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搜肃谘到捐赀经理 明末清初《东林书院志》编刻史考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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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在南宋初以迄清初之际的五百余年时间里，以杨时无锡讲学旧址为载 体的东林书院，经历了创建、重建、拆毁与复建的命运，成为明末清初东林学人 “累积性”地编撰刊刻东林书院志的重要情愫。明末清初东林书院志的编 纂与出版经历了从“穷搜肃谄”到“捐览经理”的漫长过程，相继编撰出刘元珍、严 毂、高世泰和高廷珍等四稿东林书院志，东林学人的修志事业先后持续了一 百余年。康熙初年“前明遗贤严毂为了东林书院志的撰修事业耗尽余生，所 撰东林书院志与高世泰续志最终“合体”成为雍正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 的雏体。由于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生态，不仅东林书院志的修志刊刻历史曲折漫 长，参与修志的大部分东林学人之生平事迹亦散佚

2、不详，这种“文化异象”在中国 古代书籍出版活动中十分罕见，反映的当是传统社会时期地方土人保存、编撰与 出版地方典籍之艰难历史的一个面相。关键词：东林书院志在中国传统书籍编撰与出版的历史中，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刊刻和流传 在中国古代书院志中最为复杂曲折，相继经历了明清两代几辈学人孜孜不倦的努 力，历时百余年的增辑修撰而编成四稿。最终有严毂编撰、高世泰辑补的康熙本, 以及高廷珍等无锡地方精英合力撰修的雍正本，两种东林书院志梓印传世。 虽然雍正年间编撰刊行的二十二卷本院志是东林书院志中最为详备系统的一 部，但是该书院志中有关南宋以迄清初的内容实际上是辑录自康熙年间编撰刊行 的两种东林书院志，基本保留了

3、严毂与高世泰两稿院志的内容，所增文字多 是康熙八年以后东林书院与东林学人的“历史”。学界对明末清初无锡土人编撰 东林书院志的历史关注不多，对院志编撰过程、刊印流传和相关撰者情况尚 未给予详实考察。Ul溯观历史，从北宋政和元年（Iul年）杨时创建讲学精舍, 到清朝康熙初年高世泰等人主持东林讲学，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东林书院先后经 过了创建与荒废、再建与拆毁、复建的三次兴废历程，这种独特的“人文意蕴” 也成为东林学人持续编撰东林书院志的重要因素。笔者拟从图书编撰与出版的视角切入，尝试全面梳理明末以及康熙、雍正年 间四版东林书院志从起意编撰到刊刻出版的历史过程，兼对四稿东林书院 志的编撰刊刻人员的生平

4、事迹略作梳理，冀望有助于人们较为清晰地理解明清 擅替之际传统士人在地方文献的保存、编撰和出版中所做的孜孜努力与卓越贡 献。一、刘元珍与第一稿东林书院志的编撰考诸文献，东林书院志的编撰最早始于明万历后期，当时离任退隐无锡 且“居恒尝以子路自任，故为东林护道甚力”2的刘元珍，遵照顾宪成的嘱托尝试 编纂了一稿东林书院志，时人多称刘志为东林志或东林志稿，实为东 林书院志之第一稿（一般称为刘志）。高攀龙在刘志书稿前专门写了一篇序, 文末署“万历甲寅孟秋，高攀龙序”，引刘元珍在序中亦自署时间“万历甲寅 孟秋“，4所谓“万历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据此可以推知刘氏编撰 东林志大约成书于此时。此外

5、，严毂在所撰东林书院志序中称，“万历 中，载邑先辈顾端文公泾阳先生属刘本孺先生撰东林志，而高忠宪公景逸先 生为之序。时方属稿，未梓且谋始，则备未及兴废大都也”。时人姚宗典在东 林书院志序中称“属刘光禄伯先先生为之志，因未寿诸梓弗传“，6所谓“刘本 孺”“刘光禄伯先指的都是刘元珍。此外，胡慎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东 林书院志序中饶有意味地指出，“先是曾有刘志，稿成而未及刊布“，这些“序 言”反映的当是明末刘元珍接受顾宪成嘱托后艰难编撰书院志的历史概况。根据以上诸家序言可知，由于明末阉党祸起和政局突变的影响,刘元珍的东 林志因资料搜集困难而未能真正完成，而且已成稿本在明末动乱的政治环境中

6、亦无法付梓刊行。因此，第一稿东林书院志的体例和内容已难以详览细考， 只能在第二稿严毂本东林书院志的“义例”和相关内容中窥见梗概。从文献出 版和学术传承的视角来看，作为东林书院志编撰史上的第一个稿本，刘元珍 东林志稿本的“未梓”“弗传的遗憾”却成为此后百年间东林土人持续编刻院 志的学术渊源和精神动力。二、严与第二稿东林书院志的编刻明亡清兴以后，在清政府重视文教的特殊政策影响下，东林书院在旧址上得 以复建，东林讲学在“遗贤”高世泰的主持下渐次复举。虽然当时的严毂仅仅出身 “前明诸生”而仕宦不显，但是凭借对易春秋等典籍的精研而受到了当时 东林学人的尊重。严毂不仅参与了东林书院的复建工作，还被高世泰等

7、人推为东林讲学首席。 当再得草庐创建和道南祠复建之际，严毂相继接受高世泰的嘱托撰写了序文。作 为一名经历了明末清初社会变迁的地方土人，严毂长期参与东林书院的复建和讲 学活动，期间有感于刘元珍东林志的“残缺”与“弗传”而留心搜集东林史料， 进而有志于“接续”刘元珍的编志工作，最终比较系统地编撰出了第二稿东林书 院志。（一）严毂生平事迹概述关于第二稿东林书院志的编撰者严毂的生平与事迹问题，传世典籍所见 有关资料十分残缺，零散而重复，仅有的几段传记资料文字不多且大同小异，其 中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中录有龚廷历所撰严佩之先生传，8但也仅是寥 寥二百五十八字，在东林先贤传记中篇幅实属最为偏少。考诸文献所载

8、，严毂字 佩之，无锡人，别号生轩，乡荐以后仅“仕至安吉州知州”，9宦途并不显扬。严 毂生年和年龄典籍缺载，邹钟泉引锡山志称其“为名诸生，中岁落拓，无荣 进意”，于是“窜迹湖山间，东林修复之后，时推讲席UOJ传称严毂“一生 笃学好古，手不释卷，凡经史百家靡不精究“，11学术以高攀龙为宗，晚年辑有 高忠宪公年谱高子节要东林志等书。严毂大概在康熙八年（1669年） 春夏间，还在积极记录高世泰与子侄辈”捐银输粟，协修道南祠，不匝月讫工”12 的事迹，而在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高世泰等人积极谋划刊刻出版了附有高 世泰增辑“续卷的东林书院志。据此或可推知康熙九年前后严毂当已经去世, 否则此年东林志“续

9、梓”的任务不会由高世泰一人“仔肩”完成。此外，康熙十二年（1673年）东林学人“具呈邑令吴公”迎严毂神主从祀于 道南祠，称之为“明严佩之先生”，U引间接表明严毂当卒于康熙八年与十二年之 问。（二）严毂编撰院志概况在参与高世泰主持的东林书院诸多事务的过程中，严毂有感于东林书院“有 院无志”，不顾年老力衰而倾心在刘元珍东林原志基础上“穷搜往牒，肃谄方 闻”，又“因为懒订原槁，附益成书志二卷，附两东林辨暨或问，凡三卷”, 14是为东林书院志第二稿（一般称为严志）。从编撰目的和志书内容来看, 严毂书院志当是沿用了刘元珍东林志之称，如姚宗典在应严毂邀请撰写的序 即称东林原志序。从当时诸人序文中的“只言片

10、语”来看，严志是在刘志的基础上删改和增补许 多内容，故姚宗典在序文中称“今其乡后学严子佩之，慨然为诠次本末，详列兴 废事迹，并诸先传记、立朝在野不朽诸文辞，粲然成大观焉。15严志与刘 志之间这种相承、改删、增补的关系，在康熙刻本东林书院志“凡例”中已经 作了较为清晰的交代，摘引概述如下：其一，刘志有建置而无沿革，严 志则另为沿革一条；其二，刘志先贤传中自杨时至邵二泉八先生传，严 志“只字不敢增易”，而仅仅删去了“邵二泉先生传教刘瑾魏千金玉带一事“；其三, 刘志先贤传人物“盖三百余年间止载七人”，而严志”则自万历中载暨崇祯朝 三十余年间，增至十二人”；其四，刘志先贤传中对杨时等人“俱称先生”，

11、严志则据“史传本例直称诸人名讳；其五，刘志中的“祠祀巨典”，严毂秉持“末 学未敢轻议，谨仍刘本孺先生志草原文其六，严志补录”院规中识 性一篇”以示开宗明教之义；其七，在公移部分，严毂考虑刘志所录“丑寅 之际，抚按移文促毁，不无恶语相加L故“今则尽删，务存雅道其八，“书籍 祭器等，虽经毁灭”，严志“悉依原志载明”；其九，刘志原无天象内容，严 志则“增入灾祥一条，用补原志所不备”；其十，刘志无轶事，严志 则做邑志体例增加轶事；其十一，刘志义输类“有佐工、佐真、佐产等名”, 严志增“附以佐梓”，籍以“志表章曩哲之功工16综括来看，严毂书院志的“凡例” 内容虽然简略，但是却一定程度地概述了刘志和严志的

12、基本内容，以及严志与刘 志的承继和续补的学术关系。从上述“凡例”中的差异来看，严志在较好地保存刘志书稿内容的同时，适当 地增补了沿革先贤灾祥轶事等内容，使得第二稿东林书院志 较刘志的第一稿更为完备系统，故严毂自序云“于是东林之详始灿以析”，而姚宗 典亦称“灿然成大观焉（三）严毂院志价值与“遗憾”关于严毂本东林书院志的名称问题，当时诸家序言一般称严志为东林 志，后世学人多不作区别而统称为东林书院志。严毂本院志全稿只分为上卷、 下卷和附录两篇。院志前面录有严毂、姚宗典、高攀龙、刘元珍等所撰东林志 原序文四篇，序文后面附订“凡例”十三条。其上卷分为“沿革”“建置”先贤祀 典”“公移”等，下卷具分为“

13、文翰”“院规”“灾祥”“典守”“义输”“轶事”等。附录号称 “一卷”，实际上只收录了严毂所撰两东林辨和东林或问两文。从书院志内容来看，严志所收资料虽未称丰富，但在相当程度上保存辑录了 东林书院的原始文献，尤其是继承了刘元珍第一稿东林志的内容和体例，为 雍正时期大规模的撰修第四稿东林书院志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虽然严毂 在刘元珍所撰东林志稿本基础上作了大量增补，但是严毂依然认为“东林始 末，因搜辑尚未具备，即拟续梓17然而不幸的是，严毂在东林志初稿 编成不久即去世了，他不仅没能完成“续梓”的任务，所补撰的东林志亦未能 及时刊印行世。“幸运”的是严毂的“续梓”遗愿最终由其好友高世泰主持完成，而 且

14、高氏“续卷”成书的刻印本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严志的“全貌然而由于 高世泰“续梓”内容不多，在正式刊刻出版时仅仅作为严志的“续卷”附在严志稿 后，故雍正时期的胡慎遗憾地感叹道“继有严志，刊布而惜未详备，18这种“遗 憾”成为此后东林士人再次编撰院志的精神动力。三、高世泰与第三稿东林书院志的续梓高世泰（16041676年）是明末清初东林书院的实际主持人，离仕以后退 居无锡主持东林书院学务三十余年，完成了东林书院历史上第三次恢复和发展。 在同一时代的严毂不幸去世后，东林书院志的“续梓工作与刻印出版最终由 当时的“东林泰斗高世泰负责完成。（一）高世泰编刻院志缘起当严毂辑补刘元珍东林志书稿之际，以“

15、兴复东林书院为己任的高世泰 正主持着东林书院的讲学会务。在严毂去世之后，面对严毂所撰“搜辑尚未具备” 的东林志残稿和“续梓”遗愿，年近七十的高世泰毅然承担了所谓“续梓”任务。 高世泰辑补了他复建东林书院以后三十余年间东林讲学事迹与师友唱和诗文，作 为“续卷”接续在严志附录东林或问一文之后，当时多称之为东林书院志 “续志”，并请时任无锡县知县吴兴祚和师友华允谊为书志作序，被称为东林书 院志第三稿。该志实际上是严志与高世泰“续志”的“合体”本书院志，最终于康熙九年 （1070年）刊刻行世（称为康熙刻本），成为流传于后世的第一种刊刻的东林 书院志，此稿院志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完善和保存了东林书院的历史

16、资料与学 术脉络。除了前述承续好友严毂的“续梓”遗愿外，高世泰极力增补严毂东林书 院志的用意值得关注，这需要从严毂编撰东林书院志的目的说起。严毂东 林志序称刘元珍撰成东林志后，“时方属稿未梓，且谋始则备，未及兴废 大都也“，严毂“既获睹沧桑陵谷之变，而又穷搜往牒，肃潞方闻。于是东林之详 始灿以析，因为辘订原槁，附益成书志二卷TI9。姚宗典在应严毂邀请撰写的 东林志序中亦指出，顾宪成嘱咐刘元珍撰写东林书院志去L因未寿诸梓 弗传”，继称“今其乡后学严子佩之慨然诠次本末，详列兴废事迹，并诸先贤传记, 立朝在野不朽诸文辞，灿然成大观焉20。从两人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严毂编撰东林书院志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完善刘

17、 元珍东林志稿，故而较少涉及顾宪成、高攀龙卒后晚近以来东林书院事迹。 但是高世泰在“任满回籍后主持东林书院三十余年，相继复建了丽泽堂、燕居庙， 并创建了再得草庐、重修了道南祠，师友讲学唱和其中，形成继顾宪成、高攀龙 之后东林书院历史上第三次复建和发展，于是为了纪念东林讲会复举的盛况，高 世泰于严毂去世之后将晚近三十余年以来东林讲会和师友唱和文辞等增入严毂 东林书院志的附录中，在刻印时自谦地将之称为东林书院志“续卷虽然在高世泰之前，刘元珍和严毂分别尝试编撰东林书院志，但是“刘志 稿成而未及刊布”，而“严志刊布而惜未详备“，21以至于后来的东林士人认为东 林书院保存的严志“意主简严，观者遂有精详不

18、足之憾“，22这种院志残缺不备 的窘况与当时书院复兴的场景不相一致，而严志中亦未载及高世泰复建东林书院 和重举讲会事迹，加之师友相交的严毂生前留有“续梓”的遗愿，这些情况当促使 高世泰萌发了续补刊刻东林书院志的想法。（二）高世泰续卷名称问题从“续卷”的内容所涉及的人事和诗文来看，将高世泰续卷称为东林书院 续志或可更能符合典籍编撰刊刻原则：其一，续卷是针对同本院志而言， 故康熙刻本将高世泰增补的“附录”称为“续卷”是可以的，但是就出版发行的规范 而言则不便再言“续卷”；其二，中国历代书院志在影印收录康熙影印本东 林书院志时在书的左侧署为东林书院志续志，当是针对康熙刻本版心中的“续 卷”而言，但是

19、高世泰等人在附录中多称“续卷”为东林书院志或东林续志, 故东林书院志续志是今人说法，并不可取；其三，高菖生在钱肃润东林纪 事诗“和韵”中的自注中称，“先学宪纂有五朝三楚文献录、紫阳通志、东 林书院志、中庸家庭问答、止水年谱等编“，23吴兴祚应高世泰邀请为 院志撰写的序亦名东林书院志序，显然这两处东林书院志当指高世泰辑 补的第三稿书院志。时人华允谊有跋东林续志，而胡时忠在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碣记一 文中亦云“一时同人和文庄韵者，荆溪黄珍百，同邑吕诚之、严佩之、钱础日、 严祺先辈得七人。学宪已采入东林续志中。诗皆先日成，未及获碣事:124 从中或可推知当时高世泰等人将刊刻在附录中的“续卷”称为东林续

20、志，此处 的“东林”显然是“东林书院”之概称。综上所述，将康熙刻本东林书院志中高世泰辑补的续卷”称为东林书 院续志是合情合理的。虽然高世泰补编的东林书院续志未分卷帙，但是主 要内容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吴兴祚东林书院志序，华允谊东林 续志序东林会约序东林讲会规则，高世泰文献说，尹圻东林志后序, 严毂再得草庐记，黄家舒欧林曾三公祠堂记，马其驯来复斋记等九篇 序记。二是呈复公移文书一份。三是宋之普、薛窠、秦铺等人追和高世泰“再得 草卢等诗文的和诗。此外，和诗之后尚有一篇喻氏子孙祈求恩免喻玉泉至税的 呈请疏与官方批复文书，版心亦属之续卷。这些内容都载于康熙九年刻本的“附 录”中，当是高世泰亲自

21、补编进去的。至于康熙五十二年影印本中增加的周蓼洲八 熊敬修、陆稼书、吴徽仲、汪默蕾、施虹玉、张菰川等七先生传，以及江南常州 无锡县批复的东林祀典公文，则是高世泰去世后子孙们于康熙五十二年前后在重 新影印东林书院志时增入的。这些人和事属于高世泰主持东林书院时期，内 容不多且难以独立析出成卷，原来即系在高世泰续卷之后，故当视为东林 书院续志的内容。（三）高世泰生卒年问题虽然东林书院续志是在高世泰主持东林书院后期着手编撰的，但是续 志中未能明确言及高世泰编志的具体时间等，这需要从高世泰的卒年着手。高 汇旃先生传称高世泰“于东林复建之岁生“，25考诸明清典籍可确知东林书院 复建于“万历甲辰”，如此则高

22、世泰应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传又称 “先生其殁也，上距万历甲辰东林之建，盖七十有三年云”26,据此推知高世泰 终年七十三岁，当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考诸文献，高世泰较晚活动时 间恰巧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这一年“高世泰、龚廷历、高芷生等具呈邑令 吴公”27迎孙北海配祀道南祠，从中或可推知高世泰在去世前主持完成了道南 祠增加配祀人选问题。此外，历代名人生卒录称“高世泰，无锡人，年七十 八328,然而“年七十八”与前考传记所云“七十有三”严重不符，其实是误取国 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八高汇旃先生事略中“高愈”卒岁信息。事略文前记 载高世泰事迹仅数语，然后接叙高愈等人事略，据

23、上下文看“卒年七十有八，生 平于取与之介最严，29说的应当是高愈。综上所述，高世泰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卒于清康熙十五年 （1676年），享年七十三岁。综合前文所考，康熙八年严毂“抱憾”去世，此后高 世泰即开始准备东林书院志的“续梓”工作，而“续补”内容不多则反映出“续 梓”工作持续时间当不是很长，高世泰在较短的时间里难以搜集可资录用的资料, 籍此可以推知第三稿东林书院志的刊刻时间当在康熙九年（1070年）。综括 而言，严毂志稿主要载述自北宋杨时创建“东林书院”以迄明代高攀龙师友复建东 林书院之间将近五百年的历史，而高世泰续志主要是载入他宦归退居无锡乡 里复建东林书院以后三十余年

24、间的晚近历史。在这个意义上看，康熙刻本东林 书院志前后两部分志稿，在编撰目的和院志内容上并无严格的直接关系。四、第四稿东林书院志的编撰与刊刻结合前文考述，追溯清初东林书院志的编刻历史，最早从康熙八年（1669 年）之前严毂在刘元珍东林志稿基础上辑补出第二稿东林书院志，次年 高世泰续补刊刻出第三稿东林书院志，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高菖生等人 再次增补影印，再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高廷珍等编刻出第四稿东林书院 志，清初伊始东林学人的编志刻书活动持续了六十余年，前后因承累积而编成 较为完整的第四稿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一）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编刻缘起雍正年间，任兰枝、刁承祖、张师载等人相继

25、出宦江南，瞻拜道南祠之余纷 纷嘱意东林，重修辑补撰刻东林书院志的时机终于到来。雍正九年（1731 年）张师载与刁承祖等人宦游无锡时曾“相与瞻拜祠下”，高世泰之孙高窿“为之 谭往事，念前徽，慨然重修书院志”30。次年刁承祖“奉简命观察三吴，振兴理 学，加意东林，念旧志之未备，捐俸重刊“，当时的金匮县令胡慎亦“留心斯道， 共襄盛举“，31而刁承祖亦自称“慨然念东林旧志，简略残缺，宜增辑为正学 光”32。高窿与高廷珍、高陛、许献等人“计诸君子道统源流，出处本末散在史 册者，为之裁核位置，表扬论断，汇为一书”33,而此事“凡六阅月而书成，共 二十有二卷”，初稿编成后胡慎又“反覆考核，详加订正”34。书

26、院志编成以后，诸仕宦又纷纷捐赠俸禄作为刻书经费并从中协调、督促刻 印相关工作，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院志得以刊刻印行，是第四稿东林书 院志（一般称为雍正刻本），此次编刻的院志也是东林书院历史上最后修成的一 部系统完备的专门书院史志。由于此版二十二卷本的东林书院志卷帙可观、 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在雍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东林书院志未再重修。但是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离乱的影响，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流传渐少，至咸丰 末年乃有“志板久佚，而印本流布，未乱以前一二藏书家多有之”而后“邑中藏书 皆为煨烬”的遗憾。当时“欲求印本，亦寥寥焉”，时人赵桀“幸五六年前，于书肆 间购得全帙，适修邑志，尚有余赞，因与

27、同人急谋制厥，以永其传于是在光 绪七年（1881年）人们才得以据赵氏所藏刻本翻印（一般称为光绪影印本），然 而“其原书残缺处，不敢臆补，悉仍其旧”35。光绪七年翻印出版的东林书院 志较雍正刻本略有增辑，遂成为后世通行的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二）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编刻背景虽然雍正年间高氏族人起意重新编刻东林书院志，源于当时部分地方士 宦与东林学人，留心斯道，共襄盛举”的学术追求，但是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 的编撰刻印，实际上与清初顺治、康熙等皇帝相继推行“崇文重教”的历史背景有 着紧密的关系。其一，清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 会逐渐呈现繁盛景象，雍正皇帝更是“兴贤育才

28、”，以至于“凡省会书院特谕督抚 酌量举行，各赐帑金若干，俾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以储国家械朴菁莪之 选”36,这应当是东林书院志得以编纂刻印的政治背景。其二，雍正年间 一批仕途宏达的东林贤裔相继宦游江南，诸如刁承祖、任兰枝、张师载、胡慎等 人，其中刁承祖“因公赴苏，道过锡城，肃谒祠宇，瞻先人在天之灵，慕异地相 推之雅。流连久之，慨然念东林旧志简署残缺，宜增辑为正学光”37,这当是 东林学人编撰东林书院志的缘起。书志编出后他们又捐资协助刻印，基本解决了刻印书志所需要的经费问题。 此外，他们作为朝廷官员或地方长官，特别嘱意用心于编撰东林书院志，这 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支持或认可的性质。因此，

29、雍正时期在国家“崇文 重教”的政治生态下，又有地方官员的殷切嘱咐和梓费的积极支持，编撰刊刻书 志在当时已经是势在必举，所差者就是寻找编撰志书的合适人员。其三，雍正时 期东林学人中依然以高氏家族为核心，虽然高世泰（16041676年）已经于康 熙十五年去世，但是他的孙子高窿（字象郝）和高桂（字象姚）等人此时正承担 着护持东林书院的重任，且与刁承祖、张师载等名宦师友相交。时任江苏按察使刁承祖与张师载“相与瞻拜祠下”，表达出“念东林志乘残缺, 欲增辑为正学光”38之志，东林书院的主持者高窿乘机“为之谭往事，念前徽， 慨然重修书院志”39,刁承祖、张师教等人“即以编纂诸事”委托给东林时任主事 者高窿。

30、当时高窿子侄辈中如高廷珍（字和鸣）、高陛（字季元），以及同乡名士 许献（字乡三）等人，都颇具才华学识，年轻且多无宦职在身，是以高窿“即命 共任校跳之役，而折衷于许乡三先生”40。以上所析是雍正时期编撰刊刻东 林书院志的三个历史背景，可以说官方支持、经费有依、撰者倾力是促使雍正 本东林书院志得以有效编撰和顺利刊刻的核心条件。刁承祖等人在东林书 院志的编撰和刊刻中，各司其职，分别履行了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一点在前 引诸人的序言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下文拟对雍正年间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和 刻书过程略作梳理，籍以揭示历史时期的地方社会中编书刻书之不易。（三）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编刻过程最早起意编修东林书院志

31、者当为刁承祖（16721739年），字步武，号 醇庵，他亦是东林书院志得以编刻成书的最有力支持者。刁承祖是东林前贤 刁包（16031669年，字蒙吉）的孙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进士，与东 林学脉渊源极深，故在东林志序中自称“承祖童年授业，即熟识东林之有正 学焉。先祖所钦崇，每于庭帏侍训时，心切景仰。奈路途修阻，隔越河山，有志 而未逮，时IS于怀”41。雍正三年（1725年），刁承祖得以“承乏金陵上邑”，于 是“因公赴苏，道过锡城，肃谒祠宇，瞻先人在天之灵，慕异地相推之雅。流连 久之，慨然念东林旧志简署残缺，宜增辑为正学光”，但是“增辑”院志的愿望未 能实现。直到雍正九年（1731年）冬

32、十一月，刁承祖再次“奉简命观察三吴，得再瞻 祠下，重沐前辉”，42于是在张师载等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嘱托高世泰后人负 责编修东林书院志。在高廷珍的主持下，当时“书院诸生丛集会语，厘订遗规, 增入列传多篇，朗如星日，不数月成书，凡廿有二卷”43。书成于雍正十年（1732 年）四月前后，复经六个多月的参订修改和经费筹措而最终拟于付梓，于是刁承 祖在调离江南之际再次谋划捐俸刻印，并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付梓。 正是在刁承祖的鼎力支持下，宦游江南的张师载以及无锡县令胡廷寄、金匮县令 胡慎等官员亦颇为嘱意用心。当时的任兰枝赞誉刁承祖“奉简命观察三吴，振兴 理学，加意东林，念旧志之未备，捐俸重刊”4

33、4,胡慎也甚称张师载等人“各捐 俸助梓，以垂不朽45。高廷珍对诸位贤宦嘱意捐俸撰修刻印东林书院志 记载最详，序文称“癸丑（雍正十一年，1733年）春，刁公晋秩豫藩，临行捐廉 俸付制恻氏。复得仪封张大恭公共襄厥事，而胡公崇儒重道，捐费经理，实鼎力始终 之”46, “张大恭公”即张师载，“胡公”为胡廷寄。从前述编刻过程可知，第四稿 书院志从最初起意纂修到编撰成书再到刻印出版，前后历时两年有余，期间经由 多人增辑、参订、鉴定而成。具体分工情况，高窿、高窟负责主修，许献、高廷 珍、高陛三人负责编纂，张师载、刁承祖等人负责审定，胡廷琦、胡慎负责参订。 经过六个多月编成书志稿本，又经历了半年的审定和参订，

34、最终于雍正十一年 （1733）十月初次梓印出版行世，期间还得益于刁承祖、张师载、胡廷寄等官宦 持续不断的“捐费经理雍正年间编刻的第四稿东林书院志，传世版本有清 雍正H一年（1733年）初刻本（雍正刻本）和光绪七年（1881年）据雍正H一 年初刻本重刻本（光绪影印本）两种。与前述康熙刻本和影印本相比，雍正刻本 东林书院志流传较广，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昌平阪学 问所等处都有较好藏本，国内上海图书馆藏有雍正刻本、天津图书馆藏有光绪影 印本。目前国内丛书所做的几种影印本，大多据光绪翻刻本影印，主要区别在于 书前所署撰者名讳略有不同。其中，四库存目丛书影印的是雍正十一年刻本, 署为“清

35、高廷珍等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所藏雍正刻本、中国历代书院志影印 光绪重刻本，均署“清高窿等辑”。中华古籍资源库录自天津图书馆所藏光绪 翻刻本，署为“清胡廷琦撰工此外，近年出版无锡文库第二辑影印光绪翻刻 本，署为“清高窿等主修，许献等编纂“，这种署名比较符合二十二卷本东林书 院志的编撰情实。当然，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在署名上出现的这种差异， 反映的正是彼时参与修纂该部书院志的人员多而复杂的窘况。五、结语溯观历史，在南宋初以迄清初之际的五百余年时间里，以杨时无锡讲学旧址 为载体的东林书院，先后经历了创建、重建、拆毁与复建的命运，至康熙初年在 国家重视文教的背景下获得了第三次发展，东林学术得以兴

36、复。东林书院亦因宋 明理学道脉所在的缘故，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颇具历史内涵与文化意蕴的书院之 -O这种曲折的历史内涵与独特的文化意蕴，成为明末清初东林学人“累积性” 地整理、编撰、刊刻东林书院志的重要情愫。从这种意义上看，东林书院 志的编纂与成书过程，堪比东林书院兴废多舛的历史命运，经历了一波又一波 的修志刻印的出版活动。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刘元珍接受顾宪成的嘱托编成第一种东林 志稿，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付梓出版，院 志的编刻先后经历了从“穷搜肃谄到“捐优经理”的漫长过程，相继编撰出四稿 东林书院志。东林学人的修志刻书事业先后持续了一百余年，其中康熙年间 严

37、毂和高世泰等人的修志工作实际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刘元珍在晚明 动荡的时局下艰难地编撰出了第一稿东林志，却无法广泛搜集资料，所撰志 稿留下了“残缺”的遗憾，这种“遗憾”成为严毂、高世泰等东林后辈们接续编撰 院志的精神动力。作为“前明遗贤”之一的严毂，虽然仕途不显且以“布衣”自居， 但是为了“接续”“修缮”刘元珍的东林志稿工作，晚年凭籍一人之力以“穷搜 肃谄的方式全力搜集东林书院相关的历史资料，最终为东林书院志的编撰 事业耗尽余生。值得欣慰的是严毂独立编撰的第二稿东林书院志，不仅保留 了刘元珍第一稿书院志内容，也尽其最大努力补录了当时所能搜集的东林书院的 文史资料，并进一步拟定完善了东林书

38、院志的编撰体例。高世泰编撰续志 时间较短，当无暇效仿严毂“穷搜肃谄”的学术态度进行资料搜集。严毂本志稿与高世泰续志最终“合体”刊刻梓印，留存了东林书院历史上第一 种刻本书院志，这两稿书院志亦成为雍正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的雏体。从 学术传承和典籍出版的视角来看，高世泰续补的第三稿东林书院志基本包括 了刘元珍、严毂和高世泰三人搜辑的院志资料。康熙刻本院志的撰修时间跨越了明末清初的数十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 刘元珍、严毂和高世泰三人前仆后继“累积”完成的书院志，但是这个刻本刊行后 依然流传较少。于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当时的东林后人中以高世泰家族为中 心重新刊刻影印出版了第三稿东林书院志，并在高世

39、泰续卷之后又增补 了周蓼洲等七人传记资料和一份呈复公文，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康熙五十二年影印 本东林书院志。此次影印补刻的主要原因，当是在康熙十五年高世泰卒后三十余年里，东林 后人在道南祠祀活动中相继迎入了周蓼洲等七人“神主作为道南祠配祀。由于此 次刻志并未修改旧志，而且所增补内容不多，算不上一次“规模”性的修志活动。 但是东林后人此次重印和增补院志的行为，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康熙刻本 东林书院志并不满意，因而产生了重新续修东林书院志的意愿。只是在 当时搜集资料、撰修志稿和刻印出版等活动，不仅需要官方的允许支持，还需要 大量资金作为修志、刻志和出版诸项活动费用，这对当时的东林后人而言时机显 然

40、并不成熟，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新影印康熙刻本院志时补刻一些“重要”内容。到了雍正时期，刁承祖等部分东林后裔仕途逐渐显扬，与无锡地方士宦和东 林学人之间建立了积极互动的良好关系，促成东林学人们再次决心重修东林书 院志。于是在清初重视和发展文教事业的背景下，官方支持、梓费有依、编者 倾力，最终在雍正H一年编刻出了体系完备、内容详实的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 志。事实上，第四稿东林书院志的有效编撰与顺利出版，完全得益于刁承祖 的起意、督促和支持。刁氏的东林贤裔与地方名宦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第四稿 东林书院志编刻活动中最有力的学术督促、官方支持和经费捐助者。甚至可 以说，如果没有刁承祖的学术意愿和全力支持，第四

41、稿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 可能难以编撰出版。综括而言，由于明末清初“王朝易代的特殊政治生态，东 林书院志的编修与刊刻，从最初刘元珍、严毂等人对资料的“穷搜肃谄”，逐渐 发展到刁承祖等士宦的“捐费经理”，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参与撰 修东林书院志的大部分东林学人之生平事迹亦散佚不详，这种“文化异象” 在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活动中十分罕见，反映的正是传统社会中地方士人保存、编 刻、出版地方典籍的艰难历史。1有关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刊刻简况，尚未有专题论文成果，仅陈壁显 在点校的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东林书院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前 言”中略有叙述，夏刚草在无锡文库（第二辑）影印的康熙

42、、雍正两版东林 书院志（无锡文库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书前亦以小传作了简略“说明”。2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七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 版社，1995： 38.UIHI314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七册）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8, 10, 1, 5, 175, 356, 356, 379, 1.8传称严毂“弘治壬子乡荐”，但所谓弘治壬子”为弘治五年，当公元1492 年，距离明清易代相差150余年。严毂如曾获受“乡荐”，最可能的时间是“万历 壬子”（1612年）。严毂“万历壬子”获受乡荐时约十六七岁，当生于明万历二十四 年（1596年）

43、前后，至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去世，推知严毂享年七十余岁。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357, 467. 口0邹钟泉.道南渊源录 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151617口8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七册）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5, 10-11, 11, 175.U920212223H24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七册）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1, 5, 175, 178, 457, 405.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371, 372. 2526邹钟泉.道南渊源录 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2730313233

44、H34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七册）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379, 170, 161, 166, 161-162, 180.28钱保塘编.历代名人生卒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731.29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38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 621353637383940414243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 七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182, 165-166, 181, 179, 170, 179, 165, 165-166, 166444546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

45、志（第七册）M.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1995： 161, 176, 180-181附东林书院资料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IlIl年），创设时间虽比一些书院要稍晚一 些，但它也是创设于北宋末年的一所知名古代书院。它的创办人是著名理学家杨 时，东林书院是杨时长期传播理学、捍卫师说、肇建闽学的主要场所，也是当时 国内一处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中心。东林书院的创建与兴衰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将乐（今福建南平市将乐） 人。因他世居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之下，故称其为龟山先生。其学脉传播关系是： 一传为福建罗从彦，再传为李侗，三传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杨时与上述三位理 学大儒被称为

46、“延平四贤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开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 也是“道南系理学传播大师和重要关键人物，被尊为“程氏正宗”“洛闽中枢杨时学成南归，因与当时常州知名学者邹浩及长期生活在无锡的宋代著名宰 相李纲为挚友。加上当时常州府一带，理学人才济济，学术思想比较活跃，不乏 理学名家。有的为程门高足，有的为杨时弟子。有的还设馆讲授，传承二程之学。 因此杨时首先来到常州、无锡地区进行讲学，并于“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创办了 东林书院。杨时一直非常喜爱江西庐山东林寺等风景名胜，曾撰有东林道上闲步一 诗，曰：“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 酬。清初无锡地方学者钱肃润认为，杨时撰作

47、此诗，“斯言也，有道存矣。及 归而讲道锡邑，其地即以，东林，名。这就是东林书院名称来历的一种说法。东林书院是杨时一生中寓居讲学时间最长的地方。而无锡”为八闽之门户， 则濂洛之学所以昌明博硕于吴越数千里之地者，实是杨文靖（时D龟山先生载道 南还之日始矣“先生之所以联属南北之际，而诞启文明之统者，其功实首被之 吾邑，学者安可忘哉！ ”无锡的学人为了缅怀这位知名理学家，在他去世后，就 在他讲学故地东林书院原址修建了杨时祠堂道南祠，用以祭祀东林书院创办 人杨时。但由于后来东林书院旧址逐渐荒芜，道南祠也随之年久失修，致使祭祀 也不常举办了。宋元鼎革之际，社会动荡，战事频繁，东林书院仅存遗址，其余建筑均不复 存在。元元贞年间，虞荐发接受士人之请，主动肩负起振兴“锡学”，教授士子的 繁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