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奴婢制度源流考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代奴婢制度源流考略.docx（7页珍藏版）》请在课桌文档上搜索。
1、清做懒麻原充考略奴婢之制，非草创于清，而风靡于清，考诸史乘，可见其渊深流远。满奉主奴之别，汉重尊卑之辨，彼此合流，主奴尊卑所以生。清代奴婢源于战俘、罪囚、民人投充以及丁口买卖等四途，律比畜产，劳役繁苛，豁贱维艰，且即便还民，亦遗戾深重。清代；奴婢；良贱康德哲学体系所强调的“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在古代中国亦不过镜花水月而已。一若常惯，清律并未严密界分人身与财产，人身沦为财产法之标的者屡屡有之。建州女真的善奴传统，兼糅汉文化的尊卑之辨，联袂助推清代奴婢制度呈显愈演愈烈、有加无已之势。一、渊源稽考清代奴婢制度的风靡，既为建州女真蓄奴风习等因素的承维与流演，亦为中原王朝良贱之辨等积疾流弊的外显。清兵
2、入关前，即见建州女真蓄奴之滥觞。明宣德八年（1433）,朝鲜官方詈斥女真越边掳人，“尔等掳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时值明亡清兴，建州女真兴师犯明，滋扰边关，“剽掠上国（明朝）边氓，做奴使唤2。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胃举事，合并诸部，创后金汗国，后乃“兴师犯明，宣布告天下七大恨，取抚顺”网814,辽东汉民，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参见清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随着战事扩大，烽火延装，俘获人畜更多，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4于中原王朝，关于奴隶制的史载更早。尚书甘誓言：“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5甘誓为夏
3、启征讨有扈氏的誓师词，所谓“孥”，同“奴”，有罚做奴隶之意，即将息于攻战者罚没为奴。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云：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6,引兹佐证。奴婢制度作为奴隶制之遗裔，洞贯中国古代史之始终。其根源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封建制生产方式均为土地经济的同质性，以土地为纽带筑就了农奴于地主的人身牵附。秦汉以降，历代王侯将相、缙绅豪强均有蓄奴之习，（吕）不韦家僮万人“矮奇家使数千人73041,这固然是趣在夸张的写意之笔，但可推断其基数绝非等闲。俄及两汉“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工三国时期，“奴执耕稼，婢典炊爨”8。南北朝时，素有“耕当问田奴，绢则问织婢9之俗谚。晚唐蓄奴之风尚盛，岭南、黔中、福建等道
4、百姓多被公私掠卖为奴婢，越王贞家僮多至千余人。参见清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2页。北宋时期，金军破辽，将所获1契丹儿妇，令做奴婢”10,嗣后临南伐宋，“掠拐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者自食之，富戚子弟降为奴隶”11。既而蒙元逐鹿中原，汉人、南人素常沦作“驱口家奴。明初，朱元璋遏制蓄奴，以肃纲纪，“诏书到日，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得收养。违者依律论罪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12,对民间蓄奴之习重典惩禁。但由于税赋苛重、旱涝日繁等因素，黔首流离，百姓破产，唯有质妻留子以谋生，以至成化、弘治年间，“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I口制，或多逾十倍，
5、蓄奴之习强势反弹，臻于极盛，*参见明孝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1961年版，第194页。朱元璋的重拳铁腕终究流于具文。万历时期苏州府苏定县更甚，大家童仆，多至万指3,于中盛况，可疑椅隅。可见，清代奴婢制度并非前无端绪的骤然草创，在定程度亦为中土旧制的衣钵传承。二、来源探微清入关后，圈地京畿，养奴蓄姬，一时间人烟凑集、骈肩辐犊。据载，乾隆年间“仕宦之家，童仆成林4“满汉贵族多以蓄奴为乐，竞相攀比，彼此炫耀，和珅府第极盛之时，“供厮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15卜朱门酒肉、金粉楼台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顷刻东西、妻离子散。闻者凄心，见者怵目。清代蓄奴风习之炽烈，与奴婢的广泛来源息息相关
6、。(一)战俘清初，战俘是奴婢的主要来源。明清鼎革之际，烽火频仍，满洲兵摧枯拉朽，军行所至，均按功分俘，“玉帛载马后，子女罗马前工史载，努尔哈赤极端排汉，“得汉人，分赐满人为奴隶，按满官员阶级分与；得侑生，则杀”网830,颇值寻味。建州女真前身为耕狩于图们江流域的裴尔小邦，自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以十三遗胄举事，到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不过尔尔一甲子。个中缘由，固与明室承平日久，文武废弛难脱干系，但更与后金军所奉行的分俘政策休戚相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所俘获的人口和资财犒赏座下，一者意在淬励将卒上下心无旁瞥，矢志戎马，是军队战力与士气的保证；二者后金兵无
7、俸无饷，所俘均分旨在以战养战，酬庸赏功，以缓兵饷之急，因此即便定鼎中原后仍悉数遵行。顺治元年(1644),在平定山东满家洞抗清势力后，将所俘获妇女牛马，分赏行间士卒.*参见清实录世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一二。康熙年间，清廷酝酿撤藩，吴三桂等“三藩不自安”，不久为八旗所破，期间所俘人口，均散给士卒。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四七。乾隆年间平定准喝尔叛乱，准喝尔部败北之余，除了折师损将，还要“妇搞充赏T6.“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二)罪囚然，天下分久必合，戎马住德并非世之常态。奴仆为刚需而战俘者不常有，因此在和平年代其来源名色繁多，不一
8、而足。说文云：奴、婢，皆古之阜人也阜，犯法也OTI7又有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藁工可见，将罪犯贬黜为奴，古已有之。清代，因犯科而没入奴籍者，其要有三。其一，谓以人身抵充债务而判罚为奴，如康熙二十年(1681),阿毕大等五人盗马，按律应立决，家产妻子给失马之人。康熙圣裁，以“疑罪惟轻，本犯免死，给与为奴，则失马者得人役使，于法未为不当”为因由，减死为奴，嗣后著为定例。*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九八。其二，将罪犯发遣边瘴为奴。发道为清代流刑之，将罪犯发往黑龙江吉林、滇黔回疆等关隘烟瘴之地。被发遣之人，或到改造地务农，或供人差使，或给披甲人为奴。如乾隆五十二年
9、(1787),曾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以邪教滋事的人犯，分发回城，如乌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地处回子为奴；参见清实录高宗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一。八。其三，受重罪家属牵连而没官为奴者。清律广事株连，一人犯科，罪及妻孥，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均凌迟，“祖父、子孙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君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TI8。康熙四十六年(1707),周铿声呈控澄海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经查勘实为周诬告以图报旦，按诬告者反坐其罪论，“将周铿声依谋叛律反坐拟斩立决，”“犯妻周郑氏给功臣之家为奴Tl9。即便是八旗后裔，亦不得游离法外，恣
10、意逍遥，功臣之后，往有不肖子孙，或谋私结党，欺君误国：或贪赃坏法，亏空国帑陷身刑辟；或发遣边远：或妻子入辛者库”20。所谓辛者库，是为整饬满族贵胄中为非作歹者的法外机构，辛者库人戴罪服役，或充当庄屯苦差，或补替兵丁坐街看更，或给予官员为奴，自此自由沦丧，非遇恩赦，无以还民。(三)民人投充投充，是清初奴仆的又一来源。所谓投充，指汉民只身或携带土地一同投靠旗人，风靡于清入关之初。投充者多为.上地被圈占的农民，因食口无资，不得不委身牛马。畿辅之地，斯风尤烈，“地多围种，人效投充”21。亦有被威迫而投充者，因八旗贵青热衷于掳掠人畜以肥私，所及之处，逼勒投充，或言语恫吓，或威势相逼，以至民心不靖。参见清
11、实录世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一五。即便是身家、田土俱在的汉民也心怀忐忑，“或恐圈地，而宁以地投”22。即基于四产可能被圈占的预期，与其被圈后一无所有，不如主动投献，或许尚能讨价番。又因东来旗人本事猎狩，惯于渔牧，不善躬耕，因此对劳动力需求量很大，除了以战俘为奴，勒力同心田作，地之所出也输其主外，还因势利导，鼓励民人投充。顺治年间，“凡贫民因无以资生，欲入满洲家下为奴者，由本主禀告户部，即准投充21,大开方便之门。民人投先与旗人圈地亦步亦趋，双向互促，于顺治到康熙年间三次大规模圈地，带地或无地投充者统计合共四万九千九百四十三人”23卜投充后身份何如？所谓投充者，即奴隶也。参见清世祖章
12、皇帝圣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6页。照旗下圈地家奴典买例，悉由本主自便”24,即投充人与典买家奴同，为家主私产，需仆从服役，听候唤使，律比畜产。（四）丁口买卖四海既平，兵戈之灾，褫掠之事，日渐尘封，人口买卖渐为奴婢来源的主流。人口买卖，建州女真时即见端倪，“野人（指女真）必掳汉人相互买卖使唤”1,“一人之价，不过十余两银耳”25290和平年代，人口买卖多因小农破产，生计无恃，衣衾无着，贫民唯可典妻甥子以求苟活。顺治年间西安地区饥荒，百姓临冻受饿，道殛相望，饿殍千里，“逃亡及卖入满洲者十六七卖入富商及满洲者亦不下十余万21康熙二十年（1681）,大同、宣府等处，连岁败荒，黔首辘辘
13、饥肠，卖鬻男女者，幼稚不过数百文钱，丁壮不过银一二两大车小车，络绎而来，辗转贩卖”2661。多口之家，顷刻东西,父难顾子，夫难保妻，骨肉分离，劳燕分飞。小农经济先天羸弱，格局分散，偶有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因食口无资而典卖妻子者不胜胪列。此外，在纸醉金迷粉饰下的盛世太平，缙绅豪强专注于纵情声色，贪图糜乐，对蓄奴风习趋之若督，如蚁附膻。“仆从多寡，不以所司繁简而论，均以职分尊卑为定，以示等威。”27外任官员，除了携带家眷，往往还有奴婢多至数百，参见清贺长龄、张鹏飞皇朝经世文编，河南学识斋馆藏，1868年版，第436页。因此在客观上制造了庞大的人口需求。其时，广州百货琳琅，光怪陆离，1大至骡马牛羊
14、奴婢，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2661。北京地区更甚：“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从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选阅。28清代，围绕奴婢买卖的市场已饶具规模，有稳定的人口供应，以及相对固定的“牙人”等居间服务者，其分布之广、分工之精，可窥斑络。买来人口，一般用于劳役生产，如“徽州之吴氏、汪氏，桐城之姚氏、张氏、马氏，皆大姓也，恒买仆，或使耕凿，或使营远29。这些经辗转贩卖而来的底层劳动者，食就食，衣敝衣，“朝刈薪刍夜喂马，在夜忙碌无时休”。无论祁寒号雨，均披星戴月，日夜劳作，成为支撑康乾盛世的砥柱和中坚。三、地位与际遇奴婢的来源不一，然一旦沦落贱籍，则际遇相仿。满汉贵族不稼不稽
15、，不织不裁，手不沾雨露，足不踏泥淖，但依旧世风浮华，锦衣玉食、饮甘蹙肥。因此社会基本的生产和劳役均由奴婢等贱民阶层独力而支。世族大家的内勤外务等，所有巨细，均由奴仆张罗筹措，从田间劳作、洒扫厅堂，到盥漱衣靴，浣濯缝纫等，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甚有唆使奴仆犯科违律以助己营私者，或往外省索债，或随官赴任，或以情面干求外官，甚多借端营私，顺治帝亦由衷慨叹小民最为苦累。*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九二。家主完全支配奴婢的人格与身体，而且一贯役使过度，不恤饥寒。后者偶有违忤或稍显稽迟，家主即以违反教令为由，褫夺衣食，詈骂鞭责，笞挞趣楚，视若畜产。关于奴婢的法律地位，雍正一言以蔽：“夫主
16、仆之分，所以辨别上下而定尊卑，天经地义，不容宽纵。30首者，主奴之间，尊卑藜重，纲纪森严，并在律法规条中化意为用，对干犯家长等行为重典窕问，据大清律例刑律斗殴良贱相殴，凡奴婢殴家长者，不论有伤无伤，既遂未遂、主犯从犯，皆斩。故杀、殴杀家长者，不分首从，皆凌迟。过失杀者绞监候。过失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且不得收赎。但反之则判若霄壤，家长殴杀、故杀无罪之奴婢，课罚不过“杖六十，徒一年如若奴婢本有罪过而被家长私自殴杀，后者也仅课“杖一百”,而且1不言折伤笃疾者，非至死勿论，参见清阿桂等清史资料丛编大清律例（四），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5-57页。因之，奴主可肆无忌惮地仗法骄纵，滥设私刑，稍有不悦
17、即任情困辱、恣意锤楚，自不待言。其次，主奴之间，违律虽非事小，名分更切攸关，奴婢告主即属干名犯义，情罪尤切，严惩不贷。除奴主有涉谋反大逆、谋叛、隐匿奸细等情罪，允许奴婢首告外，其余所告皆不准行。若违律告主，家主为旗人者，奴婢要“鞭一百”，家主为民人者，也要“责四十板”31。为奴者有苦难诉，有冤难鸣，诚惶诚恐，主子一呼而干诺。“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食，不敢与共坐，不敢尔我相称。32稍有不慎即遭皮肉之苦，甚或血光之灾。再次，家主垄断奴婢的婚配权:“凡不问主子,将女儿私聘与人，鞭百，不论久暂，曾否生子，断其离异J33因此在现实中往往“婢女配小厮，美其名日“门当户对:所谓“人各有耦，色类须同”，实际上不过
18、处心积虑地限制豁贱为良，百般阻挠。若突破良贱不婚的规条，两相结合所生子嗣在身份认定上难免“奴庶相僭，存在“紊乱纲纪”之嫌，有碍奴婢贱民之流裔的增殖再生。又次，奴婢贱人，律比裔产34,其地位之卑贱早见章经，一贯为家主所任情处置。奴主素常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将奴婢作为馈赠彼此的器物驱口。而为了延长役使，屡有“数十岁尚未遣嫁，以童女身死者”，禁锢女奴婚配。乾隆江山县志，卷一三。参见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福建等地锢婢之习，“一经契买，即同永锦1135在年华褪去、青春消殒后，无数奴婢只能菩年鳏寡，独郁而终。更有甚者被用于殉匏，如孝慈皇后逝世，努尔哈
19、赤难堪悼惜，殉之以四婢，令人发指。高压愈肆，则反抗尤烈。非人道的处遇，迫使奴婢竞相窜逃。顺治年间，战事扩大，俘获颇丰，但逃跑者亦盛，“止此数月间，逃人已几数Zn36,“所获不及什一”21。而且脱籍者多不事正业而落草为寇，畿辅之地，近年充斥贼匪，而见孥获者多系旗下之人.*参见清实录世祖实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一。五。清廷社稷日稳，但逃人问题令其席不暇暖，患及心腹。一者为蛰伏于下的治安隐忧，二者销蚀了清廷的经济命脉和军需系统。不辨五谷、不事农桑的王公贵胄“无所恃以谋生，八旗兵丁禁旅出征，更无所用以随伍”37。由是，清廷乃形诸笔墨，专设规条，颁修逃人法，勘力整饬，严缉逃人。从天聪年起，到乾隆
20、岁末，均治诸刑辟，枭首薪面，笞挞锤楚，发遣流边，犒敬告讦等，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多管齐下，诸措并举，广事株连，重惩匿主，罪及邻佑。如顺治年间,逃人法蒙严,东窗事发后,不仅被追缉者身陷囹曲,还要“窝主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38,四邻中知情不举者，“各责四十板，流徙边远口司。重典之下，人心怵惕，更有甚者，纵使亲生骨肉逃回，亦莫敢容留，仅得“赶出各处乞食”38,以致流徙四方，铎镐余生。四、豁贱为良为奴者，何以豁贱为良？除了逃匿既遂，至此隐姓埋名者外，主要有赎身还民与放出为民等二途。赎身还民，即奴婢经奴主允准并缴纳身价银后，涂销贱籍，复归自由之身。康熙二十四年(1685),首彰赎身例，凡八旗户下奴仆
21、，不论远年近岁、俘掠契买，但凡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或本主不能养赡，且愿令其赎身为民者，主奴双方呈明合意，依律报官，即可收入民籍。参见清张廷玉,嵇璜,刘墉皇朝文献通考，四库馆馆藏，1787年版，卷二O。雍正三年(1725)再度重申，旗家奴如果伊主念其累世效力，情愿令其赎身为民，档案可查者，经报官备案，即可赎身。参见清实录雍正朝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年版，第439页。所谓皇恩浩荡，泽披四方.，刑新国宜轻典，因之清初施政怀柔，奴仆赎身的政策较为温和，障碍不多。但随后清室臻至全盛，汉民已“俯首帖耳不篌反侧”，清廷乃1益肆高压，达于极点网832。在奴仆赎身的政策上呈现先松后紧、忽张忽弛的态势。如康
22、熙五十三年(1714)定例规定，康熙四十三年以前白契所买之人，俱断与买主，四十三年后若给原价，仍准赎为民0*参见清张廷玉,嵇璜,刘墉皇朝文献通考，四库馆馆藏，1787年版，卷二O。雍正元年(1723)定例规定，康熙六十年以前各族所买白契之人，不准赎身，有逃走者，许递逃牌。雍正元年以后白契约所买单身及带有子女之人，俱准赎身，若买主配有妻室者，不准赎。*参见清张廷玉,嵇璜,刘墉皇朝文献通考，四库馆馆藏，1787年版，卷一九八。至乾隆三年(1738)定例规定，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买作为印契者，不准赎身为民。参见洁张廷玉,嵇璜,刘墉皇朝文献通考，四库馆馆藏，1787年版，卷二赎身政策的历时姬递，无异于
23、以溯及既往的规则，逐步架空奴婢赎身的可能。皇命与律法之间的乖违抵梧，谕令之间的出尔反尔，无不暗含了清室对奴婢制度的国重与抱守。奴婢贱民的赎身之道，歧路多艰，枝节环生，个中痛楚，不言亦明。放出为民，是摆脱贱籍的另一通途。实际上，乾隆前叶，存在一种“半奴半民”的中间状态，谓“开户别籍”，即“凡从前盛京带来奴仆，并带地投充奴仆及掳掠人等，准其开户，不准为民”25181。所谓“开户却不为民”，即仅许户籍独立而主仆之间的关系依旧、名分犹存，所谓藤葛相接，藕断丝连。而乾隆中叶以降则大多“放出为民”,即注销奴籍，收归民录，复归自由之身。放出还民，缘出军功或基于劳绩。按劳分配，论功行赏，乃驱民耕战的洪范金箴。
24、因此满洲兵入关后仍延续“凡户下随主出征，有先登得城者，准其出户”39的政策鼓动，每遇战事，往往家奴四、五人皆争相偕赴，参见朝李民实著建州见闻录清初史料丛刊本，辽宁大学历史系编，辽宁大学历史系内部发行资料，1979年版，第44页。祈望以军功重塑命运。康熙年间南征三藩，奴仆随征且得功勋者，“与披甲人一体议叙，应给官职者，照登城例，准其出户”23。即参照“登城例”奖率诸军，有功者显荣，可别籍开户，追爵授官；亦有随军尽忠，虽身殁而惠荫子弟者。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平回部，随军奴仆阵亡者即有功，“若系官员跟役，将其子弟销去奴仆册籍，即若为民”23。清初兵戎不断，对矢志于涤除贱籍的奴婢而言，不啻为天予
25、之良机。而所谓劳绩放出者，即躬耕日久，经纶有方，功勋卓著，承主恩宥而出贱为良者。从人伦义理和福报情结的角度解读，对鞠躬尽瘁、劳苦功高的奴婢，奴主心存恻隐，进而放出为良，素屈人之伦常，如羊之跪乳，鹄之反哺，现实中矮馔有见。入关前，后金建元伊始，邦基未稔，施政怀柔以附远，多有敬天保民之措举。如崇德岁初，太宗令将部分奴仆放豁为良：“命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为奴者，俱着察出，编为民户.”40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再定例，不论年岁远近、抑或俘获契买，只要“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情愿放出为民，均可一洗前嫌，收入民籍。参见清张廷玉,嵇璜,刘墉皇朝文献通考，四库馆馆藏，1787年版，卷二O。放出为民
26、”的基调至此已有定分。综上而言，委身作奴，可谓万劫不复，赎身之路，其漫漫而修远。况且，即使侥幸还民，也并非“前科洗白”,而是“主仆名分犹存，万世不得更易。在求谋仕宦等阶级晋升方面亦颇遭冷遇。放出为民者虽与良人无异，均可经科考而举仕求名，但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过三品。经赎身还民者则不准求谋仕宦，可谓仕途尽毁，足见其遗戾之深重。参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3页。余论良贱对举与土庶分野，是古代中国社会与律法的两大面相，此番人格差序缘起小农经济的内生逻辑，肇因于土地兼并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历史必然性。传统自然经济虽分散自足，却先天羸弱，免疫不足，稍有灾祸即施于破产，髭卖典
27、当仅余的一亩三分地以艰难全命，是落魄小农的穷途之选。此外，抑制兼并虽为历代之首奉，但毕竟中央权力纵深有限，对基层的下渗心有余而力不逮，所谓调控终究流于具文或被束之高阁。再次，土家乡宦等游刃于官方权力真空的基层实力派，见缝插针地干预田土流转，胁迫利诱，巧取豪夺，催使“治权与产权的合流”，凡此种种均使土地兼并屡禁不绝，愈演愈烈，在马太循环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地立锥。然，出土经济，堂农抑商，耕织为要，土地俨然唯一的生养之资、立命之本，失(产)业者”除降等为奴、委身牛马外，无所赖以营生无财产即无人格，该谚中备受诟病的物文主义倾向恰恰是奴婢制度的本相勾勒，寄人篱下者，何以不哈腰？以出土为触手的经
28、济控制决定了以土地为纽带的人身依附，于此期间，有产者仗势骄纵、恃强凌弱、倚贵役贱，虽于理有悖却稀松平常。概言之，土地兼并的必然性所导致的身份依附、人格减等，是奴婢制度自滥觞始即“如流风所披，化及千年”之根本动因。汉文化素崇以“服”为要旨的尊卑之辨。所谓的“服”，甲骨文本义为“不杀而迫其作事之会意”41,起源于将战俘贬降为奴，后引申为包括战俘在内的支配与隶属关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预设中，除天子外“人皆有服，甚至在天人合一的理论统摄下，天子也要“效法于无:由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42,“王者法天”，以示上下有服
29、，都鄙有章。儒家素奉“人贵能群”，但1群而无分则乱，因此要定分以止争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43。尊卑等级的制度安排，固然难免历史之窠臼，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其之所以逶迤千年则必有合理性之所在，至少在人人平等还“可望而不可即”的历史区间，可在一定程度上粉饰赤裸裸的现实不公，暂时冻结矛盾与纷争，防止坠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等级者，所以明尊卑、定班序，各色人等，各在其位，各谋其政，各安其分.各足其性，则顺而不逆，政治邦安。因此，以阶层固化的方式来保障“贵贱不衍”，被历代统治者奉作圭臬，以图达到“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之目的，长此日久，尊卑之辨、贵贱之分即转化为贵、良、贱
30、的三级分野。尊尊之中，寓贵贵之义，然何以显贵？不过服饰舆马、宅第奴婢而已，因以“明尊卑静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72710。在尊卑等级的意识形态下，奴婢不仅仅是门生产要素，更为项身份表征，肉食者诗书簪缕、钟鸣鼎食，入则百仆相奉，出则千人簇拥，缙绅豪贾等对等级名分的顶礼膜拜、寤寐以求，客观上助推了养婢善奴等显贵之刚需，历代主政者大多喉水推舟，因风使舵，将奴婢制度作为统治阶层内部团结、战线统的金科玉律。蓄奴之风，乃历代常制，清一代何以大观蔚然？清史稿云：“八旗以俘虏为奴仆”44,且战且掠、所获为奴的军旅遗习保障了源源不绝的丁口供给。圈地、投充等，均使旗人四连阡陌、者腴坐拥。但奈何八
31、旗子嗣本事渔猎,不喜营耕，因而广置仆役，恣情戮使。更为沉重的因由处，逶迤千年的华夷之辨和正统之争，俟清一代反之以一股逆流，建州女真定鼎中原，汉民由盛邦沦为弱裔，汉家统绪驻鼎待觐的往兼与尊荣，尽皆随江东逝，如烟挥散。汉满分治、民旗分流踵循而至，满族贵胄在经济上的绝对垄断、律统上的同事异科，以及汉民族的集体沉沦、政失权柄，均助长了以旅人为主而以汉民为仆的良贱分野，蓄奴之风遂有其所集驻之基。任私益而灭公理，钱穆先生将清之政制讥为“部落政治”，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肯聚。1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5.历史研定1962(6):87-96.2刘小萌.明末女真社会氏族制度的瓦解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2、学报,1996(5)4353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衣保中,施云.清入关前满族农业形态研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6):26-31.5尚书M棒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79.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平议M.刘晓东,平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35.71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8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83.911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83.10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正:卷一M.崔文印,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6:19.11榷庵,耐庵.靖康稗史笺证(六)：呻吟语M崔文印,
33、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98:199.12牛建强.明代奴仆与社会史学月刊,2002(4):98-107.13刘兆祐.万历嘉定县志M.台北浮生书局,1987:151.14洁杨殿梓,钱时雍,光山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6:336.15商全.清代大贪官和珅家产考实J.北京大学学报,1989(1):124-127.16清魏源.圣武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9.17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3:260.18洵阿桂.大清律例: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5:223-224.19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代文字狱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513-519.
34、20叶志如.康雍乾时期辛者库人的成分及人身关系J.民族研究,1984(1):37-45.21李子龙.清初逃人问题初探江苏社会科学,1998:123-128.22江太新.清代地板分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22.23左云鹏.论清代旗地的形成、演变及其性质J.历史研咒1965):44-63.24闻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1182.25韦庆远,吴奇衍,各索.清代奴婢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2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7夏桂霞,夏航.红楼梦再现满族统治者役使奴婢之残酷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
35、学社会科学版),2007(3):97-104.2811清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386.29傅衣凌.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3):1-8.30清蒋良骐.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439.31杨一凡.定例成案选编:甲篇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53.32用马庆益.大清律例按语M.潘氏海山仙馆馆藏,2016:2320.33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组.红楼梦历史背景资料(之一):清代奴婢的反迫害斗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7(5):56-80.34唐怅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6、132.35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闽政领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172.36清王先谦.东华续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54.3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446.38孟昭信.从档案资料看清代八旗奴仆J.历史档案,1981(2):93-98.39傅克东.八旗户籍制度初探J民族研究,1983(6):34-43.40季永海.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M沈阳:辽沈书社,1988:22.41赵世超,中国古代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上)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48.42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86.43俞荣根.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7.44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9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