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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基于“成年转变”的理论框架摘要青少年时期是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期，正处于“成年转变”阶段。文章基于“成年转变”理论构建了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以“七普”和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聚焦我国109岁青少年人口规模和构成的状况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青少年的在校状况与不在校青少年的失学模式，在此基础上考察青少年早婚早育状况、流动特征和就业情况。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教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不在校青少年高中毕业及以后离开学校的情况增多：青少年早婚早育现象仍然存在且有所回升：青少年空间流动性加强、长距离流动减少、趋于向中西部分散：1619岁青少年就业更多地集中在低声望、
2、低收入的行业或职业，经济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文章建议应该关注青少年成年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巩固教育发展成果，提升流动青少年受教育质量；治理青少年早婚早育问题，保障女性青少年发展权利，促进不在校的流动青少年融入当地社会。关键词青少年发展；成年转变：青少年教育：青少年流动；早婚早育从个体生命历程来看，青少年时期是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期，这一时期被学者称为“准成人期”或“成年转变”阶段。该时期由一系列重要的生命事件构成，比如完成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甚至进入婚姻状态等。青少年发生这些生命事件的年龄和顺序既受其所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也对其未来人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青少年“成
3、年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是青少年人口发展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议题。从人口发展角度对青少年群体展开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关注青少年人口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二是结合制度和社会环境角度分析青少年人口发展变化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本文将基于成年转变理论，聚焦青少年时期的重要事件，构建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分析框架，通过全国人口普查历时性数据分析我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现状和变动趋势，描述青少年人口教育分化路径，并从婚姻、流动和就业三个角度讨论中国青少年所面临的“成年转变”挑战。一、文献综述“青少年人口”是一个人群概念，其基本构成和发展变化嵌套于整体人口的变迁趋势中，同时乂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4、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发他以来，已有研究对我国人口总体以及一些重点人口子群体发展状况展开了广泛分析，涉及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城镇化、家庭等内容，与青少年人口发展密切关联。当前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逐渐由数量压力转化为结构性压力，老龄化卷加少子化。青年人口的规模及占总人口比例F1.2000年以来不断下降，且未来仍将保持此趋势，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也趋于降低。青少年作为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过渡群体，亦处于人口结构变化的中心，青少年人口的规模及占比与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紧密相连。但目前探讨不同年龄段人口特征的研究中，聚焦1019岁青少年人口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这一群体往往被分散在0、14岁少儿人口或
5、1435岁青年人口中进行讨论。当前青少年一代成长于“少生优生”的生育文化熏陶和行为范式下，生活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变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低生育意愿和行为,这可能会造成未来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加剧人口负增长压力。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密集推出，助推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其他年龄段人口相比，青少年人口更易发生流动。当下，家庭化式迁居已成为我国人口城镇化和迁移流动的确定趋势,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越来越多地跟随父母一起进城居住。由此，青少年一代的流动状况与城镇化水平也影响着从现在到未来国家关于流动人口的政策制定和战略布局。在社会变迁中，家庭也经历着规模与功能的变迂。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数
6、据来看，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呈现缩小的趋势。“七普”数据中一人户的比例显著提升，社会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化趋势。而由于青年受教育时间延长、平均初婚年龄上升，社会个体化会在青年人口中首先发生。由此看来，目前的社会个体化趋势与年轻一代的婚育状况密切相关。从婚姻的趋势看，城乡男女均存在婚姻推迟现象。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青少年而言，他们虽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但仍存在主动或被动地早婚早育的可能性，他们的婚育观念对个体的后续生命历程及社会整体的家庭变迁均有重要影响。1019岁青少年人口正处于“成年转变”的关键点。与大多已经完成教育的青年人口不同，青少年人口在学业的递进过程中面临更多元的选择和挑战，同时乂可
7、能需要处理少儿阶段并不涉及的就业、婚育等事件。中国青少年人口的总体规模、结构不仅与我国未来人力资源储备息息相关，他们所经历的教育、流动及婚育等生命事件更是与个人后续生命历程、社会整体形势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单独研究分析我国1019岁青少年人口的发展状况。二、青少年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命历程发展视角来看，青少年时期是进入成年期的转折点，以往经历中的优势和劣势累积起来，将决定其进入成年期的各种路径和选择。由此，可以构建以教育发展和分化路径为基础的分析框架,考察我国青少年人口教育、流动、婚育和就业等不同的发展方向。以教育为基础展开青少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经历对他们后来的婚姻
8、、职业发展和迁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巩固发展，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人口受教育结构持续改善，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人口红利正从传统人口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年轻一代的受教育状况对进一步发挥人口质量红利的优势至关重要。相较于大多数已经完成教育的青年群体，青少年群体正值教育递进的关键时期，这一群体接受义务教育的状况及义务教育结束后的教育分化状况深刻影响着我国未来人力资本水平。青少年教育状况与其婚育行为密切相关。较早结束学业意味着进入同居、婚姻等相关状态的可能性更大，并影响其未来的婚姻质量。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少年发生性关系和经历同居生活的概率更高，
9、结婚前的恋爱时间较短，他们从同居关系向婚姻关系递进的概率更低、同居关系解体的可能性更大，进而更可能处于连续性的同居状态。此外，对青少年时期辍学的人来说，早育的概率也较高。青少年教育状况与他们的迁移决策也有紧密和熨杂的联系。由于外出务工经历具有代际传承机制，父母外出迁移流动会使他们的子女倾向于较早离开学校、外出流动打工。对农村年轻一代来说，除升学通道之外，进城务工几乎是发展的唯一可能途径，或者是唯一合平常理的选择。外出务工的常态化和仪式化使得农村社区形成了“应该或必须外出”的概念和意识。基于成年转变理论，结合教育与流动、婚育和就业等成年转变时期重大事件的密切关联，本文构建青少年人口发展基本分析框
10、架（见图1）。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与高质量发展，使得青少年中较低年龄人群的入学率和在校率不断提高，教育路径的分化由此被推迟到更高的受教育阶段，进而推动青少年人口随后的流动、婚育、就业等决策的变迁。在此框架内，本文首先描述我国青少年人口的基本构成，继而从教育、流动、婚育和就业等角度分析青少年人口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图1以教育分化为基础的青少年时期“成年转变”分化路径三、我国青少年人口基本构成（一）青少年人口规模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中国I（H9岁青少年人口规模为1.58亿,占全国人口的11.2%。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吞，青少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均呈现
11、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安定，经济状况好转，出生率大幅度上升，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儿童死亡率明显下降。在出生和死亡两个因素的同时作用下，1019岁青少年人口从1953年1.06亿人增长到1982年的2.5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8.1%增至25.5九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1990年青少年人口规模与1982年相比有所下降：由于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开小口”，加上50和60年代出生高峰人群陆续进入育龄期，使出生人口规模出现短暂回升，迎来第二次生育高峰。因此，2000年青少年人口规模在199
12、0年基础上有小幅上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观念进一步变迁，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青少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在新世纪急剧下降。20年间，青少年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2.28亿人下降至2020年的1.58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8.0%下降至11.2尔11953-20金010-19岁傅少尊人口M模变化匕势（千万人，*）年的e少年人口。少年人口占总人口R261M55in.I46U.H521.4IW1.M.K225722551”1113.5721.741923MKI1.3fA22.MIRO155.V717.4XIM（二）青少年人口性别构成2020年，青少年人口中男性8466万人，占53
13、.6%；女性7328万人，占46.4%0青少年男性比女性多1138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前，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很深，溺女耍现象严重，1953年我国青少年人M性别比为113.8,高于正常的性别比范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解放与政策约束卜.,溺女婴的现象减少，儿童青少年的性别结构因而得到改善，1964年青少年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08.8,1982年进一步下降至1049,逐步回归到正常范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压缩的生育数量空间与传统强烈的男孩偏好，加之胎儿性别鉴定及人工流产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共同导致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再次失衡并持续至今。1990年以来，青少年人口
14、性别比一路攀升，从1990年的106.0上升至2020年的115.5（见图2）.（三）青少年人口城多分布表2呈现了1982-2020年我国总人口和青少年常住人口的城乡分布和城镇化率。2020年，城镇地区青少年常住人口规模10293万人，占全国青少年的65.2%：农村地区青少年常住人口规模5501万人，占全国青少年的34.战。全国约三分之二青少年已经居住在城镇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总人口城镇化率从1982年的21.战增加到2020年的63.9青少年人口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之前一宜低于总人口，但在2020年已经超过了总人口，达到65.2%。从增量来看，2010到202
15、0年的十年间，总人1.1.城镇化率增加了13.9个百分点，青少年人口的城镇化率则增加了15.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1619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高速增长带动的。2010-2020年间，16岁和17岁青少年的城镇化率增加超过20个百分点，18岁和19岁青少年的城镇化率增加超过18个百分点,2020年1619岁青少年人口城镇化率在73%76HMOMM11174M)49.4加加2912955511115KM3*：人。*化，*i4fv*tjr.四、我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状况及趋势（一）青少年教育现状及趋势教育是影响青少年人口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受教育状况如何分化、何时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r青少年婚育、迁移和就业
16、等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顺序。教育的顺利递进与完成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受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过早终止学业的青少年往往在个人发展方面处于劣势-他们不仅幸福感更低、就业质量更差，犯罪的可能性也更高。下文将从在学状况与失学模式两个方面梳理青少年人口的受教育现状和分化路径。1 .在学状况在城乡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背景下，我国1019岁青少年在校率总体呈现出“平稳一上升”的趋势（见图3）。2000-2020年，青少年在校率开始大幅下滑的年龄从12岁逐渐推迟到15岁,1519岁青少年对应于高中和大学学龄阶段，2000年以来各年龄在校率有明显提高，体现出二十年
17、来高中教育普及发展的卓越成就，也体现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持续扩大。青少年教育机会的城乡和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如图4所示，2020年我国分性别、城乡青少年在校情况在1519岁青少年大龄阶段仍然有明显的分化趋势。就城乡差异而言，义务教育阶段城镇与农村青少年在校率持平，高中学龄段以后农村青少年在校率则明显低于城镇。值得强调的是，就性别差异而言，大龄青少年女性的在校率已经超过了男性。青少年女性教育获得的逆转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外在环境而言，这与我国性别中立的教育政策、关爱女孩的社会政策和数量限制的生育政策都密切相关；在微观层面上，家庭中母亲的地位上升与女孩的效用增强，增加了对女孩教育投入的同时减少了
18、兄弟对女孩教育资源的挤出。此外，研究表明，一方面女性在中学阶段更能适应学校环境，且对不良家庭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另一方面女性也更有动力提升自身受教育水平，以应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由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于男性更多地取决于受教育水平，教育性别差异逆转意味着女性将有机会竞争更高的社会地位。不过，女性内部教育不平等情况仍然很严重，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女性受教育情况还需要更多关注。住校率100%M)*i60%40%20%0%图320002020年全Bno19岁h少年在校率(%)S42020年全国1079岁分性别和H乡的各年龄青少年在校率(%)2 .失学模式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不在校青少年的
19、失学模式。“七普”数据提供了受教育程度和学业完成情况两个变量。在横断面上能够说明109岁青少年在各受教育程度和在学状态上的分布。我们基于假定队列的方法，将2020年1019岁青少年的失学状况看作一个假定队列从10岁成长到19岁这一历程中会经历的失学状况，从而描绘出1019岁不在校青少年离开学校的过程，以动态衡量青少年的失学模式，结果见表3。2020年，青少年不在校人口在中学阶段流失率最高，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者占比最多，为46.6%；其次为高中毕业后，占比20.6%；再次为小学毕业，为10.2%。不在校青少年的失学模式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与青少年男性相比，青少年女性在小学阶段失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
20、，2020年11.1%不在校青少年女性在小学毕业以后终止学业，比男性对应比例高1.5个百分点：青少年男性在初中阶段失学的比例更高，47.9%的不在校青少年男性在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比女性对应比例高3.2个百分点。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不在校青少年，约七成都是在初中毕业及以前离开学校的。青少年的失学模式也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不在校的农村青少年在小学毕业后中止学业的比例比城镇略高，在初中终止学业明显更高。农村的不在校青少年中50序是在初中毕业后离校，比城镇对应比例高6.3个百分点。农村不在校青少年中22.9%是在高中及以上阶段离校，城镇对应比例为33.7%。表3呈现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青少
21、年的失学模式的变迁。2000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进一步巩固，高中和大学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青少年的失学模式也在发生改变，初中毕业及以前失学的比例从92.0笔下降至71.1%,高中毕业及以后离开学校的情况增多。320002020年金a11OT9岁不在校得少年开学校的情况(%)2000年2010年2020年A上城学3IA5.94.7!.52.9小学毕逢22.011.510.2S7MSSM中隼比557MH46八高中M学030.92.37.31476大发学.0.10.4大华曼及以上OJ1.2S.S100.0!(.011M).(*+9X03.271.1离校往往与流动具有密切关系，因为新增的
22、青少年流动人口通常是离开学校后再发生流动。在发生流动之前，他们多属于农村儿童,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农村青少年选择离开学校、外出务工,与同龄人辍学务工的吸引和示范效应密不可分。除了同辈群体的影响外，些农村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低，且教育投入不足，他们认为高中乃至大学教育既成本高昂又没有必要，故更希望子女外出务工而不是继续上学，这也会助推农村青少年的离校和流动。(二)青少年婚育现状及趋势根据成年转变理论，青少年的教育状况和婚育状况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青少年可能因为结婚压力而休学辍学，也可能在离开学校后结婚生育。留在学校继续学习能够有效帮助青少年规避早婚早育的风险。早婚早育是我国历史上曾经长
23、期存在的一种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对最低结婚年龄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早婚早育现象依然存在。有研究通过分析普查数据发现，20002010年我国2024岁人口中早婚者占比有所上升，且女性与西部民族地区的早婚风险更高，这可能会加剧性别不平等与贫困长期循环。早婚早育有个人主导和环境主导两种驱动因素。个人主导的早婚早育是指青少年因自由恋爱、未婚先孕，而后步入婚姻。环境主导的早婚早育则是指出生性别比失衡和人口外出流动共同导致农村男性遭受婚姻挤压，给农村父母造成了H大的失婚恐慌与彩礼压力，父母不得不尽可能提早为儿子定下婚事，可能还会让女儿早出嫁以保证儿子的彩礼。1519岁青少年结婚率在1982年为2.6
24、%,1990年升高到3.2%,2000年起均处于低水平。2020年，全国1519岁青少年人口中约50万人有配偶，结婚率为0.7乐已婚人口主要集中在1819岁，占1519岁已婚人口的八成以上。1519岁青少年结婚状况还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青少年结婚的比例高于男性，女性的结婚率为1.1%,对应规模约为38万人；男性结婚率仅为0.3%,已婚规模约为12万人。必络率ftiWSfc5.0IWMOO20102020S519822020年全国15、19岁青少年结婚率(%)与早婚紧密相连且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青少年早育。从整体上看,中国是青少年生育率水平很低的国家之一，2020年青少年生育仅占全体妇女生育
25、的1.8%o但是，2020年1519岁女性青少年的生育率却出现了罕见的反弹，一改之前的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5.9%。回升至6.1%。同结婚率一样，青少年的生育率也具有年龄和城乡分布的不平衡性，早育的女性主要集中在1819岁和农村地区。青少年早婚早育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个体健康、个体发展与家庭发展等三个方面。首先，就个体健康而言，女性过早开始性生活和过早生育不仅会对其身体发育产生不良影响，还会给自身与婴儿健康埋下长期隐患。其次，就个体发展而言，早婚早育几乎必然与辍学或隐性辍学相联系，即要么完全离开学校，要么虽保留学籍但不参加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与此同时，过早结束教育的青少年，结婚后更容易在经济上依
26、赖于他们的配偶，离婚的风险也会更高。最后，就家庭发展而言，青少年自身还不具备养家糊口的意识和能力，早婚早育后下一代的抚养义务常常就被交给双方父母，加重了父母的负担，要同时养育子女和孙子女两代人。（三）青少年流动现状及趋势当前的青少年一代是在“迁徙中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对青少年人口发展的讨论绕不开“流动”这一主题。与婚育相比，青少年迁移流动与教育状况之间的关系更加多样化，因为教育的终止与递进都可能成为青少年空间流动的催化剂。前者主要包括离开学:校后向城市聚集以谋求就业的青少年，后者则对应着为继续学业而向教育资源聚集的城市流动的青少年。新世纪以来，青少年人口的流动参与率有快速上升的趋势，2000
27、年时为4.1%,2010年上升至18.9%（见表4）。2020年，全国1019岁青少年流动人口规模为5026万人，占全国青少年总人口的31.8%,比全国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明显更高（26.6%）,全国大约每3名青少年中就有1名是流动青少年，体现出青少年较强的空间流动性。4208-2020年全国流或育少年螳模尔城乡分布（万人.）2000年2010年2020分0*少年人。悦22WIw157M温*少年占比411*9I.A9393M“26227719.9&城慎的启回76.1K7.6906*候青少年申斌雄者占比92as44.2流动青少年越来越倾向于聚集在城镇，2000年流动青少年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
28、为76.1%,2020年达到90.6%。在这种趋势下,城镇地区中流动青少年的能见度越来越高，2020年，全国城镇青少年中流动青少年人口占比达到44.2%,这意味着城镇地区接近一半的青少年已经处于流动状态。2000-2010年，青少年远距离流动的趋势加强，流动青少年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从22.7%增加至25.7%o2010-2020年青少年人口远距离流动反而减少，流动青少年人口中跨省流动比例从25.7%下降至2020年的19.9%,这与十年来教育发展和青少年时期特定的教育需求有关系。青少年时期对应着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教育递进，由于异地中高考的限制，期望升学至高中和大学的青少年及其家
29、庭跨省流动的决策会受到抑制。近年来，我国高中教育得以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进入高中和大学阶段学习，在省内学习的机会增多，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流动青少年不会轻易作出跨省流动的决策。从流动原因来看，学习培训始终是青少年流动的主要原因，且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见表5）。2000年，有41.K的青少年因学习培训发生流动，到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7.2与之形成对比，因工作就业而流动的比例则从25.序下降至7.3%说明较早离开学校并参加工作的青少年在减少，其受教育情况向好发展。表52000-2020年金011619岁少年流动隙因构成(%)20002010年2020年2S.I
30、IKJ73学习*41I41.1157J20519.6柄及搴R657R7“他4.7S372Him.iiI(N)OIono在许多机会和发展指标上，流动儿童与城市户籍儿童之间始终存在-道鸿沟。青少年正处于教育递进的关键时期，当处于远距离流动状态时，青少年与原来的生活环境和社区脱离，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都因为制度性的排斥而处于种劣势。对国外：代移民的研究发现，居住隔离、贫困集中化是二代移民在社会融合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代移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限制，可能会陷入长期贫困。我国的二代流动人口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因为制度性的排斥，流动青少年普遍面临着异地升学困难的问题，：代流动人口很难从上一代的迁移经历中
31、受益，对城市的认同也有限。尽管随迁本身可以改善流动青少年的教育获得，表现在流动青少年的各项相应指标优于农村青少年,但是流动经历也会降低青少年对自身的教育期望，增加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感；一项针时上海的流动青少年研究还发现，与在公办小学读书相比，在打工子弟小学就读的经历会加剧流动青少年在初中升高中阶段辍学的风险、减少其进入高中的可能性，说明早年的受教育劣势可能对流动青少年教育状况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四)青少年就业现状及趋势对于不在校青少年而言，就业同样是其成年转变中的关键一步,与教育终止、婚育以及流动决策相互交织。不论青少年离开学校后是否发生婚育或流动，都需要面对就业问题。从整体上看，我国新增年轻
32、劳动力的就职年龄正在不断延后，面临着失业时间长期化的问题。特别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有所下降，加之高校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导致青年群体就业形势严峻。中国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为16周岁，因此我们对青少年就业情况的研究集中在1619岁群体。从趋势上来看，1619岁青少年中就业人口比例自2000年以来持续下降，从50.8%下降至2020年的12.4%。与此同时，该年龄段青少年在校读书的比例快速增加，从2000年的39.3%增加至2020年的83.7%,既不在校也未就业的1619岁青少年占比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9.9%下降至3.83从分行业分析来看，2020年，1619岁就业
33、的青少年在制造业就业者占比最高（26.4%）,其次是批发零售业（13.5%）、住宿餐饮业（12.5%）o青少年男性和女性的就业行业和职业有一定差异。从行业分布来看，女性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的比例更低，在批发零售业的比例更高；从职业分布来看，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农林牧渔生产及辅助的行业比例更高，在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比例远低于男性。与2024岁青年人口的就业行业和职业相比，1619岁青少年的就业更多地集中于低声里、低收入的行业或职业。2020年2024岁青年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达到16.8%,而1619岁青少年仅有7.5%,与2024岁人口相比，1619岁青少年在农林牧渔业
34、、制造业和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的比例明显更高：分职业类型来看，他们就业更多集中于农林牧渔、生产制造，更少从事技术、办事人员等职业。总的来说，16、19岁过早离开学校的青少年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纵向来看，不在校青少年的就业行业和职业构成在发生变化(见表6)o从行业类型来看，在农林牧渔就业的比例大幅度减少，从2000年74.9%下降至2020年的12.4%；从事批发零传和住宿餐饮的比例有较大比例增长，批发零售比例从2000年的2.7%上升至2020年的13.5%,住宿餐饮从2000年的2.0%上升至12.5%。从职业类型来看,从事专业技术种类职业的人员比例从2000年的1.9%上升至7.5%,从事
35、商业、服务业的人员比例从2000年的8.0%上升至42.1.%o2000-2020年金坨79岁不在校H少行费与取*希(%)200020102020K锹缄74.9u.n12.4I1.5U3M1。417.0177.9135att1I2S7.1IMI2KK1.4)100O100O0,0OJO1.9227.S*AAi1.72.AW.O173421#,找、a、TSI449122t.M1.US5案做e鼻怆4人0.00.02.9计o)0noIOtO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就业的衔接关系看青少年向青年的“成年转变”过渡能否顺利进行。基于美国的研究发现，由于二代移民与他们的父辈成长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两代人具有不
36、同的就业观念。二代移民宁愿不就业，也不愿意从事的父辈所从事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的职业，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二代反叛”。对我国城市流动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随着我国新兴娱乐服务行业与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流动青少年既不愿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因为学历不高而无法进入高技能的劳动行业。因此，如何帮助不在校青少年接受技能培训并获得稳定收入，增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和目标感，仍有待关注。五、结语青少年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成年转变”阶段，青少年需要经历教育、婚育、流动、就业等事件，这些事件在时间和顺序上的不同组合往往决定了他们多元各异的人生走向。
37、木文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详细梳理了我国青少年人口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变动过程，并以教育为基础，从婚育、流动和就业三个角度探讨了青少年人口的成年转变特征。我们发现，较早结束学业的青少年更可能发生乡城流动、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发生婚姻状态变动。青少年的早婚现象仍然存在，早育现象有所抬头；教育驱动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但留守经历和流动身份可能会对青少年教育获得产生负面影响：16、19岁青少年就业集中在低声望、低收入、不稳定的行业职业，教育水平低严重限制其职业发展空间。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个理解青少年特征和问题的宏观视角，也增进了对中国青少年人口“成年转变”特征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如何应对当前中国青少年人口问题以促
38、进未来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在“成年转变”视域下，要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应该从其教育、婚育、迁移流动和就业等方面多管齐下。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巩固教育发展成果，提升流动青少年受教育机会和质量。目前，我国各级教育发展成果显著，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质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对于流动青少年而言，他们往往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流动身份和异地升学的制度障碍导致他们升学率低、辍学率高。对此，应该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就近入学、异地升学的顶层制度设计；同时，应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从而增强流动青
39、少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治理青少年早婚早育问题，保障女性青少年的发展权利。进入婚姻乃至生育会对青少年接受教育造成干扰，这既不利于他们提升文化水平、积累人力资本，也会对其婚姻质量和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农村青少年特别是农村女性青少年早婚早育的问题仍然存在，应该加强对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引导，使其逐步形成适龄婚育的思想观念；有关部门和学校也应该加强对女性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的保护，避免她们因为过早婚育而离开学校。最后，促进不在校的流动青少年融入当地社会.很多农村青少年在离开学校后流入城市求职。由于青少年尚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对其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若青少年进入城市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也会对社会稔定与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该制定和完善针对1619岁劳动力的就业帮扶政策，切实降低该群体失业率：同时建议政府和企业为就业青少年提供一定的福利优待和生活保障，解决其初入城市的基本生存需求，从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和经济压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