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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章格/群分析理论与科学史研究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传上在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即不断地把新方法应用于科学史研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除了科学史家们自己的创造之外，借鉴和“移植”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丰富科学史自身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科学史家们把刚刚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中出现的格/群分析（grid/groupanalysis）理论用于科学史研窕的尝试，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较新的发展方向。I、格/群分析方法的来源及其主要内容格/群分析理论是由著名的英国女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DoUgIaS）在70年代前后创立的。道格拉斯著
2、述甚丰，她曾著有拉塞河流域的莱莱族人（1963）,暗含的意义:人类学论文集（1975）和埃文斯普里查德（1980）,与人合著有商品的世界（1979）,风险与文化（1982）等。至于对格/群分析理论的提出与完善，主要是体现在她的纯洁与危险：对亵渎与禁忌概念的分析（1966）,自然符号：对世界观的探索（1970）和文化的倾向（1978）这三部著作中。就格/群分析理论的历史渊源而言，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到本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In）的工作。涂尔干这位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后来的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社会学家，非常强调“分类”的问题。他在对原始人的研究中提出，原始
3、人最先进行的“分类”是对人的分类，他们对于自然界事物的分类则是已经确立的社会分类的延伸。因而，“概念和其他分类思想是在集体中形成的，是在集体中表达出来的，有意义的经验首先是以社会关系为中介的，这种关系对于思想和知识的特点是有影响的”。更明确地讲，即是人们关于自然界事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类自身的分类。在本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家萨皮尔（E.SaPir）,沃夫（B.LWhorf）等人在对人们的世界观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的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此外，像30年代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BenediC。对“文化模式”的研究等，在某种意义上也都可以视为是道格拉斯理论的先声。然而，对格/群分析理
4、论的提出有着直接影响的，是曾与道格拉斯在伦敦大学共事的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rstein）。在伯恩斯坦于60年代对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与社会不同阶层相关的语言风格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就已出现了根据双变量来区分四种基本类型的分类分析方法。在方法上，这可以说是道格拉斯后来在其格/群分析理论中四种基本社会文化范畴分类方案的雏型。与伯恩斯坦等人不同的是，道格拉斯不再局限于像语言的风格特征等具体问题，而是试图以更一般的观点，对最基本的社会构成进行范畴分类，并刻画出其特征，从而在社会控制的角度上，表明基本的社会构成类型同人类文化及世界观的关联。这里讲的世界观(COSmOlOgy)是人类学中
5、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在人类学上，通常把各个社会创造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称作世界观世界观意味着关于所有事物是怎么样的看法，意味着把存在的东西作为整体来把握。道格拉斯本人也谈到她用“世界观”来包括那些根本性的、被证明有道理的观点，并尤为强调这些观点“显然根本就不是自然的，而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道格拉斯在其1966年出版的纯洁与危险一书已孕育了格/群分析理论的某些初步的、不甚明确的观点。1970年，她在考察人们使用符号来表示文化中的偏爱与排斥，或者说表示社会控制模式的自然符号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格”(grid)和“群(group)这两个概念。但在此书中，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仍不十分明
6、确，前后论述也不够致。1978年，道格拉斯在文化的倾向这本书中使格/群分析理论进一步完善化，并尝试用此理论对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就了解格/群分析理论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对“格”和“群”这两个概念的定义的了解。道格拉斯虽然在文化的倾向一书中，把格定义为“个体化的维度”，把群定义为“社会整合的维度”,但遗憾的是，像这种过于抽象的定义，仍使人们难于准确地把握这两个概念。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局面：不同的学者在讨论或应用格/群分析理论时，都结合着自己的理解，对这两基本的概念提出了彼此不完全相同的定义表述。例如，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家布卢尔(D.Bloor)认为，格的边界是“在一群体内部将不同的角色、阶层、地位和
7、职责分隔开”，而群的边界是“将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分隔开”。美国科学史家卡内瓦(K.LCaneVa)提出，“格指人际角色差异的程度”，“群指人的行为受到其他被承认的权威的影响的程度”。美国人类学家奥斯特兰德(D.OStrander)认为，格规定了“在人们的相互作用之中行为举止的选择”，而群规定了“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选择”。在澳大利亚科学史家奥尔德罗伊德(D.OIdroyd)的理解中，格是人们“由于在他们作为成员的社会之中所获得的社会范畴及相伴的角色的缘故，而受到的社会控制的强度”，群是人们“对他们所属的、并塑造和决定了其行为的社会群体承担义务的程度”。如此等等，还有其它许多种种不同的定义，这里不
8、再一一列举。虽然有上述这些在对格和群这两个概念在确切定义上的分歧,但我们还是可以按得到比较多的人承认的看法,把格和群粗略地理解为在一个社会群体内部和在这个社会群体与其它社会群休之间外部的边界。这种边界的强度是可变的。进而，我们可以通过对它们在几种极端情况下的具体特征的分析来理解其含义。(这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在这一理论发展相对而言比较完善的后期,卡内瓦对格/群变量的解释)因为人们总是生活和活动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按此群体中存在的不同角色对自己分类，并受到种以格的名义施加的社会控制，以使个人的行为适合于给定的角色。极端地讲，高格，就意味着在群体中存在有差异明显的角色分类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准则，
9、在这种群体中，人们之间角色的差异被认为是天然地赋予的。例如，一个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官僚，或军队中的一个士兵，就是生活在典型的高格环境中。在另一个极端，低格，则意味着在群体中人们的角色不是十分明确地被限定，而且从原则上讲是可以协商的。低格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在人们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与社会相关的定性差异，社会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人为的、可改变的。例如，大学中的教师，就生活在一个典型的低格环境中。另一方面。人们所属的社会群体又具有强度不等的外部边界，即群的边界。这样，高群，意味着群体中的个人对于安全的内部（“我们”）和危险的外部（“他们”）之间的差异具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并倾向干把这种差异作为在道义上对
10、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在高群的环境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首先是要对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负责，群体中他人的利益要高于个人自身的利益，要证明某一特定的行为或观点是否正确或有道理，个人的考虑不是最重要的基础。群体对于外界是倾向于封闭的。例如，在日本公司中的工人，就倾向于是高群的。与之相反，低群，则意味着在群体中一个人的行为较少受困部压力的制约，可以根据个人的利益来证明某一行动或观点的正确。这种群体对于外界具有较高的开放性。例如商业企业家即较典型地属于这种情况0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按格和群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画出i张表征不同社会环境的格/群图来（见图）。相应于高格、低格、高群和低群的四种不同情况，将社会环境区分为
11、低格低群（A区）、高格低群（B区）、高格高群（C区）和低格高群（D区）四种基本的类型。在这四种基本的社会类型中，分别体现了高格、低格、高群和低群各自特征的组合。例如，低格高群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个人被包括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内部组织性不强的群体中，这个群体有着明确规定的外部边界。在群体中，个人对群体的忠诚是首要的美德，人们可以通过认为与群体的标准相一致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或观点的正确，如此等等。上述这种以格/群变量对社会环境类型进行的分类，是格/群分析理论的重要基础，但决不是全部。道格拉斯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核心目的所在，是要把这四种基本的社会环境类型同与之相对应的“世界观”相联系起来。也
12、就是说，重要的是将此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和解释的手段,把它用于具体问题(既包括对原始社会问题也包括对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的问题)的研究。道格拉斯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她在文化的倾向一书中根据格/群分析理论讨论了人们对旅行、园艺、烹调、医药与健康、青年、老年、空间之时间、人际关系、惩罚等许多方面问题的不同态度；在与伊舍伍德(B.Isherwood)合著的商品的世界一书中，解释了人们对于消费的不同态度；在与怀尔达夫斯基(A.Wildavsky)合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讨论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不同态度。将格/群分析方法应用于科学史的策略格/群分析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兴趣。除了前面提到的道格拉斯本
13、人的工作之外，其他的学者还应用这一理论分析解释诸如18世纪法国文人的文化、节日庆祝与表演的不同形式，印度塞勒姆(SaIenl)地区的巫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SherPa)的文化，早期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反对巫术的法律，政府对化学工业的调控，风险评价，对奴隶制的态度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间题。甚至有人用它来研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中国在战争状态中的政治文化。我们这里所感兴趣的，是这一理论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而道格拉斯也认为：“格/群方法在观念史中的实用性，似乎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发展J然而，要把格/群分析理论应用于科学史的研究，首要的问题是要结合科学史的具体特点，在这两者间找到联系，或者说要找到一个关
14、键性的切入点。实际上，甚至在文化的倾向一书出版之前，布卢尔就于1978年在一篇题为“多面体与利未记的厌恶：数学中的认识风格”的文章中迈出了这重要的一步。布卢尔首先注意到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一部在其去世后出版的重要著作：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这是一部数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但布卢尔关心的是，拉卡托斯谈到了反例(COUntereXamPIe)在数学中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数学中的定理，总会有反例(也就是反常)存在。“拉卡托斯的工作真正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控制对反常作出反应的力量成为数学知识的组成部分”。在数学史中，数学家欧拉(LEular)曾提出一个有关多面体的定理，即多面体的面(F
15、)、边(E)和顶角(V)有如下关系：VE+F=2拉卡托斯根据一些历史材料,设想一群学生在教室中讨论不符合欧拉定理的反例的情况(其中有的学生甚至于把对于欧拉定理的反例称为“怪物”(monster),并由此区分了对于反常的五种不同的反应态度。一种他称之为“排斥怪物”，这种反应是把反常的图形排斥在外，不予考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多面体。第二种态度是“调整怪物”，对应于学会以新的方式来看待反常，并使之适应于已有的定理，例如，可以试图发现在构成发例的“多面体”中隐藏着的边。第三种态度是“排斥例外”，如认为可以设想存在有不同种类的多面体，原来的定理仍然是正确的，但它只在某种范围之内才是正确的。第四种
16、态度是“朴素的排斥例外”，相应于不在乎反常，只是简单地让定理和反常共存而已。第五种态度拉卡托斯称之为“辩证的策略”，这也是拉卡托斯本人所欣赏的策略。它相应于机会主义，反常事物受到欢迎，并被视为是证明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之有道理的理由。不过，在布卢尔看来，”调整怪物”和“排斥例外”，本质上是同一种策略还可再采取后者。这样，他就把拉卡托斯对反常态度的分类化简为四类。另一方面，布卢尔注意到道格拉斯在其早期著作纯洁与危险中对禁忌（taboo）的研究。道格拉斯讨论了圣经旧约全书利未记中提到的一些被禁止食用的动物。例如，按利未记的规定，只有反刍且偶蹄的动物才可食用，如牛、羊等，由于猪是偶蹄而不反当的，所以被
17、认为不洁。又如，道格拉斯早期曾对非洲的莱莱族做过研究，穿山甲在莱莱族中被看作神秘的动物，因为它有鳞而不居于水中，从而具有在分类上的反常和暖昧性。这就是说，正是由于这些动物被认为是愚蠢地跨在上帝划定的边界线的两端，所以就附着在这种分类方案上的社会意义而言，便可以理解人们对这些动物的反常态度，如为什么犹太人不吃猪肉了。（当然，这仅仅是在对禁忌的人类学研究中众多观点里的一种）正是在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工作和道格拉斯对禁忌的人类学研究这两个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之间，布卢尔看到了内在的联系，即它们都涉及到了人们对反常的态度。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布卢尔文章初看上去颇令人费解的标题了。但是，在拉卡托斯的讨
18、论中，人们对反常持不同的态度，似乎只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或个人智力的需要，而道格拉斯的理论所要求的，则是把这些不同的“世界观”置于一定的社会框架之中。也就是说，认为在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之间存在有结构上的同一性。于是,布卢尔抓住了对反常的态度这个突破口，把格/群分析理论同数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经过一些论证，他提出，“排斥怪物”的群体，是属于低格高群（D区）的。而“调整怪物”和“排斥例外”则表现了高格高群（C区）的属性，这种群体更加稳定，更加复杂。“朴素的排斥例外”只让反常与定理共存，而不去努力进行综合，表明存在高度隔离的边界而群体压力不大，从而属于高格低群（B区）。至于低格低群（A区），由于是一种
19、竞争的、个人主义的群体，允许变革，竞争的规则是唯一被接受的社会形式，所以它对应于拉卡托斯所称的对证明与反驳的辩证方法。在进行了上述根据格/群分析理论的分类之后，布卢尔进而以此为出发点，将其用于解释数学史问题。例如，他分别将拉卡托斯设想的课堂讨论中持不同观点的人物及拉卡托斯书中提到的历史上的数学家置于不同的格/群区域。更值得注意的是，拉卡托斯在其书中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为什么18世纪40年代在数学中有一场方法论的革命。布卢尔试图用格/群分析理论来对此问题给出社会学的回答。拉卡托斯本人的观点是，在18世纪40年代以前，数学家们没有想到辩证地利用反例，来榨取出隐藏的假定并改进其证明。而布卢尔
20、则撇开了数学家个人思想发展进程的问题,着重从对社会环境的改变的分析入手。他认为，实际上数学史家图尔纳尔（R.S.TUrner）在70年代对德国职业化研究的发展及德国大学在18世纪改革的历史研究，已为回答此问题提供了解释的基础。布卢尔所做的，是对图尔纳尔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形象化的格/群分析描述。即，18世纪初期德国大学的环境是低格高群的，改革原是想要达到一种高格高群的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在18世纪40年代实际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低格低群的竞争结构。这正对应于拉卡托斯所说的方法论革命的时间，只是把原因归结为建制的，或者说是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并由此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科学后来在19世纪处于世界领
21、先的地位。由上面的介绍可见，布卢尔的工作还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的历史研究，而只是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格/群分析理论进行重新解释和说明，但这毕竟是将此理论用于科学史研究的最初努力。正如道格拉斯所评论的：“这篇论文公认地是尝试性的，但它对于这种分析可尝试的方面，是极有启发性的。”m、一些具体应用的例子有一项把格/群分析理论用于科学史的重要研究,是卡内瓦对于18世纪电磁学史的研究。我们在前面已提到了卡内瓦对于高格、低格、高群和低群社会环境的特征的描述。实际上，在把这一方法同科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时，卡内瓦还补充了与科学认识活动相关的一些特征。他认为，格的维度主要涉及人们对实在的本质的描述，而群的维
22、度则更多地涉及到人们的反应方式。例如，高格环境下的知识倾向于是定性的、具体的、经验式的，有复杂的分类范畴；而低格环境下的知识则倾向于是定量的、抽象的、分析的，只有较弱的分类，注重因果关系。又如高群表现出知识的领域受到限制、反对推测和对反常封闭的特征，而低群则表现出允许有相当的推测和对反常相对开放的特征。在布卢尔对不同格/群类型的社会环境与人们对反常所持的不同态度相对应的分类基础上，卡内瓦对此分类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低格低群（A区），对应于使科学抽象化和“吸收反常”的特征，反常被看作是创造性的挑战，要通过对从前持有的观点开放的再考察来解释，同时，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不相信事物之间本质性的定性差异，从
23、而使知识倾向于定量化。高格低群（B区）表现为“包容反常”，事实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它们彼此抵触），允许对立的共存，允许二元地解释事物。高格高群（C区）表现出使科学具体化和“调整反常”的特征，愿意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包括一切、充分体现差异并且相对稳定的体系，有经验论的倾向，事物间定性的差异被认为是真实的差异。低格高群（D区），则对应于“排斥反常”，因为任何对群体标准的偏离都意味着错误和失败。在做了如上假定后，卡内瓦仍是以科学家们对反常的态度作为研究的入手点。他所选择的典型案例，是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G.C.OerSted）在1820年对磁针和载流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即电与磁之间相互作用的重
24、要发现。这一发现使当时的大多数科学家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极少有人曾预期在电和磁之间会有相互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奥斯特的发现对于当时已有的电磁学理论来说，构成了一种“反常”。卡内瓦发现，当时各国科学家对此反常的反应，也正有四种类型，恰好与格/群分析理论所展示的情况相一致。首先，是高格高群的调整反常者(C区)，以当时德国柏林的物理学教授埃曼(P.Er-man)、哈勒的物理学与化学教授施魏格(J.S.CSchweigger)和海德尔堡的实验物理学教授蒙克(G.W.Muncke)为代表，通过横向磁性(IranSSVeraIInagnetiSnI)理论，把奥斯特的新发现与已知的理论结合起来。而这
25、也止对应于当时德国相对稳定并高度分化(即有明显差异存在)的社会环境。而在当时法国，则与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多数法国科学家对奥斯特的新发现均持一种漠不关心或带有敌意的态度。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奥斯特的新发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此后不久，他们对安培(A.M.AnIPere)关于电动力学的工作也持同样的态度，即将“反常”拒之门外。这些在巴黎的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是处在一个低格高群(D区)的环境中。但是，在法国，安培则是一个例外，而他与法国科学共同体的不同立场也正好表明了这一点。他马上就对奥斯特的发现表现出开放和欣喜的态度，从而应属于高格低群(B区)的包容反常者，在这类人中，还可以包括对电动力学做出
26、重要贡献的数学家格拉斯曼(H.G.Grassrnann)等受德国自然哲学影响的人。最后，低格低群(A区)的吸收反常者的代表是德国科学家费希纳(G.T.Fechner).韦伯(W.E.Weber)和诺伊曼(F.E.NeUnIann)等人，他们最先接受安培的定律，并把它体现到范围更广的电动力学综合中去。然而，这己是20多年以后的事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布卢尔对德国大学改革完成的格/群解释时间正好相符)当然，卡内瓦也谈到了由于当时德国的社会的变革而造成的具有灵活性和竞争性的新环境这一间题。这里，.我们只是极其简要地提及了卡内瓦的分类和一些最主要的结论。实际上，卡内瓦论及的内容并不限于此。他虽以对“
27、反常”的不同态度作为分类线索，但格/群分析理论对应于四种社会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特征的描述远远不只是对反常的态度而是包含了更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卡内瓦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各种类型的代表者在其它方面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的对应问题。例如，大多数法国科学家按对其反常的排斥态度被分在低格高群的D区，而按格/群分析理论的观点，在这种环境下的人除了对外来的影响持排斥态度之外，还应有反对思辨，否认在事物之间存在本质的、定性的差异，追求定量的、抽象的、理性、机械论的理论，应对真理有兴趣，认为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并能应用于所有令人感兴趣的领域方法等等特征。而所有这一切，则正好是对当时在
28、巴黎占优势地位的拉普拉斯式数学物理风格非常贴切的描述。通过对四种类型环境下的科学家的工作其它方面特征的详细分析，卡内瓦发现，这些其它方面的内容也是与格/群分析理论的预言精确地一致的。在布卢尔和卡内瓦的工作之后，鲁德维克(U.RUdWiCk)进行了另一项把格/群理论用于科学史的重要研究。与布卢尔和卡内瓦等人从对反常的态度出发不同，鲁德维克在对19世纪地质学的发展的研究中，首先归纳出地质学家们在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如下四种不同风格:第一，抽象的风格。其代表人物为19世纪中叶典型的均变论者赖尔(C.Lyell),也包括一些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是均变论者的地质学家。这种风格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地质学，特别那些
29、深受物理学和生物学影响的地质学分支。其特征为:对地质时代的论述是与时间尺度有关的；对地球历史的论述分类性不强；在使理论完善化的过程中把反常吸收进来；地球表观的复杂性被有计划地还原为根本的简单性；对地球历史的分析，在方法上有强烈的释经学倾向；对地球历史的分析有强烈的因果性倾向；在解释地球的历史时，接受来自地质学学科之外的观点。第二，具体的风格。这是自从地质科学作为一门有自觉意识的学科出现后，大多数地质学家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它是地质学中的主流传统。其特征是：注意的中心是地层和其它岩石的具体次序，而不是它们所代表的地球历史；对建造的结构次序进行明确的分类；对在详尽阐述地质学结论过程中出现的反常进行调
30、整，使之不再成为反常；地表特征在表观上的混乱状态，被认为是对真实的、本质的复杂性的反映；在方法上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首要的认识目的是次序，而不是原因，优先考虑的是澄清岩石的次序和结构，而不是因果性的解释；对来自地质学之外的观点相对封闭。第三，不可知论的风格。这只是少人的风格，如19世纪许多地方上的岩石和化石的业余收集者，但其中也包括像最早的地质学会的第一任主席格里诺（GGreCnoUgh）这样的人在内。其特征是：对于就地层系列或地球历史作出重要的理论性综合来说，其态度是不可知论的；地质学的现象（如地层的建造）服从于松散的分类；对于在进行理论概括时遇到的反常予以接受；整个地质学的认识领域被看成
31、是一个具有不可化简的更杂性领域;在方法上是经验性的,其程度要甚于具体的风格；认识的目标是要揭示次序，而不是揭示原因，但这种次序只是地区性的；愿意接受来自地质学之外的观点。最后，是二元的风格。19世纪初一批根据圣经进行研究的地质学家，现代信奉上帝创世说的地质学家，以及维利科夫斯基（LVeIikOVSky,美国作家，提出过一些有争议的天体演化理论，其著作碰撞中的世界一书在出版过程中曾遭到科学共同体的抵制）的追随者们均属此类。其特征是：地质时代的概念是与时间尺度有关的,但只能从现在向后追溯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为止,在此事件之前，则被认为是无条理和混沌的;以简单的二元方式把地球历史明确地分类为两个截然
32、相对立的时期；排斥反常，认为反常是荒谬怪异的东西而立即予以否定，并否认其存在；以简单性来描述地球的历史,但这种简单性不是抽象的风格那种本质的、抽象的和因果的简单性，而是地球历史自身二元系统的简单性；在方法上有释经学倾向：解释的目标是因果性，但只限于对边界事件和边界事件以后的地球历史；倾向于不接受来自外部的影响。在对地质学中研究的风格做了上述分类之后，鲁德维克将抽象的风格等同于低格低群的世界观，与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将具体的风格等同于高格高群的世界观，与等级制度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将不可知论的风格等同于高格低群的世界观，与个体化的从属性社会环境相联系;将二元的风格等同于低格高群的世界观,与派
33、别活动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当然，鲁德维克还对于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各种风格的种种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论证了它们与格/群分析理论的相符。除了上述的三项科学史研究工作之外，把格/群分析理论用于科学问题的有较大影响的典型工作，还有布卢尔夫妇关于对当代工业科学家进行的访谈材料的格/群分析。这项工作亦做认为是对该理论的重要支持。但由于它更典型地属于社会学而不是科学史研究的范畴，这里就不再详细论及了。IV、对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格/群分析理论一经提出，随即就受到了一些科学史家们的关注，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仅仅到80年代初为止，就有将近十篇这方面的论文问世。英国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夏乎(S.Shap
34、in)在其1982年撰写的关于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建的综述性文章中，也在参考文献内将用格/群分析法进行的科学史研究作为专门的一类单独列出。一部分科学史家之所以对格/群分析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正如鲁德维克所讲的那样：“自然科学史家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来分析在科学知识和建构这些知识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而道格拉斯的格/群分析理论则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启发性工具。”不过，我们也应意识到，格/群分析理论毕竟是一个并不完全成熟的新理论，不论就它自身而言，还是就将它用于科学史研究而言，在基础理论和具体操作方面还都存在有一些尚未解决的困难。在这方面，奥尔德罗依
35、德提出的一些问题尤为值得注意。一个最首要的问题，就是“格”和“群”这两个概念尚未在理论上被很好地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不得不按意会的方式利用格/群变量进行分类。因此，“在科学史家们可以放心地应用格/群方法之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澄清格和群的意义与度量”。表面上看起来格和群是两个变量，但在我们所见到的应用中，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考虑了四种极端的情形，这当然也是与格/群变量缺乏准确可操作性有关。再有，格/群分析理论只给出了格和群这两个刻画不同社会环境的变量，一个显然的问题就是，仅用这两个变量就足以完整地描述如此复杂的社会吗?实际上，奥地利人类学家汤普森(扎ThonIPSOn)就曾提出过一个三
36、维的模型，认为应增加一个“主动性”(activity)的附加变量，来表征一个人操纵他人或被他人所操纵的程度，并认为利用这种三维模型，可以有助于理解人们在格/群图上发生位置移动的过程。显然这方面还可以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不过，在日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把现有的格/群理论作为一简化模型来应用的话，在一定的近似程度上还是可取得许多新成果的。鲁德维克提出的一个更本质性的问题是，格/群理论是源于社会人类学的，即是原来是用于对群体的关系领域的一种分析手段，而在我们所见到的它在科学史的应用中，却几乎无一例外是将分析的目标指向具体的个人,而这似乎是违反了社会人类学家构造此方法的精神。因此，鲁德维克认为，对于那些
37、有兴趣研究社会环境与认识方式之间联系的科学史家来说，也许还是采用集体传记（参见本书第十章）的方法更为稳妥。此外，研究的对象也可能同时处于多重社会环境之中，或可供分类的特征并不鲜明。如卡内瓦在其研究中就承认，格/群分析理论是较松散的，像安培这样的人的行为也可被描述为是吸收反常而不是包容反常。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导致以随意的方式来解释历史材料的危险，即只寻求对格/群分析理论的证实，而不是对它的证伪。如此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如一些应用此方法的科学史家也反对以决定论的方式来因果地解释社会环境同认识方式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了这些问题的情况下，谨慎地把这一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工具来利用，随着更多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在完善格/群分析理论的同时，基础更为牢靠地为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尤其是，我们可以设想，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窕，比如说研究那些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中国古代科学家或在现代大科学共同体中工作的中国当代科学家，也完全是有可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新结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