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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早期党史人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条途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迥异于湖湘传统文化的异质文化，在湖南得以传播，是近代湖湘文化开放精神和进步思想进一步发展使然。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中华民国进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时局的重大特点就是复古、保守与革命、进步并存，两股势力、两种力量进行着激烈的较量。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志士为解民于倒悬、求民族于独立解放，以谭嗣同为榜样，抱着“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的决心，接受并力图施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如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观念、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向封建主义
2、猛烈开火。正当人们迷茫、彷徨的时候，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中国人找到了出路。蔡和森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之所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撰文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J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J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湖南进步青年走上了一条
3、新的道路。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一这就是结论。”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湖南的先进人士也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如赵必振在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所著书籍。次年，又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说明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的写作过程，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二1906年，宋教仁发表了一千九百零五年露（俄）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译作，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后来，湘汉新闻社在长沙发起成立中国社
4、会党湖南支部。1911年8月，宋教仁写了社会主义商榷，介绍了社会主义各流派。此外，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曾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和论述，但是，这些介绍都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也并不作为他们改造思想、改造社会的行动指南，因此在当时的湖南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产生影响并真正得以传播，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以新民学会成员为核心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开始的。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体有以下几条途径：以新青年为媒介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力、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
5、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上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之后，新青年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讨论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文章，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列原著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达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新青年是如何传入湖南来的，没有详细资料可以查证，但根据当时湖南早期党史人物阅读新青年的情况来看，大体
6、可以看出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学校图书室订购。当时，湖南比较有名的大、中学的图书室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一师、湖南三师、省立一中等都订有新青年，很多湖南早期党史人物都是通过学校图书室订的新青年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连王凌波任校长的宁乡云山学校图书馆也购有新青年湘江评论，长沙的大公报、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新开报等，师生争相阅读进步书刊，热烈讨论各种新思潮，校内充满自由民主的学习气氛。二是知名人士私人订购，如杨昌济就订了多份新青年，分送给优秀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柳直荀等阅读。三是由新青年编辑部或陈独秀、李大钊等直接邮寄给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据林伯渠回忆，李大钊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
7、克思主义与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他。湖南早期党史人物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直接从新青年上获取养分以外，还直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启发和影响。除林伯渠外，大体上还有两类人：一是在北京学习的青年学生，如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等。以邓中夏为例，他在北大学习时，不仅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而且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多方搜集资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快得出了“只有接受列宁、马克思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的结论，并多次向他的同学阐述这种思想。二是湖南驱张代表团的代表，如毛泽东、李启汉等。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邵飘萍等
8、人。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再次碰到竦独秀，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文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李启汉随驱张代表团到北京时，多次与邓中夏谈心，通过邓中夏的介绍，
9、他很快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从他们那里进一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邓中夏在北京从事革命实践过程中，也多次带李启汉参加。就这样，李启汉在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引导教育下，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黄爱，也是在五四运动后听了李大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讲演，随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从此，他就经常阅读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探求革命道路。1920年，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他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社做誉写校对工作，阅读了许多进步文章，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旅法勤工俭学1916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
10、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仅1919至1920两年内，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达1600余人。在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积极组织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据不完全统计，两年之内，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346人，仅次于四川而位居全国第二。这些青年有的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接受，如蔡和森、何长工等。蔡和森是通过阅读新青年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的，何长工则在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回忆说：“当时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像新青年湘江评论国民杂志每周评论和晨报等，差不多我们班里都有。那上面发表的文章，到现在我印象较深的，有五四运动前后李
11、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分别在新青年湘江评论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民众大联合等文在这里，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与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开始改变了旧有的实业救国的世界观。”到法国后，通过学习和实践工作的锻炼，很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蔡和森“猛看猛译”了100多种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立三1920年时“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同年8-9月李维汉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
12、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转变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些书介绍给工学励进会的会员。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又用通信的方式，将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理论介绍给在湖南的毛泽东等人，特别是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强调了组建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建党的阶级基础、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具体步骤、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员条件以及党的国际主义原则，明确地指出：“我认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J要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中国于二年内须成
13、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对于加深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推动湖南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赴俄勤工俭学1920年，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在长沙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倡导赴俄勤工俭学。1921年夏，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第一批留学生到达苏俄勤工俭学，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学习。出国前，他们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赴俄学习的青年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又叫“俄文专修馆”）学习。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据萧劲光回忆，他们在这里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
14、。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通过后来的学习，萧劲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日本留学近代中国，西方社会思潮大多数是由日本传入，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河上肇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国的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留日时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如李大钊等。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论著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在日本留学的湖南进步青年学生自然也受到这种影响。李达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李达即从日本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
15、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所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他感到“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因此，他在日本毅然放弃物理数学的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主义。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书刊。之后，他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如李六如在日本求擘期间读了很多马克思的著作，如日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等。他还接触了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诸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一类的书。常去参加各大学举办的关于“苏俄”“劳农政府”等校外讲座。李六如对过去所学的生产、消费、交易、分配那套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怀疑。他思考得很多很多。这为他日后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