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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异化到复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批判摘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传统。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异化消费为人在资本制造的虚假需要下对异化劳动的补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批判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分析起点，探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异化消费的逻辑必然；以批判人的需求异化为逻辑中介，判明异化消费是一种异化的主体存在方式；以人的存在方式重构为价值旨归，指明微观层面在于价值观念革新、重建人的需要理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宏观层面在于社会结构变革、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
2、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兼具批判和重构的逻辑理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异化劳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1O绿色消费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基础。消费问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以莱斯、阿格尔、高兹、休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异化消费理论的出场始于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确证，由此深化对资本主导下“虚假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指向“现实的人”的真实需要的历史性建构。他们
3、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内对生产与消费双重异化的现代性制度展开批判，开启了研究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的全新理论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重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重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进路，形成了一条以人的异化为主线批判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逻辑理路。本文尝试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的代表人物一一莱斯、阿格尔、高兹和休斯等人的观点入手,对其异化消费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串联贯通并客观分析其基本得失。系统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既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的贡献，也对指导当代中国社会绿色转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劳动的异化：异化消费的深层根源
4、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国家刺激消费的方针接连出台。消费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潮，催生出一种消费与生产错位的异化现象一一异化消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里，所谓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的、非创造性的且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496,由于劳动的外在性而使得消费具有了自主活动的假象。消费本应是实现人的日常生存、幸福生活乃至人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然而现实却本末倒置。在工业文明扩张主义的经济逻辑主导下，无止境的物欲成为了人自我麻痹的手段与自我确证的目的，也成为了西方社会物化结构的主要载体。当这一异化的需要成为
5、社会的内在动力时，消费反而成为了生产的终极目的，异化消费便由此产生了。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本性，持续满足“发展了的需要”是人作为实践主体之本质力量的确证。人们通过人的劳动对对象世界的合目的性改造，来建构“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一过程表征着与动物性机能相区别的“人之为人”的应然状态。然而，异化劳动却把这一关系颠倒过来，“只把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有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3153o作为私有制的统治形式，一方面，劳动是强制性的。”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4157工人的劳动沦为资本家“创造交换价值或者说为资
6、本扩张”的工具，它如瘟疫一般让人们生计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劳动是同质化的。在以自动化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体系下，“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4120o人们受制于生产过程中的流水线分工以及集权化等级制度，工人的劳动价值被日益边缘化。人的劳动成为背离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异己力量，不再作为人的自为需要而存在，沦为异化劳动。“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343-44在资本宰制下的共同体内部,与资本家“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细化”5166相对应的是工人在尽可能贫乏的生活中“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5121o人的需要被置于价值
7、交换的坐标系中，商品后的价值增值是衡量人的存在意义的重要方式。人的“必要需要”降低为对维持生理需要的片面追求，以维持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资本家宣称的“普遍利益”的虚幻形式统摄下，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丰富性降格为物欲占有的单一性，表现出“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透过金钱这面棱镜，人类社会映射为一个没有价值追求的物质世界。人们在其中不惜为了个人私利而牺牲共同体的需要，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对立。对此，马克思指出：“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637-38由此，人的价值被物品的价值所决定,变成了人异化的内在动因。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
8、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4194o“人的需要”如何走出异化困境不仅关系着人的个性解放，也关乎未来理想共同体的生成。“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4185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凭“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7,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作为彰显人的社会化本质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届时“需要”才能真正作为人之为人的要求出现，摆脱异化的一切形式，呈现出向高层次发展的丰富性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理论渊源，延续着对异化批判的思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异化消费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异化现象，其
9、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异化劳动。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性，以人的需求异化为中介，是在同一活动中互为表里且“相互成就”的一对范畴，即“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2420o究其本质，受制于资本的支配，人们在劳动中遭受着非人的待遇，陷入自我认同的危机，这为消费主义俘获人心打开了缺口。这样一来，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内容便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异化消费是对单调劳动的商品补偿。在阿格尔看来，由“劳动一闲暇”二元论存在方式所衍生出的异化消费，是由异化劳动造成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成为配合机器完成大工业化生产工序的“零件”。他们在僵化的官僚化体制中感受不到自我创造的快乐以及平等权利的待遇。
10、这一无意义的劳动沦为工人不得已进行的谋生活动。“强制协调的、极权性的劳动迫使人们到闲暇时间的消费中去寻求满足。”2509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使工人不需要对生产进行直接管理便可以满足自己。然而，闲暇时间的消费并没有将人的需要与商品功能以及人的生存必需相联系，而是建立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所宣扬的“主观欲望”之上，成为了加剧人的异化的手段。莱斯考察了高强度市场布局下人的异化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下，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共谋所创造的自动化生产工具，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供应，把人的多重需要导向商品消费领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的需要与商品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趋势，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个体的最高价
11、值标准。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规律消解了人的一切个性，使社会成员受困于雇佣劳动之中。人们不得不转向从服务于市场经济扩大要求的消费中补偿自身的不自由状态，导致共同体内部追求的目标日益单一化。例如，莱斯举了人过度肥胖的例子，分析这与人自身的焦虑有关。正是因为人们无法疏解在工作与生活中积存的压抑情绪，又受到了市场的不合理控制，才转向过量摄入食物，即对食品的病态占有。在高强度市场布局下，“机器和工厂系统极大地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剥削的可能限度”8138。物化的人作为辅助大工业生产的廉价工具，处于阶级意识的消弭状态下，劳动异化使人陷入个体意识的困境。高兹指出：“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12、。”923受制于“资本增殖”原则，劳动分工是以经济理性为导向的生产性社会的本性使然。“经济理性的形式是计算，只在乎多和少的概念，却没有足够、喜好或品味的概念。”经济理性把“计算与核算”及“效率至上”的原则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型，关注的是单位劳动的交换价值最大化。生产的高度智能化使得工人受控于严密而又精细的生产线、严格且强制的组织等级制度中，在程序化的调控下从事单一技能的劳动，甚至人脑的功能也日益由机器系统来代替。”这种劳动组织不但使劳动也使劳动者失去了一切人性味。”1020物的目的代替了人的活生生的感受，人存在的价值在于“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人的生活世界走向殖民化。在高兹看来，工人
13、不过是以职业的名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下等人，这使得精英阶层可以购买工人的空闲时间来为自己服务，催生出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即“曾经被战后工业化废除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了”106。不仅如此，工人的就业机会还被“非生产劳动者”所挤占。而从事服务业的“非生产劳动者”只期许获取少量的仆佣薪酬，不创造价值缺乏职业前景。不稳定就业以及失业成为劳动者的常态。这意味着大工业社会对劳动能力的需求不断降低，工人逐渐成为“非劳动者的无阶层”。为了谋生，工人的人格低到了极点，“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11,以至于人们开始渴望从事更多的工作来换取更多的工资收入，把“劳动的权利与挣钱的权利以及得到收入的权利相混淆”1022
14、1,金钱财富成为激发自身最大努力的需要。这时人的“需要便逐渐地具有了促进生产不断增长的功能”1.101114,成为促进资本积累目的的手段。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膨胀助长了消费主义的盛行，引导人们用补偿性消费来助推商品销售量的最大化，从而间接促进了资本投资的赢利。如此一来，生产决定消费的逻辑倒置，消费演变为生产扩张的主导因素。休斯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入手，把符合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作为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实现自身本性或确证自己的创造性力量，又通过这一活动与他人产生社会交往关系，确立活动的价值取向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不仅减少了工人劳动力占生产
15、总过程的比重，更要求工人用理性劳动来匹配机器运行的速度，做到更加稳定、细致乃至“不知疲倦”。由此，资本主义社会公认的工人需要只能延伸到维系他们肉体生存、繁衍以及履行工作职责的层面。在休斯看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改变了劳动的性质，使得强制性劳动成为以维持人的生存边界为唯一目的的活动，从而让人们仅产生低水平的畸形发展需要。休斯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4171的轻蔑态度，并强调“只要社会承认的工人需要接近于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就远远达不到为实现全面的人的存在的需要”。休斯借鉴了马克思所倡导的以“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为
16、原则的社会主义形式，把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总之，在劳动的异化力量的支配下，人们成为助力资本家获得利润的一颗棋子，将需要的本质意义理解为无止境的占有，催生出拜物教式的消费崇拜。究其本质，消费至上的生存方式与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相一致，承载着资本主义合法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巩固资产阶级从外向内总体控制的工具。事实上，消费是实现目的，即实现幸福的手段。但当前消费却倒置为目的本身，变成了铭刻于每个人内心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人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人成为物品的奴仆。”12物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存在已然深入人心，人们则被塑造成单向度、无思辨的唯命是从的消费“动物”
17、，把资本主义宣扬的价值观奉为圭臬，主动向承诺供应全新商品的资本主义靠拢，认为社会统治下的剥削、压迫是合理的。究其本质,异化消费表面上是对劳动的补偿，但却与人的解放目标完全背道而驰。这一异化力量愈是强大，个体的自主性愈易被其所支配、压抑和束缚，人的存在感也愈加虚无，最终导致人的异化。二、需求的异化：异化消费的内生动力同马克思的基本立场相一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亦是立足于资本批判来剖析“人的需要”的异化本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异化消费实则是通过操控人的需要来实现的。这一与“异化消费”相对应的异化了的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
18、化的需要”13o资本家通过将“虚假需要”强行灌输给人们，诱导人们把消费作为幸福的目的或手段的想法倒置。如此一来，消费变成了对物品的病态占有，成为加剧人的生存全面异化以及生态恶化等现代性困境的手段。消费性质的变化反映出资本统治开始从外部政治领域延伸至控制人的内心世界。当异化的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时，资本把人的需要限定在集体无意识的层次上，使人们陷入精神贫瘠怪圈而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交换价值”体系下需要异化的多重表征，洞察到在满足人的“虚假需要”中所造成的多重断裂，并将其归咎为致使消费难以脱离异化困境的重要原因。（一）莱斯：需要的“符号化”立足于现代经济社会中人的需要
19、异化，莱斯从商品的属性角度来分析需要的异化。在莱斯看来，人的需要具有“物质一符号”相统一的二元性。作为这一“物质一符号”的实体，商品是“体现复杂信息与特征的东西”1474。关于商品的本质，莱斯引用兰卡斯特关于商品是“一系列特征的集合”的观点进行论述，其一是商品和商品的特征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客观信息的问题，即商品的物理属性；其二是商品的特征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潜在地表现出人的主观感受，即商品的符号象征性。现代工业社会的“高集约度市场布局”是“一种普遍化了的或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其“首要的信条是经济应该持续增长以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种类”。市场经济的扩张，把人们卷入商品交换的大潮中。但商
20、品并非以简单的物的固有属性存在，而是以植入炫耀性的符号象征性形式存在，出售商品实质上是出售特征的集合。这打破了人的需要与特定商品使用价值的联系，使得人的“需求的每种表达或陈述都同时与物质和符号或文化关联”1464o在现代媒体的加持下，统治阶级诱导个体把需求仅仅框定在与社会规训相匹配的物质目标上，相应的，数量庞大的商品与服务项目也被快速投入市场交换中。由此，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预设了一种不断提升消费水平的生活方式，并将此作为个体最高价值标准”15。为与交换为目的市场条件达成一致，“个体身份成为每天被各种混杂信息重塑的顺从的模具”1418o人们不得不获取大量的商品信息来重塑自身的象征性需求，个体的
21、需求趋于碎片化而产生永不满足的稀缺感，沉浸在消费生活的自我满足中。一是个体对商品相关信息了解的“缺乏”导致其对商品的选择具有随意性和不必要性；二是个人在使用产品中知识的“缺乏”，可能会使其遭受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伤害；三是时间的“缺乏”以及对商品质量的忽视，将愈易降低人的满足程度，生活质量也将随之降低；四是由于前述种种“匮乏”的原因，“个体消费选择只代表对复杂而变动的需求碎片化和商品特性的暂时解决1.1490o因而面对商品特征，人们对于商品种类的需求处于永不知足的流变状态，对于商品相对于自身的适当性的判定也愈加模糊。这严重阻碍了个体形成需求连贯的目标，并坠入了循环往复的欲望深渊中。最终人们变得愈加
22、纠结迷茫和烦恼痛苦，他们愈是痴迷于从消费商品的过程中感受到符号意义所带来的精神充盈感，愈是无法逾越不自由的“藩篱”。对此，莱斯特别指出“要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寻找满足”。（二）阿格尔：“劳动一闲暇”二元论下的“虚假需要”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内涵作出了界定，即“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493。阿格尔反对“劳动一闲暇”二元论的存在方式，提倡二者的统一。从表面上看，人们是在闲暇时间中自由选择消费的主体，实际上他们却是资本家利用“虚假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幻觉主体。资本主义利用广告在全社会大肆宣扬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商品的占有
23、成为定义每个人价值的标签。人们把消费活动当作自身的生活常态，产生了只有在物质享受中生活质量才可以提升、在商品消费中尊严缺失与地位悬殊才得以弥补的籍觉。他们难以区分自身的“真实需要”与社会所引导的“主观欲望”之间的差别，他们的行为越来越依附于外在社会。面对品类多样、内容丰富的商业化产品，人们已然丧失理性思维，将自身默许为畸形的、扭曲的高消费营销的猎取对象。由此，“消费就是幸福”的主张成为主流观点，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成为常态。在这一物化的奢靡风气渲染下，商品的灌输和支配功能持续强化，并深入到人们意识的深层。“人们把专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2494,期待在消费中重焕原本属于自身的主体性与创
24、造性生机。至此，工作一一消费再工作一一再消费的恶性循环往复，异化劳动的程度也随之加深。在阿格尔看来，异化劳动、虚假需求、异化消费三者综合产生负面作用，造成了人的劳动观与消费观、需求观与幸福观的混乱，使人在双重异化的夹击下成为消费的附属物。人们在规定好的资本逻辑中把当下问题理想化，沉浸于一种舒适而又无争议的“幸福”生活之中，人为制造出一个非自由而不自知的状态。由此，异化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普遍现象。然而，人们在劳动之余的每一次冲动消费中只会使自身陷入深深的虚无，除了对物品的绝对忠诚外已没有任何确证自身价值的方式。物质至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肆意横行，甚至这一系列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成
25、为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渗透的重要工具。阿格尔把这一时期称为“快速资本主义”时期，其突出特征是“支配范围变广，异化也变得更加广泛，不仅波及领域更多，波及范围更是全球性的”。立足这一严峻形势，阿格尔认为“人的满足和自由幸福应当建立在创造性的劳动的基础上“16。（三）高兹：人的需要的匮乏性在高兹看来，职业劳动的异化在进一步拉开人与自身劳动商品距离的同时，又把人的需要的满足全面导向商品的购买，引导人们寄托于商品消费来取得社会认同。消费作为生产的完成环节，异化为支配人的活动并成为人的尺度。换句话说，消费并非指向人之为人的更高层次的质的需要，而是主要服务于资本塑造的虚幻欲望，进而满足资本拉动生产和投资的增殖需
26、要。在经济理性的支配逻辑下，资本主义“颠倒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需求去满足商品的供给”970,把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社会需要伪装成个人的虚假需要，这一需要是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东西。为了将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销售出去，资本主义营造出一个“商品制造消费者”的社会，使商品的匮乏为人的需要设置新的增长点。在商品更新换代的浪潮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送中，个人若要表现自身的社会地位，或是企图进入更高阶层，便不得不转向“对商品符合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这时商品成为了同质化社会阶层加速分化的标的物，功能是使社会的不平等明显化。“一旦产品普遍使用，那就是新产品生产开始的时候不具备任何优越性的新产品超越于
27、旧产品一一能使富人因富裕而杰出，并重建了穷人的贫穷。”17在富足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持续制造出新的匮乏，训化富人在流行的趋势中为满足特权而鼎力消费。而当大众也拥有了这一特权时，也代表着特权在短期内急速贬值，新的特权又被制造出来。这表明大众永远无法具有真正的特权，同时在对特权的追逐中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遭到了有意贬低。人们为了获得时兴的商品，不得不通过拼命工作来实现补偿性的消费，把幸福量化为对商品的无度占有。实际上人们成为商品的奴隶，受控于生产目的，人的存在意义为交换价值的增值所压抑。结果是人沦为无主体意识的消费“机器”，也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享乐萎靡风气。社会除了“工具关系之外什么也没有”101
28、9o在高兹看来，在经济理性统治下，人物化成为社会存在的符号，后果便是人的非人化，人的批判能力在“泛娱乐化”的消费中消解，转化为“人服务于资本”的单向度的人。如此一来，异化永远不可能在生产与消费两个层面的任何一个中得到克服。（四）休斯：“需要”与“欲求”的混淆休斯对“人的需要”的分析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展开的。通过澄明“需要（needs）”与“欲求（WantS）”的内涵差异，休斯指出“虚假需要”是服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目的、由资本所制造的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想要”，即欲求。休斯采用“A为了Y需要X”的三元结构，厘清“需要”和“欲求”的区别。在他看来，尽管所有的需要都具有“A为了Y
29、需要X”的结构，即所需要的对象X是需要主体A为了达成某一目的或取得某种物品Y的手段，但只有欲求才有A为了Y欲求X”的对应形式。而欲求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处于意向性的心理状态的工具性欲求，欲求的是作为实现一定目标手段而主观希望得到的事物，如工具性事物，是虚假需要；与此相反，另一种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目的性的欲求，其简单结构是“A需要X”，欲求的是当作目的而必需的事物本身，如内在性事物，是不需要借助于工具性中介物而产生的“真实需要”。因此，“欲求和需要是具有不同真值条件的不同概念。即使这里所谈的欲求和需要是指向同样的目的，也有可能是需要的东西并不想要或者是需要的东西并不需要”18232o对照马克思
30、的文本，休斯对“需要”的真假进行了划分，即“真”需要是“人们确实需要的事物”，是人的本质需要，是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假”需要是人为主观想象的需要，是盲目追求有用性而忽视实效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休斯强调资本本性催生出的以利润为单向度标的的“虚假需要”，让人的消费成为了资本家欲望的拜物对象。因为比起精神需要，物质需要往往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操控起来也更为方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的需要的满足”6368o资本本性在社会成员的身上体现为压迫的行为。具体来说，在劳动中，生产的目标和方法由工人的雇主决定，工人的生产劳动变成为获
31、取必要物质生活资料的异化劳动。工人作为劳动的动物，承受着饥饿的痛苦。同时，在劳动之余，自私的“工业宦官”也习惯了对自己身边人的尔虞我诈。在竞争的压力下，扩大生产的需要使得资本所有者炮制出“虚假需要”一一由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所牵引的需要一一不断刺激着人们对于货币占有的欲望，欲壑难填，进而致使人们放弃其赖以生存的金钱而经济崩溃。在休斯看来，这一超额的欲望是由消费社会所制造的机械重复的幻象，使人们迷失在更新迭代的商品中，在无度、无节制的消费活动中服务于资本的目的。对此，休斯认为人的真实需要与马克思“按需分配”原则中的“需”相对应，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广泛的社会交往活动相联系，是一种对行为理
32、性规范、对道德内在约束的需要。不仅如此，又要超越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单一需要，达到丰富的“社会工人需要”的增长,即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人的需要物化所招致的后果是消费的异化。异化消费引发了人与自身、与社会、与自然多重关系断裂的困境。对内，异化消费表现为人的异化，引发了人的欲望与现实生存错位的问题。物质消费只是数量增长、感官刺激的片刻欢愉，持久的精神享受反而遭到漠视和排斥，人的内心世界趋于空洞化，过着“痛苦中的安乐生活”，成为“享乐过后更空虚”的物化人。量化了的、碎片化的主体空场诱发了自由丧失与非自由竞争。孤立的个人陷入了无休止的攀比与较量，致使社会有机体的内在关联愈发
33、单一化。人们在消费社会营造的虚假幸福中及在消费活动中不存在阶级差别的谎言下寻求慰藉。然而消费作为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效能，异化消费实则是对人自身的生命本质力量的背离。当需要满足的方式处于异化状态时，人们主动回避了对现存制度内在矛盾的批判，遗忘了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成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认同的消极工具。对外，异化消费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19人的物质占有尺度与资本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人们总是希望通过物质资源的最大满足来弥补满足方式的不足”1443,造成人与自然间的有机关联产生新的断裂。然而，自然的承载阈限与过度生产一一过度消费
34、的恶性循环模式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引发生态崩溃而造成人的生存危机。可见，异化消费、人的异化以及生态异化具有连环效应。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要克服消费的异化,则首先要克服劳动的异化，进而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自身需要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从“异化的人”向“现实的人”复归：克服异化消费的出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已无法脱离普遍异化的宿命，因而只有瓦解人的异化生成的制度根基，才能回归“现实的人”的应然的本真需要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共同需要，在变革劳动形式与社会关系中构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向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一）在社会价值观念层面，重构人的需要理论面对人的异
35、化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展开建构性分析，强调要消除消费对人的需要的限制，使需要的满足指向人之为人的目标。重构人的需要是实现无异化的理想社会的前提。莱斯认为在“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现代社会中，人的伦理丧失是人的异化的重要原因。对此，他主张应从“控制自然”向控制人的非理性的转变开始，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制约不合理的欲望，进而达到对人性的自我训导的目的。在莱斯看来，经济主体通过征服外界来实现自身需要的非理性，忽视了自然系统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承载阈限。因而人们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误区，给予非人的自然以生态伦理关怀，突显出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休戚与共性。这一“努力的
36、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一一人性的解放”8168o进言之，当人们将“自己看作是生物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征服自然的不可一世的主人，会带给我们比当前状态中更好的满足感和幸福感”14132o届时人们将树立环境伦理意识，不再以购买商品为目标，使质的提升代之以量的标准来重塑合理的消费方式，转向在非物质的、非商品的世界中获得满足，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幸福。在莱斯看来，“只要满足的手段取决于人们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赖于商品，那么这些需要的满足方式就是丰富的”14107o基于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分离以及人的生活世界的对立，阿格尔主张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重塑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这是走出异化消费乃至社会危
37、机的出路所在。所谓“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营造的商品“永远丰裕”的虚幻景象中，诱导人们对丰裕商品占有形成习惯性期待。但是，工业生产的几何式扩张与生态承载阈限之间的对立必然会引发供应危机。当人们的习惯性期望破灭时，他们便开始认清自身正处于一个不完全富裕的蒙蔽状态之中，从资本主义社会营造的物欲享受的幻象中清醒过来，重新回归人的真实需求，重新调试现实生活的弹性与灵活性。不过，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并非意味着要退回到原始清教徒式的状态，而是具体表现为用徒步代替乘车、用吃粗粮代替肉类等，适应在缓慢且精细的消费节律中生活，进而重新探寻真正实现自身幸福的新方法。在高兹看来，消费主义
38、既是经济理性下社会价值单向度发展的体现，又是资本本性扩张目的的必然结果。因而要克服消费的异化，首先在于个体价值观的重塑，使人们从经济理性建立起的“更多”与“更好”的合谋中逃离出来，用生态理性反制经济理性。生态理性以“限制与维持”为原则，倡导“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目标。一方面，“更少的生产”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有使用价值且耐用的物品以及最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2051,以可持续的方式创造更多人可以共同享有的收益，以最少的劳动生产人们绝对需要的实用必需品。另一方面，“更好的生活”在于用“够用就行”替代“越多越好”的消费观，为人们的生活需要设限，鼓励人们把关注点转
39、向更高的生活品质。由此可见，“生态一社会合理性”代表着适可而止的价值理性，要求限制经济理性自由表达的范围，让经济发展重新服务于人的价值的实现。在休斯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促进了人的需要的丰富，但这一需要只不过是以扭曲的方式所创造的物质欲望。他认为，马克思所倡导的真正的“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指的是建立在物质丰裕、自由劳动、审美能力提升以及广泛社会交往基础之上的需要，是“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在马克思那里，幸福的实现并非单一目的需要的简单增长，而是符合人的社会性本质需要的增长。这一需要不同于“粗陋的共产主义”用最低限度的平均主义方式分配给人们的“低水平的需要”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异化的需要，虚假
40、需要的满足，只能使人沦为“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4184,变得自私而又片面。而“自我实现的需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富足、更有闲暇的制度预设下,即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之上。“按需分配”的“需”是指“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应符合人类生存的真实需要”18230,因而需要的增长不只是最低限度上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在于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是全面而高层次需要的提升。（二）在社会生产目的层面，对生产方式进行“生态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相勾连的资本逻辑，期望以适度的原则指导生产方式的伦理转型，进而推动人的生活方式的革新，构建更加合理
41、的现代社会形态。莱斯认为，以物的标准以及短期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对此，他主张实行分散的、放缓生产的“稳态经济”，即生魅型经济，控制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损耗，优化经济结构。对于如何实现“稳态经济”，莱斯从英国经济学家穆勒那里受到启发，主张“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速度”16,运用高效小型化的科学技术来达到物质能源消耗的最低限度，同时这也从侧面加强了个人对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控制，从而降低对商品市场交换的依附程度，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然而，减少物质生产很可能会造成低收入阶层的愈益贫困。在这一问题上，莱斯认为“迫切应做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
42、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1.14112o莱斯倡导政府实行税收制度以及保障个人年收入的经济干预政策，以缩小贫富分化，并辅之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化解工业生产中的不公平待遇问题，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底层群体。作为莱斯的追随者，阿格尔也倡议实行“无增长的经济”，即“既不扩张，也不收缩”的“稳态经济”，呈现出生产结构的分散化以及平缓增长的态势。“分散化”意指在工业生产中运用趋于精细化的“小规模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日益集中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应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结构。换句话说，“通过小规模技术的运用，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生产过程”21o通过这一承载个性化与创造性的科学技术，把人们的生活
43、方式导向合生态性的方向。高兹指出在“增长导向型”的后工业社会中，“一切生产都是破坏的”，要建立以生态理性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在生产方式中更多表现为技术理性，理应从变革资本导向的技术入手，重回技术发展为人的正确道路。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分类，高兹主张用“软技术”代替“硬技术”，即用以可再生资源为手段的清洁生产取代服从资本本性的大规模生产，尤其是要消灭技术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核计划。与逾越功能边界的经济理性相比，尽管符合生态理性原则的软技术也支持工业化发展，但并非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是建立在计划生产与适度消费的基础上，进而推动实现“一个不再由效率、盈利和竞争等经济价值主导一切的社会”34
44、o在休斯看来，人的需要的增长并不代表着以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为前提，并不意味着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绝对自由。由于人的活动受到内在约束与外部自然的掣肘，因而人的真实需要的增长是随着物质生产的相对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自我限制，表征着生态本质与社会本性。休斯主张通过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建设，在发达科技水平与高效资源利用率的相得益彰下，实现“（在一定程度内）以较低的环境影响实现生产的现有水平或增长水平”1890o由此，休斯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正义、更少异化以及更适合于人的本质力量与社会性发展的社会，因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三）在社会变革目标层面，走向全面解放
45、的无异化社会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互为关联、彼此强化，共同作为维护资本统治合理化的有效手段，使人深陷异化的泥潭而难以自拔。由此，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与人的解放是不可能兼容的。只有在无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莱斯指出，“现存的社会代表了压制个人自我实现的舞台，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发展”14107,根本在于变革现存的非人道的异化社会结构，沿着非集中化、非官僚化的道路，“建立一种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政策的综合方案，以减少用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因素的重要性并降低人均所需能源和物质需求”14112,促使人们从物质主义幸福观转向劳动幸福观
46、。莱斯主张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以此超越资本主义“准市场社会”所谓的理想生活方式。这一社会不再“使人的活动完全围绕市场购买来进行”2479,相反促成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生产劳动，重焕人的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人的活动“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这在源头上革新了生产扩大与过度消费勾连的经济体制，从而降低了商品交换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地位以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资源所用量。由此，人的现实生活、他人与自然的关系回归到人的本性之中，在全社会建构起适于生存的、非颠倒的伦理关系。阿格尔把实现“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现代社会生活的全面非官僚化以及非异化”2506寄托于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要建立非官
47、僚化的社会主义生态政治，首先要打破劳动分工对工人本质力量的限制，让工人自主占有生产资料、自觉参与到组织与决策的管理体制之中，即让工人坚信自己是自身劳动的主人，重获个人的自由权利。人们开始把劳动与闲暇看作统一的整体，转向在“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中得到满足”2420,认识到真正的幸福生活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节制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进而把处于异化状态的现代失落感转化为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发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革命。高兹认为“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产生的根源”，要实现无异化的社会必须首先从劳动领域入手。高兹反对人把劳动看作挣钱的权利，指出这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与销售商品、取
48、得利润进而进行下一轮投资以增加资本存量的循环往复中，不必要的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损耗已成为既定事实。在高兹那里，使收入水平不受限于供应劳动量的关键在于“让每个人最大限度获得主导生活的自主权，则时间政策是最好的杠杆”20105o因而要废除以往“付薪劳动”形式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量标准，代之以工时缩短、灵活且更有效率的全民劳动，进而使得人们“在劳动中最大限度地找到自决潜能”2080o高兹倡议企业设置一个有规划的方案，通过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每一个人从事充分施展自身技能的生产工作，并以此取得“不连续工作的持续收入“，即终身收入。由此人们可以选择可替代性的兼职工作，有权利在一段时间内不“在岗”劳动
49、，不再以货币量化生活的幸福，进而实现对个人消费的自我设限。在高兹那里，这不仅是防止劳动力市场中人口边缘化的方法，更是实现人的“发展无限丰富的活动的手段”。不仅如此，高兹认为工人必须实现自治，首先在于对国家权力关系进行改造，达到社会分配方式上的平等。高兹认为经济理性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官僚一工业机器”支配下的民众权利表达的不正义，这是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对此，高兹主张采用“计划一反馈机制以保证自主与他主的二重性治理，使制度的功能性与每个人的目标相吻合。具体来讲，在个人层面实行“自治”，建构由人们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社群空间”，促使人们合力创造社会价值。同时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开“他律”，但这时的国家不再拘泥于公共权力，而是打开了“协商一致民主”的政治参与通道，同时支持工会运动，协助工会组织社会活动，进而建立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