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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天津“文化区域”的形成及其对天津曲艺繁荣的影响TheFormingoftheCulturalZoneinTianjinanditsInfluenceontheProsperityofTianjinQuyi作者：黄珍作者简介：黄珍（1981-），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08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31原文出处：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5-14页内容提要：本文以社会学的视角，关注音乐现象产生背后的文化因素，从城市的发展、社会阶层的构成、各阶级的活动等方面来考察天津曲艺音乐繁荣的特殊性。天津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文化布局的形成，成为曲艺艺术在天津得以繁荣的内在动因。期刊名称：舞台艺术（
2、戏典、戏剧）复印期号：2012年02期关键词：文化区域/高文化/寓公阶层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Oo8-2530（2011）02-0005-10“社会学这一概念，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首次使用，他为此成为了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由于研究者对社会观察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则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侧重以社会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第二类则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没有人会在孤立的环境中探讨社会，也没有人脱离社会探讨文化。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曲艺音乐在近代史上的繁荣，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更是特殊社会
3、形态下的产物。因此只有从社会的大背景中来理解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才能准确把握现象背后的原因。一、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曲艺音乐繁荣一个城市的文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城市的物质文明即城市建筑等有形的文化遗产，城市的精神文明即无形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遗产，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天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重要角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明，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天津的城市建设，这些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得天津社会彻底走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外国租界不仅是殖民者进行经济掠夺的产物，同时也是天津城市建设迅速发展
4、的有力见证。20世纪初，九国在天津的租界面积总和竟达到旧城区的9.82倍,众多租界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天津的城市建设而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殖民者带来了西方城市建设的有益经验，他们对海河两岸进行治理，然后在这些土地上修筑道路，建造房屋，随之而来的自来水、电灯、电车，大大促进了天津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同时，大量外国侨民移居天津，在天津经商、生活，促进了天津的贸易发展和租界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城市建设理念。曲艺音乐自身具有十分浓郁的城市化特征，早在我国宋朝，由于商业发达城市兴起，出现了专门演出曲艺的瓦肆、勾栏，因而也出现了中国曲艺音乐最为繁盛的时代。天津曲艺的鼎盛时期，同样出现在天津城
5、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艺人们在最初到天津时，大多会在南市一带进行搭地演出谋生，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演出场所不断涌现，艺人们如果能够进入园子里表演，就代表着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逐渐稳定，进而如果能进入现代化的剧场演出，就意味着走向高雅，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和认同。据骆玉笙先生描述，”那时天津的书场很多，只南市一带就有十几家.但最为集中的还是在和平区的劝业场地区，各大商场附近有中原游艺场、小梨园、小广寒、天宫、新中央、大观园等。这一时期的剧院大多已经经历了从“茶园向现代化剧场的过渡，中国大戏院不仅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演出场所，乃至世界都享有声誉。始建于1934年的中国大戏院，是当时极为现
6、代化的大型演出场所，也是各个曲种名角必到之处。天津茶园、戏院行业的繁盛，为曲艺音乐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剧场不仅设备先进，而且能够聚集大批高层次、高水准的听众，因此曲艺艺人们在唱腔、表演方面也更趋于文明、高雅。演出场所数量的剧增推进了曲艺音乐在天津传播的速度，演出场所经营、设备的现代化更使天津曲艺音乐在面向大众的同时，不断趋于成熟和规范，直接推动了曲艺音乐在天津的繁荣。除了戏园子的兴盛，报纸、广播等新型的传播方式的兴起，对曲艺音乐的传播与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关曲艺演出和艺人的宣传广告，不断出现在各大报纸上。例如在1928年的大公报上就刊登了天华景的开业广告，再据1936年
7、9月13日益世报所载小梨园的广告中，还对相声艺人张寿臣、曲艺艺人小彩舞等进行了排名。报纸广告对艺人的排名，不仅标志着艺人的声誉地位，而且还能决定艺人的收入，艺人们只有通过努力提高演唱水平，在艺术上推陈出新，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这种由传媒业带来的竞争无形中推动了天津曲艺音乐的繁荣和创新发展。除了报纸媒介以外，广播电台以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打破了原有的自然传播模式，大大推进了曲艺音乐在天津的流行。艺人到电台演唱相比剧场要更为简便，同时艺人们还充当了广告明星的角色，为各种商品播出广告，因此广播电台这种新型的演出途径深受听众和艺人的欢迎。笔者整理了一份当时天津仁昌电台的节目单，当时曲艺音乐在天津的繁荣
8、可见一斑。从上表中不难发现当时曲艺音乐在天津的普及，在一天中23个时间档的29个节目中，曲艺类节目有16个，占一天节目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多，其余节目有乐队演奏1个，京剧5个，评剧2个，河南坠子2个，话剧2个，合唱1个。从节目的曲种和时间安排，可以看出当时天津曲艺音乐的发展状况十分繁荣，拥有广大的听众和市场。三十年代中期，仁昌、青年会、中华、东方四家商业电台在天津先后出现。这不仅使京韵大鼓、单弦等原有曲种为更多听众所熟悉，而且使河南坠子、辽宁大鼓、京东大鼓、单琴大鼓等新流入或新创立的曲艺音乐形式走进千家万户。天津商业电台的出现，深入推广了曲艺音乐，还迅速捧红了大批曲艺艺人。二、从曲艺音乐看天津的文
9、化区域划分随着天津城市化的大力发展，到20世纪的20、30年代，天津曲艺演出市场十分繁荣。从对当时天津文化场所分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天津近代城市文化的构成，“市民文化一高文化一外国侨民文化三个文化区”的形成，呈现出天津城市文化格局的独特特点，也体现了曲艺能够在天津繁荣发展的原因。这三个区域分别是以鼓楼、南市、大胡同为中心的天津市民文化区，以劝业场为中心的“高文化区”，以及以小白楼为中心的外国侨民文化区”。每一个区域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方式,拥有自己不同阶层的观众。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多个城市具有被国外开设的租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城市结构布局中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块专门区域，集中各种戏曲、
10、曲艺或其他民间艺术的表演，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集中地。然而，无论是有外国租界的城市，还是没有外国租界的城市，这样的文化集中地往往是一座城市中市民阶层的文化外显。天津则不同，在这里具有三层的文化区域格局，其中既有市民文化，也有高端文化，还有西方文化。把本属市民文化的曲艺带进高文化区域，既有现代化的演出场所，又有专业的听众群体，特别是高阶层人士的推崇，自然成为了北京学艺、天津唱红”的原因所在。天津文化区域的划分不仅仅展现曲艺音乐在天津的发展状况，更深层次的展现了天津社会文化圈的划定。租界地的最初建立，并未让天津市民真正接受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因为租界和华界有着绝对的界限，因此出现了老城厢一带为华人活动
11、区域，小白楼一带为外国侨民活动区域的现象。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人开始掌握大量财富，并纷纷移居到天津租界，随即出现了劝业场这类深处租界却服务华人的娱乐场所，因此形成了本土一多元一外来的文化层次结构，这不仅对于研究天津曲艺音乐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研究整个天津文化的重要线索。图11.市民文化区”：老城厢区域天津的老城厢，以鼓楼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形成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分别称为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和1蚂路，并在四个方向都建有城墙。在城内又以十字构成主干道形成田字形的格局。随着南市、大胡同、估衣街一带的逐渐繁华，这里逐渐发展成为老天津的商业中心和“高等居住区域。红桥区和南开区处
12、于天津北端，而租界大多沿海河往南发展，这里与天津租界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这一区域称为天津人的大本营，传统的娱乐方式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在月瞬的年代，天津不仅成为上层人士移居的首选，同时也为下层人民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三不管后来逐渐发展扩大，形成了南市，也成为了下层大众娱乐生活的中心。“三不管鱼龙混杂、世相纷繁，即包罗万象也藏污纳垢，对于当时的下层百姓而言，是老天津卫最具平民特色的游乐场所。”在这里流行着大棚和搭地的演出形式，大棚即在搭建的棚里演出，这种形式还被人们称之为雨来散因为一旦遇到雨天棚内就会灌雨；搭地即露天演出，很多名角都是从这种方式开始，慢慢走向书馆茶社演出的。三不管的畸形繁荣与租
13、界建设的迅速发展形成一种相互呼应，这里是普通天津市民活动的场所，他们不会也不能到租界里去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在租界里面生活着大量的外国侨民、军阀和民族资本家，他们一般也不会到“三不管”去欣赏曲艺或杂耍,这正是天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老城厢T弋的茶楼、书场也是天津曲艺艺人们最早脱离搭地、大棚的演出形式而走向的地方。天津最早的戏楼就是位于鼓楼一代的天后宫戏楼，早在清道光年间，三岔河口就有天会轩、四合轩、三德轩即茶园三轩，专门上演什样杂耍。除此之外，著名的广东会馆也紧邻鼓楼，还有南市的庆云戏院、燕乐戏院，红桥区大胡同的玉茗春茶社等等，都是老天津市民生活、娱乐活动的常去之处，
14、在这里普通的天津市民可以尽情享用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天津昔日的繁华，也不难看到老天津市民对传统的坚守。2、高文化区：劝业场区域天津的街道名称以道和路相称，纵横相错，东西为道，南北为路，这种道路的格局其实也是外国租界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劝业场位于和平区原法租界长春道与和平路交口，建于1928年，距著名的五大道仅1一2公里。劝业场地区之所以成为曲艺音乐活动的中心地带，与毗邻租界、商业发达及上层华人的移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今的天津虽然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原租界地的很多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如维多利亚道上的各国银行、五大道上的各式小洋楼、教堂，不仅成为天津近代历史的见证，也成
15、为现代天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五大道属于原英租界，由现在的成都道、重庆道、大理道、常德道、睦南道、马场道六条街道组成，由于当时的英租界的治安管理最好，因此吸引了大批的贵族、名流迁居至此。除了少量外国侨民外，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中国人,倒台的皇族、下野的政要，还有社会各界的名人。天津的五大道，在租界开辟以前，只是一片片的沼泽洼地，英国殖民者多年的治理，使这里变成了一片片的高档生活区。相比其他租界，英租界的治安和管理得到了军阀、政界要人、实业家、医生、艺术家等大批上层人士的肯定。在政局动荡的年代，人们纷纷选择天津的租界，不仅能够提供政治上的保护，生活上也十分便利。这样一批有实力的观众和相对稳定的环境，
16、为曲艺音乐在天津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发展实业救国是当时所提倡的思想，劝业场的建成也体现了民族资本家的救国热情，劝业场开业时就曾悬挂“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的标语。而随着租界里大量军阀、官员、医生、教师等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华人人群的迁入，他们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也逐渐加强，作为当时主流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也就成为了这一群体的必然选择。著名的“八大天”就位于劝业场，除此之外，位于此区域内的著名茶社、戏楼有中国大戏院、春和大戏院、明星大戏院、北洋戏院、开明戏院等等。劝业场和小白楼很不相同大多数洋人都在小白楼和现解放南路一带活动。劝业场地区洋人很少，几乎所有的商店、剧院、餐厅、饭店全是华人
17、经营的。在这里，除了可以看见几个小老法巡视街头，体现着法租界当局在实施着行政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则完全是华人的天下。劝业场是他们感到十分亲切的地方。”随着大量军阀、政要、实业家等人往租界的移居，原法租界的劝业场一带发展繁荣起来，为了满足这些人群的文化生活需要，因此在劝业场一代新兴的娱乐场所应运而生。这一带的演出场所经济实力较强，因此所约请到的艺人，大多都是一流的演员，这里上演的节目，都比较文明典雅，代表着天津的最高水平。为了在这些场所演出，为了使这些观众满意，艺人们不得不注意俗不伤雅，化俗为雅。具体到唱腔上，逐步由质朴、粗放、高亢趋向华丽、细致、婉约，这就推动了天津曲艺音乐的规范和美化。3、外国
18、侨民文化区：小白楼区域有关小白楼，现在其实质是一个地名，关于这一地名的由来，天津历史学界一直有很多说法，但由于太过久远仍无法确切考证。现在的小白楼主要是以天津音乐厅一带为代表的小白楼欧亚风情街.开埠以后的天津小白楼地区主要划归为英美租界，这里也是天津最早被划定为租界的地方。1860年后，英国人首先在这里规划了他们的租界建设方案，在这有利顺德大饭店、维多利亚花园和戈登堂最具英国特色的场所。以小白楼为中心，往北为具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的解放北路。解放北路法租界一带被法国人称为大法国路，而英租界一带（以现营口道为界）被英国人称之为维多利亚大道，道路两侧外资银行林立，还有各国的洋行、领事馆、俱乐部、邮
19、局等等，至今仍然是天津金融中心的所在地。天津最初的租界与华界的划分十分严格，租界是外国侨民居住和活动的地方，天津的普通市民与租界几乎隔绝。各国政府在占领天津，需要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使得各国兵营驻扎天津，小白楼地区正是外国兵营驻扎的地方。为了满足这些外国大兵的生活需要,具有鲜明现代西方文化特色的西餐厅、电影院等等应运而生，小白楼这一区域也逐渐成为了外国侨民、外国士兵聚集的地方。小白楼地区形成了与劝业场同样繁华的商业区，但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天华景也没有小梨园，与天津的老城厢地区和劝业场相比，小白楼显得格外“洋气。小白楼的一切都充满了欧美气息，在天津这块中国的古老土地上，形成了欧美文化大放异彩的另
20、类空间。外国文化入主天津的小白楼，对于天津市民而言是一种侵略性的进入，人们只是被动的承受着这种精神层面的侵略。我们从曲艺音乐的缩影中，观看到了整个天津文化的布局和结构，也从中感受到了天津在经历战乱、侵略、殖民时的无奈与痛苦。但是经过时代的洗礼，这种原本伴随着侵略而来的外来文化，却成为了天津的标志之一，并慢慢的融入到天津文化的整体之中来。三、多元的天津城市文化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而又逐渐凸显出自身的特色。其核心体现出的是天津整体社会的价值观，它决定了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理想和目标，成为其社会成员的统一行为准则。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被社会所有成员或群体所公认
21、的、准确的行为标准。曲艺音乐作为天津文化的重要标示，能够在天津得到空前发展，证明曲艺音乐本身得到了天津社会至少是大部分成员的认可，人们对曲艺音乐文化的热衷与推崇，更体现了曲艺音乐是近代天津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所认可的内容，因为只有通过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才能成为人们的普遍价值追求，近代曲艺音乐在天津的繁荣现象准确的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人员构成的复杂，使得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天津毕竟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因此天津的文化更面向大众，文化形式需要灵活多样，而不像北京要面向皇族。曲艺音乐是属于普通百姓的艺术，通俗易懂、形式自由，而且表演成本也相对低廉，非常适
22、合市民阶层享用。北京人聊政治，天津人听曲艺，天津浓厚的生活气息让曲艺音乐的传承有了更肥沃的土壤，天津的普通市民也成为曲艺音乐最为广大的观众来源。曲艺音乐自身就是一种市民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津的文化符号，与天津的市民文化所体现出的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另外，天津人对传统的固守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人们的一种封闭心理”。在老城厢区域中的天津市民多为早期的本土民众，这一人群的先辈多是作为天子的驻军进驻天津的，它们有着无上的荣耀，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民众的社会地位。虽然局势已不同以前，但是天津人的骨子里仍然具有这种优越感和自豪感，因此它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极有感情。无论是在老城厢还是在劝业场，曲艺
23、音乐作为天津文化的重要代表，延续着天津人对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强烈意识。在现有的上演曲艺音乐的场所中，就有天华景、谦祥益文苑、元升茶楼等多处都是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戏园子，这些戏园子不仅目睹了天津的百年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传统曲艺音乐的传承载体，亲眼目睹了天津曲艺音乐的兴衰成败和艺人们的酸甜苦辣。老戏园子不仅保留完好，而且每天都在上演天津人喜爱的曲艺音乐，三两块钱沏上一杯茶，嗑着瓜子花生，沉浸在鼓曲声和叫好声中，天津人对这种老式的生活习惯津津乐道。天津具备了曲艺音乐发展的肥沃土壤，是发展曲艺音乐的好码头。无论是曾经的外来文化，还是本土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成为天津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传统。曲艺音乐在渗
24、入天津人民生活的过程中，被深深烙下了“天津化”的烙印，也成为天津文化的重要标识。天津人钟爱传统曲艺，遵循传统习俗，传统民俗文化保留了较强势的地位。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下，天津本土文化没有被西方文化所侵蚀，而是深深扎下了根。天津的文化构成是多元的，文化的多元使天津人生活中对文化的选择具有多样性，这种多元性经过历时性的发展已经成为天津文化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人类价值观念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行为的特殊表现形式。”西方化进程”是在当代音乐史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语汇，它常常被认为是批判性的话语,因为西方化”代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与背弃，被认为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异化的始作俑者。然而，长期以来，从大众的认知
25、层面来看，西方化”相反又被当成了一种进步的表现，一种“走向文明”的趋势，它包含着先进、高级的含义，并且已经在大众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化”进程对中国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从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到表演、创作、传承等实践领域，无不体现出“西方化”的痕迹，虽然这种痕迹具有两面性，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西方化对中国音乐命运的改变。学堂乐歌的教育普及，让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欧的大小调音阶、五线谱、奏鸣曲等等；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的成立，二胡被西方化的专业音乐院校所接纳，进行西方化的乐谱教学等等；小提琴曲梁祝中国内容与西方音乐形式的结合等等正如蔡仲德前辈在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一关于
26、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一文中所说：文化的目的是改善人的生活，文化的特性是能动的改造，文化就是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可见中国传统音乐需要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改善和能动的自我解放。就曲艺而言，其本质不仅是中国地道的传统文化，而且也是市民文化的一种体现，天津曲艺的独特所在本属于市民阶层的文化进入了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在保持传统文化内容的基础上，从形式上经历了“西方化”过程。这个过程与其他艺术品种的不同所在是，它不以改变曲艺自身为代价，也就是说曲艺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艺术样式其本质没有改变，而它所处的外部环境受到了西方化。所处时代的“西方化、演出场所的现代化、观众自身从观念到行为受到的“西化影响等等，这
27、种影响在天津以劝业场为中心的“高文化”区域内得到了集中体现。早期的搭地卖唱仅是艺人本能的、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其不能成为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一定美学特点的艺术形式，更难形成艺术流派。而在劝业场高文化区域内，为曲艺繁荣的上升创造了必要条件。当曲艺的演出场所从招地上升到茶社，又进而上升到现代化的“高级别演出场所后，不仅曲艺艺术本身获得了提升，同时曲艺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这种内容的传统保持与形式上的西方化完美结合、天津市民文化的传统与先进的“高文化”区域的完美结合、曲艺文化的“俗”与社会精英的“雅的完美结合，使得天津曲艺的发展之路呈现出与其他北方各省市曲艺发展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也最终造就了曲
28、艺之乡”的天津。四、高文化区域中的主体听众一寓公阶层在三个文化区域中，老城厢区域保持了天津曲艺原有的生存状态，小白楼区域与曲艺没有明显直接关系，只有在“高文化”的劝业场区域，天津曲艺的发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局面，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这里的“高文化，其含义绝非强调艺术本身的地位之高低，而是表示一种非传统的、横向发展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范畴之内的现代化。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天津曲艺而言，高文化区域的内涵包括非传统的演出场地，例如劝业场内开设的现代化的演出场所，中国大戏院建成时所采用的现代化设施等等，这些对于曾经“拐地”演出的艺人们而言，意味着演出场所的进化发展；同时，“高文化”还意味着
29、现代化的演出场所拥有的特殊观众群体，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曲艺音乐在天津的繁荣发展。听众与音乐之间是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不同的文化需求，而音乐本身通过艺人的演唱传达到听众的耳朵里，听众的反应又回馈给演唱者，形成一定的文化圈，促使音乐不断的发展演变。“高文化”区域的形成不仅仅外化为地域上的圈定，同时还体现在主体听众群体上。根据个人的声望、权力、财富、受教育程度等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阶层对社会经济、文化等产生不同的效应。天津近600年的天津历史，始终与军事脱不了关系。首先，天津最初的建立，就是一座军事性质的城市，天津卫，就是天子委派驻军之地，目的就是
30、为了保护天子，戍守的战士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天津人具有一种封闭心理，早期的居民作为天子的驻军进驻天津，他们有着无上的荣耀，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民众的社会地位。虽然局势已不同以前，但是天津人的骨子里仍然具有这种优越感和自豪感，因此它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极有感情。另外，在影响天津近代史的著名历史事件中，与军事也有着密切关系。李鸿章的淮军在天津驻扎，袁世凯在天津的“小站练兵，都为天津人遗留下了军人性格中的豪情与硬气，这也成为后来军阀集团选择天津的重要因素。“寓公”一词，据辞源解释，系指失去领地寄寓他国的诸侯而言，后来也泛指寄居他乡的官吏身份之人。清政府下台以后，寓公的含义无用之人、“无志
31、之人”的意思了。另外，这时的“寓公，还有寓居外国租界，当一当“公寓主人的意思。（11）从19世纪末期开始，移居天津的人口越来越多，大批买办、军阀等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要阶层陆续移居天津。这一人群占据了大量的社会稀缺资源，逐渐成为天津近代经济、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20世纪20年代后期，北洋政府的下台，使得一大批军阀下野，他们中许多都选择到天津做寓公。能到天津购置小洋楼当寓公，这在当时是T牛既时髦又奢侈的事情，溥仪、袁世凯、冯国璋、唐绍仪、张勋、孙传芳都在天津寓居，这种特殊的现象似乎只有在天津卫才能发生。这些下野军阀、政要和满清遗老，一是看中了在天津租界里能够受到政治上的庇护，二是看上
32、了天津距离北京120里路的地理优势，另外，在天津租界里生活十分便利，这里不仅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而且天津的寓居生活，少不了曲艺音乐和艺人们陪伴其休闲。天津史学专家罗潮伟教授在谈到寓公时说：这些寓公90%受过传统教育，即使留过洋，也天然地屏蔽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他们的好恶影响了天津的文化气质，影响了天津的价值观。寓公的消遣是天津娱乐的主要动力，这些时期的寓公，或是政治漩涡周旋中败下来的政客，或是失去往日威风的遗老，他们都支持了消闲俗文化的繁盛，而那种轻松、讽刺的说唱也适合陆续涌入的下层劳工的口味。Q2）解放以前，堂会作为上流社会经常举办的社会活动，在官僚、军阀、富豪人家举办喜庆宴会时经常上演。艺人
33、被请来演出助兴，以为体面荣光，不仅有京剧、昆曲，还有各种杂耍和曲艺，如刘宝全、骆玉笙等都曾应过堂会的演出。名角们出席堂会的酬劳根据名气大小而不同，一般要远远高于平时的演出，据有关文献记载，曹馄酷爰看戏,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馄六十大寿.为了助兴，曹银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翠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定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13）可见这些富有的军阀们，为了看戏听曲是十分愿意付诸于金钱投入的，而当时的名艺人们的财富积累十分可观。“尽管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奢侈逸乐的，但是却给无数的工匠带来了工作的机会。他们不仅为穷人提供工作，而且还成为人们
34、效仿的对象。上层社会对文明的享受鼓舞了贫穷的劳动者勤恳和节俭，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生活状态。正是由于安逸奢华的富人和勤劳节俭的穷人两大群体的共同存在，才促使社会在理性和感性上的进步，才完善了社会的文明程度。（14）文化的核心体现出的是天津整体社会的价值观，它决定了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理想和目标，成为其社会成员的统一行为准则。（15）寓居天津的寓公们虽然下野，仍然拥有雄厚的财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曲艺这种传统文化的推崇，无疑给天津的社会各阶层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对于曲艺的文化消费，不仅促进了天津曲艺音乐市场的繁荣，还为曲艺艺人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寓公阶层，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其欣
35、赏水准相比一般老百姓要高，它们对艺人们的要求也会更高，只有在唱工和表演上获得观众的认可，艺人们才能成为名角，并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无形中促成了演员之间的竞争，并且进一步促成了艺人们对本曲种的改革与创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无论是满清遗老还是下野军阀,既然寓居天津，既表示已经失势，没有实权。文化是身份的标示，曲艺音乐正是这些寓公们在天津身份的象征。曲艺音乐之所以在天津繁荣起来，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但笔者认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基于人们对传统的热衷和特殊社会群体对这一音乐品种的推崇。通过对天津曲艺的考察，我们看到了音乐现象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从天津三大文化区域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天津文化
36、呈现出本土一多元外来的逐渐渗透的趋势，这不仅是对天津的文化圈划分的纵览，每一个区域内相对独立的音乐受众群体，更是体现出天津市民音乐文化倾向在地域上的选择。低文化区域和高文化区域的划分，其实是每个社会中必然存在的现象，然而，天津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将曲艺这种市民文化推向了高层次。文化本身是划分社会身份的标尺之一，在天津，曲艺走出市民文化的阶层，而获得了更高一级社会成员的推崇，推动了天津曲艺的繁荣。而在这一文化现象背后，与天津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性特征不无关系，在进行着巨大社会变革的近代天津，曲艺音乐的繁荣绝不能回避与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德国学者阿多诺认为社会是艺术的本源，他曾说音乐表现社会越深刻，就
37、越不回避社会的指向。（16）外国租界的建设，从另外一个侧面促进了天津近代城市化的大发展，进而为曲艺音乐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寓公阶层的移居、高文化区域的形成，成为了天津曲艺音乐繁荣的内在动因。注释：赵连文、张玉玲编著：社会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4页。尚克强著：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骆玉笙口述，孟然整理：檀板弦歌七十秋，新华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58页。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天津广播日报1936年1月1日新年增刊第二张仁昌广播电台节目预告整理。笔者根据周利成、周雅男（编著）：天津老戏园一文结合天津现地图标记并绘制。罗渤伟（主编
38、）：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根据天津市档案管（主编），周利成、周雅男（编著）：天津老戏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36页内容梳理。引自尚克强（著）：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43页。蔡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载于人民音乐，1999年第6期，第12页。曹宏凯：园子：天津曲艺文化的生存空间，载于艺术百家，2010年第7期，第287页。(11)资料来源：转引自百度知道(12)资料来源：天津卫华信息网文化新闻，(13)引自文斐著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1
39、4)转引自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都市文化史：回顾与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卡尔修斯克文，杜恺译：欧洲思想中的城市观念：从伏尔泰到施宾格勒。(15)赵连文、张玉玲编著：社会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41页。(16)作者转引自于润洋：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载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一期。再转引自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年版，第11页。原文参考文献： (一)著作： 1英布莱恩鲍尔(著)：租界生活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郭蕴静、徐宗涛等(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40、，1989年版。 3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骆玉笙（口述）、孟然（整理）：檀板弦歌七十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5罗谕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6赵连文、张玉玲（编著）：社会学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7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一一都市文化史：回顾与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8尚克强（著）：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9文斐（著）：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10吴文科（著）：中国曲艺艺术论
41、，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伊沃苏皮契奇IVOSUPiCiC（著），周耀群（译）：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和会学导论（MusicinSocietyrAGuideoftheSociologyofMusi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2曾遂今（编著）：音乐社会学教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张伯瑜（编译）：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4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周利成、周雅男（编著）：天津老戏园，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2、16钱国桢、徐元勇：刘宝全年谱，中国音乐，1996年第1期，第4041页。 （二）论文： 1蔡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一一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载于人民音乐，1999年第6期。 2曹宏凯：“园子”：天津曲艺文化的生存空间，载于艺术百家，2010年第7期。 3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载于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汤亚汀：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于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5王兆祥：天津民俗文化刍议，载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4年第6卷第1期。 6诸培宁：音乐社会学在中国一一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20年述评，载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年第16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