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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成就伟业之道用调查研究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党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成功解决了前行途中的无数风雨、各种挑战，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创造了历史性胜利。任弼时，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他用调查研究之“道”，推进了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乃至解放战争伟业！1940年3月260,任弼时从莫斯科经西安回到延安。回国后他参与书记处的工作，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2、，后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任弼时以身作则，围绕边区经济建设、机构改革、整风运动、解放区土地改革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其中，尤以通过调查研究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为典型。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基本政策，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性文献。这次会后，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但由于会议对土改工作没有形成纲领性总结，没有制发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在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民族工商业等错误。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
3、，就有50多家中农（甚至还有贫农）被错定为地主富农。有的地方特别加重了中农的公粮战勤负担。对中农利益的侵犯与对地主、富农的批斗纠合在一起，使得有的地方农村一时产生了混乱局面。若任其发展，必致土改失败。为了纠正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任弼时对历史与现实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四处寻找1933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1947年10月9日，任弼时专门致电中共晋绥分局转曾三：“请从你处所存文件中，查找苏区中央局所印发的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如有，请经晋绥分局妥送此间。”10月26日，任弼时致电林伯渠，此间急需中央苏区颁发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请嘱人查出并即派人送
4、给我们”。11月8日，任弼时起草中共中央致中共华东局、东北局、五台局、太行局电，要求各地将土改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即如何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的材料日内电告中央。电文发出不久，任弼时病了，移住到钱家河。他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调查，他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地的意见。同时，布置身边的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调查一个村、一个户的人口数、土地数，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又让他们询问小商人生意好不好做，怕不怕被没收等，然后写成材料交上来。任弼时将这些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汇总分析,掌握了周围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1947年9月，中央工委给冀东地区党委
5、的指示信中提出，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但“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对于这样的规定，任弼时结合调查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加了两个“注”：一个是指出“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让人民感觉更民主，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更高；另一个注，是在指出“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的限制。任弼时的意见被毛泽东采纳。这样，在中共中央转发工委的指示时，在政权名称处加上了“一般以称人民代表会议为妥中央注”，在地主富农“均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处，又加上
6、“新式富农除外中央注:这对团结中农及其他阶层人民，凝聚革命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1月下旬，任弼时找到了1933年颁发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决定将这两个历史文件略加删节经新华社电告各地，要求以此为依据，纠正各地发生的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为，以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任弼时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被中央采纳并运用。在钱家河养病期间，任弼时还坚持以阅读报刊和材料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他读了晋绥日报上斗争刘少白的长篇报道，读了土改通讯上的后木栏干调查报告，对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有了更深的了解。刘少白是山西兴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绥
7、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多年。他将自己在北平的寓所作为中共中央与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及经费转运站，不顾个人安危，救助、掩护王瀛、刘澜涛等干部脱险。他动员地方土绅支援抗战，带动100多位富户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后发展为西北农民银行），发放农贷，发行钞票，为抗日提供经济保障。他大力提倡种棉、纺织，创办供销社，配合银行发行钞票购买棉花等农副产品。他积极支持土地改革，动员胞弟将自家的450余亩地、4处房屋、100余株林木全部献出。但时隔一年后，有人指责刘少白假开明，意在“收买人心工他因此被批斗，被撤销职务，家属也遭连累。后木栏干村位于兴县，是土改工作中陈伯达的“蹲点”村。在土地改革中，康生提出了划分地主、
8、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用陈伯达的话说，是要查三代历史。在后木栏干村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时，为了查三代历史，陈伯达竟派人去查看墓碑。全村53户，被定为地主富农的21户，占户数的40%,远远超过了地主富农合占农户8%的正确估计，把一部分富裕中农错划成地主，中农错划成富农。对于土改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任弼时非常吃惊和不安，他特地请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来了解情况。在钱家河休养了不到20天，任弼时便回到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大会议。会上，他综合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和党内同志的正确意见，明确提出了“依靠贫农雇农，团
9、结中农的观点，同时提出：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人；富农一般保留选举权；中农被错订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应尽可能退回原主；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一般成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意见因源于调查，对于纠正“左”倾错误针对性强、措施得力。杨家沟会议后，任弼时又回到钱家河，为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而准备。其间，他进一步阅读了各地送来的材料，对各地土改情况有了更具体、详细的了解。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报告重点阐明了土地
10、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划分阶级的标准。任弼时指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二是对待中农的态度。任弼时指出，“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要坚决地团结中农。三是关于斗争策略和方法。任弼时指出，要坚持三个“区别”对待，即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和非恶霸，区别对待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四是关于工商业者的财产，任弼时以陕西神木地区的高家堡为例，认为打击工商业的做法“是一种自杀政策”，强调要保护和鼓励这些工商业，因为这样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需要的。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任
11、弼时的这份报告。他亲笔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3月170,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5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1948年1月12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黑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任弼时的公开演讲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系列对党内的指示，使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12、基本得到纠正，更为重要的是，为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土改总路线奠定了基础。这条总路线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正确的土改总路线，保证了土改的胜利完成，使广大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翻身，进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据统计，到1949年6月，完成土改的地区有约1亿农民共分得土地约3.7亿亩，还分得了粮食、房屋、衣服等生活资料，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如刘少奇所说：“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可以说，没有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就不能解决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就没有正确的土地改革总路
13、线，也就没有土改的成功，就会失去农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就难有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要靠中国人的调查研究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遇到的问题，需要中国人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对策。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的解决是集聚农村革命力量、战胜反动势力的关键。任弼时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做法，是坚持以问题导向开展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成功举措，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堪称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典范。第一，他奔着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旨在解决土改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调查研究不是漫无目的的天马行空，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有的放矢，要有针对性，坚持问
14、题导向。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解放区的土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民族工商业和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通过阅读材料、现场调研、座谈等方式，任弼时直观、深入、系统地了解了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历史参照，成功解决了问题。可以说，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楚问题是任弼时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前提。第二，他着眼大局开展调查研究，目的是要凝聚人民力量取得革命胜利。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还必须明确解决问题的目的。1947年，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客观上急需一个彻底的土改纲领，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争取广大农民在人力物力上对大规模战争的支援，夺取战争的胜利。土地问题的解决与革命发
15、展方向紧密相关。中农属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自足，一般不剥削别人，有些还受地主富农的剥削，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在老解放区，中农占人口的比重为50%上下。无疑，中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处理好了中农、富农问题，就能在农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夯实解放战争胜利的群众根基。任弼时正是从革命发展大局出发开展调查研究，思考阶级划分标准、对于中农和富农的态度等，他的调查研究立意深远、目标明确。第三，他站在人民立场开展调查研究，根本是要实现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党执政最大的底气，是党最坚实的后盾。调查研究旨在解决问题，取得革命胜利，实现维护
16、群众利益。它要求当政策制度出现问题，损害了群众利益时，必须及时调整。因此，任弼时高度重视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存在的问题，想方设法解决存在的问题。他明确要求：一般要保留富农的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任弼时是真正站在农民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提出要求的，坚定的政治立场是他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他运用科学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实现了调查与研究的有机结合。只有调查没有研究，获得的仅仅是一盘散沙式的素材，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坚持调查和研究的结合。从现实来看，调查研究获得的是个案信息,要总结得出的却是一
17、般结论，因此，在调查研究后，必须研机析理，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任弼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通过调查了解到土改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后，他从中国革命的角度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中央苏区时期划分阶级的经验，从现实的角度研究了各地在土改中的具体做法。他将调查与研究结合，提出了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提出了对待中农、富农的合理观点，赢得了广阔的解放区的天空。用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凡事眼睛向下，先当学生，不耻下问，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
18、部门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密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开新局、创伟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当向任弼时同志学习，深入群众、深入实践，学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在调查研究中解决问题。一要坚持人民至上。“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走好群众路线，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了解群众要什么，群众的难点痛点是什么，做到心中有民。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都是办法。要在调查研究中依靠群众、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请教，集中民智民力，找
19、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二要胸怀国之大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业，也是艰巨复杂的事业，许多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我们去解决。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关注关乎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瞄准问题进行调研。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情况、把握好实情、解决好问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贡献力量。三要坚持系统观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明确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
20、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产生的，也不可能依靠单方面的努力去解决。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首先应注重调查研究内容的系统性，把中央决策部署与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其次应注重调查研究过程的系统性，实现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方式的选择、调查结果整理分析等方面的有机统一；最后应注重调查结果运用的系统性，理清楚“是什么，弄清楚“为什么，想清楚“怎么办工运用系统观念，才能准确发现问题、精准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运用调查研究之道，一路披荆斩棘，破解了前行途中种种难题，成就了千秋伟业。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也必将用调查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创造新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