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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方法，体现了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高度自觉，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史，掌握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整体观照，又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宏阔视野，还有方
2、法论意义上的部署要求，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以习 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规定性，我们才能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廖续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思考，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中去理解，从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的角度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价值，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更具本质性的精神追求，是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强调坚定文化自信
3、的重要意义。作为更根本、更深沉和更持久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它反映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的进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及其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理解与认同，彰显了中国改革创新的精神气象和中华文化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历程。 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深刻理解，既是对在社会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的中华文明历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文化归纳。坚定文化自信，就要以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文化自觉把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就要在文化认同的语境中展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苦难辉煌的
4、历史进程，就要以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话语解读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彰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这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纲领性文献，是我们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的独特价值体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以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
5、。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与古为新，在五千多年演进历程中丰富和发展，实现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中华文明是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的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我们要珍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并把握其突出特性，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用大历史观观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阐明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 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夯实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中华文明的演进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民族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我国百
6、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研究中得到实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要读懂中国思想文化长河中的每一条独特的溪流，读懂中华文明典籍中每一页光辉的历史，要把握中华文明从“过去之我”“现在之我”走向“未来之我”的历史逻辑，理解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支撑其文化生命的柱石。既要走向历史的深处，也要从历史深处走来，着眼于中华文明的未来走向，眺望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我们要探究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创新机制，安顿我们的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精炼概括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
7、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 发展的根本，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现实生活中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原则和生活方式。今天，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使中华文明在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焕发时代风采，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创新和文明创造提供丰厚的思想滋养。“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
8、种表征。古籍中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乃由人及物的理解，带有“人化”痕迹的事件均具有广义的文化价值，探求人生幸福的使命都指向独特的文化目的；起源于耕种土地、培养家畜的“文化”在西方社会衍生出教育、尊重、信仰等应有之义，体认世界对人的意义，强调文化的“物本体”形态。比较来讲，知识是现成的、确定性的存在，文化是生成的、未完成的存在，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有文化不等于是文明人。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表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通过人的劳作的文化活动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人的心
9、灵的真正解放是文化的最高成就。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文明进步体现为新旧更替的实践创造。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将颇具差异 的广土巨族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坚定文化自信的充分理由和充足底气，有以厚重的文化传统、坚实的文化发展基础屹立在世界文明之林的信心。在古往今来有识之士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文化实践中，映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芒，为中华民族持续发展提供了悠远绵长的精神力量。只有以文化自信不断提升民族精神，实现文化繁荣兴盛，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进而在历史前
10、进的逻辑中稳步前进。文化发展要在守护文化传统根脉，实现传统文化持续生成与自我更新的同时，在开放视域中与其他文化对话，以和而不同的文化交往原则寻求彼此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借鉴，形成面向未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这并非单一将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将传统文化厚重合宜的丰富资源融入现代文化发展整体性中实现综合创新，达成古今文化与东西方文化在现代视域中的交汇。从现代视角反观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融会西方优秀文化，达成文化综合创新和境界追求。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
11、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 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
12、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必然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深切批判专制迷信、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学的浪潮中，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意义超出了科学知识或治理原则的范畴，具有使民众摆脱蒙昧的文化价值。其间亦有折中的“中体西用”之谓。学界逐渐在走出中西差异或古今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论
13、证中国文化应当展现的现代图景，在现实情境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加以内在反思。鸦片战争及其后百余年间，中国遭到西方坚船利炮侵袭和外族铁蹄践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法制社会组织土崩瓦解，马克思曾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东方社会闭关自守的农耕文明被迫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联系，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在文明碰撞中开始了现
14、代化的初步探索。对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而言，古今之争都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文化传统是一种生成着的实体，是与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念体系，是面向未来流动的活水。文化传统的生成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为在现代化途中受现实历史影响的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体现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延展的文化精神，深层体现为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形态。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彰显了民族文化的标识，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对日常生活具有现实影响力。 清末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西方现代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难以产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
15、力量，国民的文化信念因之而不振，这时遭遇的正是资本现代性扩张造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虽然在16世纪中国就有现代化的萌芽，商业和市场一度有扩大之势，经济繁荣程度至18世纪曾达于高峰，但因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迟滞，封建专制与保守思维固化，从未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中国在被动进入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不得不“师夷长技”，从洋务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和技术开始，以“求富”“求强”为目标，加入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洋务派思想家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但这场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运动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16、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J甲午海战的惨败表明，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也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随后的戊戌变法，维新派思想家试图从制度变革层面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他们以“托古改制”为旗号，倡导君主立宪制，强调以工商立国，改革政府机构，开办新式学堂，改进军事装备。这场变法运动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掀起了“维新” 与“守旧”的论战，激发了人们改制求变的信念，形成与封建思想第一次正面交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现代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维新派塑造的孔子“改制立法”的形象缺乏足够的根据，即使在开明人士中也未能得到认同；同时寄
17、希望于光绪皇帝和少数官僚,采取一系列冒进措施,没有可以依赖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对新政体的期待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要求，百余天后就被当时掌握实权的守旧派扼杀了。 其后的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境况中开辟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颇为不易，需要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存在形式，任何调和或改良的思路被历史证明都是不可行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振兴中华”的呼声唤起了爱国志士的斗志，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次“亚洲的觉醒这场革命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使社会习俗除旧布新，尝试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未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未能充分发动
18、和依靠群众,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没有使中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停留于小农经济体制，没有改变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境遇，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道路，辛亥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中失败了，这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 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J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了从器物、技术
19、、制度到文化的一系列艰难探索。从这个意义上看，“古今中西之争”反映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中，并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看来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制约着哲学的演变。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通过古今、中西的相互作用，中国近代哲学论争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即历史观（以及一般发展观）问题，认识论上的知行问题，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和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在上述方面的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次反映。 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战争与殖民的态势，有识之士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内
20、在反思，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民主”“科学”启蒙来改造国民性,并结合实际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这场运动的基调是以新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明确的历史任务。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从器物、技术到制度层面的变革还不能彻底改 变中国，为此深切反思国民性，谴责资本现代性的文化沦落，在对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双重否定中强调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塑造新文化，作为开辟现代化新路的精神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早期，以胡适、陈序经等
21、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与以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均提出明确的文化发展主张。前者认同西方现代化道路，认为“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所以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民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性反思。后者反对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精神生活受到的影响，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追溯历史和文化，欲以“本心仁性，安身立命，进而融合西方文化的长处。其中不乏以现代意识重释中国古典观念的探索，但对文化发展基本上持一种超历史的态度，体现为在特
22、定历史境遇中形成的文化史观。上述两种观念之弊为有识之士所见，恰如张之洞所言：“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 有菲薄名教之心J新文化运动将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决意在与“旧我“决裂的过程中寻找真理，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引擎，但因急于更新而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缺乏辩证的分析。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反思，一方面，以唯物史观批驳“倒果为因”的文化史观，意识到文化深层次变迁从根本上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当代新儒家倡导的现代新乡村建设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农业社会主义”强调“人生向上二坚持
23、“民族立场”，但很多措施并未得到农民的欢迎，或可视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二他们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将“民族精神”作为一种固态性的“给定物”，以不变应万变，没有认识到民族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应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文化传承发展。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存在，不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可以说，当代新儒家实现“乡村自治”的主张是空想的，也无助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恰如瞿秋白所言：“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在这场实际的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24、既要在批判中继承传统，又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师夷长技”，因而是一种双重变奏。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总结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遗产并加以继承, 在不懈奋斗中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形成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一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他指
25、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以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并使之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践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使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化，使现代中国人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获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逐渐得到重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取向得到强化，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26、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知识分子“应该给予信任，从根 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从而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例如，当代哲学家贺麟在彻底把握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以黑格尔主义方式重新论证了“心外无物”，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力图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他在新事论中“融贯唯物史观之说以讨论文化问题”，认为“一时代的经济状况，对于其时代之文化等，甚有影响
27、，此诚无可否认二可以说，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用以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归纳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将其上升为理论认识，逐渐成为学界文化研究的一种自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持续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源于中华文明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映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文化传承发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人们的实践创造是在承继历史的前提下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28、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 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文化传承发展并非复古泥古，而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不仅存在于典籍和文物中，而且流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文化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得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日益强劲，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
29、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百余年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