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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初社会流动个案研究一以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为枇秦末汉初，中国历史经历了一场空前绝后、规模巨大的社会流动。一大批“屠狗贩缮”的底层平民，经过“攻城野战”的秦末战争，因军功而得以“受封南面”，上升至社会顶层。其中典型代表周勃父子的人生经历了迅猛上升和急剧滑落。中央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周勃父子走向坠落与悲剧的主要原因。周勃父子的上升与下降体现了时代性变迁，展示出帝制发展对社会流动的深刻影响。汉初；周勃父子；社会流动；皇权周勃是西汉初期著名军事将领，生于秦末，因军功封侯，官至丞相。据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周勃的先祖是河南卷县人，后迁居江苏沛县。他的家庭贫寒，以编制养蚕器具（当时称为“薄曲”）为生，还
2、需不时做零工才能维持生活，他经常在别人丧事上做吹鼓手。史书称他“才能不过凡庸”12080,因秦末战争迅猛地上升至“将相位，其子周亚夫因备战匈奴、平定吴楚之乱而上升到百官之首。他们生活在一个很不平凡的时代，因而经历了不平凡、起伏跌宕的人生旅程。一、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所载周勃父子的上升与时代条件周勃出身卑微，天资平常。但他有力气，是一位可以拉满强弓的勇士，符合作为一个战士的基本条件。“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周）勃以中涓从攻胡陵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12065-2067周勃从刘邦最初起兵开始追随，参与了秦末的反秦战争，身先士卒，作战十分勇敢，攻下许多城池，被刘邦
3、任命为亲近的禁卫军将领，深受倚重。反秦战争胜利之后，刘邦被分封为汉王，周勃跟随刘邦进入汉中，做了将军。周勃在楚汉战争中所建立的战功，在诸位将领中名列前茅。汉初，周勃跟随刘邦平定燕王臧荼，被赐予列侯的爵位，食邑八千多户，号称绛侯。12065-2068周勃加入刘邦军事集团之后，历经反秦战争、楚汉战争，军功卓越。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总结他的军功称：“最（总计）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J12070-2071周勃属于最初跟随刘邦起兵于沛县的功臣，是刘邦军事集团中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代表性人物。周勃战功卓越，持重敦厚，是汉高帝刘邦
4、属意的太尉人选，认定他适合担任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在孝惠帝、吕后时期担任太尉。在汉惠帝去世后，诸吕之乱中，周勃带领北军控制皇宫，维皇帝玺迎代王于渭桥。“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周勃受到文帝极高礼遇，到达人臣地位的顶峰。他也因拥戴之功，被汉文帝委以重任，任命为右丞相，位次排在第一，赐金五千斤，增加食邑为万户侯。12072此时，曾经“以织薄曲为生”的周勃进入人生最为辉煌的阶段，上升到社会阶梯的顶层。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时任河内郡守的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在细柳屯兵，防御匈奴，“封（周）亚夫为条侯，续绛侯后”。周亚夫在细柳整饬军旅,布防严密，震动群臣，文
5、帝称赞为“此真将军矣52074。他的军事才能受到文帝的高度重视。文帝去世前告诫太子：如果遇到紧急军事情况，周亚夫可以堪当重任，负责领兵。周亚夫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地位仅次于上卿。汉景帝三年（前154）,以吴王刘潺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出任太尉，负责向东出击吴楚的军队。他向汉景帝提出基本作战方略：舍弃梁国，以梁委之于吴，使吴兵不得过，绝吴楚兵食道。汉景帝同意了这个战略，之后周亚夫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败叛军，平定了吴楚之乱12073-2076这次战役之后，周亚夫被提升做了丞相，受到汉景帝的特别器重。周亚夫职位的提升渠道与父亲如出一辙。因匈奴侵边，西汉王朝战备压力加大，他被委以重任，继而在
6、平定吴楚之乱中得到进一步提升，进入到最高权力核心，担任了最高行政、军事职务。从战国变法开始，世卿世禄制被取消，随着战争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导致平民大量卷入到这场制度大变革的浪潮中，由此为平民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与渠道。“最终,有才干的平民升进统治集团，成为将军、政府职员和官吏。”292战国时代个体在各阶层间频繁的社会流动潮流，绵延至周勃父子生活的秦末汉初时期。秦王朝在农民起义中崩溃，六国旧贵族乘机恢复旧国，整个国家退回到战国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刘邦与项羽是当时主要的两大军事集团。项羽集团打败秦军主力，兵力强大，以诸侯盟主的身份分封了十八位诸侯。刘邦集团为了追求统一，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战胜项羽。激
7、烈的战争需要大量的战士,因而能征善战的勇士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他们的出身不再是重要因素。正如史记索隐日：“圣贤影响，云蒸龙变。屠狗贩缗，攻城野战。扶义西上，受封南面。”12673秦末汉初，一大批出身社会下层的子弟，凭借战争中的功绩，在汉初上升为诸侯，造就所谓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337。周勃父子正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上升流动展示了汉初布衣将相的普遍情况。二、周勃由“诏列侯就国”到“下廷尉”周勃从社会最底层上升至最高层,所凭借的军功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秦末平定天下、西汉初期平定叛乱。我们发现，周勃第二个阶段的军功对维护其政治地位的效力明显衰退。“吕太后崩，（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卒诛诸吕，
8、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Tl2061在诛灭外戚乱政、拥立文帝事件中，周勃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只是被动参与这次事件。首先是陆贾穿针引线，促成将相联合对付外戚。其次，整个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陈平的谋略与主导。汉文帝最初感念周勃拥立之功，“上礼之恭，常自送之”12737。然而，周勃得到的过高礼遇很快受到了袁盎的质疑：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口：“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
9、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12737袁盎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立即受到文帝的重视，对待周勃也由恭而庄。首先，他指出在诸吕擅权的危急时刻，周勃执掌军权，却不能匡正大局，确保刘氏皇权安危。他只是在众大臣联合发动政变时，带兵顺势而为立了功。以对皇权的护卫表现，他还算不上是“社稷臣”。对此，汉文帝深有同感，以为“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工文帝很有可能对拥立之首功、右丞相之位都属意于陈平，因此有“（陈）平日：愿以右丞相让勃12061之语。其次，袁盎认为周勃不守君臣礼节，“有骄主色，周勃代表着整个军功阶层，文帝对周勃的谦让姿态，带来的后果是纵容整个军功集团，将会造成“臣主失礼
10、”的局面，会大大损害皇权的权威。文帝立即做出了改变，开始以严格的君臣等级来对待周勃，“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不久，周勃在朝堂上经历了一个尴尬事件，彻底暴露出军功大臣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弱势：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日：“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日：“主者谓谁？”平日：“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日：“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驾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
11、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日：“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日：“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12061-2062陈平并非军功阶层的人物，“少时家贫，好读书”12051,是凭借“术学”上升至统治阶层的土人。陈平在追随刘邦平定天下过程中，军功阶层对他一直多有排挤。周勃、灌婴等诽谤陈平说：面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时“盗其嫂”；在汉军中“受诸将金”，贪污渎职；他曾经隶属魏、楚、汉，是反覆乱臣也”。在刘邦的大力支持下，“诸将乃不敢复言”，陈平勉强在统
12、治集团中立足。12054然而，西汉王朝确立后，陈平的国家治理能力以压倒性优势胜过周勃等人。二人在朝堂上的较量中，周勃亳无招架之力，已然为他日后免职埋下了伏笔。陈平以这样的方式，让汉文帝君臣明白，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首脑丞相的职责重大而复杂。陈平所谓丞相需要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大致与尚书中提及的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相通。尚书周官日：“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4358丞相同时需管理内政外交事务，还要监管百官行政机构的正常运作，各司其职。然而，擅长攻城野战的周勃，在讨论这些国家管理问题时，一片茫然，完全不明白丞相的职责内容。周勃既然不擅长“佐天子”管理国家，便只能称病辞职了。仅仅
13、不胜任国家治理，周勃也还没有生命危险。汉文帝的“列侯就国”诏开启了周勃一生命运的转折。文帝要求他为军功列侯做出表率，去职就国。从此，周勃不仅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他的人生境遇每况愈下，甚至到了被诛杀的边缘。文帝二年诏日：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1422（绛侯勃复为丞相）十余月，上日：“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12072从汉高帝五年颁布军士复原诏书开始，刘邦军事集团的功臣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较大利益，他们成为封侯的主体。“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12681从
14、地方到中央，功臣列侯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与皇权分割权力的局面。5143汉初中央王朝集权要求与诸侯分权之间的矛盾，到文帝时逐渐凸显。汉文帝首度诏令列侯就国推行得并不顺利，于是选择将周勃作为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所谓“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汉文帝看重的是周勃作为列侯之首的地位，以及在列侯当中的号召力、榜样作用。他的潜台词是：丞相如果不带头离开中央回到封国，那么等于带领列侯与皇帝的诏令对抗。文帝措辞，表面尊重，实则锋芒凌厉。事已至此，周勃免职向到封地是势在必行了。周勃回到封国绛之后，“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集解徐广曰：“文帝四年
15、时。”）下廷尉,12072o从文帝“列侯就国”诏之后，周勃的人生由上升转为下降，直至“下廷尉”。每当地方太守巡查时，他都惶恐不可终日。虽然周勃辞职回到自己的封国，远离了中央皇权中心地带，但他仍然感到危机四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巨大压力不无道理。地方太守的巡查，实际上是作为皇权的代表对回到地方诸侯实施监管。所以，周勃高度紧张,“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周勃陈兵严阵以待的表现正是对不断加强的皇权威压的一个本能反应。很快，有人控告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入狱。先有地方官吏的严密巡查,紧接着有人为周勃罗织谋反罪名而入狱。周勃似乎陷入一个逐渐收拢、有力的大网之中。渗透皇权控制力的大网，透过逐层有效的管理
16、，“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667。周勃最终得到赦免，也是经薄太后辩护，在文帝认可下，“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12073。由此看来，贵为丞相的周勃生命与财产能够拥有与否也只在皇权的一念之间。三、周亚夫从“备胡”“持国秉”到“入廷尉”“饿死”从汉高帝直至文景时代，匈奴侵边问题一直是西汉王朝最为严重的国防问题，“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l2719从汉高帝至文帝，西汉政府采取移民实边、和亲、互市、防御等措施，但匈奴仍然侵扰不断。功臣阶层对待匈奴问题，大致以樊哙为代表，希望凭借武力、一战而胜来解决：孝惠时单于尝为书嫂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
17、议之。上将军樊哙日：“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日：“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修，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12730-2731功臣集团应对匈奴问题过于简单，显然除了武力征伐之外，他们也提供不出其他解决之道。然而，西汉王朝初年限于国力，无法凭借武力解决匈奴问题，如果不顾薄弱的国力，贸然与匈奴发生大规范武装战争，极有可能动摇西汉政权的稳定。周亚夫的上升起源于备战匈奴的需要，“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T20
18、74.匈奴边患不止，国内也并不太平，诸侯王与中央的矛盾日益激化。周亚夫的军事才能受到重视，景帝即位伊始拜亚夫为车骑将军”12075。景帝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Tl2076.为了平叛，周亚夫由中尉升职为太尉，担任王朝坡高军事统帅。他不负所托，仅用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叛乱，通过战争在功臣集团建立起极高的威望，成为这个集团的首脑人物。之后五年，周亚夫被任命为丞相。我们注意到，从周亚夫担任丞相之初，“景帝甚重之”12077,直到周亚夫下狱死期间，发生了三件大事件，正是这三件事改写了他的命运。其一，景帝废栗太子事件。“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12077在废立太子这样的重大事件中，
19、汉景帝充分展示了皇权的权威，然而周亚夫却表示了强烈反对意见。这一行为，在景帝眼中意味着军功阶层对皇权的分享与挑战。汉景帝怒斥主张立栗太子母为皇后的礼官大行：“这种事不是你该管的！”73946他的怒气实际上是指向丞相周亚夫的。废栗太子事件发生后，丞相固争不得，“景帝由此疏之2077。从此，周亚夫失去了汉景帝的尊重与支持。他的命运由此开始陡转直下。其二，王信封侯事件。汉景帝有意封王皇后兄王信为列侯，但碍于传统，需要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丞相和功臣的支持。然而周亚夫亳不客气地反对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12077景
20、帝默然而止。王信封侯事件，周亚夫成功地阻止了景帝，皇权需要扩张，丞相却维护军功阶层利益，他们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其三，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来投降，景帝想封他们为列侯以劝勉以后的人。周亚夫仍然反对，认为：他们背叛旧主投降，如果陛下封他们为列侯，今后如何对待不守节的大臣？这一次周亚夫对封侯的否决，招致景帝寸步不让地回应：“丞相议不可用。”无视他的反对，按照原计划封唯徐卢等人为列侯。12078丞相周亚夫与皇权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不得不辞职，退出了政府首脑的位置。此后因受“盗买县官器”牵连下廷尉，只是一个表面的起因，之前的三个事件已经促使景帝对他废弃不用。在景帝的授意下，“吏侵之益急”，条侯周亚夫绝食五日，
21、呕血而死，封国废除。12079四、周勃父子坠落的原因分析“重厚少文”1392的文化倾向成为军功阶层进入统治阶层之后的一个弱势。与土人相比显得相形见细。文景时代，直至汉武帝初年，军功阶层占据着丞相职位，然而这个传统也呈现出了逐渐衰微之态势。“白嘉死后，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皆以列侯继踵，龊龊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著于世者。”72102从申屠嘉到赵周这些军功列侯及其后嗣，由于“无术学”12686,在丞相职位上无所建树，仅仅充数而己。周勃“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即便做了将军，进入统治集团，仍不改“不好文学”的作风，与儒生交往时
22、傲慢无礼，对他们的主张、治国理念也是不以为然。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明确指出：周勃父子“足己而不学T20800周勃父子缺乏治国才能，也不愿意学习，大致代表了军功阶层的一个普遍情况，东汉班固回顾总结道：“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贤。71097汉高帝曾经嘉许、重用“重厚少文”的军功阶层，在西汉王朝进入到新的帝制阶段，显得不合时宜。皇权出于扩展统治基础，需要向其他阶层开放机会吸纳新的力量。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句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
23、逮。h1422在新时代的军事领域，军功阶层也应对乏力。匈奴掠夺成性，屡犯边境，成为西汉王朝最为紧迫的边防隐患，威胁到政权的安危。历史与实践同时证明匈奴问题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并非依赖战争就可以解决。从樊哙到周亚夫，功臣集团里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西汉王朝将目光投向了知识群体。晁错前后上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复言募民徙塞下，从战略思想和具体措施方面解决匈奴侵边问题。晁错在考察分析秦代戍边政策基础上，提出建议。72281-2289秦代采取“一岁而更”的轮戍制，不利于吏卒了解匈奴特长，建议挑选百姓长期屯垦戍边，安家务农，既可以开发边疆，又能巩固边防。这种综合考虑军事、经济、政治个方面因素的战略有利于
24、解决汉匈对峙的现实。事实证明，“徙民实边”的措施是切实可行的。显然，这样既有宏观战略眼光和具体方案的军事防御议案，借重了晁错之类的士人智慧，而不是有着多年战争经验的宿将功臣。以周勃父子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并未在战争、防御的实践中总结、摸索出切实可行对抗匈奴的方略。周亚夫的上升起源于匈奴侵边，备战匈奴的需要，而他在应对匈奴侵犯的军事挑战过程中，沿袭传统被动防御原则，与晁错代表的知识群体积极防御策略相比较，显示出极大不足。在新的时代，军事与政治领域交叉中提出更为复杂的挑战，军功阶层并不足以应付。军功阶层本身缺乏治国才能，而且不肯虚心学习，这是其社会地位下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文景时代帝制的发展要
25、求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和至尊无上的地位。军功阶层居功自傲，缺乏“尊君抑臣”的自觉意识。他们一旦遭遇皇权压制，便表现出“心不平的不足，的姿态。周亚夫与汉景帝发生冲突之后的表现就是一个缩影。景帝一语双关地问他：“现在拥有的还不能满足你吗？”在景帝眼中军功大臣功高震主、桀瞥不驯I,他断定周亚夫“非少主臣也”12078。文景时代，在制度、法律、思想上不断强化皇权的至尊地位。触犯皇帝权力、尊严、人身安全的罪名有“大不敬”“僭越”“犯牌”“大逆”等。在汉高帝时叔孙通主持创立朝廷礼仪制度，到文帝时不断完善、严密。朝仪的目标是实现“尊君抑臣:汉文帝时对宠臣邓通，“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丞相申屠嘉入
26、朝时，见到邓通在皇帝面前怠慢无礼,指出：“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文帝表示认可。当申屠嘉指控邓通“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并准备行刑处决邓通时，文帝却又使使者持节召邓通，为他求情，才赦免了他。12683-2684文帝以“仁”著称，废除肉刑。然而他曾经亲自过问“犯蹿”事件的处罚，认为这种冒犯皇权的罪行仅仅处以罚金是不够的：“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12754后来，有人盗窃高祖庙内神座前的玉环，被捕捉拿，交给廷尉办理此案。廷尉张释之依照法律规定中偷窃宗庙服饰器物罪的条文，向皇帝报告此案判决偷盗者死刑。汉文帝认为这样大逆不道，侵犯皇权尊严的罪犯应该灭族，曰
27、：“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T2755最后文帝在张释之严正辩驳下，勉强同意了最初的判决，但他维护皇权的凌厉态度仍然让人印象深刻。对皇权权威的维护，即便是涉及王子也不能例外。太子与梁王依仗身份尊贵，经过皇宫外门时，没有遵守法令下车，当时的公车令张释之勇于执法，不仅拦截了二人进入殿门，而且指控二人犯了“大不敬”罪，报告给皇帝。此事得到了文帝的支持和褒奖，任命张释之做了中大夫。12753景帝时，清河王太傅辕固生与黄生在讨论“汤武受命”，这是一个涉及皇权合理性、合法性的重大敏感话题。景帝当场终结了这个讨论，明确说“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一锤定音
28、，从此取消了人们质疑皇权合理性的话语权。皇权的合法性不容置疑，这一点不再是学术和学者讨论的范围。“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13123,皇权在理论上的合法性、神圣性有了存在的基础。也为之后进一步在思想上膨胀皇权做了准备。文景时期，帝制发展进入成熟期。汉高帝继承帝位之后，与功臣们共同享有政权，共同支配天下的权益。西汉皇权在初立之时，在权力分配上实施的是所谓“共天下”格局。皇权运作中受到较大限制。司139-143汉高、惠帝时期，皇权表现得垂拱无为而治，丞相则统领百官，总理政务。丞相职权过重自然不利于皇权的扩张，皇权为了突破限制，相权成为其最主要的障碍。因此文景时代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凸显。周勃父子命运
29、坠落转折发生在文景时期，也就显得不难理解了。尽管，在传统上丞相拥有参与议政权，然而这个权力仅限于传统，没有任何制度保障。819-21皇权完全可以不承认这样的权力。周亚夫被捕前曾经三次否决景帝的议案。从平定吴楚叛乱、护卫皇权的周亚夫，在这个时刻走到了皇权的对立面，完全失去了景帝的信任和倚重。与他命运相似的大臣还有魏其侯窦婴。孝景初即位，窦婴只是一个管理皇后、太子家务的小小詹事。在一次家宴上修补景帝失误，维护了帝位“父子相传”制，击退了窦太后与梁王对皇权的觊觎。12839因此窦婴受到景帝信赖，在吴楚叛后被委以重任，拜为大将军，参与平定叛乱，立功封侯。窦婴得到景帝的尊重，“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
30、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12840。但是，在景帝废栗太子时，作为太子傅的魏其侯“数争”，强烈反对这个决议。从此，魏其侯与周亚夫一样失去了景帝的信任。之后，丞相职位出现空缺，窦太后多次举荐窦婴，然而景帝坚持不用他，说：“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2841可见，周亚夫与窦婴均因干涉皇权继承人问题，冒犯了皇权的权威而受到废弃。景帝对其信任与否，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皇权权威的维护。由以上梳理分析可见，周勃的父辈，也即周亚夫的祖辈还处在社会底层，周氏父子则通过在秦末、汉初战争中的优异表现，累积军功，上升至统治阶层顶端。他们的经历是战国以来平民突破阶层凝固的限制，向上流动变迁的缩影
31、。秦末汉初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规模巨大的社会流动。军功阶层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凝固，身份制、世袭制进一步削弱，选贤任能成为选官的基本原则。周勃在社会流动中的经历，反映了西汉前期军功阶层由盛转衰的基本情况，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周勃的个案分析，我们认为：其一，包括周勃在内的军功大臣，缺乏“佐天子”管理国家的知识与才能，由此拉开了军功阶层退出权力中枢的序幕。其二，汉文帝对周勃由恭而庄的转变，实质上是皇权强化了军功阶层在君臣秩序中的从属位置，以维护皇权的至尊地位，防止“臣主失礼”的局面。其三，帝制只保障皇权的至高无上、绝对性，并不保障丞相的职权。丞相周勃父子带领百官的支持和拥立皇
32、帝时，会得到皇权的尊崇；当丞相开始妨碍皇权扩展时，皇权便会剥夺相权，直至消灭对方的生命。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便是周勃父子走向坠落的根本原因。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4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军功受益阶层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6汉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8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