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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辙璇祈雨文初探摘要：以苏轼知颍时的祈雨文为研究对象，以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据，借助学界研究成果，首先对祈雨文的祈雨时间、祭祀目的、称颂神灵等内容作了系统分析，进而探讨祈雨文所反映的古代颍州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特有的祭祀神灵等地域特色。通过本研究，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从而探求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途径，提升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关键词：苏轼；颍州；祈雨文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气温、雨水等自然要素对农业有着重要影响，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大自然并非总是风调雨顺，时有灾害发生。在科技落后条件下，面对超人力的灾害，人力无以应对，转而求助于神灵，希望及时显灵，消弭灾害。因此，干旱祈雨成为古代.重要的祭祀
2、活动，祈雨文由此应运而生。北宋苏轼知颍（今安徽阜阳）期间，颍州干旱严重，为缓解旱情，便向张龙公祈雨。从苏轼的祈雨文，可以管窥宋代及当时皖北祈雨民俗的概况。一、苏轼知颍祈雨文内容概述宋代祈雨有不同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地方长官组织和主持的祈雨活动即是其中一种。苏轼于宋仁宗元佑六年（1091年）八月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前后知颍半年。其间颍州自受及冬连早，秋收共微，冬麦亦因长期干旱而枯萎，百姓生活维艰。作为地方长官，在人力无以解决旱情时，便转而求助于神灵，开始祈雨活动。乾隆颍州府志中保存有祈雨迎张龙公祝文1486祈雨送张龙公祝文1486-487等两篇苏轼知颍时的祈雨文。首先，祈雨活动
3、的时间祈雨活动多在旱灾肆虐，已造成农业收成减少或农作物干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危害之时。根据史料，苏轼于元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令知颍，祈雨文的祭告时间为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相距两月。祈雨迎张龙公祝文记载：“岁旱夏秋，秋谷既微。冬又不雨，麦棉而腓。夏秋连旱，至冬仍未出现降雨，旱灾已延续半年左右。秋收已大为减产，严重的干旱致使冬麦日渐干枯。如若旱情继续，势必来年夏收也将无望。“闵闵农夫，望岁畏饥。并走群望，莫哀我欷。”本已生活困苦的百姓，对来岁也难抱有希望，忧心忡忡。正是在这种境况下，苏轼率领官民开始了祈雨活动。在宋代其他的祈雨活动中，时间的选择也都与上文所说一样。早于苏轼知颍的欧阳修，知颍期间于宋皇
4、祐二年（1050年）也曾主持过祈雨活动，留有祈雨祭张龙公文。其文曰，旱灾严重，已使“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并乏，道路流亡”482。显然，祈雨活动都在旱灾已致公私之用极为匮乏、百姓流离失所、社会极不稔定之时进行。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嘉兴府春旱严重，当地民众赶赴精严寺祈雨（1）；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三月，京师旱，“遣中使祷雨2.都反映了同样的祈雨时间。其次，祈雨的目的是希望神灵及时显灵，适时雨雪，缓解旱情“雨雪在天，公执其机。游戏使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辅王畿。积润滂流，淡日不晞。张龙公执掌雨雪之权，操纵着雨雪的时间、地点。苏轼率领吏民祭祀张龙公，恳请其惠及万民，适时普降甘霖，使淮
5、甸等干旱区喜获雨雪，满足生产生活对雨水的渴望，解决旱灾。因此苏轼我率吏民，鼓钟旄旗。拜送于郊，以华其归。尚飨”，以便讨好张龙公，应验祈雨要求。从上下文推断，苏轼也并非一味地敬奉、讨好张龙公。如果张龙公能及时显灵满足吏民所请及时送来雨水，便可使其享受“鼓钟旄旗”“以华其归”：但若不能应验，很可能使其长期暴露于荒郊，直到雨雪降临为止。因此，从这方面看，倒是具有先礼后兵、“贿赂”与“恐吓”并用之意。苏轼祈雨送张龙公祝文的时间是元祐六年十二月十日，从十月二十五日迎张龙公举行祈雨活动，到十二月十日“以华其归，相距一个半月，张龙公i直被置于郊外。从“再雨一雪，既洽且均来看，应该之前已有雨雪，只是雨雪量较小
6、，尚难缓解旱情。故而恳请“再雨一雪，雪量适度均匀，以便最终有效解决旱灾。并且再次强调：“何以报之，榜铭皆新。诏公之德，于亿万年。”而后将由师道、迨,复饯公还”。使其世代享受地方敬奉。同样，宋代类似祈雨活动均有同样目的。欧阳修的祈雨祭张龙公文云：“于此之时，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为，而神之所甚易也。”先是恭维、赞扬张龙公应验降雨的无上功德。并肯定了张龙公非凡的法力，人力所难以解决的旱灾，对于神灵却是举手之劳。用力少而功德厚，何乐而不为呢？如此恭维、敬奉神灵，“其有不动于心者乎？1482再次，祈雨文称颂张龙公长期对地方的恩惠祈雨迎张龙公祝文云：“稽首龙公，民所祗
7、威。德博而化，能潜能M食于颍人，淮颍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辉。为国庇民，凡清莫违。”赞扬张龙公广施恩德，神通广大，是颍淮民众信赖的仁义之神。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代人君治理一方，代表民意每次祭请张龙公都能及时应验，满足祈求。祈雨送张龙公祝文也有：赫赫龙王，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谋其身。称赞张龙公神力非凡而且仁厚，对于百姓的困苦感同身受，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需。“有不应祈，惟汝不虔。”都会求有所应，如若未得应验，错不在龙公，而是祈请者不够虔诚。因此，祭奉龙公一定要斋居洗濯，倍显恭敬。同时，苏轼强调“早我之罪，勿移于民，如果张龙公是因为地方出现某种过错而惩罚使之干旱，作为地方首官，苏轼愿意承担一切罪贲
8、，无以波及民众。这是典型的罪己行为，愿以一己之身，替代万民承受一切惩罚。“罪己”行为或思想在古代也有深远影响，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典型的当属唐太宗“吞蝗工旧唐书五行：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日：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唐太宗认为蝗灾是因自己统治有所过失，为使蝗灾消弭，甘愿让蝗虫啃噬自己以救护庄稼，把蝗灾引向自身，舍身保民。封建社会皇帝是“天子”，代“天”治理天下，天下安稳，风调雨顺，则是统治者治国有方：反之，如果灾害频仍，民生艰难，则是皇帝无德。因此，需修德以顺天意。为了迷惑百姓，往往于此时下罪己诏。后来这种方式
9、也被地方官员应用，把地方的天灾人祸看成是主政官员治理不力，希望通过“罪己”，使上天满意，恢复自然应有的秩序。欧阳修的祈雨祭张龙公文亦云：刺史不能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归！而又顽傲愚冥，无诚港忠信之心可以动于物者。是皆无以进说于神，虽其有请，宜不听也。然而明天子闵闵忧劳于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并乏，道路流亡。”482地方长官刺史如为政不力，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顽固傲慢愚笨昏瞄，缺乏诚实忠信之心，均无以感动事物。即便有所请，神灵也不会应允。但毕竟神灵仁爱万民，感于仁君的忧劳与生民的困苦，在天下极其穷困，公私匮乏的窘境下，如能及时雨、雪，救一方百姓于水火，自然功德无量。欧氏虽未明显罪己，但其所论
10、刺史的失德表现，显然是在告诫包括自己在内的地方长官，上应体恤皇帝拳拳忧民之心，下应关爱辖区民众，使其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样才不愧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才能在灾害时有求有所应。宋代叶适的祠山祷雨文：位尊责重，惟王是知。大足大通，非王孰有。(2)也是在恭维神灵。宋代对祈雨的礼法和制度均有所规定，甚至颁布全国统一的祈雨法，对祈雨有应的神灵祠庙加封褒崇等等，因此促使祈雨活动频繁和祈雨文的大量出现。尽管祈雨文文体多样，所祷神灵也差异较大，但祈雨文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仍具有某些共性，如祈雨时间、陈述灾情、以诚动天、恭维神灵、引咎责躬等等,这在苏轼的两篇祈雨文中都有所体现。二、祈雨文所反映的颍州地方特色古代颍州独
11、特的农业生产方式，历代都认识到雨水对于该地农业活动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因此，每逢雨水不足，农业生产受到威胁，人力无以解决时，包括地方官在内的颍州人便求助神灵。而宋代祈雨活动中的多神信仰，体现在地方便是各地往往都有当地信奉的神灵，即人们认为有求必有应的神灵。这从苏轼的祈雨文中都有所反映。(一)颍州独特的农业经济方式颍州地处华北平原南部，地势平坦，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适宜多种农作物种植，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粮食产地，今天仍盛产小麦、水稻、棉花、玉米、大豆、红薯等作物。农业生产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稔定至关重要，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依据，因此他们对此极为重视。然而，低下的科技水平，加大了农业生
12、产对自然的依赖程度。久旱无雨，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危害农作物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当此时，单靠人力无以应对旱灾，祈雨便成为应对旱灾、祈求农业丰收的常用方法。苏轼知颍虽只有半年，但仍极为重视农业生产。苏轼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对于颍州的益处，因此大修水利，疏浚陂塘，开清沟，疏清沙，提高了颍州农业设施的作用。同时，关心民众疾苦，维护百姓利益。当时颍州灾荒，部分百姓赴淮南路氽稻，至固始被扣。苏轼多次催要遭拒后，便上奏朝廷，终于要回全部稻种。元祐六年冬，大雪铺地，百姓饥僚。这场大雪很可能是十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日祈后所下，算是祭奉张龙公的结果。但熨秋连早已造成秋收锐减，百姓生活极为艰难，此刻大雪封门，难以外
13、出谋生，无疑雪上加霜。苏轼奏请朝廷恩准，发义粮数千石及平汆出售院碳等生活用品救济灾民。同年十月，开封府辖内数县水患，导水入惠民河失败后，随有开八丈沟导颍河入淮之议。苏轼通过多方走访与勘察，认为此举不可。遂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系统阐述了八丈沟不宜开凿的理由。“但遇淮水涨溢，颍河下口壅遏不得通，则皆横流为害，下冒田庐，上逼城廓，历旬弥月，不减尺寸。但淮水朝落，则颍河暮退，数日之间，千沟百港，一时收缩。以此验之，若淮水不涨，则一颍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涨，则虽复旁开百沟，亦须下入于淮，淮水一涨，百沟皆壅，无益于事，而况一八丈沟乎？若上下水并在颍州，则颍之受患，必倍于陈，田庐城麻，官私皆被其害。488
14、如若开凿八丈沟，不仅难解陈州水患，反使颍州大受其害，严重影响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苏轼的据理力争，开沟之议搁置。确保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来年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苏轼重视颍州农业发展，欧阳修同样给予了极大关注。皇祐元年(1049年)二月，欧阳修转知颍州时，便对颍州大为称赞：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3)知颍期间，实行简政、兴农等措施，并督率民工堵塞白龙沟，提升西湖的灌溉能力。次年，颍州大旱，欧阳修亲自为民求雨说：刺史不能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归！482当天甘霖降，则作喜雨：“大雨虽霹霹，隔辙分晴阴。小雨散浸淫，为润广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泽何穷已
15、。无言雨大小，小雨农尤喜。宿麦已登实，新禾未抽秧。及时一日雨，终岁饱丰穰。夜响流淼度，晨晖霁苍凉。川源净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谁云出家苦，此乐殊未央。”(4)反映了欧阳修喜获降雨的大好心情及雨水对于颍州农事的重要。有了这场雨，便可终岁饱丰穰，农家自然充满欢声笑语。(二)颍州独特的祈雨神灵从古代很多文献中都可发现，祭祀日月星辰、风师、雨师、山岳、沟渎等神灵的礼仪代代都有，人们认为这些神灵掌控着某一领域，祭祀它们就可免除某些灾难。宋代的祭祀、祈求活动涉及佛、道法事以及其他各类神灵，事神已然成为普通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敬文等把宋代祭祀分为三类：官方祭祀的所谓正神；官方
16、虽不祭祀，但得到官方认可之神，具有极雄厚的群众基础：完全不被认可，甚至官方取缔的神灵3。可见，宋代祭祀对象极为更杂。祈雨活动极为普遍，甚至由中央政府下令推行祈雨法，宋史吉礼五记哉咸平二年（999年）、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因旱推行祈雨法和画龙祈雨法，对祈雨场所、时间、人员、祭坛规格等作了详细规定。苏轼知颍时的祈雨活动既可看成是“顺应宋代祈雨之风的结果，同时又结合了颍州地方风情，带有地域特色。苏轼任职他处时也主持了很多祈雨活动，祭祀时象却各不相同。知扬州时，作有祈雨僧伽塔祝文，以僧伽塔为祭祀对象：知定州时，有北岳祈雨祝文，祭奉北岳。这些祈雨文中所祭祀的神灵都具有地方性，都是当地人们信奉并且认
17、为祈雨即能应验的神灵。苏轼知颍所作祈雨文，祭祀的却是张龙公。据苏轼谢昭灵侯庙碑记载，昭灵侯张公南阳人，隋初家于颍上县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第。唐景龙中，为宣城令，罢归居于焦氏台，自日为龙。景龙以来，颍人世祠之于焦氏台。乾宁中，刺史王敬尧始大其庙。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闻公之灵，筑祠于蔡。既雨，翰林学士承旨陶毂为记其事。盖自淮南至于蔡、许、陈、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谏议大夫张秉，奉诏益新颍上祠宇。而熙宁中司封郎中张徽奏乞爵号，诏封公昭灵侯。并记述了元祐六年秋早其，苏轼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与吏民祷焉，其应如响1487.据上述史料，自唐景龙以来，不仅颍上及其周边地区大量建造张龙公祠庙，而
18、且人们也争相传颂其灵验，这也正是其祠庙得以大量建造的直接原因。因此，苏轼把张龙公作为祈雨对象，在于人们认可其灵验，代表了宋代颍州祈雨的地方特色。早于苏轼四十余年知颍的欧阳修在祈雨文中同样以张龙公为祈求对象，也说明了张龙公的灵验程度。结语苏轼知颍尽管仅有短暂的半年时间，但颍州却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旱灾。作为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宋代颍州，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关乎民众的生活状况，并对社会安定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应对人力难以解决的干旱，苏轼顺应了宋代流行的祈雨活动，并结合颍州的地域特点，以张龙公为祭祀对象，最终获得降雨。注释：（1）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五祥异，光绪四年刊本.转引自林涓.祈雨习俗及其地域差异一以传统社会后期的江南地区为中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67-75.（2）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26,四部丛刊初编本；转引自刘欢萍.试论中国古代祈雨文的主题特征及其文化内蕴J文化遗产，2012（3）：68-76.（3）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600.（4）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66.参考文献：E苏轼.祈雨迎张龙公祝文Z/乾隆颍州府志卷九艺文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脱脱.宋史：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网中国民俗史沫辽金元卷M.钟敬文,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