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徽州盐商资本流向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资本对徽州盐商资本流向的影响.docx（8页珍藏版）》请在课桌文档上搜索。
1、社会资本对徽州盐商资本流向的影响摘要：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炬赫一时，凭借政府给予的地区盐业垄断贸易权累积下巨大的经济资本。以往研究多注重资本积累问题，较少关注资本流向的特点。本文吸纳社会资本的概念，辨析徽州盐商资本流向，认为盐商捐官、兴祠、资助士人等个体行动都属于社会资本投资，目的在于加速家族社会名望的积累，提高社会地位。徽州盐商的这一资本流向特点普遍适用于前近代社会稳定时期的商人阶层。关键词：社会资本资本流向徽州盐商一、引言盐作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生活必需品之一，是一般家庭难以自行产出的商品，市场极为广阔，贩卖食盐在前近代社会是十足的暴利行业,政府早早意识到这点,自汉以降，食盐就成为专榷的商品
2、。明清时期，两淮盐商依托政府的盐业规划，独占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江淮平原，坐拥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六省二百五十余州县的食盐消费市场，累积出雄厚的经济资本。占有如此多财富的两淮盐商是如何支配拥有的资本的呢？为理解他们的资本逻辑，本文选择两淮盐商中占比过半的徽州盐商为研究对象，解析其资本流向特点，并据此解读前近代社会商人资本流向的同质性倾向。有关徽州盐商的研究最早源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带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徽州盐商在这时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在国内学者中，傅衣凌最早开始徽州盐商的研究，他在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中提出徽商资本发展逐渐向官僚资本演化，与宗族
3、牢固结合1(7984)。日本学者以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的研究最知名，他将徽州盐商的利润归因于直接或间接榨取生产者和消费者2。旅美的何炳棣先生以扬州盐商为切入点考察食盐贸易的组织形式，估算盐商的利益及财富规模，研究他们的生活形态、文化表现、社会流动，尝试解释中国为何没能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系统3(59)o为弄明白徽州盐商的资本流向问题，须先了解徽州盐商的资本总量。徽州盐商的资本总量问题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下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何炳棣以每引三两利润估算运商平均每年利润约有500万两左右，总商这类巨商年利润更在30万两以上3(66)；汪士信计算得出，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实得利润大致为9011余万两4(
4、95)o汪崇赏在汪士信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重新估算，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实得利润大约为12427万两5。周志初认为，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用于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年均达2030万两，其中运商资本约1600万两，场商资本约430万两;年平均获利为750万两，其中运商利润约650万两，场商利润约100万两6。萧国亮推算清代两淮盐商的年均获利要超过两千万两7。许涤新、吴承明另辟蹊径，以“淮盐的专卖利益和商业利益很大,一般在150%200%,由此估算，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利润将在2500万两以上”8。上述研究结果虽不尽相同，但都能体现出徽州盐商的利润丰厚。两淮徽商百数十家，就以150家计，每家平均获利60余万，其中有数
5、十家百万富翁，几家千万富翁，也合乎逻辑3(105)o既然徽州盐商每年能获得这么多利润，那这些利润窕竟都流向何方？以往研究对盐商资本流向有如下几种解释：何炳棣提出有四点因素或可解释两淮盐商将大量可投入生产领域的经济资本转入非经济的用途：一为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二为盐商的生活形态;三为盐商阶层社会流动的需要;四为盐商宗族组织运作3(72)。傅衣凌将徽州盐商的资本流向归纳为个人消费与宗族消费1(8182).黄启臣认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大部分没有化为产业资本，而是转化为土地资本9(66)。萧国亮归因于两淮盐商迷恋奢侈生活，白白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积累10。汪士信逐一否定了徽州盐商资本流向中传统的奢侈说、
6、捐输宗族说、为善说、窖藏说，认为前近代社会的皇家与官吏榨干了盐商所得利润3(108)o以上解释均有可取之处，本文拟借用社会学领域里的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徽州盐商资本流向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二、社会资本：流动的资本与权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这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个体独特的属性和符号，财富、地位、声望等种种社会性表征都在关系网中嵌入并且表达。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林南从个体行动立场出发将社会资本看作个体为了在嵌入性资源中获取回报，通过工具行动和表达行动而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12。社会资本的概念体系中需要明确三个主要任务：首先，资源的价值是
7、如何分布到社会中并且成为嵌入性资源;其次，个体如何通过与社会网络的积极互动有差异的（资源禀赋不同的必然性）取得结构化的嵌入性资源和机会结构;最后，个体如何采取行动将社会资源动员起来。换言之，社会资本可以分解为：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的三个主要方面内容。在这三个部分中，资源是最基础的部分，同样是概念的核心，既包括佃人和集体资源，又包括物质财产资源及其他象征性资源。社会结构是概念结构的骨干，一般具有以下几个要素：地位（个体对资源的占有情况）、权威（地位关系即控制与取得资源的权力的能力）、规则（制约和引导资源体系位置中的行动者或代理人怎样取得有价值的资源）及代理人（占据着蕴含资源地位的人）等。社会
8、资本是面对资源进而争取回报的投资行动，依托个体及行动的互动关系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即个体通过不同形式的占有而形成各种资源的联结，与此同时，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由于每个节点的行动者的积极行动和广泛动员使得社会资本实现且不断增殖。资源、社会结构、个体及其行动这三个基本点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核心，社会资本是一种投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实践。由于社会资本存在于差异化的社会位置、层级结构或者不同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制度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在存在形式、贮存数量及能量、绩效等方面均有差别，会随时根据个体化归因、结构化调整及制度性变迁等因素的变化而转移、流动，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个体和
9、组织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和动态性，对社会资本进行建构和选择，从而获取新的或者更多的社会资本推动个体向上流动。前近代社会的资源产出有限，个体平均可支配的资源相当稀少，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人物，总体社会保持低水平的稳定状态。为了稳定获取资源，每个个体都需要依托于联系较为紧密的血缘、地缘、师生缘等各类小共同体维持生存。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前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经济资本并不能随意转化成盐商需要的一切。依托现有社会结构成长起来的徽州盐商既然无力改变资源分配格局，行动的动机就变为维持现有资源并获得新的资源。为此，他们采取了最明智的个体行动：遵循固定的阶层上升渠道，将经济资本按同质性原则置换为自己所需
10、的社会资本，嵌入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并争取获得更有利的分配位置。三、徽州盐商资本流向分析徽州盐商的资本流向显著特点表现为：盐商采取多种个体行动将大量经济资本投向社会资本，改善社会声誉，实现汇入上流社会，跻身名门望族的目标。下文将从徽州盐商的经营、宗族、文化、生活四个方面具体阐述盐商的个体行动，分析其累积资本流向。根据已有研究可知，清代盐商主要分为场商、运商和水客三大类，运商又分总商和散商，在这多种商人类型中，以总商资本最雄厚，地位最高，获取官府乃至皇帝信任，负责官府与盐商的沟通管理3(95)o徽州盐商掌握的主要是盐业过程中的流通环节，直接生产环节由灶户承担，唯一可以介入生产的盐商是场商。场商在拥有
11、自己的盐田后，理论上可以干涉生产，提高生产力，然而一如农业上的田面田底一般，场商只负责从灶户手里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不直接介入生产，再加上市场是政府规定的，由盐政官员管控，两淮盐商的贩售区域不能自由扩张，贩售数额受所拥有盐引数量控制，得到的官盐又需摊入巨额报效，导致官盐交易成本居高难下，销售困难。因此，盐商面临的困境不是产能不足，而是成本过高，无法削减。面对购买力不足的社会大众，盐商需要做的不是提升盐业产能，不对盐窝生产改进，盐业生产领域就难以吸收到累积资本。对朝廷的报效和官员的贿赂是两淮盐商经营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个体行动。康乾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为淮盐的销售提供不断扩张的市场，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俯
12、首可拾的巨利。不过，国家牢牢掌控食盐销售的支配权并设有专门的盐政官员监督这一权力的行使。由于交易信息不平等带来巨大交易风险，整个社会更青睐人情化交易模式，政府也不例外。商人为了从盐政获得食盐专卖权，不得不展开激烈竞争，不惜资本投其所好，与官员、皇帝建立起友好的社会联系，仅贿赂名目就有匣费、捐输、报效、借帑等项。据统计自乾隆三年(1738)至道光十二年(1832)间两淮盐商报效数目更是高达到36,370,968两，每年约39万两13。乾隆时期盐商输纳费用占其口岸销售收入的42.47%4o如此高昂的投入拉高了官蜜成本，盐商为了换回更多的回报，就采取涨价、“提引”等多种方式维持暴利。不断上涨的官盐价
13、格最终超越了百姓的承受能力，造就官盐滞销的后果。百姓无力购买官盐，促使私盐买卖发兴盛，即使政府三令五申，也无法改变官盐滞销的状况。面临窘境的盐商不敢削减对官吏的供奉，铤而走险加入私盐贩卖，安全方面的保障就只能靠贿赂官吏保护违法所得，最终为这份畸形繁荣买单的是底层百姓，盐商、官吏、皇室都吃得脑满肥肠。为了保证对垄断市场的长期占有，更为了成为“分蛋糕”的人，盐商不得不将赚取的经济资本投入到社会关系网经营中，一方面想方设法结交官员，通过捐输、报效等手段效忠皇家，维持垄断特权。另一方面督促宗族子弟学儒考科举为官，以官护商。徽州盐商的商业经营与自身蕴含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藤井宏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中提出徽商
14、资本初始的几种类型：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劳动资本等2（17）o除劳动资本以外，其他资本都跟个人社会关系网密切相关，这些类型的经济资本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具现。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个人关系网蕴含的社会资本还能给予盐商人力资本的支持，宗族乡党在盐商经营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著名盐商汪玄仪经营盐业时，“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出入必公决及然后行。及公既饶，或者且加公数倍”14,宗族子弟成为汪玄仪扩展盐业生意的有力帮手。“诚一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先是商家宾客奴仆，薪俸公食之数甚微，而凡有利之事，必次第使之，
15、不计贤否。诚一每用一客,必等其家一岁所费而多与之。果贤则重委以事,否则终年闲食也”15（85）。这段话显示出鲍志道依靠宾客奴仆发展生意。这些证据都充分证明了徽州盐商生产经营活动是以血族、乡党为核心，依托族人、奴仆壮大的事实。既然徽州盐商的经营壮大离不开宗族支持，自然需要回馈宗族。以往研究认为盐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资本，是为了榨取地租9（72）o可在社会稳定、商业繁荣的情况下，经济资本不会大量流向土地，流向土地的资本更多的是为了连接乡党，加强小共同体凝聚力，维护相应社会地位。李伯重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初期的华娄一带，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利率大约为24%（月息二分），存款利率为12%（月息一分），资本
16、净收益率则约为10%或者10%以下。商业中的投资利润率（资本毛收益率）约在20%,资本净收益率在10%左右。工业中的投资利润率可能略低于商业而高于农业，而资本净收益率则在10%左右。至于农业中的资本净收益率，也在10%左右Tl6。按资本收益率排序，最高的是金融资本，其次为工商资本，最后是农业资本。因为农业资本的收益低于工商资本，难以企及盐业资本的收益，自然难以吸引盐商花费大量资本收购土地资本，所以盐商投资土地资本似乎不能纯以榨取地租，获取利益视之。自乾隆三十年至道光年间的七八十年间，鲍氏兄弟共置祠产14422.357亩，总计花费不过三万两白银，一年平均不及500两。其中鲍志道捐置的187.51
17、46亩，鲍启运捐置1234.8426亩。按朝代分，乾隆朝捐置的祠产仅有89.428亩，而嘉庆以后捐置的，竟达1332.920亩网(106)0可见，鲍氏兄弟少量捐置祠产的目的显然不是商业利益，而在于缓和宗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拉拢宗族，凝聚乡党，维持相应的社会地位，换取社会声誉。文化方面，盐商主要通过资助乡党进学、赞助士人、举办文会、捐资助学等个体行动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社会资本。士绅群体是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斗争中的重要制衡角色，因为他们在上担任政府官员，负责议定和执行政策，在下则常被推举为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代表着民意。为了获取官僚特权减少盐业交易所需成本，也为了免受王公贵族、官僚士绅的欺凌，富商大
18、贾往往不吝于鼓励乡党进学以便经营活动受到乡党庇护。在这个过程中，徽州盐商将拥有的经济资本换成社曾资本，所换到的社会资本能有效扩展自身社交网络，加速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共有明代举人298名，进士188名;清代举人698名，进士348名17。徽州人在朝廷势力最强大的时期与徽州盐商的黄金正好重合，可见徽州盐商在培植政治代表、扩大社会关系网上的努力。不光是资助乡党,徽州盐商更重视家庭教育，力图将后人培养为士大夫，曹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曹家在曹景宸时发家致富，他坚信家庭分工策略，培养大儿子学习从事盐商，而全力培养小儿子曹文植科举，促成整个家族从暴发户盐商转变为诗礼传家的官宦人家。曹
19、文植成为户部尚书后，依旧坚持这种家庭分工，将大量经济资本投入社会资本领域，帮助小儿子考中进士18。同样的例子还见于江家、李家等盐商家族。马家通过进献大量藏书与皇帝的方式，既博取皇帝的欢心，又为家族赢得文名，一举两得14(55)o明清社会城市间的社交活动最初只是文人意气，但发展壮大后逐渐“制度化”，因而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关系的创造和社会价值的追求19。晚明以来的社会，官员与商人乐于同知名文人来往，往来间中多有金钱赠予关系，比如明清的扬州盐商马家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14(54);洪氏家族在其家族名园“洪园”开始款待名士。盐商赞助士人以邀请他们参与自己投资组织的修禊活动14(151)o扬
20、州画舫录中详细陈述了十八世纪时长江下游的有名文人与扬州盐商之间的互动。明清士人汲汲于社交以求名，正是因为名声带来的社会地位可以为自身获得大利，而扬州盐商乐于为聚会买单，甚至在自家庄园举办文会，也是“以利换名”，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盐商才能将经济资本换成自己所需的社会资本，扩大社会影响力，从而被认可为与士人同等的真正社会精英。这正是他们赞助士人的目的，盐商与士人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盐法志歙县志中有不少徽州盐商修桥铺路、捐资助学、救灾济荒的记载，都可体现徽州盐商的社会责任感：鲍志道捐资3000两助古紫阳书院竣工，书院建成后又捐资八千两维持书院运转20;江春乾隆时为两淮总商，“乾隆中每遇灾
21、赈、河工、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12;汪洪“业豌于海上，积帛赢金，至累巨万，而未以为富，是其恢宏也。以作兴学校，则有建丁峰、浚泮池、造魁星楼之役。以惠济邑闾，则有佐城筑、修桥道、构路亭、恤孤寡之功”21。盐商采取的种种行径都是为了摆脱自身暴发户的恶名，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跻身士绅之列。盐商的奢侈性消费是历来研究者都认同的重要资本流向之一，这一结论或许言过其实。“徽州歙县棠根鲍氏，为宋处士鲍宗岩之后，世居于歙。志道字诚一,业碰淮南，遂家扬州。初，扬州盐务竟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与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厨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呈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
22、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著，观者目眩。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五栏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齐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喜美者，自司阁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值郑鉴元好朱程性理之学，互相倡率，而侈靡之风至是大变”14(85)o统观前后文发现，李斗以炫富的盐商反衬鲍志道的俭
23、朴。为了文学效果，中间文字难免有夸大之嫌。即使文字全然属实，最后一句说明盐商的行为是有很大转变的，从早期的炫富心态转向服膺社会主流，追求社会名声，徽州盐商更是这一转变的领头人。再者，盐商的奢靡不过衣食住游这四项，尤以构筑园林花费最大。一处园林究竟能花费几何？乾隆五十八年，江春家族家道衰落，入不敷出时，皇帝下旨令两淮盐商出银5万两承买22(134)o由此可以推算出修筑一园约在10万两，占盐商年均纯利的两成左右。然而，修筑园林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既可以作为不动产居住保值，又可以招待客人、举办文会，十分有利于盐商构筑社会联系，强化社会资本。除此以外，我们还应注意描写盐商在生活上的奢靡很大一部分是追求上
24、流社会支付的礼仪开支。“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与马，动辄费数十万”，这几十万都是盐商为进入上流阶层所缴纳的“学费”。即使是农民，也极为重视礼仪事务,礼仪开支占农户家庭一年全部开支的七分之一23。那盐商拿出几十万支付礼仪开支是极为正常的。更何况，这些礼仪开支是盐商勾结达官贵人、构筑上层交际圈的重要手段，盐商通过对上流社会的模仿讨好达官贵人，表明大家兴趣相投，进而实现内外勾连，从“提引案”可看出盐臣早已被盐商的“投资”拉拢过去。由此可推论徽州盐商虽有奢侈消费，但生活方面的奢侈消费大多迎合社会主流文化，转化成盐商的社会资本，并非简单的浪费。这一点还需要辩证地看待。四、结语前近代社会中土绅阶层对于商人阶层有着天然的特权，王振忠的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一以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为中心一文就展示了土绅余姓对于商人葛、胡二姓在地方上的压迫24。对于徽州盐商而言，盐商事业未必能持久，只有让家族跻身土绅之列，才能久保富贵。这样做可能是出于中国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考虑，皇权缺乏制约，个体能做的唯有大量投资社会资本，加强汲取资源的能力，用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弥补皇权盘剥造成的利益损失。因此，盐商从经营、宗族、文化、生活四个方面投入大量经济资本，实现加速社会资本积累过程，提升社会地位，跻身统治阶层的长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