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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要：天问述商周之际的史事，言及“何令彻彼岐社“，一般释为“通岐社而为太社”，认为事在武王之时。此与所述史事顺序不合，历来未能定诂。若将此事置于季历被囚杀、姬昌事殷、西伯受命诸事中考察，可知文王继位之初曾率族人伐殷而大败，不得不彻除岐社而奉殷祀，与殷王室通婚，再次服事商王。被任命为西伯后，重启岐社并受命于此，上告天帝，公开伐殷。武王即位于商太社，周公营周太社于雒，文王、武王时并无通岐社为太社之事。从社祀制度的视角来看，天问中所言的乃立冢土、彻彼岐社、迁藏就岐、受命岐社，是周人迁岐、服商、自立、反商的标志性事件。屈原天问述商周之际史事：“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伯昌号衰，秉鞭
2、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受赐兹酿，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其中的“彻彼岐社”，最难定诂。王逸认为：“言武王既诛纣，令坏邠岐之社，言己受天命而有殷国，因徙以为天下之太社也。”邠为豳社，岐为岐社，其认为武王继位后毁豳社、岐社。洪兴祖认为：”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事纣，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柳宗元亦释为周灭商之后，以岐社为太社，即取消岐社之称而易为太社。黄文焕、周拱辰、王夫之、贺宽、徐焕龙、蒋骥、陈本礼持论相近。徐文靖意识到季历到文王之间周人有所衰微，言此句述周人受命之事。丁晏训1“彻”为“治”，言文王重修岐社；王闿运训1彻为达”，认为是言文王
3、之令达乎岐社，其显然觉得此前学者训诂不足以通释。孙作云则认为“彻同“撤、是言周人撤除岐社。游国恩赞同“彻”训为“坏”，乃言撤毁岐社。这一解释的困境在于：一是岐社为周受命之社，并未撤毁。上博简鬼神之明：“此（以）桀折于鬲山，而受首于只（岐）（社），1身不（没）为天下（笑）。”言武王伐殷成功之后，献纣首于此。二是若岐社撤毁或者改为太社，就使得此后的“迁藏就岐”难以通释，文王迁都于丰，武王营镐，何以灭商之后反而迁藏而就岐下？洪兴祖便认为此当言太王迁岐事而非文王，则先言武王事后言太公事，更是颠倒难通。或认为彻岐社,是将岐社作为军社，以伐九邦。此类解释，乃就一般史实进行简单推论，社祀用于祭祀土地之主，为
4、殷周之际重要的祭祀制度，立社、毁社绝非随意为之，其中有着深广的象征意义。从商周史料来看，商王、周王祀天地，一般诸侯只能祀地，社祀为商周祭祀土地之主，标志着拥有某方土地。周人居豳时，立豳社以祀其所居土地。诗经豳风鸿鹃中的“彻彼桑土”，言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岐时，曾彻除豳社；周人迁于岐下，立社以祀岐之地，即大雅绵中言古公亶父在岐下“乃立冢土”，是为岐社。岐社为周人居岐所祀土地之主，又为文王受命之所，祀为周人之神社，其立与彻标志着周人的兴衰，其中有特定的祭祀用意。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商周之际立社、彻社的制度形态，结合相关史述，将“彻彼岐社”置于商周之际史事之中，考察天问相关叙述中被遮蔽的史事，更为详细地还
5、原周初若干史实的细节。一、古公亶父“乃立冢士”与岐社的建立绵载古公亶父自豳迁岐而立岐社的过程：“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其中所立的“冢土”，即周之岐社。尔雅释山:“山顶，冢。郭璞注：“山颠。周初所谓的“冢土”，为自然形成的高丘。山海经西山经：“华山冢也。”郭璞注：“冢者，神鬼之所舍也。”商周或依高丘为社,或封土为高丘而作社，故古公亶父所立的岐社，当选定所据之地某高丘，封土为坛，用于祭祀土地之神。毛传解释“乃立冢士,戎丑攸行言：冢士,大社也。”郑笺亦言：“大社者,出大众，将所告而行也。”将古公亶父所
6、立“冢土”视为周之大社。孔颖达进一步阐释:“大社者,天子社名，诸侯不得称大社也。冢士非诸侯之社.遂为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为文王之法也。认为毛、郑解释为大社，是文王立国之后的说法而已。古公亶父作为部族领袖时，周人所立冢土尚非大社，只能是部族之社。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日大社。王自为立社，日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日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日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日置社。“社，用以祭祀土地之主。诸侯立社，用以祭祀自己所管辖的土地之主；百姓置社，用以祭祀所居土地之主。故王所立之“大社”，即后世所谓的“太社”，用以祭祀四方土地之主，表明其拥有天下土地。周人居豳期间，立豳社祭祀豳地之主；其迁岐后，立冢
7、士以祭祀岐地之主，是为岐社。此时，周不过是商之方国，商之太社在朝歌,故古公亶父居豳期间所立冢土,其性质为方国之社，用以祭祀岐地之主，最高不过是国社，以表明周人拥有岐地。从甲骨卜辞来看，殷商立社，已有王朝、诸侯、地方之分，分别由商王所祀大社、诸侯所祀邦社、其他方国之社组成。周原考古发掘表明，岐山旧都在灭商之前的早周已经存在，延续至西周晚期。许倬云认为岐山之“京”，始终保持着宗庙辟雍，为周人精神上及宗教上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形成，以太王迁岐时凤鸣岐山为起点，标志周人之兴；而后以赤乌降于岐社，姬昌受命，表明周有天命。凤鸣岐山，见国语周语上所载周惠王十五年（前622）内史过之言：“周之兴也，髯鸣于岐山；
8、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鄙。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周人认为周之兴，以凤鸣岐山的祥瑞为开端。挚虞三辅决录注引太史令蔡衡之言：“凡象凤者有五，多赤色者凤，多青色者鸾，多黄色者鹦雏，多紫色者多白色者鹄。”鸳麓为凤凰之一种，是为凤鸣岐山。河图括地象言：“岐山在昆仑山东南，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髯鸣于岐山。时人亦谓岐山为凤皇堆。周人将凤鸣岐山作为部族兴起的祥瑞。今本竹书纪年将之系为文王即位时。郑玄注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大王聿来胥宇而国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大王，即古公亶父，周立国之后追祀为太王亶父。孔颖达认为国语所言的“周之兴也，督鸣于岐山“，并非文王受命：”虽为周兴之兆，而未有书
9、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诸侯国名变而为天子国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当是古公亶父时凤鸣岐山，预示周之将兴。贾公彦说得更明确：“大王得督鸣于岐，又实始翦商,王季又纂我祖考，是其以兴王业也。”确认凤鸣岐山发生于古公亶父迁岐之时。大雅卷阿描述这一场景：“凤皇于飞，翔翔其羽，亦傅于天。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鸣岐山便成为周人心目中天降祥瑞、四海升平的象征。司马迁所谓的“盖王瑞自太王兴”，便是言古公亶父时凤鸣岐山之瑞。岐山被周人祀为望山。鲁颂踢宫载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周人立下灭商之志后，便发生的凤鸣岐山，被周人视为天降吉兆。周易升卦六四：
10、“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周人曾祀于岐山以祈福。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言古公亶父率部族在山下开垦发展，至文王时安居乐业。岐山被视为周人的护佑之山，周幽王二年（前780）,“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时人将岐山崩塌作为周人将衰的征兆。社的基本功能有三：一是用于神地，作为祭祀土地之主的场所；二是春祈秋报，祈求五谷丰登；三是举行大规模活动的聚会之所。尚书泰誓上：“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底天之罚。”武王伐纣时言自己隆重举行宜社之礼。孔安国传：“冢土,社也。孔颖达疏：冢训大也,社是土神，故
11、，冢土,社也，宜社之礼，是出征之前举行的祀社仪式，以求社主保佑。尔雅释天言：“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而后出谓之宜。”周礼春官宗伯大祝亦言：“大师，宜于社，造于祖。”在社前举行誓师之礼，是商周军事活动之前的重要仪式。尚书廿誓载夏启大战之前的誓师之辞：“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孔安国注：“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亲祖严社之义。”礼记大传又言武王伐商之前，曾祭天、祀社、享祖，然后出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武王“起大事，动大众”前所祈之社，当为文王受命的岐社，以求岐地之主的护佑，
12、是为宜社。由此可见，古公亶父迁岐而立的岐社，为周人“起大事，动大众”的祭祀之所，是周人宗教活动的中心。二、“冯弓挟矢”与太丁囚杀季历事古公亶父迁岐二十年后卒，季历继位，约在武乙二十一年。司马迁认为季历作为太公幼子，能够继位，在于其子伯昌有圣瑞，其兄泰伯、仲雍文身断发而入吴，让位于季历。杨宽认为此可能是古公亶父有意让太伯南迁，开疆拓土。更重要的是，季历与妊姓诸侯联姻，得到了商王室的认同，使得季历更便于维持周与商的良好关系。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日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按照世本氏姓的解释，挚氏为“祖已七世孙日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季历与殷商王族
13、通婚，使得周人与商人关系进一步巩固。天问中的“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所言为何人何事，注家聚讼纷纭。王逸认为“言后稷长大，持大强弓，挟箭矢，桀然有殊异，将相之才”，柳宗元然之。洪兴祖认为其言“武王多才多艺，言冯弓挟矢，而将之以殊能者，武王也”；李陈玉以其写殷纣王“冯弓挟矢”；毛奇龄当言“文王姬昌事L朱熹觉得未详孰是。周拱辰否定王逸、洪兴祖之说，认为此事合于今本竹书纪年所言“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林云铭言为“是季历以殊才奉赐也”，戴震认同之，言“谓周家得赐弓矢作伯也”。从相关史料来看，此当写季历作牧之事。言季历能够继承古公亶父之业，执弓挟矢而成为商之牧师，其间涉及季历在武乙时期职事。季历
14、即位之初，周人所在的殷之西土，诸夷皆叛，季历东征西讨，稳定西土。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季历先后伐程、战毕、伐义渠。武乙三十四年，季历朝商，武乙赐其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十匹。第二年，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周易未济九四言：“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与季历事同。这次决定性的胜利，平定了河、渭之间的战乱，季历得到了武乙的赏赐。太丁即位后，继续对西土用兵。季历伐燕京之戎后，又伐余无之戎，被太丁任为牧师。从甲骨卜辞所见牧之职务来看，商之牧职，放牧于边鄙，代行武装警戒之责，若参与作战则为前导。故天问中的“冯弓挟矢”，既指受封时所赐弓矢，也指季历以诸侯身份事殷。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言大射之时：“诏诸侯以弓
15、矢舞。”郑玄注：“谓执弓挟矢揖让进退之仪。诸侯执弓矢起舞，以示臣服于王。招魂中言楚王君臣举行礼仪活动：“诸侯毕极，立九卿只。昭质既设，大侯张只。执弓挟矢，揖辞让只。”描写诸侯执弓挟矢起舞的场景。王逸注：“挟,持也。矢，箭也。上手为揖，言众士将射，已持弓箭，必先举手以相辞让，进退有礼，不失威仪也。天问中所言的“冯弓挟矢”，是言季历经过数年征战，被封为牧师，得以征伐西方诸侯。这样来看“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当言武乙、太丁对周人坐大开始警惕。王逸注：“武王能奉承后稷之业，致天罚，加诛于纣，切激而数其过，何逢后世继之长也。”言为武王发布檄文指责纣王。洪兴祖补注：“此言武王伐纣，震惊而切责之，不顾君臣
16、之义。惟纣无道，故武王能逢天命以永其祚也。汪仲弘言：“帝，谓善也。言稷无父而生，既已惊善。切激，甚怒也，谓弃之冰上也。何所逢迎，而后世胤桐绵远而长永乎？”认为是言后稷出生时帝学的震惊。毛奇龄言：“文王三分有二，势已寝逼，其震惊纣切激实甚。且文王之势既已逼纣，何为纣不亟除之，而豳岐之国，终得遭逢久长也？”认为是殷纣王震惊。诸说莫衷一是。武乙死于田猎河渭之间，最能看出商周之间的微妙关系。史记殷本纪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修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封禅书又言：“帝武乙慢神而震死。”认为武乙射天，是怠慢天帝
17、之举动，最终为雷震死。射天，为古之巫术，意在以人力改变天地秩序，以祈获得天人合一的神力。天问言：“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后羿射日以纾解天旱。楚辞东君又载射星之事：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夭狼。”射天狼星，王逸谓铲除邪恶。日、星既然能射得，天有何射不得？礼记内则载世子出生时的礼俗：“国君世子生，告于君。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以桑弓草箭射四方以象其能，实为世子祈福。礼记.射义载周之风俗，“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射天为商周礼俗，武乙射天，并非怠慢天帝，实以巫术方式期望获得神佑。殷人后裔保持着有射天的传统，宋君偃十一年（前31
18、8）,“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日，射天？采用射天巫术，以祈厌压齐、魏。宋康王在灭滕、伐薛并取淮北之地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日：，威服天下鬼神。宋为殷后，在战时射天、笞地，乃以殷商旧有之巫术，驱使天地能依己意行之。这种巫术在北朝高车族中仍有延续。魏书西域列传言高车族：“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每当遇到打雷时，便以弓矢射天而转移。由此来看,武乙射天所用的韦囊与宋康王所用之物类似,其在射天为雷所震，当为雷时射天，其性质与高车族类似。司马迁认为武乙射天“慢神而震死”，后世遂言其慢于天帝而被雷震死。然尚书.多士载周公之言：“自成汤至于帝乙
19、，罔不明德恤祀。”认为帝乙之前的商王谨守祭祀。武乙射天，并非怠慢天帝，而是祈求天帝赐予护佑。值得注意的是，武乙射天之事，发生在河渭之间。猎为田猎，武乙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以校阅军队，显示武力，是何原因令其在校猎河渭时举行射天巫术，以示商人得到天帝的护佑？古公亶父迁其时，周人便立下翦商之志。此后虽然屈从于商，但与商人貌合神离。故季历征服西土，并非为商人安邦，实为扩充周人势力。帝乙任季历为牧师后，却在商周交界处校猎，并举行射天巫术，与其说是对西土诸侯的威慑，毋宁是对周人图大保持高度的戒备。由此来看，“惊帝切激，何逢长之”，乃言商王室对周人坐大极其震惊。自武丁服周开始，周人便为大邦商所控制，成为其
20、方国之一，长期受商王征调，遂行作战，以致国力疲敝，不得不迁至岐下。周人利用殷商对付淮夷而无暇西顾之际，向东发展，开疆拓土,征伐西土小国。周对商的臣服，是周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其对商的依附，则是周人坐大的策略。周在遭遇挫折之时，常常加强与商的联系。文丁即位之初，渔水为绝，商人又有营沫邑、徙河北之事，无暇顾及西,周人便准备趁机向北拓展。文丁二年，伐燕京之戎大败，四年季历便朝于商，以求商人保护，随后乘虚在西土东征西讨，扩充实力。待文丁意识到周人坐大之时，借献俘之礼，囚杀季历。纪年：“文丁杀周王云云。”汲冢书竹书纪年载为“文丁杀季历吕氏春秋首时言：“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美里之丑，时未可也。”言
21、季历为文丁囚困而死。文丁囚杀季历，标志着商周关系的决裂，继位的姬昌，随即兴师伐商。三、姬昌服殷而“彻彼岐社”文丁囚杀季历，其子姬昌继位；一年后，文丁去世，帝乙继位。姬昌便率周人伐商以复仇。古本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今本竹书纪年载:“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乙命令南仲帅军抗拒西土昆夷的入侵。自武丁服周之后，周人是商人在西北重要的战略盟友。季历朝商而被封牧师之后，武乙、太丁征伐西北戎狄，季历率军抵御戎狄。帝乙三年却令南仲拒之，既表明此时周人已与商决裂，又表明这次作战是昆夷主动进攻。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梁惠王下言文王曾事昆夷：“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孟子径言
22、文王一度服事昆夷。逸周书凋书序中说：“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备役猊，谋武以昭威怀，作武称。”以文王抗拒昆夷言其英武。孟子言于梁惠王，所言当时人共有知识。其既非虚构，便可以推断姬昌即位之初，与殷商决裂并在伐商之时，不得不暂时屈服昆夷，以求联合伐商，故南仲据昆夷之事，发生在姬昌伐商之时。姬昌即位之初的十年，率周人伐商。从文献记载来看，周人伐商，以失败告终。周人不仅损失惨重，由于反商，季历所获得的牧师身份，也不再得到帝乙的承认。与昆夷联合伐商失败后，周人所居之地又发生大地震。今本竹书纪年载文王五年，“夏六月，周地震吕氏春秋制乐亦言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地震：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
23、日：“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日，请移之文王日：“若何其移之也？”对日：“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日：“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日：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己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这次地震影响范围极大，东西南北均有震感，以致官吏惊恐，欲筑城而攘除之。姬昌坚持若罪在己而不可免，遂推行善政，善待群臣
24、，与诸侯交好。因此，“伯昌号衰”，当言姬昌即位之初内外交困的窘境。丁山认为甲骨卜辞出现的帝乙亲征刀方，可能即是征周。也就是说，文王继位之初的前十年，帝乙在位的前九年中，周人不断伐商，最终以帝乙亲征而迫使周人再次屈服，成为商之方国。古公亶父迁岐时，立岐社而用为“起大事、动大众”，季历东征西讨时，在岐社举行宜社之礼，岐社作为周人的宗教中心。姬昌伐商誓师于岐社，帝乙征服周人，按照军征的礼节，要在岐社举行周人降服之礼，以示惩戒。这便是“彻彼岐社，命有殷国的历史语境。彻社是战胜国对失败国的惩罚。商汤灭夏桀之后，“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巨扈。”将夏之太社改称夏社，以示夏人臣服。武王践祚后，将商社改
25、为亳社，作为商族亡国的象征。夏、商、周易代之际，亡国之社保留，用于祭祀土地之主，但改其形制，使其不能受命。礼记郊特牲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亡国之社，一则断绝其天地之气相通，二则窗户不能开在南面向阳，只能开在北边，以示其阴。周人伐商成功之后，保留商人的亳社，封以围墙，遮蔽其顶，柴积其内，使其不能通天而无法受命。吕氏春秋贵直载狐援说齐愍王之辞：“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中提到周人屏盖商人之社，并告诫齐愍王不要让齐社
26、被屏盖，言外之意，便是齐不能亡国。帝乙征周之后，在周人誓师伐商的岐社举行受降仪式，并封存岐社，使之不再具有誓师伐商的神力，这便是“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的背景。周人以彻封岐社的方式，表明再次臣服于商，听命于帝乙。故天问所言的“彻彼岐社”，与鸣鹃的“彻彼桑土”一样，是周人暂时封社，以示听命于殷国。在这样的语境中，姬昌“秉鞭作牧”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季历在文丁十一年被封为牧师，其死后当由其子姬昌继承牧师之职，其何必再言“伯昌号衰，秉鞭作牧”呢？正在于姬昌继位前十年的伐商，使得其失去了殷人所封的牧师身份。其中的“号衰”，当为姬昌取消伐商自立时的称号，再次臣服于商，而重新获得牧师之职。四、姬昌初檎于毕
27、与“迁藏就岐”事考姬昌为了恢复与商的关系，不得不采用古公亶父、季历时的策略，再次与商王室联姻。姬昌之母、季历之妻来自商邑殷民挚族，姬昌为商族旁支之后。姬昌为了恢复与商族的关系，再次娶帝乙之女为妻。大雅大明叙其事：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浚。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仰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文王娶帝乙之女，以求得到商王室的信任。这次政治联姻，在周易中多有记载，泰六五言：“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言帝乙之女嫁于文王时.，周人生产生活水平远不如商族。左传哀公九年载阳虎之筮时，遇泰之
28、需，便解释说：“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言外之意，这次联姻是由帝乙长子微子启促成的，其妹嫁于周人，也使得微子启与周人保持了良好的姻亲关系。在周传文献中，帝乙作为与周关系最近的商王，得到了周人的高度评价。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认为历代商王从成汤到帝乙都能秉德执政。多方：“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言商之德政，至于帝乙而终止，以明确周人再次反商，在于纣王失德。帝乙嫁女之后，文王作为帝乙之婿，
29、奉殷祀为正祀。周原HllJ刻辞言：“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绍祭成唐，御报二女。”周人立庙祭祀殷先祖，表明其是彻底臣服于商。姬昌娶帝乙之女，重新获得了商王室姻亲的身份，得到了商族的认同。姬昌祀殷先祖的时间，今本竹书纪年却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的消息，系之以帝辛王六年、文王十七年：“西伯初檎于毕。王国维引唐书历志言：“至纣六祀，周文王初檎于毕。”将姬昌初檎与纣六祀对举而言。周易既济九五言：“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檎祭，实受其福。”王弼注：“牛，祭之盛者也。檎，祭之薄者也。”礼记坊记有此句，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西邻檎祭则用豕。与言杀牛而凶，不如杀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俭而敬
30、也。”言姬昌采用了与纣王不同的祭祀方式：一是体现在祭品上，纣隆祀而姬昌简约。二是方式上，纣王用一次盛大祭祀，姬昌则按时祭祀。三是态度上，纣隆祀而傲慢，姬昌简约而诚敬。双方在同一时间祭祀殷纣王与周文王共同的先公帝乙，双方祭祀方式的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姬昌获得了帝乙的福佑。萃六二又言：“引吉无咎，孚乃利用输。”王弼注：“檎，殷者祭名也，四时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时，处于中正，而行以忠信致之。以省薄荐于鬼神也。”檎祭是按时祭祀，其不求祭品之丰富，但求祭祀者不忘先王的功德。吕氏春秋顺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言姬昌在岐地立殷先王庙，按时祭祀，以帝乙之后自居。姬昌初檎于毕
31、，一是毕为周新获的领土，二是毕西于丰三十里，较岐社更接近关中盆地，文王在此立殷先王庙，实际是将周之领地向东拓展，既不易受到殷王的怀疑，也表明殷周一家亲。周以毕为拓进基地，渐次东扩。辛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周人在毕训练军队，作为更靠近殷商的军事据点。后文王、武王、周公去世后皆葬于毕，可见毕成为姬昌时期新的行政中心。在姬昌初檎于毕十年之后，即文王二十八年，周出兵伐翟。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中，周人不仅休养生息，而且重新获得了征伐权，方才能够出兵攻伐西土戎狄，并得到商的认可。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之言：“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所谓的“殷之叛国”，为原本服事殷之诸国，在殷商控
32、制力下降时重新自立的方国。伐翟四年后，诸侯朝周。这些方国能够朝周，一在于殷纣王的暴虐无道而姬昌实行德政，二在于姬昌在此期间被周王重新任命为西土的共主。岐社为周人祭祀岐地之主、动员部族作战的祀地之所，是姬昌凝聚周人的宗教场所。文王与殷商通婚，并得到西土诸侯朝觐之时，必然重修岐社，恢复周人之社。因此，周人“迁藏就岐”，便是恢复岐社的祭祀，即周人纷纷呈献祭品，重修岐社。今本竹书纪年言文王初檎的第三年（帝辛九年），“纣王伐有苏，获妲己以归。作琼室，立玉门。司马迁叙述得更详细：“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
33、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像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纣王逐渐失去了殷王室成员的信任。这便是天问所言“殷有惑妇，何所讥，由此可见,姬昌通过与帝乙之女的联姻，得到了帝乙长子微子启家族的帮助，使得周人得以休养生息：”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闵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姬昌重新赢得殷商王室和西土诸侯的信任。故周人“迁藏就岐”，重启岐社，聚集周人以征伐西土。五、“西伯上告”与受命于岐社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囚姬昌的原因是
34、：“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醯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美里。”言姬昌因同情九侯、鄂侯而被囚禁。今本竹书纪年系其事：“二十二年冬，大搜于渭。二十三年，囚西伯于差里。“帝辛二十一年，诸侯朝周；二十二年纣王便“大搜于渭”，显然是纣王意识到，殷王室大量成员投奔姬昌，西土诸侯朝周，周再次成为殷商在西北边境的安全隐患，亲自在商周交界的渭河流域主持军事演习，趁机囚禁了姬昌。上博简容成氏记载姬昌被囚禁后，西土诸侯发生叛乱：于是（乎）九邦畔（叛）之：丰、（镐）、那、口、于、鹿、耆、宗（崇）、（密）须是（氏）。文王（闻）之，曰：，唯
35、（虽）君亡道，臣敢勿事摩（乎）？唯（父）亡道，子敢勿事摩（乎）？（孰）天子而可反？，受（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亓可（来）乎？，文王日：，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目行九邦，七邦（来）备（服），丰、乔（镐）不备（服）。文王乃（起）m（师）吕乡（向）丰、乔（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腐（尽一人为亡道，百鲁（姓）亓可（何）辜？”丰、乔（镐）之民（闻）之，乃升降上文王,文王时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泰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昔者文王之差（佐）受也,女（如）是（状）也。纣王面对西土之叛、淮夷之乱，只
36、能依仗姬昌来平定西土。传世文献亦载姬昌断讼、伐崇、伐密，稳定了西方的局势。帝辛三十年，姬昌率西土诸侯朝殷。周原甲骨载有商册封周方伯之事，Hll:82：在文武贞王其邵帝典。册周方伯。HU:84：“贞，王其拜又大甲。册周方伯。思正，不佐，于受有佑。”言姬昌受殷纣王命而为方伯。从甲骨卜辞来看，商之牧师只是负责警戒边境的普通诸侯，姬昌在西土诸侯叛乱后才被封为方伯，史称西伯，获得了专征西土诸侯的权力。姬昌以西伯的身份受命于岐社。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二年，“有赤乌集于周社。“此为姬昌受命的象征。墨子佚文：“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河出录图，地出乘黄，天锡武王黄鸟之旗。”康有为认为此
37、事出于旧说：“此言征有苗事，亦必墨子之书经。必是旧文，而墨子稍附己意者。儒书文王无伐殷事，三分服事，孔子所以发明文王为纯臣也。据墨子则有之。必有一家托古者。”所言之事绝非墨家杜撰。吕氏春秋应同亦有类似记载：”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赤乌降临岐社，被作为姬昌受命的祥兆。汉儒作了进一步的演绎。尚书中候言：“季秋，赤雀衔丹书，入郡，止于昌户，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苍帝子。”易纬是类谋亦言“文王受丹赤雀书”，春秋元命苞亦言“凤皇衔丹书游于文王之都”，后世便以赤乌集于岐社作为周受命代殷的标志。清华简程寤记载姬昌受命为文王的情形：隹王元祀贞（
38、正）月既生（魄），大（太）姒梦见商廷隹（惟）楝（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杼（梓）桓（树）于牛（厥）（间）外，（化为）松柏械柞。（寤）敬（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大（太）子发。卑（俾）需（灵）名（凶），（祓）。祝口（忻）（祓）王，（巫）（率）（祓）大（太）姒，宗丁（祓）大（太）子发。敝（币）告宗方（彷）（社）（稷），（忻）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承（烝），占于明堂。王及大（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帝（上帝）。其中提到的“受商命于皇帝（上帝）”，即文王上告天帝，以接受天命。这是周人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标志着天降命于周。尚书召诰言：“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为周
39、人津津乐道。大雅皇矣详细叙述了文王受命的过程：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帝谓文王，”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嘴句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其中所提到的“帝省其山”，便是言天帝观省岐山。经过太王、季历、文王三代经营，周人生活有序，遂授命于周。墨子吕氏春秋等书叙其事，绵作为周人史诗，记述了姬昌受命之
40、后与天帝的对话。其中既言明天帝授命姬昌的原因，也叙述了姬昌征服西土的合理性：就商周关系而言，纣王授姬昌为西伯，使其具有专征权，可以征服西土不服之诸侯，姬昌有了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就周人内部动员而言，征服西土是天帝的命令，伐密、伐崇秉持的是天帝旨意。此后的“是类是褊，是致是附”，言姬昌遵从天帝，开始建立祭天、祀地、享祖之礼。福祭为出兵境外举行的祀地之礼；致祭乃“致其社稷群臣”，姬昌可以率领被征服国之群臣祭祀岐社；附祭乃为被征服国立后祭祀其先祖。类祭为祭天，见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福于所征之地。孔颖达认为皇矣乃言“类乎上帝，则类祭祭天也”，姬昌可以直接祭天，表明其可以直接
41、与天帝沟通，不再接受商王的统领。皇矣之后的灵台，言姬昌修筑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传：“神之精明者称灵。四方而高曰台。”灵台是观察物候以探究天时的设施。郑笺：“文王应天命，度始灵台之基趾，营表其位。”言文王初筑灵台以测天，修灵沼、灵囿以观物候，标明周不再用殷商旧历，而自行与天帝沟通、自定律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改法度，制正朔矣姬昌受命之后，自定律历，表明其不再作为殷商诸侯行事。武王自丰徙镐，立京以祀天，周人遂以殷并立而能征伐之。由此来看，天问中提到的“西伯上告”，乃言姬昌受命事。其中的“上告”,为姬昌上告于天，从此周人不必再受制于商。史记周本纪载西伯受命并得到西土
42、诸侯承认之后，纣王曾不屑一顾：“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认为天命在己，姬昌自言受命，其能奈何？天问中的“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是言纣王不明天命已经转移至姬昌，依然随九侯之女、范梅伯之骸而不知警惧，最终失国亡身。六、武王、周公营太社于雒礼记祭法载周之社制，王立太社祭祀天下之土，诸侯立国社祭祀所封之土。文王受命于岐社，标志着其得天命。商有天下时，商之太社作为最高的土地之所，遍祀天下土地。武王伐商成功后，便在商太社举行践祚大典：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闵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
43、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爽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英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日：“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武王践祚的商之太社，是商王为群姓所立之公社，是拥有天下土地的象征。武王在商社即位，标志着自己成为天下土地新的主人，并昭告社中所祀之神明。然后在社南举行祭天之礼，昭告皇天上帝，表明自己革命成功，受命称王。文王受命于岐社，武王即位于商太社，在于商周之际，社为土地之主，社祀是以祭祀权象征拥有土地统辖权。从有关史料来看，武王即位之后，并没有将岐社改为天下太社，而是与周公商定，
44、在雒邑营建周之太社。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与周公商量定殷战略时言：“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今,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泗延于伊泗，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武王周处镐京，不宜控制东方，主张营雒邑以控制东土，这便是武王即位于商太社而没有将岐社改为太社的原因。左传桓公二年又载臧哀伯言:“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武王克商之后，未将象征拥有天下的九鼎迁到岐社,而是存于洛邑，显然有在雒邑建立太社之意。何尊铭文言：“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口（辟）民。言武王在即位时
45、曾告于天帝，拟营国于雒。周公在二次克殷之后便着手营建洛邑，以实现周武王“宅兹中国”的遗愿。逸周书作雒解载周公在雒邑营建太社的情形:乃设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埴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迭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则土于周室。从尚书召诰来看，周公营雒，先建周之太社：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戍，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泗，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46、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周公东征之后，遵照武王的规划营建洛邑，以控制东土。周礼春官宗伯大祝言：“建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郑玄注：“后土，社神也。”新建都城，先求得土地之主的护佑，立社以祀。逸周书作雒解载周公先建制郊天、祀社之所，后建立周王寝宫及宗庙。尚书召诰载周公营洛时，“戊午，乃社于新邑”，孔颖达正义礼记月令时解为，“用戊者，周公告营洛邑位成，非常祭也。”营都先立太社，举行祭祀之后，开始全面营建雒邑。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七年二月乙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士。其三月，周公往营城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由召公占卜以询天意，再进行观测以求地利,最终确定洛邑新立之社的准确位置，即确定“建国之神位”，立为太社。武王伐商成功之后，曾献纣首于岐社，但并没有将岐社改为太社，而是选择在雒邑新立太社。故天问中的“彻彼岐社”非“通岐社为天下之社”，为文王服事殷国时不得不彻岐社而奉殷祀。惟其如此，“彻彼岐社”上下文方才与殷周之际的姬昌事殷的史述相合，天问此段叙述方才并得以通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