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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明治维新相比，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吗？首先，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世界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 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其次，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小国， 地位远不如中国那么重要，因而并没有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目标。再 次，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强国都无暇东顾，国际条件对日本极为有利。 最后，此前不久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给列强以沉重打击，美国 和英国驻日公使都害怕日本人民会效法太平军，因而支持日本维新派 自上而下的改革。戊戌变法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地大物博、 人口占世界第一位的中国成了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是列强瓜 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需要的是一个高
2、效能并且可以控制大 局的奴才政府，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因 而它们对维新派的支持非常有限。可以说，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 不利。此外，中国的守旧势力很强大,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模式下， 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互相勾结，使旧制度具有特殊的稳定性， 对社会变革的阻力比较大。最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革 命处于低潮时期，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综上，从古今中外变法成功的经验来看，要想取得变法的成功， 首先，变法者要有一套革新的观念并对此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其次, 变法者要将革新的观念转化为制度固定下来，这就要求变法者握有足 够强大的权力；最后，变法需要看准时机
3、，即变法要得到社会大众包 括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的认可，从而为变法提供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只有革新的观念而无法将其转化为制度,那么观念只能停留在脑袋里, 只有转化成制度才能变成现实确定下来；在观念转化为制度的过程中, 权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时机不对，就算有权力把观念转变为制度， 这样的制度也无法深入人心，更无法稳定下来并持续下去。因此，观 念、制度和时机三者缺一不可。明治维新成功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就在于此，即观念、制度和时机三者能否有机地配合起来是成败的关 键。就观念而言，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相差了几十年，到戊戌变法前 中国维新派的观念和认识已经远比日本明治维新前的观念和认识要 来得更为广
4、泛和深刻，因此，观念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而言不成问题， 关键在于观念能否转化成制度。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的很多观念都 变成法令，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就是因为缺乏制度的支 撑。制度到底具体指什么？简而言之，关键性的制度主要包括经济制 度和政治制度，再具体而言，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需要构 建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及确定这些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观念为什么不 能转化为制度？因为缺乏强大的权力来构建相应的组织机构并规划 它们之间的关系。康有为等有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们手里并未握有实 权，就连支持他们的光绪皇帝也没有实权，中央的实权掌握在慈禧太 后手中，地方的实权主要掌握在守旧派手中，所以他们无法
5、构建配套 的制度来贯彻他的革新观念。实权到底有多重要呢？实权使得慈禧太 后几乎可以“呼风唤雨变法期间，拥有中央实权的慈禧可以迫使光绪 皇帝免去拥护变法的翁同稣的一切职务并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 督，同时可以控制京城内外以及颐和园的警卫权。地方实权使得地方 上的守旧派对于光绪的谕令可以置若罔闻，光绪只能无奈地感叹近 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 将军督抚切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 犹复存观望。”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维新派的观念是新观念，但却无 法与掌握实权的守旧派相抗衡。而戊戌变法从本质上来讲是属于体制 内改革，必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
6、或支持，也就是要有守 旧派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但守旧派是既得利益者，无论从利益考虑 还是从观念考虑，他们都无法接受变法。他们把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都视为蛮夷之邦，认为中国的体制是由祖宗、圣人规定下来的，是最 优秀的，不能做出改变。守旧派中的很多知识分子对外界的变化充耳 不闻，还沉浸在以往的传统的精神世界里，“中体西用”几乎是他们 所能接受的最大改变了，至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 接受范围，“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除少数像谭嗣同那样敢于提出冲决 君主罗网之外，晚清大多数知识分子无不对君权顶礼膜拜。知识 分子的思想尚且如此，其他农、工、商阶层对君权的态度更不遑论及 了”。因此，仅凭康有为等
7、少数改革派的观念，不足以撼动掌权的守 旧派的守旧观念。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进行变法的时机 还未完全成熟，因为变法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和反响，也没有得到底 层群众的支持。当时的清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地 方官员都是朝廷命官，不仅不敢公然与朝廷和皇命对抗，而且还帮助 朝廷镇压历次农民起义。此外，康有为等变法者都是汉人，当时满汉 民族矛盾尖锐，不可能上下齐心支持变法。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得到广泛认可的口号是“尊王攘夷”， 这一观念迅速发展成为“尊王倒幕”,以萨摩、长州两藩为首的军队 及武士纷纷武装起来推翻了幕府政权，于1868年以“王政复古”的 形式拥戴天皇重掌政权。天皇一当
8、政，即发布了 “五条誓文”：（1）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3）求知世界，大振皇基；（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议。“五条誓文”里的观念又迅速转化成 制度，组建起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为核 心的中央政府，制定颁行了 “废藩置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三大政策。同样面临着内部忧患和外来压力，日本却能把握时机先进 行政治上的变革，随后掌握实权推行经济上的改革，确立了一套既能 巩固变法成果又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而中国先试图 通过在经济、军事、技术方面效法西方来解决内外危机，在行不通时 才转而进行政治上的改革。无奈维新领导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有利的 时机，观念无法转变为制度，最终导致变法夭折。清政府统治下的政 治、经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最终清王朝的弊病积重 难返，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已经无法通过改良的方式得以摆脱，不得不 走上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