进城乡建设空间与自然人文景观协调融合,打造蓝绿交织、清新美丽、生态友好的城乡生活空间。最后，共同环境保护诉求的加强，意味着可参考英国科研专用区（SSSD的保护经验，鼓励政府、社区、民间组织共同开展“协议保护+奖励资助+多元补偿”的生态治理新模式,通过制定
15、“管理协议”，建立特许保护赋权、社区自治、生态补偿多元化、第三方监督、信息交流与研讨协商等生态治理机制，促使社会各方力量合作维护生态空间。3 .2坚守“耕保红线”，落实“粮食安全之治”3.2. 1严守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多措并举强化耕地保护实施效果未来，首先应进一步严守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从严监管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尤其需要建立林地和农田的动态统筹管理机制，防止生态建设过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落实机制,通过完善永久基本农田管理、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耕地质量调查监测等各项制度，严格落实“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要求，其中应尤为重视跨省占
16、补平衡，审慎兼顾公平与效率，确保实现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次，还要进一步营造耕地保护氛围，建立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强化多主体耕地保护意识。进一步营造“耕地红线绝不动摇、保护耕地人人有责”的环境氛围，深化压实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主体责任，确保农民成为耕地保护的参与者、决策者和监督者；同时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和惩罚问责机制,探索资金补贴、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和其他资源扶持等多元补偿激励举措，以激发耕地保护者的热情，同步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惩罚问责制，将耕地保护纳入到地方政府年度工作考评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中。最后，要借助遥感监测、大数据辅助、社会舆情追踪、人工智能研判等现代科技手段，多源头、多尺度、多
17、时态地开展耕地利用状况和相关行为的日常监督管理，重点关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测控，逐步实现耕地保护监管工作的精准化、系统化、智能化和常态化,切实提升耕地资源的保护能力和科学治理水平。3.2.2实施“五位一体”综合整治，实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未来，仍要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深入实施“数量、质量、生态、人文、景观”五位一体综合整治。通过稳定耕地“毛”面积，增加耕地有效“净”面积，强化耕地的数量基础；利用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绿肥种植、酸化改良等高效适用技术模式，提升耕地质量保护成效；通过综合运用生态冲沟、生态田土坎、生态水塘以及生态廊道等生态化工程设计，打造生态良田；鼓励发展“
18、土地整治+”模式，积极推进都市近远郊区开展保质期较短的蔬菜种植，切实加强农耕文化遗产保护，合理发展都市休闲农业，构筑耕地的人文关怀；加强农田防护林、道路、沟渠、田坎等廊道以及耕地的景观功能设计，建设特色鲜明的农田景观。此外，面对诸多未来不确定性风险，亟需合理设计和推进耕地用养结合,通过轮作休耕、保育养护、调整种植结构等方式，有序推进耕地休养生息，实现可持续的耕地资源利用和粮食安全保障。3.3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居住安全之治”3.3.1推动农村宅基地基本保障与高效利用兼顾，保障城乡“均等化”居住安全未来，应进一步实现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权能保障和合理利用。首先，应明晰宅基地权能边界
19、，以农村宅基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发证明确主体边界，进而明确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农户资格权和使用权的行使范围和具体权能,合理保障宅基地的必要需求。其次，审慎促进存量宅基地合法流转，通过进一步盘活闲置农村宅基地、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由集体或市场主体统一经营等方式来实现宅基地实物与货币收益的灵活转换,在确保农民退出后居住有保障、福利不降低的前提下，显化宅基地资产价值。此外，要以制度改革为动力，加强村庄整体风貌保护与设计，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住房建设品质，推动农村社区完善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保障农村实现与城市“均等化”的居住安全。3.3.2解决城镇弱势群体住房问题，满足城镇“无接触”居住安全应根据疫情防控和
20、各地实际情况,充分保障城镇弱势人群的居住安全。合理确定保障性住宅用地年度供应规模、布局和节奏，重点支撑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尤为关注疫情中众多失业劳动者无固定住房的问题，着力解决流动人口住房困难问题。同时，应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等系列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积极推进城镇弱势人群的住房条件提升和人居环境改善。止匕外，在集约节约利用的同时一，尽可能满足城乡居民更为舒适、疏散和开阔的居住空间结构改变诉求。在必要社交距离的约束下，未来可适当降低土地利用的紧凑程度，更为合理地重构居住空间结构，打造更为安全、私密、健康和舒适的空间环境。其中，针对居家时间可能大幅提升、社交无接
21、触要求逐步加强的现实情况，应积极保障居民日常活动范围内的生活便捷度、舒适度与隐私度，着力打造“15分钟品质居住圈”，提升15分钟步行或骑行出行范围内土地利用混合度、人类活动私密度和公共服务保障度，让人们在15分钟内可以满足一切生活基本诉求的同时避免人与人过密接触。同时可着力打造“圈内混合集聚+圈外零星分散”相平衡的居住空间发展模式，将有条件居家办公的企业设置在生活外，而将不能居家办公的企业设置在生活圈内，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职住均衡问题。3.4优化“要素配置”，助推“产业安全之治”3.4.1重点保障关键“点一线一面”建设空间供给，促进要素集聚和效率提升面对疫情，首先自然资源治理要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
22、设用地需求。面对疫情防控形势下重大项目建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应主动对接、跟踪掌握重大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不断优化供地规模、结构和时序，灵活组织重大项目弹性供地，为优质“造血”产业项目快速提供落地空间。其次，针对疫情对要素和资源的流动性阻断，应以自然资源治理进一步推进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更为紧密频繁的连接和更为联动互补的发展。通过加强链接城乡、互通有无和贯穿始终的线状空间链接布局建设，打造发展特色更为鲜明、功能分工更为明显、空间层次更为分明的城乡融合发展网络体系;同时，要基于流量时代资源快速流动的新诉求，进一步打造线上互联网络和线下交通干线的低摩擦流通空间。最后，自然资源治理还应重点引导建设
23、用地向需求最为迫切和优势最为凸显的区域和产业集中凹。一是优先优化湖北地区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助推激活疫后经济；二是赋予省级政府更大自主权,推进建设用地空间向更为微观的核心优势“板块”集中；三是合理优化产业建设空间结构，保障建设用地空间向备受疫情“摧残”的受损产业和历经疫情“检验”的优势产业集中，其中尤为注重通过建设空间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培育和上下游产业链集中建设，提高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和利用效率，推进高质量的产业创新发展与结构转型升级。3.4.2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挖掘产业安全“新动能”针对中小微企业受到的疫情冲击，应当加强生命周期用地管理，以差别化模式优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合理降低企业特
24、别是中小企业的用地成本。首先，应实行差异化的产业用地年期确定机制，通过精准识别各类行业、各种规模企业的生命周期过程，构建建设用地弹性出让年限的差异化设定机制，提高企业生命周期与供地年限的匹配度，降低企业成本；针对不同企业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制定供地方式,以年期调节各类行业、各种规模企业用地所需产业用地的价格，制定规模分类、行业分级的地价年限标准，依据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进行修正，为各地区设置产业用地价格弹性量,对高精尖、科研等产业用地，适度减免用地价格；针对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提供土地出让、流转过程中的地价修正条款，设立阶段差异化的政策优惠清单，以年期调节各行业中处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企业的购地价格
25、，向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企业提供更加优惠、更加长期的产业用地价格，对衰落期的企业适当提高产业用地价格，引导土地的合理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次，还应按照各地不同的发展阶段，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作价出资（入股）、类型转换、混合供给等差别化模式，优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如江西省鼓励各地在继续完善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取得土地。如南京市优化土地供应模式，引导土地多用途复合开发利用，允许成片开发的产城融合体项目搭配不超过15%配套设施整体挂牌出让，逐步推进先租后让和弹性年限出让政策吧针对当前部分城乡存量空间的居住健康隐患问题，亟需进一步挖掘存量空间发
26、展潜力，盘活城乡存量建设用地、重塑城市空间，为经济复苏和产业发展重新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未来应合理控制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成本，积极创新激励手段以解决拆迁补偿、安置和建设成本较高的问题。探索建立建设用地盘活增值收益共享机制，使得政府、开发商、被改造地块单位和个人共享改造开发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以此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和被征地居民积极性，将政府从大包大揽的拆迁中解放出来。同时，要以各方诉求为出发点，充分创新和完善存量建设用地退出模式，降低退出成本、提升退出收益、加速退出进程，推动存量建设用地快速再利用。此外，应进一步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合理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
27、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最后，应根据地方需求挖掘农村建设用地存量资源，优先盘活和保障当地复工复产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平衡就近利用和集聚利用模式，大力支撑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4后疫情时代“自然资源安全之治”的战略保障4.1 加强“韧性城乡”建设，提升危机应对处置能力“韧性城乡”即能够承受和快速应对灾害等突发性冲击,迅速恢复和持续保持城乡功能的正常运行，并通过适应更好地应对未来灾害风险的城乡功能属性。疫情的突发呼唤自然资源治理要以“应对冲击快速恢复稳态”的“韧性城乡”为目标，以增强对未来风险的应对和控制能力。尤其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
28、和不足，以“简政放权”和“系统构建”实现“韧性城乡”的“稳态恢复”，从而加快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升级优化，推进自然资源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进一步“简政”，通过减少行政环节，不仅能够提升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更能加快应对、降低突发事情冲击影响。通过精简审批环节和优化审批机制，实现自然资源治理的“一窗受理”、“一事通办”和“最多跑一次”，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满意。同时，对于疫情防控急需使用的土地,可按照“特事特办、即受即审”的应急原则,允许“容缺受理、先建后补”，进而提高审查效率，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二是需突出强化“放权”，进一步将农地转用审批、应急用地审批等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29、民政府批准，从注重审批向完善监管和提供优质服务转变，同时压实省级政府责任，不仅能实现风险共担和冲击分散，更能加快冲击应对和稳态恢复速度。三是需进一步完善更为系统完整的自然资源治理应急体系。通过加强应急体系的基础能力建设，构建合理的应急管理模块以及完善应急管理相关流程，形成专业的危机预警、风险防控、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及事后处理的自然资源治理应急体系，把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临时应对转化为应急管理规范化常态操作，实现稳态恢复系统化、科学化和规范化。4.2 注重“规划留白”，留足应急管理的“弹性空间”“规划留白”就是在规划编制中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将区域空间都填满、不将所有地块用途都编定，而给未来发
30、展留下足够弹性空间。面对疫情的冲击，规划中应急避难场所和防疫应急设施空间预留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导致部分应急疫情防控项目难以迅速落地或是落地选址不尽合理。对此，首先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在编制和实施中合理预留弹性建设空间，充分考虑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可能的用地需求,科学布置弹性“留白”空间，从而保障应急突发事件所需空间的有效供给，并为城市功能优化调整预留战略性调整空间。其次，要在坚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同时,鼓励推进国土空间功能混合“弹性利用”。通过探索国土空间混合利用发展模式，给予空间利用更大的弹性管理空间和多样的利用方式,如抗疫应急医院平时可做科教用地（教育，科研等）、工矿仓储用地（医疗健康企业生产、物
31、流仓库等）、文体娱乐用地（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其他功能用途，疫情发生时可迅速改造为抗击疫情的救治点，从而增加空间布局的相对灵活性,为更新改造和功能置换留足余地。4.3 大力推进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类支撑保障体系此次疫情的爆发也进一步披露了医疗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问题，部分地区应急医疗等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医疗防护物资储备相对短缺，基层医疗设施服务水平总体偏低。同时，疫情也揭示了城市污水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的问题，由此引发的医疗废水和废弃物的后端处置问题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当前，中国正处于加快布局“新基建”的重要窗口期，应基于疫情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更高标准地提升公共卫生基础
32、设施。一是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要重视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等处置设施的建设。二是加快农村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着重防治农业污染，建设农业污水、污物等处理设施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设施等，促进农村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同时，优化配置基层卫生服务资源，合理调整设置村级卫生服务机构空间落位，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普遍性和可及性。三应探索构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新模式。加快新型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标准的出台与升级，同时鼓励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监督和管理。4.4 加速大数据智能化建设，推进自然资源治理能力现代
33、化尽管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智能化工具在抗击疫情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这些工具对于自然资源治理的大数据、一站式和智能化的支撑力度仍有不足，难以满足疫情冲击之下云调查、智能审批、智能监管、智能决策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要求。因此，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全面加强加速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智能化支撑建设。一是构建自然资源大数据体系。集成整合基础地理、遥感、土地、林业、地质、矿产、海洋等数据，通过共享交换、实时抓取的模式广泛获取大数据，形成地上地下、陆海相连、可持续更新的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大数据体系，实现时空数据全面化、数据聚合化和信息实体化
34、，从而为自然资源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海量数据支撑。二是搭建自然资源综合信息平台。以自然资源大数据体系为支撑，参考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完善统一的自然资源业务信息化管理服务体系，建成部门联动、开放共享、安全高效的分布式自然资源综合信息平台，从而为各项自然资源业务提供线上“一条龙”服务。三是构建“人工智能+”自然资源治理支撑体系。利用各类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智能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为办理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空间规划、用途管制、耕地保护、执法监管、生态修复、资产管理与确权登记等各项业务，一站式提供支持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智能审批、智能监管、智能决策等服务。5结论和讨论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支撑
35、和空间平台，如何实现安全、合理和有效的自然资源治理，推进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已是重大的命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自然资源治理更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应当视其为推进自然资源治理改革的重大机遇。本文通过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居住安全”“产业安全”4大安全所带来的可能启示，分析了自然资源治理作为疫情防控“保护伞”、疫情应对“压舱石”、战疫民生“稳定器”和疫后发展“新动能”的基础支撑作用。进而基于疫情所引发的再思考，围绕如何实现后疫情时代的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之治”这一问题，提出了自然资源治理应遵循“道法自然”、坚守“耕保
36、红线”、强化“民生保障”、优化“要素配置”4大战略导向，切实优化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同时，要进一步落实加强韧性城乡建设、留白空间应急弹性、提升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加速大数据智能化建设等战略实施保障措施，推进实现自然资源治理能力现代化。未来,社会重大突发事件还可能会以不可预知的形态呈现,本文所探讨的“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之治”并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因此要准确把握问题和目标导向，不断完善治理体系、不断调整治理能力提升方向、不断选择和落实具体的改革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不断革新，才能切实满足各个时代自然资源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然而，还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尽管时代不断在变，面对未知冲击和
37、不确定性变化，还应牢牢把握中国自然资源治理中“不变”的“安全保障支撑”核心定位和改革导向，明确“生态安全之治”作为“保护伞”的根本前提，坚守“粮食安全之治”作为“压舱石”的底线保护，明晰“居住安全之治”作为“稳定器”的基础保障，把握“产业安全之治”作为“新动能”的重要支撑，挖掘“韧性城乡”“空间留白”“高标准基础设施”“大数据智能化”等各类治理保障措施，始终坚持在推进国家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上，推动实现中国的“自然资源安全之治”，从而在未来能够实现“以不变应万变”。当然，自然资源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探讨也希望能够同时为后疫情时代的其他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参考范式，从而推动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提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不断强化安全保障和风险应对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试图构建的依然只是疫情之后，以“安全保障支撑”为治理体系核心的自然资源治理改革框架思路。作为生存之本、发展之基和生态之要，自然资源治理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复杂性和困难性毋庸置疑，因而本文也只是抛豉引玉，后续还需要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共同探讨更为详尽的科学理论、更为深入的制度框架和更为具体的实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