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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是史诗中的关键要素，对其的刻画描述较为直观地体现着民众的期待与想象，憎恶与畏惧，通过艺人描绘的“所见”我们便可以从中透视民众的“所想”，是我们了解史诗生发时代的社会信息的重要路径。通过将江格尔中英雄人物和蟒古斯的造型描写与萨满教、佛教图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江格尔英雄造型与萨满神祇形象的相近性，这种相近性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于民众将史诗英雄看作战神的心理定位。而江格尔中的蟒古斯形象整体上比较模糊和象征化，与萨满教恶神形象比较近似。相比之下，东蒙古蟒古斯故事作为新型变异型史诗记录了更多的佛教元素，在蟒古斯造型上可以看到更多来自佛教造像的影响。大约在13世纪，诞生于蒙古族聚居地，江格尔（DZh
2、angar）,又译占加尔，这部蒙古族英雄史诗，流传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山一带的蒙古族聚居区。作为说唱叙事诗在卫拉特蒙古人中流传了数百年时间。江格尔描述了以江格尔为首的12名雄狮大将和数千名勇士为保卫宝木巴家乡而同邪恶势力进行艰苦斗争并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理想和美学追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至17世纪，其内容充盈到将近10万行，大体结构也基本定型。当时，从阿勒泰草原前往伏尔加河下游定居的卫拉特部土尔扈特人也将这部史诗带到了遥远异乡，这就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图瓦、阿尔泰等地以及蒙古国境内也都流行江格尔的缘由。19世纪初，这一原以说唱形式流传的民间巨著，方开始被整理
3、成文字。江格尔讲述江格尔汗率12位雄狮、32位虎将、6000多名勇士征战四方，降伏妖魔，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疾病、饥饿，草原常青，牛羊遍野理想乐园的故事，结构颇为独特，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角和主情节线索，数十部作品独立成篇，合成整体。独立的各部分在时间和情节上都互不连贯，各有各的主角和完整故事，因而相互间也没有因果关系和时序。江格尔包含的故事类型很经被整理成很多，最主要的是结义故事、婚姻故事和征战故事。结义故事讲述了英雄们经过战场上的交锋或各种考验最终结为情同手足的兄弟。婚姻故事讲述了江格尔和众英雄在娶亲过程中的各种经历，英雄们通过战胜各种困难表现了他们的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的性格。征战故事讲述了
4、江格尔和众英雄们通过战胜恶魔保卫家乡的事迹，表现了英雄们热爱家乡、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江格尔史诗中除了汗国的首领江格尔以外还有他美丽动人的妻子阿盖沙布塔拉的形象，还有足智多谋的勇士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赫吉拉干，以及雄狮英雄洪古尔、萨布尔、萨纳拉等。史诗中对洪格尔这个勇士的形象塑造，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他是江格尔左手头名勇士,他一片赤诚，拳拳之心紧系宝木巴国的安危，披肝沥胆，英勇战斗，将身家性命置于度外。史诗中江格尔和众勇士代表了正义，而故事中的莽古思象征着恶意、黑暗、丑陋。江格尔故事大多发生在西域，史诗中出现的阿尔泰山、白头山、额尔齐斯河、奎屯河等，都是今天新疆人非常熟悉的地方。其语言是活的土
5、尔扈特蒙古语，其中夹杂着不少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西域族群的词汇。江格尔的篇幅极长，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长。过去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谁要将江格尔唱完，谁就会立刻死掉。据说没有一个人能把全部江格尔学会，也没有一个人能将江格尔全部唱完。据记载，能演唱70回江格尔的艺人就已经被称为“史诗的口袋”了。江格尔具有粗犷豪迈、气象周大的艺术特色。关于宝木巴理想国，诗中这样唱道：“没有衰败，没有死亡，一切万古长青，那里的人们永远像25岁的青年那样健壮。在宝木巴，寒冬像春天一样温暖，炎夏像秋天一样凉爽。孤独的人来到宝木巴，就能人丁兴旺;贫穷的人来到宝木巴，就能富庶隆昌。在宝木巴这个地方，人们的财富均衡了
6、，贫富的界线消亡了。”对英雄江格尔，诗中如此描写：“江格尔是尊宝的化身，荣耀的圣人。有了江格尔，受伤的人能恢复健壮，死人能复活再生。跟他走，好像生活在33层天上。”史诗中的主要人物就像是神话人物，都能施展神通，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主人公江格尔作为群英之首，是全诗的中心和“太阳”。江格尔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漫长,主要以口传方式流传,在蒙古族人民中间代代口耳相传，未经文人修改，千百年来家传户诵，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较原始的状态。也有抄本和刻印本。演唱江格尔的艺人称为“江格尔齐”，他们是江格尔史诗的保护者，传播者和创作者。江格尔的演唱分为两种形式,一为用乐器伴奏的弹唱形式,另一种为不用任何乐
7、器伴奏的清唱形式。其中所用的伴奏乐器有陶布舒尔、三弦、四胡、马头琴等，但多用陶布舒尔进行伴奏。演唱江格尔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的限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演唱。但也有一些地方在演唱江格尔时有一定的规矩，如卫拉特蒙古人如果开始演唱一部江格尔，必须把这一部讲完，听众必须要听到结束为止。之外，额鲁特人在演唱江格尔以前要点香、点佛灯、向江格尔磕头祈祷。而生活在博尔塔拉的察哈尔人，在晚上演唱江格尔时，则紧闭蒙古包的天窗和门，点香、点佛灯后再开始说唱。江格尔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理想和美学追求，充满了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代表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最高成就。江格尔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在蒙古族社
8、会发展史，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是蒙古族早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珍贵的史学价值，对于研究蒙古族远古时期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在悠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自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史诗。中华各民族史诗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博大的内容和生命力。中华各民族史诗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和文化形态，不仅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智慧，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神载体。它们既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渊源和文化魅力的鲜活标本。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
9、、突厥语族人民以及满-通古斯语族人民中，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彝、苗、壮、傣、纳西、哈尼、瑶等诸多南方民族中也流传着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其中蒙古族史诗的代表，与其他很多重要的元素一起塑造出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入挖掘和阐释江格尔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与史诗英雄的伟大人格力量，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具体举措。英雄的赞歌在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英雄的辅佐之下，江格尔陆续收服了众多英雄，拥有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娶了“永远像16岁少女般的“阿盖，远
10、征各国，开疆拓土。中国境内蒙古族英雄史诗蕴藏量宏富，约有300余种，而且在流布和发展的形态上基本是具有“地域一部族”色彩的部落史诗，只有卫拉特史诗江格尔正处于向蒙古“民族史诗”升格的进路上.江格尔是蒙古史诗演述传统的一个集大成者，既是中国英雄史诗的一个典范，也是世界各地活形态史诗的范例。江格尔主要流传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的蒙古族聚居区。多数学者认为江格尔最早产生于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于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成型。而后随着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迁徙，江格尔渐渐流传于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等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国，成为跨境的宏大史
11、诗。江格尔描述了以江格尔为首的六千又十二名勇士为保卫宝木巴与邪恶凶残的敌人进行英勇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江格尔的每个诗章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但情节相对独立，互不连贯，它们是整个江格尔史诗传统的有机部分，共同构成了江格尔史诗集群。国内学界已经习惯于将这种演述形态和叙事结构的蒙古史诗称作”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江格尔并非每个诗章的核心人物，许多诗章的核心人物是江格尔手下的某位英雄，如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虽然在许多诗章中江格尔不是核心人物,但是作为宝木巴汗国的灵魂人物,他会出现在每个诗章中，将各个诗章平行地链接贯穿在一起，在叙事结构上起到一种
12、串行并联的纽带性功能。江格尔的故事主要围绕着婚姻和征战两方面情节展开，大都是使用不同数量的母题在婚姻和征战母题系列的统驭下，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有机构成的。江格尔，色道尔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8月目前，学界对江格尔到底有多少个诗章流传于世未有定论。大体而言，江格尔有百余种相对独立的诗章，每个诗章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顺序，“江格尔奇”（蒙古语，指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演述语境进行随意组合和自由排序。“江格尔奇”每一次演述的诗章都是一首诗，也是一个叙事单元，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江格尔奇”通常还会将“序歌”和江格尔童年时期建功立业的故事作为演述的开端，从而使各个诗章之间
13、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而且规范着接下来要演述的故事的基本进程，向听众呈现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不同的演述，乃至不同的“江格尔奇”呈现的诗章篇幅不同，故而江格尔各个诗章在不同演述语境下篇幅长短不等，彼此之间有时差异较大，少则几百个诗行,多则数千个诗行。江格尔塑造了江格尔、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英雄群像。他们都具备超凡的勇气和力量，往往孤身作战，武艺高超。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团结一心，献身为民，不畏强暴，保家卫国，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江格尔是宝木巴的圣主，命定的伟大英雄，是宝木巴的精神支柱。江格尔出生时脚踏女妖，盘腿坐在恶魔
14、的胸脯上，两肩之间长着一颗发亮的紫色痣斑，身着洁白的丝衣。两岁时,蟒古思袭击了江格尔的家园，使他成为孤儿。五岁时，江格尔被摔跤手蒙根西克锡力克活捉，认识了洪古尔，两人结为兄弟。六岁时，江格尔降服了显赫的阿拉坦策吉，阿拉坦策吉预言江格尔将成为蒙古族民众的伟大可汗。七岁时，江格尔打败东方七个国家，威震四方。自此，在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英雄的辅佐之下，江格尔陆续收服了众多英雄，拥有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娶了“永远像16岁少女般的”阿盖，远征各国，开疆拓土。洪古尔是江格尔塑造的最为出色的英雄人物，勇武剽悍。他能把那高大的香檀连根倒拔，殍了枝杈扛在肩上，用它把50名好汉打得肢体断碎。他纵身一跳，像火星一样跃
15、到高山顶上。他临危不惧，在最险要的关头敢于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用自己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宝木巴的所有将士。芒乃可汗派遣使者向江格尔索要阿盖、阿兰扎尔等，恫吓江格尔等勇士如果不把他们交出来，便要出动13万大军，填平宝木巴汗国。江格尔和阿拉坦策吉屈服于芒乃可汗的勇武，不敢抵抗，想要答应了这些屈辱的条件。此时，洪古尔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当着使者的面大声宣告要战斗到底。面对侵略者的挑衅和威胁，洪古尔表现出了勇敢无畏，而不是妥协退让。正是在洪古尔的鼓舞和鞭策下，江格尔、洪古尔、萨布尔等英雄一起消灭了芒乃可汗。洪古尔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勇气，体现一种精神的内在因素和对荣誉的追求以及英雄特有的品质。如果说江格尔
16、、洪古尔等英雄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蟒古思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那么江格尔中的骏马就是将兽性、人性和神性融为一体的艺术形象。当英雄诞生时，命中注定有一匹骏马将为他出世，并将与他出生入死，风里雨里，相随一生，不离不弃。对英雄而言，骏马是他的同胞，是他的战友，是他的知己。他们朝夕相对，推心置腹，全情托付。骏马像守护神一样日夜陪伴英雄，为英雄出谋划策，为英雄全力以赴。英雄和骏马将心气与志气完全地超常地张扬迸发，创造性地在广阔的草原吟唱出了神圣而崇高的叙事，奠定了草原英雄史诗的主旋律和草原文明的基调。程式是江格尔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核心要素和诗学特质，“江格尔奇”熟练地运用程式化的语词完成对江格尔的演述
17、。只要对程式进行稍微的调整，“江格尔奇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创编出符合演述需要的诗行，而程式的长度或半个诗行或一个诗行或多个诗行。“江格尔奇”经常使用夸张和比喻的手法，渲染宝木巴圣地的美丽、英雄们的英勇无敌、战马的骁勇俊美，赞颂英雄们力量的美、力量的伟大以及力量的神奇。江格尔的语言生动形象又富有想象，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英雄形象，显现出了英雄们的气概。同时，史诗的语言具有优美与壮美的特征。在描述交战打斗的场景时，史诗语言激昂壮烈，突显战争的残酷性。在描述富丽的宝木巴、娇妍的美女、盛大的宴会时，史诗语言又如清辉流淌，和谐流畅，美妙乐章般优美婉约。神圣而崇高的叙事一部史诗能够让人们记住祖先曾经拥有的光
18、辉与荣耀，知晓自己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坚信他们未来美好的命运。江格尔正是如此。史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聚着特定族群的神灵观念、图腾信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要素，逐渐演化成神圣的叙事，而“江格尔奇”演述史诗的活动也成为一种神圣的仪式。新疆卫拉特人请“江格尔奇”来家里演述史诗时经常在蒙古包外拴白马或白羊，作为祭品。有时，“江格尔奇到民众家里演述史诗时，民众会在“江格尔奇”演述史诗前完成点香、点灯、煨桑等一系列祭祀性的仪式，或将盛满牛奶的碗放在蒙占包顶上，或将空碗扣在蒙古包顶上，有些地方还会在蒙古包周围撒上炉灰，甚至向空中鸣枪驱鬼。“江格尔奇”演述江格尔也有一些禁忌，而且同样的
19、禁忌，在民间可能出现不同的解释，存在不同的理由。例如，在一些地方，演述江格尔在晚上，而不在白天。博州“江格尔奇”相信江格尔具有某种法力，而且神灵们也喜欢听演述。因此他们的解释是，神灵们白天都要各司其职，没时间听演述，他们不能听到“江格尔奇的演述会不高兴，就会给演述者带来麻烦。所以，不能在白天演述。但是老“江格尔奇钟高洛甫却说，白天演述江格尔人会变穷。也就是说，禁忌的建立，关键是在那个禁忌的本身，至于遵守它的理由，有时候反倒可以是多种多样。但是也有遵守禁忌的理由是同一的，例如每一次演述江格尔都必须唱完一个完整的部分，不能半途而废，否则演述人会折寿。“如果把各民族史诗都结集在一起，那就成了一部世界
20、史，而且是一部把生命力、成就和勋绩都表现得最优美、自由和明确的世界史。”一部史诗能够让人们记住祖先曾经拥有的光辉与荣耀，知晓自己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坚信他们未来美好的命运。因此，史诗在久远而漫长的口头传唱过程中对受众起着历史教育的作用。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神圣叙事，既体现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又承载着民族精神和理想。史诗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已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范例，一个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光辉品质都集中在他身上，显示出人性美的完整个体。史诗呈现的民族的精神特质、制度、习俗、信仰对一个民族的社会实践与民俗生活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江格尔里英雄们持有的崇高价值观深深地影响
21、蒙古族民族道德的培养。这种巨大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卡尔梅克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巴桑嘎穆克宾等人曾经到苏联红军部队中演述江格尔,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和斗志。卡尔梅克作家巴道尔吉耶夫有过这样的记载：“江格尔奇（巴桑嘎穆克宾）讲到洪古尔统帅如何迎战敌人。演述者被他所讲述的内容所激励着，他卷起黑绸短棉袄的袖管，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块鲜红的丝手帕，高高扬起，就像诗歌里洪古尔所做的那样。挤得水泄不通的卡尔梅克剧院演出厅里欢声雷动：对，对，就是这样。”江格尔描述了英雄们战胜凶恶残暴的敌人，守护和谐美好家园的故事，蕴含着崇信重义、开拓进取、不畏强暴、迎难而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江格尔的宏大与崇高部分来源于它所传
22、达的这种民族精神及其承载的认同功能。正是因为它与文化心理、情感立场、社会理想、精神风貌等一些超越文本的东西紧密关联在一起，所以“江格尔奇”和受众可以在江格尔的演述中找到多重认同，而江格尔也由此在蒙古族民众中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成为能够表达蒙古族民众情感、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的崇高叙事。诗性演述与当代际遇受众对史诗的演述百听不厌的原因还在于史诗内容本身。在一个特定的传统社区里，受众和“江格尔奇”都有着自己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史诗诗章，将英雄的故事广为颂扬。“江格尔奇是江格尔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鄂利扬奥夫拉、坡内皮勒、力口朱乃等是最为学界知晓和提及的“江格尔奇一般而言，“江格尔奇中有些用乐器陶卜舒尔，有些用
23、弦琴、四胡，也有些用马头琴。但是也有不用任何乐器的，如鄂利扬奥夫拉演述江格尔也不用任何乐器伴奏。过去，弹奏着陶卜舒尔，高声吟唱的“江格尔奇时常可以见到，但是现在的新疆卫拉特地区己经很难遇到了。根据对新疆的江格尔的田野调查，大多“江格尔奇”基本上是不使用任何乐器演述江格尔，如冉皮勒、朝勒坦、钟高洛甫都是唱着讲的。不论在普通百姓的家里，还是在汗王贵族的府邸里演述史诗，“江格尔奇”经常受到热情的招待。这些受众经常杀羊设酒款待“江格尔奇”，然后全神贯注地聆听“江格尔奇”的演述。一些王公贵族、汗王、喇嘛还常以骏马和元宝赠送给“江格尔奇L1941年,“江格尔奇”阿乃尼开为通晓蒙古语的汉人张生财演述了几天江
24、格尔，张生财以一块茶砖、一件衣服和一块衬衫布相赠。在巴桑嘎穆克宾演述江格尔后，受众送给他一件短棉袄，赏给他3个卢布。受众对史诗的演述百听不厌的原因还在于史诗内容本身.在一个特定的传统社区里，受众和“江格尔奇都有着自己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史诗诗章。在新疆“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演述的江格尔中，征服哈图哈尔桑萨尔之部是他演述最多的和最喜欢的，而且受众也最爱听。鄂利扬奥夫拉最拿手的是宝林格尔之子萨纳拉远征之部，受众特别喜欢他演述这个诗章。当鄂利扬奥夫拉演述自己心爱的这个诗章之前，通常要问：“喂，怎么样？咱们让宝林格尔之子萨纳拉远征去吧！“听到这话，受众往往热烈欢呼。受众喜欢这个诗章不仅是因为鄂利扬奥夫拉高
25、超的演述技艺，而且因为它能够对他们的心灵和情感产生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作用。英雄东征西战，用自己高超的武功和神力为民族的事业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英勇的精神气质深深地鼓舞和感动着受众。受众真挚的赞叹和激赏的目光极大地鼓励了“江格尔奇”的演述情绪，保证了他们的创造灵感和演述才华得以充分发挥。江格尔演述的历史文献材料记载了一些歌手与受众互动的范例。胡里巴尔巴雅尔的故事在江格尔史诗传统里流传非常广泛。它描述了一个当地官吏想难为正在演述江格尔的胡里巴尔巴雅尔，用“江格尔一伙抽不抽烟的问题打断胡里巴尔巴雅尔的演述，胡里巴尔巴雅尔在一处“恰当的地方“插了一段“在百灵那样漂亮的烟斗里，装上了无数
26、包磨碎的烟，在他们喷出的烟雾里，水鸟找不到沼泽，山鸟找不食作为回应。这位受众又问江格尔他们念不念经，胡里巴尔巴雅尔从容地编了一段诗句应对过去。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剧，社会、经济、文化的当代变迁日益激烈，江格尔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江格尔保护传承弘扬的形势非常严峻。江格尔传承人数量锐减，一部分著名的“江格尔奇”已经谢世，绝大部分“江格尔奇”都已经步入老年，优秀的年轻的“江格尔奇寥寥无几，江格尔演述传统的存续力己经受到了“人亡歌息”的威胁，把江格尔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既是我们的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27、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导着我们思考和探索在保护传承弘扬江格尔方面如何守正创新，使江格尔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采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快手、抖音、移动端APP等新兴媒体相结合的“融媒体”宣传形式，以专题节目、栏目、频道等方式，推出和宣传可以在任何多媒体设备的条件下宣传和展示的江格尔的数字资源，以电影、动漫、电视剧、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对江格尔进行多模态的宣传、展示、展演，是新时代推动江格尔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使江格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28、的文化形态，广泛走进新时代民众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的有效方式和路径。江格尔之所以能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光辉不变，熠熠如昨，始终流淌在蒙古族民众心中，是因为它所传递的英雄们为保护宝木巴而殊死斗争的精神，蕴含着蒙古族人民的诗性智慧，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理想、精神追求和美学旨趣，是蒙古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创造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范本。宝木巴有圣地、乐园的涵义，是史诗中无数英雄为之捍卫终身的国土，更是蒙古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体现。那里“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那里“四季如春，没有炙人的酷暑，没有刺骨的严寒，清风飒飒吟唱，宝雨纷
29、下降，百花烂漫，百草芬芳江格尔没有刻意地叙述历史的兴亡变迁，也没有刻意地彰显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热情描绘热血英雄们为家国拼搏、昂扬挥洒的场景，张扬着蒙古族与生俱来的豪迈性格，咏叹着叱咤风云中的儿女深情，展现着不容侵犯的家园主权，描绘着广天阔地的大漠风光和神奇美丽的草原图画。江格尔不特别在意说教，也不刻意留下金科玉律，而多是鲜活的生活场景的描述，是其最普通、最素朴、最坦诚的情感意志的抒发，英雄们奋力奔波征伐，渴求构建和谐、安宁、健康而美好的生活家园与简约、质朴、快乐的精神家园。江格尔是蒙古族民众从心里流出的生命之歌，是在声韵气息间活着的神圣叙事,以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演述形式响彻辽阔的大草原，常青不
30、老，永世恒昌。图像与语言都是人类最为基本和古老的表达符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重要方式。尤其对于许多文字产生晚近的民族,探寻此二者的关系对于还原其历史状貌和精神世界都将会是一条启发之路。”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口语时代，原始人主要是以图像符号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指认和自己的宗教信仰，描述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内心世界。换言之，原始图像实则是一种原始语言，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发现的关于原始社会最真切的记录。”文学人类学也提出将人类文化表意符号系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小传统”指文字书写系统，而“大传统”就是包括图像和口传叙事等在内的前文字系统。例如遍布于阿尔泰山脉、蒙古高原、贝加尔湖畔的原始岩画就是猎
31、牧民族最初的画与诗的表达，最古老的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也是绘制于泥板之上以图画的形式呈现，此后一人双兽图案成为了两河流域造型艺术中表现吉尔伽美什的固定程式，希腊瓶画的内容大部分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在西藏也有大量的以格萨尔为题材的唐卡绘画。现代图像时代的到来，更是使文学与语言发生了深刻广泛的联系，电影艺术便是语图结合的最好范例。人物是史诗中的关键要素，对其的刻画较为直观地体现着民众的期待与想象，憎恶与畏惧，通过艺人描绘的“所见”我们便可以从中透视民众的“所想“，是我们了解史诗生发的时代社会信息的重要路径。宗教认识结构着蒙古民众的世界观，从而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到史诗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去。另一方面
32、，掌握了绘制英雄或魔鬼的笔也就掌握了重要的宣传阵地，所塑造出的形象将会留在听众心中形成深刻的心灵映像，对宗教传播产生有效的助益。黑格尔说：“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受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想象。”江格尔是容量巨大的口传活态史诗，具有十分古老的母题也有新的文化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叠加进去，所以我们可以从史诗中看到人物形象所包含的宗教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和层叠性。关于史诗人物的宗教特性前辈学者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本文主要以人物造型为研究切入点。一、江格尔英雄形象与宗教神祇图像的相关性在江格尔对英雄的外形描述中有许多佛教元素，但这种描述通常带有一定的象征性,不是直观以佛像
33、造像法则来塑造史诗英雄。如“在洪占尔的额头上闪着，玛哈嘎拉佛的光芒,在他的卤门上闪着，宗喀巴佛的光芒。在他头顶上闪着，奥其尔巴尼佛的光芒。看他右边的肋骨，有巴特尔佛在守护。看他左边的肋骨。有达尔哈佛在守护。”这一程式在史诗中是相对普遍稳定的，从外形描写可以看出江格尔史诗英雄受到佛教神祗庇护，但是是在英雄基本形象己经形成基础之上加以佛教属性修饰，而非直接的外貌描述。再对比另一个江格尔出生时的常见程式，”取出里面的婴儿一看，只见他脚下踩着一个女魔，屁股坐在一个男魔的胸上。两肩当中长着一颗发亮的紫色痣斑，身上穿着银白的海伊伶”，这种外形描写与前文不同，非常具体，与佛教护法神形象近似，表明英雄自从降生
34、就具有佛教属性，但这一程式并不是构成英雄外形的稳定内容，而属于降生程式，在史诗中出现的频率有限。从整体的塑造上来看，江格尔史诗英雄与萨满教神祇形象更为近似，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没有形成发达的造像仪轨，相较于佛教神祇形象来说较为写实。所以史诗英雄和萨满神具体来说常表现为一种骑土、力土形象。“他那拇指和食指上，生下来就没有关节。他那肋骨和胸骨上，生下来就没有缝隙。他那肩膀和躯体，好比钢铁一般结实。他那颈骨和锁骨，钢铸了一般连在了一起。“这是史诗对于江格尔外形的描述，肋骨胸骨没有缝隙，也就是“骈肋”，是蒙古民族对于大力士的常用形容，相传有许多著名的摔跤手都是这样的身体构造。从江格尔的体型来看，可
35、以说是身高体壮的巨人力士。同样萨满教天神也具有力士形象“上界的英雄腾格里汗，长有碧玉般的神体，身材高大而又强壮”，这种强壮身躯也是对萨满天神的较为固定的描述。江格尔中常常描写英雄身体蕴藏了猛兽力量，这也是萨满教观念中对兽神崇拜的象征化表达。“狼、狮子、鹰扮演着重要的超自然角色，作为人特别是萨满的同盟或者敌人.”萨满教观念中兽神通常承担萨满的助手，史诗中将这一点一方面改写成服装武器上的动物装饰，如常见的程式，“弓柄上刻着猛虎和雄狮，在一起争斗；弓背上刻着一双凤凰，在一起厮扭；在两头的弓角上，刻着嬉戏的花鹿。”另一方面用借喻的手法，改写成英雄的手臂肩颈蕴含有动物的力量。如，“他肩宽七十又五尺，双肩
36、中有着七十只大鹏的力气。他腰宽八十又五尺，腰间里有着八十只熊鹏的力量。他的两臂生就二十四只狮子的力气。他的双手生就二十四只蛟龙的力气。从他的双肩到他的两膀，含藏着二十四条毒蛇的力气。”而在对萨满神外形的描述中兽神常是直接与萨满神共同出现，如卧在神祇肩头腰侧等，具体看一下对萨满教天神外形的文字和图像描绘：“白色腾格里天神，你闪闪发光，头上装饰以大桶般的坚盔。甲胄以优质金首饰制成，披挂在身，与穿有高级月形靴的双脚很和谐。虎皮箭囊中装满了坚实和犀利的箭矢，胯在右侧；豹皮弓套中装有残暴无情的弓弩，挂在左侧；锋利的腰刀挂在左腰间，手中持有一根三棱竹竿，骑一匹带有价值昂贵的鞍辔的高头大马。手中捧着一只铁鹰
37、，铁鹰飞起来，一直向前翱翔。右肩上放有一只白色母鹰，左肩上则有一只斑斓猛虎卧在那里。”另一段是对于苏勒德战神的描述：你是苏勒德腾格里神，共有九兄弟，放射出了白色和红色的光芒，骑上的纯种烈性马。头戴大桶式的盔，身穿黄色甲胄，脚蹬长筒靴。身配虎皮箭囊和豹皮弓套，腰缠护腰，配有短刀和宝剑，手执三根苇棒。头上有雄鹰栩翔，右肩上有一只狮子俯卧，左肩上有一只老虎跳跃，两侧有黑犬、黑熊和黄熊。可以看出对萨满战神的描述与江格尔英雄在外形上存在一定的一致性，都表现为具有特异光辉，如史诗中对于英雄的描述：”举目看他的胸膛，上面闪烁着启明星的辉光。举目望他的肩头，上面闪烁着日月的辉光。”以及披甲戴盔，装备弓箭刀剑等
38、武器，特殊而精良的马，这些都是在史诗中高度发达的程式。无论是萨满天神还是英雄形象本质上可以说都是力士和猎人的结合,例如在萨满神歌祝祷词中对BagatUrIengri的描写就是手持宝剑力大无比的战神形象，对Hisagatengri的描写只是说褐色眼睛，骑淡黄色条纹马。萨满教作为早期原始宗教并没有形成发达的造像学，此时的蒙古人通常不会纯粹抽象出一个虚幻形象,而多是在已知形象上进行具有象征意义和强烈情感的夸张和组合，这个己知形象不可避免地会采用人类本身为底本。例如，萨满进入他界依然要靠飞马或者攀登世界树，而并不是可以自身直接带翼飞行。图I为一组关ataatabantengri的图像资料，图中我们可以
39、看到天神的马装饰有角，伴有兽类和鸟类，手持长矛，与神歌记载以及史诗文本近似，也与藏传佛教造像中具有本土化色彩的骑马战神像接近。图2也是关于萨满天神的图像，整体较为类似，可见对萨满天神的图像表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在乌审旗沙尔利格蒙古族哈达斤氏族有专门供奉阿塔天神的敖包。阿塔天神的敖包坐北朝南，过去坐落在石头砌的台座之上，高约1米，台面为约10平米的方形台座。在其上扎一个蒙古包，但没有天窗。古代蒙古人常有专门用以供奉的蒙古包。阿塔天神敖包的供奉对象古代是用毡子制作的翁衮，后来是在布面作画，居中的天神像也一样是身披长袍，外罩铠甲，脚穿蒙.占靴，头戴红缨鱼鳞盔，左手端碗，右手握缰，端坐于青马之
40、上。萨滴教理论是江格尔基础性的宗教观念，图像又具有直观性，或许艺人在最初设计英雄外形上受到了萨满天神形象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加入了佛教元素，但英雄的萨满战神形象还是并没有被大幅度改造而长久保留了下来。图1Ataatabantengri天神像图2萨满神灵图像二、史诗英雄与萨满战神形象互通之成因通过图像了解了江格尔史诗英雄马腾格里战神形象的同构，而这种渊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于史诗英雄战神属性的心理定位。蒙古史诗英雄永远是骁勇善战，战无不胜的，在民众心里很容易将其与萨满战神融合。许多蒙古贵族都笃信史诗的力量，有些贵族有自己的专职史诗艺人来为自己服务，很多王宫贵族甚至无论去哪都要带上著名的史诗艺人随自己
41、同行，这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贵族们重视史诗讲唱所具有的强化军事的能力，而强化军事战力对王公贵族来说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据贾木查先生在其专著史诗江格尔探源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大约在1920年左右，哈拉夏尔土尔扈特的生钦活佛在他操练兵马时期也曾请来江格尔奇为其部队演唱江格尔以鼓舞士气。苏联十月革命期间，卡尔梅克红军司令哈木得尼科夫和政委卡努科夫,每次参战以前都要率其部队到江格尔奇额赖奥布莱（鄂利扬奥夫拉）家，请他演唱江格尔以鼓舞士气，英勇杀敌。”贾木查先生对这两条记录的解释是：“这种演唱活动实际上古代蒙古族军事民主时代文化意识的延续。由此可见，在很早以前，新疆的卫拉特和俄国的卡尔梅克都有过临战前或
42、劳动场合以演唱江格尔来鼓舞士气的习惯。”学者德塔亚在其论文关于江格尔演唱场所中记载了许多在征战前演唱江格尔的例子。”在新疆三区革命时期，江格尔奇其木德前往战场讲唱史诗。”“1920年，土尔扈特部征兵军训时邀请江格尔奇讲唱江格尔。”“二次世界大战时，卡尔梅克江格尔奇巴桑果瓦为即将前往战场的战士讲唱史诗。”塔亚学者在分析战前演唱江格尔这一习俗时谈到了以下几点原因：一方面是通过讲唱史诗可以得到上天和江格尔的灵魂的帮助，并能赶走扶持敌方的神灵，减弱敌方的士气，从而获得胜利。另一方面被史诗呼唤而来的逝去的史诗战士的灵魂可以附在战士上而使他们免受刀剑的伤害。并且通过赞颂江格尔的神力，为即将步入战场的战士们
43、注入史诗英雄那不败的灵魂。海西希教授在分析蒙古人战神系统时除了提到苏勒德腾格里等萨满教战神以外还有另一位史诗英雄一格斯尔汗，这一判断再加之以图像系统的证明，无疑可以让我们对史诗英雄有新的理解认识。在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一书中记录了一段准喝尔部在战斗打响前使用的祷文0这段祷文是向神化了的格斯尔汗发出的：“高贵的赫鲁德博格多腾格里忽必勒干，你是战役的胜利者，格斯尔汗！你是这支部队的统帅，现在率领我们前进吧！”这段资料表明准喝尔战士在战斗开始前呼唤格斯尔汗的名字，渴求格斯尔汗的庇护，希望智勇的格斯尔汗能统领他们从而必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对于蒙古战士来说得到神化的史诗英雄的认可和庇佑，定能使其信心与勇
44、气大为增益，从而提高其战力并获得胜利。贝尔格曼于1804年在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进行实地考察后报告：“腾格里战神是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中的战神。在南征北战之中，有人将之画在军旗上而在军队的前面飘扬。”可以看出萨满战神崇拜存在图像载体。并且萨满战神和格斯尔战神崇拜融为一体，这种崇拜的融合也直接体现在了史诗英雄的形象塑造上。此外，据17世纪上半叶的蒙文资料记载“某些人在一块木料上雕刻了一个人像和一匹马，使人骑马，手持一把剑，这就形成了他们为之祭祀的偶像。”而这种人马像也是古代游牧民族出土文物中常见的重要内容，基本为写实手法，有的铜人在头顶带有尖状饰物，右手持短剑，考古界对于这种文物的功能并没有统一判
45、断。结合史诗和民俗资料分析,这一青铜人马饰件很有可能是在反映游牧民族战神崇拜,是萨满战神的翁衮形象,作以祈祷之用。三、江格尔蟒占斯形象兼与东蒙古史诗之比较江格尔中这种来自萨满神的造型原则并不仅仅表现在英雄上，反面人物蟒古斯的塑造也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与史诗一样，萨满天神也同样存在东西恶善神的对立，恶神形象也可以为艺人塑造蟒古斯提供参照。蟒古斯通常为多头的魔怪，但在江格尔中对蟒古斯外貌具体描述的程式相对并不发达，通常表现为多头，尖牙利爪食人肉，身材高大,有些是独目，另一类妖婆的形象典型特征为有细长的铜壶嘴，总体来说与东蒙古蟒占斯故事中的蟒古斯形象差距较大。史诗中许多蟒古斯形象同样能在萨满神
46、中找到原型，例如苏罕乌兰腾格里是危害人类的东方恶天神之一，食人肉者的化身，对其的描述“红血是我的饮料，人肉是我的食物，黑酒是我的力量”。此外还有独目神，例如守护大地的西方三重门的萨克腾格里的儿子，松库德王腾格里就是脑门上一只眼，嘴里只有一颗牙，下身长了一条腿。萨满99重天中有苏嘎达塔亦赤腾格里，即为独目天。图3为一组古代萨满恶天神的图像，图中可见萨满天神手持苏立德，具有援牙和爪子，呈带翼兽头人身的组合面貌，比较一下江格尔中对于蟒古斯的常见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二者有很多相近性：听说阿萨尔哈日魔王，长着十个夜叉的指甲，整天整夜地拥向他的手心；嘴里长着十颗象牙，一刻不停地格格作响。他的心肠犹如铁石，杀
47、人如麻从不眨眼。他长着十二颗锋利的獴牙，他有一颗灵酷无情的心，他有十个额尔利格的铁爪。他头上长着35个脑袋，右手上放着一只花斑雄鹰，左镀下领着一只黑色细狗。在这努图克的北部，有一位阿塔哈尔黑魔，脑门上长着一只独眼，脖颈上长着15个脑袋。图3蒙古萨满教恶神图像相比较之下，随着历史发展，佛教对于东蒙古地区的影响逐渐深入，萨满教在很大程度上己被佛教代换，也有部分萨满与佛教融合。以下是一则科尔沁萨满神歌。“圣叁布拉的宝殿，札日那沙格佛的化身，我们高举圣灯和香烛，祈祷缠身的病魔离去。面对圣叁布拉圣地，磕九十九个响头，祈请花衣萨满的祖师，可怜可怜弟子的请求。骑幼驹者是佛祖，擎毒蛇者是大黑天，愚笨的弟子衷心
48、祷告，祈请佛祖发善心。甘珠儿、丹珠尔圣典，三个部落的圣书，被供奉的三宝，三世转化的救世主，无知的弟子在祈祷，保佑我们长寿幸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萨满教神祗和观念已变得含混破碎，代之以对佛教的祈请和祝祷，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很多概念具有抽象性，很容易被更高级的宗教以自己的宗教元素加以替换。东蒙古史诗作为变异型史诗内容复杂，记录体现了很多新生的文化元素，与江格尔相比出现了更多更为明显的佛教因素，直接体现在史诗人物的外貌塑造上。如前所述，萨满教作为自然宗教，其神祗系统无论从内核到形式都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与萨满教不同，佛教造像学有着稳定而发达的传统。流传于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塑像以及壁画早期受尼泊尔艺术影响，复杂多变、神秘诡谪，带有浓厚的密乘特点，多出现女性神祗、以及多头多臂多足、牛头马面的怒像护法神。“八思巴班智达的睿智，在于他明了五明中的工艺学，以，图像弘法的方便道，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从而将他所欣赏的尼泊尔艺师阿尼哥携至大都。”可见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就已经十分了解图像对于传教的便利。蒙古一代宗师哲布尊丹巴一世也是一位雕塑家和建筑师。在蒙古传统青铜工艺的基础上，大型佛像制造有了很大发展。在满清初期，以察哈尔多伦寺院为中心，聚集了许多蒙古艺人与工匠，其精美的佛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