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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滞胀与产业链重构下的中国机遇一、“滞涨”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从下半年开始直至明年，中国经济将会从深坑里慢慢爬坡，出现U型的缓慢复苏，但是很难满血复苏。与2020年下半年武汉疫情之后出现明显的反转相比，这一轮的复苏会更艰难、更缓慢。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受到三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其一，虽然今年以来财政发力、货币边际放松，整体宏观政策已经比较积极，但在经济复苏基础不稳，房地产风险仍在发酵的当下，需要进一步的发力，出台更多慷慨的刺激政策。其二，监管层面纠偏的信号仍需加强。过去一年多从房地产到“双碳”以及互联网平台等各个领域都经历了大刀阔斧的监管重置。显然，在监管重置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和市场主体不太适
2、应、比较迷盲，现在甚至开始“躺平”，信心低迷。为了推进监管程度进入特别透明化、稳健化的阶段，并且重塑企业家的信心，我们需要增大纠偏的力度。其三，防疫和经济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在上海大规模的静默管理结束之后，以大湾区为代表的深广地区一开始经济恢复得比较快。并且对3月份之后的奥密克戎疫情控制得不错，卡车物流、货运已经恢复到本轮疫情之前90%至95%的状态。尽管上海等华东地区恢复速度稍慢，但也在迎头赶上。目前的防疫手段是常态化的核酸检测、精准封控小区和高危地区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这使得消费端、出行端仍受到较大的影响。以深广地区为例，目前在高铁和航班进出港的人数没有恢复到奥密克戎疫情之前一半，这导致了
3、消费的复苏比较滞后。值得警惕的是：经过两年多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调整之后，很多行业经历了长久的失业。根据摩根士丹利关于消费者信心的调研报告显示，可能有一部分消费者在经历长时间的失业期之后会出现长期的心理上的伤疤，对未来工作和收入的长期预期会不太自信。因此，政策放开之后是否会有报复性的消费潮仍有待商榷。最近政策端仍在加力，但还不足。对基础建设的投资举措特别多，例如金融债、特别国债，可能还会将明年的专项债提前到今年。但我们建议还是要考虑到当前消费端需要很强的、宽松的支持政策，如果光靠一些比较定向的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还不足以完全抵消掉疫情对就业和收入信心的打击，可能需要考虑动用特别国债、扩大财
4、政赤字来发放更为广泛的消费券等手段来恢复老百姓消费的信心。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探索疫情防控和平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病情新的特点进行科学的疫苗接种，以及医疗资源的分配。因为现在的病毒特性和两年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合理地的分配医疗资源，更科学地认识它的毒性是不是对肺部有更强、更直接的攻击性等等。已经有很多前车之鉴值得我们研讨，目前诸多官方媒体也在这方面释放出一定的声音。相比主要国外经济体，中国在政策空间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我们的通胀比较低，现在全球唯二的通胀比较低的经济体是日本和中国。中国通胀低是因为过去两年多没有过多的刺激经济，所以“放水”的后遗症比较小。此外也和中国的经济复苏
5、滞后有关，特别是消费端的复苏滞后，欧美很多地方已经是一房难求、一票难求、酒店火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消费出行复苏比较滞后，这也为政策进一步的宽松、监管进一步的纠偏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所以当前的宽松力度还会加大，非常有必要把财政政策的规模提升到和2020年一样大，即占GDP5个点。把明年的地方专项债前移到今年使用，还有家电的以旧换新方面的补贴，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还有是更广泛的消费券的使用都值得参考。货币政策端现在还没有到要转向和收水的时刻。由于现在市场的信心没有恢复，有必要保持流动性，特别是房地产领域，中国的住房面临比较大的市场下行的压力，最近也有按揭违约的情况发生。我们需要政策更大程度的纠
6、偏，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硬着陆的风险，特别要防范出现西方社会那样的传导式风险，即“滚雪球”之后对金融系统的造成冲击。我们需要使用协调性的方法来扭转局面，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最近的按揭违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钟。所以针对房地产领域可以采取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使用过的方式一一财政拨款建立纾困资金，购买有毒资产，或者政府入股企业把它国有化，这都是前车之鉴。如何重置过去两年推出的监管框架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过去20年，发展是第一要务，但过去几年国家把安全提升到跟发展一样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述某些领域，安全可能比发展更重要。但是政策框架转型太快、太剧烈，很多企业和市场主体不太适应，每
7、天都在担心“明天是否还有黑天鹅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在互联网领域还是房地产领域，政府要考虑如何让监管框架更透明、更具可预见性,更渐进，让大家不再担心“新的靴子落地”。最近国家也发出了新的纠偏信号，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落实才可以给市场主体进一步地增强信心。二、全球的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的应对方法美国本届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主要策略是竞争性的对抗,但是大规模的增加关税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美国目前通胀比较高的局面是不利的。所以他会在敏感技术领域不断地加高壁垒，例如：下一代的通讯设备、AK半导体，甚至新能源电池等领域。美国政府希望让更多的产业链搬迁回美国，或者美国所谓的“友好经济体”，而不过
8、度地依赖和中国的贸易。在敏感科技领域，最终可能演变成“一个世界,两套科技标准”。所以中美只是软脱钩、部分脱钩，不会出现全面脱钩的情况，特别对普通的日用消费品的脱钩风险比较小，毕竟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中具有流砥柱的地位。与20年前相比，中国已经在亚洲彻底取代了日本、德国、美国的地位，并在整个上、中游价值创造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高枕无忧，美国以及西方联合起来采取的所谓“reshoring”以及“friend-shoring”确实有进展,即：将产业链搬回去和搬到友好经济体。摩根士丹利调研了414家跨国企业之后发现：他们对中国投资的意愿确实受到影响。首先是中西方关系的变化让大家有些担心，其次
9、是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后产业链的备份，“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成为很重要的因素。过去产业链的布局基本是“justintime,确保效率优先，现在慢慢变成了“justincase”，特殊情形下有备份也很重要，不能过度依赖单一产业链的来源地。再叠加前段时间中国对疫情、房地产、互联网的调控和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加快了产业链的备份。我们通过对414家跨国企业的调研发现：过去5年中，他们在考虑新投FDl产业链时，有50%的企业的FDl层面会优先考虑中国，现在下降到不到23%o相反受益的是明显被他们考虑更多的经济体,即墨西哥、东南亚、印度、越南等经济体。中国不要完全觉得高枕无忧，一定要发挥好自己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优势，不管是监管的重置的政策还是疫情的防控政策都需要与时俱进，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才能避免产业链大规模的搬迁。所以短期内中国经济是U形的慢慢复苏、爬坡。由于有三层因素的交织，我们需要更大的宽松力度、更强的纠偏信号以及处理好防疫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且与时俱进。同时在中长期内，现在鉴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逆全球化在加速，对几百家跨国企业调研的结果不容乐观，大家对中国新投FDI的信心在下降,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搬迁的那一步,但绝对不能高枕无忧，一定要发挥高技术劳动力以及上下游产业链集聚的优势，通过努力地开放和让国内的政策环境更透明来重塑企业家信心，最终稳住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