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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视角下基层社会风险新动向风险虽然具有弥散性和脱域性等特征，但其一般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与呈现，基层社会是风险发生的重要场域。基于笔者在多地的实地调研情况，依托风险分析视角，基层社会风险新动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Ol基层社会心态风险需要警惕在一些城市社区，不少居民缺乏共同体意识，一有不满意的地方，不论责任在何方，问题是否严重，都会进行投诉，甚至会致电省长或市长热线表达不满，而在上级部门对于“社区自治组织必须及时回复并使投诉者满意”的要求下，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压力倍增。同时，一些基层民众缺乏情绪控制能力，遇到不满意的地方，极易闹事滋事，严重威胁基层社会的稳定。贵州公交车坠湖案等数起恶性事件，就是
2、个别民众社会心态失衡进而引发反社会行为甚至极端事件的例证。02基层生态环境风险持续存在无论在喧嚣的城市还是在僻静的农村，生态环境风险也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从城市社区来看，虽然一些地方实施了垃圾分类，整体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垃圾分类处理体系有待完善,有些区域的工业污染治理需要强化,食品安全监控亟待加强。就农村社会而言，很多农村虽然配备了垃圾桶和垃圾车,建立了初步的垃圾处理站，但是农民的垃圾处理意识需要强化，一些农村的安全饮水工程亟待推进，一些土壤重金属超标、农作物农药化肥使用过量等问题亦需引起重视。03基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风险凸显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来看，无论是设施相对齐备的城市
3、社区，还是资源较为匮乏的乡村共同体，都在风险应急管理中暴露出不少短板与缺陷。城市社区虽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取得了较大成绩，但防疫中仍旧存在社区党组织引领力受限、志愿者短缺、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短板。比如，面对疫情期间理发店违规开门营业问题，一些社区自治组织多次上门干涉，却无功而返；能够起到有效约束作用的执法部门未能及时介入，造成疫情扩散的风险。农村社会虽然实行了封村封路等举措，但是防疫物资短缺、抗疫意识匮乏、防疫行为失当等现象普遍存在,影响了乡村疫情防控效率，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乡村社会风险应急管理能力和体制的缺陷。04基层社会金融风险不容忽视随着人们理财意识的增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社区，还是在
4、收入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在城市社区中，一些诸如传销等非法集资活动不断上演,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同时也扰乱了社会秩序;一些骗子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借助“钓鱼”等欺骗手段，骗取基层群众钱财Y一些融资公司由于经营不善，造成客户资金亏损，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等等。在乡村社会，民间高利贷现象层出不穷，极端者常常演变成金融欺诈事件，不仅损害农民的经济利益，而且对农村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当然，基层社会风险类型远非上述四种，但是在当下，社会心态、生态环境、应急管理、金融犯罪四类风险在基层社会较为突出，且呈现出新的演变态势，亟待予以关注和应对。有必要基于风险视角，依托基层社会运
5、行实际和国内外社会背景，深入探究时下中国基层社会风险应对的综合性策略。基于风险立场的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转向从当前的社会背景和中国基层社会风险演变的最新态势来看，基层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较大。这主要是因为风险承受能力与阶层地位成正相关，社会地位高低影响着抵御风险能力的强弱。因此，应依托中国基层社会风险动向以及风险视角，对基层社会这一风险防范的重点领域提出针对性风险治理策略。Ol从隔离型防范转向风险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塑造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思想上，需要齐心协力打造风险应对的共同体理念。风险不是灾难，却是灾难的预警；有效应对之，能够预防与减弱灾难的伤害。同时，在灾难视角下，几乎每个人都难以免受风险的侵扰
6、，人们之间主要体现为暴露风险程度的差异而已，这在一些重大灾难事件发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基层社会的风险呈现出自然和人为的结合、单一性向综合性的转变、全球风险渗透于地方空间、人为建构性下的风险扩散、长期风险和眼前危险叠加等多重特征，事关基层社会每位成员的福祉与利益。因此，需要广泛动员基层成员，在党和国家的指导之下，明确个体责任和群体职责，打造风险应对的共同体理念。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基层社会确立的风险共同体理念起到了显著效果，为世界有效应对疫情树立了典范。02从单兵作战迈向协同合作的综合性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上，亟待建构基层政府、市场、社会多重力量协调配合的风险应对总体制度体系。无论是应对
7、社会心态和生态环境风险，还是防御应急管理、金融犯罪风险，都需要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基层各方参与者齐心协力，建构多元化的制度体系。当前，尽管有些地方存在党组织引导力不够、政府主导地位亟待加强、社会组织活力不足、市场力量参与路径匮乏等治理困境，但需要明确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基层社会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危害，各方都不能懈怠，需要克服困难，积极参与。03由条块分割转向多元融合的综合行动系统建构在行动实施上，需要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多重立场协商民主、多方资源调配整合、多向力量调整融合的风险预防综合性行动策略。由于风险具有弥散性、流变性、跨界性、建构性等特征，基层社会应对风险的行动亦需多方配
8、合。具体来说，基层党组织需要发挥引领作用，政府需要切实做好基层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信任度，使基层群众遇到风险时首先想到党和政府。社会组织需要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做好应对风险的专长服务。群众也应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履行风险应对的个体责任，积极参与到基层风险防控行动之中。市场力量虽以获取利润为根本追求，但在面对风险时理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防御风险贡献应有之力，基层各参与者在积极贡献力量的同时，还要注重协同配合，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综合性基层风险应对体系，以有效维护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跨区域应急治理共同体是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抓手新
9、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和考验。执行基于政府间共享途径的应急管理政策的一个主要挑战便是如何在紧急或灾难状态下协调政府间的行动。如果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前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工作程序不够完善，至关重要的反应时间就可能丧失，从而导致更大、更严重的灾难后果。从1998年的特大洪灾，到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跨界性、关联性、复杂性、系统性不断增强，单靠受灾区域政府自身的应急管理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跨区域政府组织、市场力量和社会公众携手共进，形成共建
10、共治共享的区域应急治理共同体。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跨区域应急治理协作长效制度，已然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建立省际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地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工作机制，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既提高了疫情防控信息的传递效率、提升了湖北的应急防疫能力，又改变了传统的科层制应急管理模式，真正做到了各级政府协同联动，从区域层面筑牢了应急治理防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疫情防控期间，跨界道路限行设卡、封路断路、应急物资被“截留”等跨区域协调矛盾层出不穷，暴露出我国跨区域应急管理协作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
11、诸多短板和弱项。为此，有必要充分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建立一种制度性的、一致性的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程序。这样一来，一旦出现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作为应急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中央、地方、基层等各级政府就可以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损失大小即时进行应急资源的动员和调拨。构建跨区域应急治理共同体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到新阶段的现实需要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已具雏形，但仍存在许多阻碍应急协作治理的观念上和体制上的障碍，使得地区间、部门间难以形成整体协同效应。当前，我国进入了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更加需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系统构建以及一系列公共治理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变革，特别是进一步推进跨区域
12、联防联控和协同治理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其重点是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跨区域应急治理共同体为导向，培育和形成省一级跨区域自主协同、多方联动、一体化和全周期应急治理网络，实现应急资源的跨区域、跨时空高效配置，提高地方政府协同处置跨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整体能力。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可能跨越行政区划边界影响到多个行政管辖区，且这类事件造成的后果通常远远超出一个辖区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特别是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已进入到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城市群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这些城市群中的核心大城市，是人口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区域，也是各类风险积聚的区域。正因如此，必须建立政府间横向纵向的互助合作关系，构建跨区域跨部门
13、应急管理互助协作长效制度，改变政府间、部门间各自为战、松散、碎片式的现状，健全跨区、跨城、跨省疫情信息通报和共享机制，支援和协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工作，形成相互协同的风险和危机治理共同体。提升跨区域应急治理共同体的能动性、协同性和敏捷性构建跨区域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治理共同体将有助于实现跨区域应急资源动员、整合和共享，克服和破除自然地理界线或行政管辖边界的刚性约束与限制，提高应急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应急响应的能动性、协同性和敏捷性。打造跨区域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治理共同体，必须消除本位导向、部门主义、各自为政、职责分散的碎片化管理格局，这必然触及原有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重构。重大突
14、发公共事件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主要是从组织间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应急治理中的多层级、跨区域合作网络，包括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应急管理组织网络中的主体间关系与能力建设、跨界应急协同治理的动态发展及其协调、跨界应急协同治理的信息沟通与技术支持等。认真总结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经验教训，今后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健全跨区域应急准备和预防、监测和预警、响应和救援、善后和恢复、评估和学习等一体化、法治化的全周期管理制度框架，提升区域内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弹性、韧性和持续性。把区域协同治理法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健全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制度，提升法治促进区域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5、的效能。在区域间及时、快速提供互助与协作，支援和协调灾难事件中各种资源的跨地区配置，并在灾难处置的各个阶段提供基本的人力、设备、技术和信息服务。坚持顶层设计同法治实践相结合，以城市群区域为战略支点，着力构建跨区域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治理共同体网络，为跨区域应急援助提供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第二，健全跨区域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治理协调机制和责任分担机制，科学界定和合理分配各层级、各部门应急治理职能边界。共建是区域内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应急体制机制、组织制度和能力建设，要求突出跨区域防灾减灾救灾公共服务体系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是区域内相关利益主体树
16、立大治理观，打造多方参与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体系；共享是推进跨区域应急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普惠化、制度化，要求跨区域应急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区域内全体公众，提升跨区域应急资源共享能力。第三，构建数据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格局。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统筹考量地域人群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力量主体性等诸多复杂因素和时代变量，为疫情防控和优化政府应急决策提供数据支持。运用大数据构建跨区域社会风险治理系统，健全基于大数据的区域社会风险监测、评估、预警、研判与有效应对机制。通过海量风险问题数据的碰撞比对、关联分析、智能判断，及时发现重大风险苗头，精准预测和分析研判影响区域内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并研制治本战略和策略，为跨区域应急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最后，全面升级、整合提升区域内流动人口管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区域内流动人口基础数据库建设，完善基于数据的人口流动分析决策机制，打造智慧预警平台和智能应急平台，并将其纳入区域应急治理体系建设。强化跨区域公共安全基础要素保障，这是整个智能化公共安全治理平台的底线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跨区域公共安全预测预警预防治理体系，构建基于“风险预防研判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一危险应对”情境下的跨区域全周期应急协同治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