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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化数字化转型，引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飞速发展，万物互联化、数据泛在化的大趋势日益明显。20某某年7月，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指出：”研究表明，全球95%的工商业同互联网密切相关，世界经济正在向数字化转型”。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全新历史阶段，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十分广泛的辐射带动效应，对提高我国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加速转变具有强大的驱动作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据课题组统计，总书记先后三十余次在公开场合倡议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
2、略构想,要求全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更好了解我国以数字经济破题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路径，20某某年8月1日至20日，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师生组成联合调研组，先后赴福建、重庆、浙江、广东等地开展调研，就各地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进行系统调研。一、路径分析：三大变革助力提质增效调研发现，各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数字经济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全局之举和“牛鼻子”工程，在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方面探索出了很多成功
3、经验，对推动我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推进质量变革，以数字化提升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一是围绕质量强国建设，在供给端构建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为依托的精细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20某某年，重庆市全市投入财政资金3000万元支持22家制造业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实现改造企业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21.8%。以重庆玛格家居为例，借助此次智能化改造工程,企业实现了家具定制智能化生产，自动对每件订单进行审核、拆单、排产，实现按批次组织柔性生产，不但实现了产品零库存，还大大提升了产品全流程质量控制成效。二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构建以大数据为主线的跨部门、跨行业、跨环节产品
4、质量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推动全民消费向安全、绿色和中高端消费迈进。20某某年，浙江省质监稽查总队和阿里等电商平台企业合作，先后开展了两次电商产品质量共治行动，电商平台将内部抽检发现的问题产品和企业通报稽查总队，通过质监执法人员对问题产品进行落地查处，从源头对互联网电商产品质量进行整治，取得较好成效。三是大力推进以社会信用大数据为基础的质量联合奖惩机制，引导企业增强质量、品牌和标准意识，形成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20某某年，重庆市质监局发布工业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管理试行办法，上线重庆市质量信用系统，汇聚行政许可信息329534条、处罚信息10463
5、条、监督抽查不合格信息283条、奖励信息893条，建立健全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数据库，将企业质量与企业信用挂钩，实现“逢办必查、触发留痕、奖惩反馈”全过程管理，大大增强了工业企业质量诚信意识。（二）推进效率变革，以数字化促进实体经济要素高效流通一是推动产业体系逐步向先进制造、柔性生产、精准服务、协同创新的方向转型升级，不断提升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行业附加值水平。近年来，重庆市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力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目前全市已有200多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每年增长20%以上。以重庆中冶赛迪为例，其“赛迪云”产品提供云化的ERP、MES.CAE分析等服务，将制造业沟通、分享、协作
6、汇聚一处，连接各种工具、系统和服务，帮助企业将各领域、各行业的优势资源与能力集聚共享。据统计，重庆目前智能化改造项目完工后的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32.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12.5%,能源利用率平均提高&4%。二是以新技术助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打破要素市场流通行业和地域壁垒，充分激发人才、资本、创新等要素活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调研发现，各地积极运用新技术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如广东省在微信平台推出民生服务小程序“粤省事”，民众只需通过微信端入口一键实名登录，即可进行高频事项全网通办。重庆两江新区深化拓展网审平台功能，推进网上全程办理，建立“不见面”审批目录清单，营业
7、执照实现“无纸全程电子化”办理,企业注册登记审批时限由法定20个工作日提速90%o三是围绕产业全球化布局、跨国贸易、人才流动等构建全球化数据情报网络，实现物流、资金流、数据流融合汇聚,提升对外开放和对接全球贸易体系效率。如重庆与新加坡DCFrontiers公司合作建设了中新企业大数据平台，对中新两国全量企业、政策、项目等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向用户提供企业跨境投资招商信息查询服务，利用数字化和跨境信息流促进贸易和连通性，有效降低贸易和物流链成本。(三)推进动力变革，以数字化加速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一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持续发展壮大，数字产业化成为新动能的核心部分。
8、国家信息中心编写发布的数字中国大数据报告2018显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两湖五大区域。2015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类新增注册企业最多的七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成都、杭州、重庆。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催生了一批以消费升级、服务升级、产业升级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重庆合川区将大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控制等传统制造业相结合，着力培育壮大“安全+”新业态。截止20某某年，合川区大数据工控安全相关产业总产值达到22.7亿元，同比增长69.5%,对全区工业总产值增长贡献率达48.4%o再如杭州蚂蚁金服开创的“征信数
9、据服务模式”，通过搭建征信数据共享云平台，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强大助力。三是数字经济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成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渗透交叉重组“粘合剂”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催化剂二福建漳州将“互联网+”“生态+”与精准扶贫融合，形成了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生”融合的农村电商扶贫生态圈。20某某年全市电商助力扶贫人数7664人，增收300万元，通过“网货下乡”帮助贫困户节约开支20%以上。二、存在问题：六个脱节凸显体制惰性调研组结合对福建、重庆、浙江、广东4个省市数字经济领域政府和企业人员的访谈调研，并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对相关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
10、行分析发现，目前各地在引领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在体制机制层面存在六个“脱节”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持续健康发展。（一）行业统筹与属地管理脱节当前，我国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发展缺乏顶层统筹规划，导致新一轮烟囱林立、条块分割、重复浪费等问题。调研了解到，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和重庆市分别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但是当地干部普遍反映大数据与数字经济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边界模糊、标准不一，多头管理、同质竞争等问题。各地大数据缺乏统一管理，福建、广东和浙江省大数据发展主管部门分别为发改委、经信委和办公厅，而重庆市数字经济管理相关职能则分布在
11、办公厅、发改、经信、规划多个部门。2016年以来，我委建立了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较好地发挥了共商共治、同心同向的横向协商作用。但是，区域间产业竞争过度而合作不足问题长期存在，2016-20某某年数字经济领域政府项目招投标数据显示，各省市约68%的政府项目中标企业为本地企业，有些地方政府潜意识里对本地企业存在倾向性，行政主体间的“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乃至“以邻为壑”体制困境有待突破。（二）管制思维与模式创新脱节目前，政府自身管理体系和发展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需求，亟需转变行政管理旧体制。数字经济产生了新的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载体和市场交易规则，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和
12、跨行业特征，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此外，数字经济GDP核算体系力不从心，免费服务、自助服务、分享经济无法被核算。调研发现，部分地市有大量从事教育、出行、医疗、金融行业等的数字型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线下经营实体资格条件取得相应牌照和资质，提高了创业者门槛。调研时有企业负责人表示，现有税收制度都是基于区域行政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平台型企业跨地域的特征不利于数字型企业整合资源。上述管理机制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严重抑制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的释放。（三）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脱节一方面，政府数据和社会化数据“两张皮”的问题较为严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亿甚至数十亿人流、物流、资金流的
13、大数据应用层出不穷，但缺乏针对电商物流、移动定位、金融支付等社会化经济社会运行数据的统一采集、监测和分析机制。随着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程的深入推进,政府内部业务数据整合共享初见成效，但受制于立法、安全等原因，政府数据这一“富矿”迟迟无法面向社会化机构全面有序开放，导致很多数据公司“无米下炊”，只能依靠“数据黑市”等手段获取数据，严重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协同不够。各地数字经济行业发展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应用；重监管、轻服务”的浮躁倾向及低水平重复投资问题。大数据项目“有路无车、有车无货”现象突出，政府投资偏好“形象工程”，带动产业集聚和民生服务效果
14、不佳。通过我们调研统计发现,20某某年福建、重庆、浙江、广东四省市大数据投资项目中，超七成为大数据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门用于应用开发的不足5%,投资回报率较为低下。（四）招商引资与本地培育脱节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产业内生增长动力缺失、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较慢，各地方选择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路径时，重大轻小、重引进轻培育、重“外来和尚”轻“本地草根”的问题较为突出。通过调研发现，重庆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外生性尤为明显，45.1%的数字经济企业股东均来自外省，外省股东所占比例高于贵州贵安、天津滨海、上海浦东、四川天府四个新区。在走访中，几个地方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园均争相引进华为、浪潮、紫光、阿
15、里、腾讯等少数大企业作为“招牌”，但这些企业又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真正落地布局，导致很多地方大数据产业园出现“大企业不落地、小企业没活力”的尴尬局面。调研过程中多家企业负责人对各地方大数据产业容易出现的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等问题表示了担忧。（五）产业需求与科教资源脱节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引领高质量发展中，产业创新驱动力不足，技术、人才与市场脱节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数字经济领域大学、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关系仍然比较松散。我国政府对有效的数字经济技术协同创新组织不够，导致对数字经济技术领域缺乏长期的跟踪和研究，不利于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课题组在浙江省调研时了解到，浙江省2014年
16、以来开始谋划建设22个省级信息经济特色小镇，但是每个小镇年度投资进展不一，与大学和科研单位合作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不充分、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调研发现，我国数字化人才市场存在两个结构性错配：一是岗位需求错配，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数据采集等应用型人才供不应求,而项目管理、系统架构等传统型人才则供大于求，这一现象在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尤其明显；二是学历层次错配，硕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供大于求，而大专、本科等技术蓝领人才则严重供不应求，如重庆市20某某年数字经济类招聘岗位中，专科层次岗位占比达57%o（六）产业培育与现代金融脱节一方面，现代金融支撑数字经济发
17、展的长效健康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总体处于萌芽期，近三年融资成功的创投项目中，70%处于天使轮和A轮早期，现代金融支撑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与动力还未成熟。近两年来重庆数字经济创业公司中，仅有2家处于天使轮、1家处于B轮、1家处于C轮融资阶段，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投融资环境有待改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融合发展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又带来了行业监管的潜在风险。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催生的大量金融科技衍生品存在很多潜在风险点，如当前大量爆发的网贷P2P平台风险问题。2016年至今，72.37%的平台存在失联现象，13.36%的平台存在提现困难的问题，也有部分平台出现终
18、止运营、暂停发标或平台诈骗等问题。三、对策建议：“六链协同”促进要素融合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本质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协同发展。而上述四个链条的有机联动、有效呼应，有赖于在监管层推进以打破行业壁垒和区域壁垒为导向的“政策链”统筹协调，在实施层推进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大数据为主线、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数据链”穿插联动。基于此，调研组提出深化数字化转型、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六链协同”发展模式一一汇聚数据链、整合政策链、联接创新链、激活资金链、培育人才链、集聚产业链。（一）汇聚数据链，着力推进国家
19、大数据中心建设加快推动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既是我国信息化发展进入以大数据为特征新阶段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与高水平开放的全局之举和必由之路。通过数据资源汇聚、整合、共享和利用，围绕“六链协同”，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要素高质量融合，推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整合政策链，强化顶层统筹和政策配套衔接成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开展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的全面领导决策工作，下设推进办公室，承担日常协调工作；整合小散数据中心，盘活政府
20、自有数据中心及社会化数据中心中可为政府服务的资源；设立数字经济专项科研基金，支持前瞻技术研发；加大补贴奖励力度，鼓励数字经济领域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项目平台，向各行业企业推介数字经济关键机构和重点项目。（三）聚焦产业链，以数据链联接创新链深化校企合作，形成产学研协同机制，尤其是发挥中介机构对创新成果转化的放大作用，通过技术转移、专利购买等方式提高技术扩散力，保障创新成果平稳落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立实体研发中心，为新技术、新方法的孵化与发展提供创新土壤。另外，政府牵头成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创新中心，健全数据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机制，形成多企业、多领域、多维度的创
21、新链生态圈。（四）围绕产业链，以数据链激活资金链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知识产权基金和协同创新基金等，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促使资金向具有竞争优势的实体经济企业汇聚。同时，鼓励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成立国家级产业大数据交易中心，以股份制方式运营，主要承担促进商业数据流通交易、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融合应用等工作职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共享，助力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五）依托产业链，以数据链培育人才链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速形成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促使数据链各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依托重点产业的数据集群优势，建设国家级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备足产业链发展“发动机”。以全球视野创建国际一流的“国家数据大学“，打造国家级重点学科，加强基础研究，为科研人才创造利于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吸引天下英才。同时，利用数据链寻找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为各层次人才提供“代理式”“一站式”“全天候”服务，纵深推进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机制措施，促进产业链、数据链和人才链同频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