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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样读博士:劳凯声教授讲座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劳凯声元月12日上午9点，劳凯声教授到湖南师范高校教科院作关于教化探讨的心得与反思为主题的讲座，以卜是北京师范高校教化政策与法律探讨所所长劳凯声教授、博导在2004年的次讲座，由北京师范高校教化经济管理博1论坛刘建银整理：今日来到这里，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主办方原来告知我这是一个与博士生的座谈会。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现在我把我将要探讨的提纲写在这里，我今日大致依据这四个方面，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即如何成为-名优秀的博士。今日，在座的都是博士生，在日本，你们被称作博士候选人。这就是说，你们迈过了通往博士道路的第一步。其实我自己也经验了这样一个过程
2、，也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焦虑，我也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博士，来让我们的老师满足。所以，今日我想把我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同时结合我们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遭受来谈谈我们如何应对。一、遭受后现代在最近三年时间，社会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这种变革正在冲击我们的学习、生活和思维，使得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这个改变。在我们的专业领域，这个改变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发觉，我们习惯的方法、话语，它的说明力已经被消解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说明、如何去适应变革了的社会。所以我说，我们遭受后现代。依据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从小学、初中、中学，然后下乡，始终到我来北师高校习，我学了5遍哲学，但内容大致类似。以至于我的女
3、儿问我：爸爸，什么是哲学？我只能回答说哲学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确定意识，经济基础确定上层建筑，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是的，我们不能摆脱这些哲学的束缚。在中国教化界，20世纪70年头末80年头初有一场特别热情的争辩，就是关于教化本质的争辩，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参加了这场探讨，我木科毕业论文做的就是这方面主题。那么，在这场争辩中，我们是如何去探讨教化问题的呢？我们探讨教化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生产力呢，这种分析思路，源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哲学方法。我学过5遍哲学，归纳起来，这些哲学告知我，大致上，我们把社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
4、，就是上层建筑，比如政治、思想、宗教、教化、法律、监狱等等。我们也很熟知它们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确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见到的教化学课本，都是把教化放到这样一种社会哲学当中进行分析，这样一种二分法，导致了我们会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即教化或者是上层建筑，或者是经济基础。应当说，这样一种哲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很有说明力，可以说明我们社会的很多现象，就是说他是管用的。人们在一段时间，把哲学看成一种显学，打乒乓球和卖大白菜都要讲哲学。那么,在20世纪90年头初，它遭受了挑战，那么我们90年头发生了什么，使得这种思维方式不得不发生改变？从九十年头起先，我们最终承认我们社会须
5、要市场，起先建构市场经济体系。对这一点，我自己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探讨教化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先。当时我自己作为教化法起草人员，参加了这样的教化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但是，在那时，人们反对把教化与市场联系起来，人们普遍认为，教化是一个公益性的事物，市场是不能介入到公益性的领域。这场争辩始终持续了5年之久，以至于到了1995年，大多数人认为，教化照旧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和市场发生关系。所以教化法第2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或其他教化机构。这样一个规定可以反映当时整个教化界对教化的一个基本相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
6、缓慢的。我认为，这个社会的最大改变，就是在向多元化的发展。在安排经济中，整个社会是一个一元化社会，我的一位博士生把它称为总体性社会，或者是一体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承认个体的利益，强调利益的一样性、共同性，比如我们通常说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是高度一样的，这句话，在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表明不同利益、不同追求的表达是我们安排经济否定的。但是，市场经济中，多元化是最基本的需求，买家卖家有多个，它们的追求是不同的，而且可能存在冲突，也可能发生激烈的对抗。一个好的政府，可能不能同时代表买方和卖方，否则就是强买强卖。所以一个好的政府，可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使得社会主体达成和谐。所以，进
7、入九十年头以来，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新的状况。比如在教化领域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人们从来没有对教化出现这样剧烈的表达，比如我们家长对孩子教化的设计，这种迹象特别普遍，这里面其实也暗含了家长的利益追求。作为一个教化探讨者，我在培育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逼迫他去学各种各样的特长，我们莫非能说这种要求是借的吗？不能，所以这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新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的社会哲学起先失去他的说明力。传统社会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了我们社会是由一个不同主体组成的多元化社会。假如说这个哲学承认有不同利益追求的话，那它就把它说明成为一种阶级斗争，他导致我们遭受了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去说明教化领域里的这些现象，
8、我们普遍遇到了困难，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失语。教化领域目前有很多话语，比如经济学的话语，如教化产业化等等，还有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当然也有我们独特的教化学话语，如素养教化、应试教化，多元化的话语愈演愈烈，那么教化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这些问题的提出，我觉得，反映了教化学领域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焦虑，即文化焦虑。何以见得？大家可以查查瞿保奎先生的元教化学探讨，这本书反映的是80年头末人们绽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探讨。特别有意思，在南方的上海，华东师大绽开的是一场元教化学的探讨，企图通过教化学本身的反思来寻求教化学的科学性存在:而在北方的北京师大，我们则希望教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来找寻教化学的新的
9、生长点，来提高它自身的生长点。其实，无论是那种探究，其实都体现了一种文化焦虑:教化是不是一门科学，能否科学化，科学化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发生改变，人们也不断探讨新的问题，比如学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问题，全球化问题，终身教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好像也在冲击我们头脑中传统的观念，我们很多原有的理论不足以说明新的问题。比如全球化问题，最初提出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好像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契机，把它看成一个新生事物。事实上，很多中国人没有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前年哈贝马斯来中国做报告，一共做了三场，我听了两场。在中心党校，哈贝马斯特地探讨全球化问题，尽管哈贝马斯是一
10、个特别严谨的学者，但他它基本上对全球化持否定的看法。同样，1997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千年大会，提出了一个口号：差别同在。我们的时代，不但要承认差别，而且差别应当是共同存在的。这是一种与全球化相反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全球化正在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均值化问题，同一性问题，这些问题正在使得我们社会成为单向度发展的社会。我们今日的教化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说，我们正在遭受这样一个挑战，遭受后现代的挑战，我们必需思索如何去应对，这是我们的责任。二、用阅读提升我们的才智我在这里简要谈谈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经验了两次焚书运动，第一次发生在秦朝，焚书坑儒，其次次发生在20世纪
11、60年头，文化大革命，我是参加了这次焚书运动的，我把好多书烧了，然后就上山下乡，清晰的记得，我们在北大荒看到的只是革命导师的选集和欧阳海之歌，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要能读书是很罕见的。但这样的环境恰恰培育了我们读书的冒险精神，包括手钞本禁书，比如其次次握手，我清晰的记得自己是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看得泪流满面，但接着就受到了批判。在北大荒，我们的一个住处，在横梁上有一个很大的皮箱，据说这是一个被枪毙的红军上校的遗物。平常在白天，我们谁都不敢去打开。在一个黑夜，虽然那个横梁很高，然而我们还是爬了上去，把皮箱子打开，我们发觉了一件外套，同时发觉了两本书。一本是九三年，雨果写的：一本是白痴，托思妥耶夫斯
12、基写的。后来我们关上门去读这两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两本书没有，看过以后有什么感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反究听样板戏的过程中去看完这本书的。我们看后印象很深。比如九三年里的人物，个个是那么有显明特性。其次本书大致是说我们社会正在扼杀我们的特性。后来我的女儿问我要读什么名著，我给她举荐了这两本书。我结合这个故事是说，阅读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性诉求的境界。虽然我自己还有一些很独特的书，曾经也被北京市评过藏书的什么奖，但是现在，年轻时候的那种读书的冒险精神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想，焚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一种悲伤，带来的走学问分子无书可读。但是，今日不一样，你们今日能读的书太多了。在
13、我读高校的时候，也出版了大量的书，但大多数是名著，不像今日，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学者，包括水平不高的学者，比如像我这种学者，很多书也充斥其中。读高校的时候，有时我也与你们一样，老师讲课，我私下读书。但是我当时读的是名著，是大家写的书，而你们现在面临的境况不一样，因为出书的可能性增大了。所以我想，阅读须要精选。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生活的边界。这句话是说，你的生活领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语言。布.时一种文化你理解不了。但是，现在我要把他延长一下，其实你的阅读的边界就是你的生活的边界。阅读一本好竹，就是觉得遇到了一位知己。当然也有一些书，你会在经过若干年后，才会发觉他的价值。比如代
14、沟，我读了一遍以后，没有读懂作者对于代沟的理解是什么。后来我在90年头末期，当我起先作青少年探讨的时候，脑海里翻腾起来的就是这本代沟，这时候我才相识到这本书的价值,作为一代巨人，作者对代际之间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余响。所以我说阅读能提升人的才智，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O三、学术探讨的三大意识我H己做了20多年的学术探讨,我自己在探讨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在发生一个改变，这个轮廓至今逐步清晰起来。最早我的老师说：教化学的任务，就是找寻规律，指导实践。始终以来，我遵循老师的训诲，去找寻教化现象背后的规律。这是我多年来的追求目标。但是，20年之后，我们发觉，我们过去所说的规律，其实并不是规律。我们曾经的规律
15、今日都被否定了。所以我们要去探讨规律是否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主体对世界本身的理解去把握外部世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说科学这个词的时候，大致可以看成法国实证主义大师孔德的话，这词诞生至今大约150年历史。诞生以后，接着就和民主一起风靡世界，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就有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什么是科学？诞生的时候，概念很清晰，科学的概念是与信仰对立的。孔德说，科学必需同时具备三特性质：自然一样性、因果联系性和可重复性。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可称为科学的相识，必需符合这样三个特征。因此，人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划分我们认知的财宝。它完全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动身来划分的。那么教化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从诞生起先
16、就始终努力于科学自我求证的追求。我们曾经也始终试图使教化学去屈从自然科学的要求，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头，也有科学家说自然科学也是不确定的，这让我们大失所望。普里高津写了一本书，叫做确定性的终结，讲的九十自然科学中过去以为是确定的东西，现代已经变得不确定了。社会科学中同样有很多确定性，但它们大多数是强制性的结果，我们通常把一种发展趋势当成一种规律。趋势是人们选择的一种结果，选择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趋势。就犹如鲁迅所说：世界上其实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是这个路并不是唯一的，趋势不是规律。在关于社会和人的相识当中，传统的社会哲学束缚了我们很多年。到了20世纪80年头初，当哲学不是一门
17、显学的时候，人们会发觉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在追求方法论，可以说方法论的探讨成为一个热点。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社会科学家，为了能够消退社会科学的不良形象，如思辨等，起先追求定量探讨的方法，那时定量探讨成为一种特别时空的探讨方法，以为定量的东西肯定就是确定的东西，是人们必需遵循的东西。所以，从90年头起先，我始终就在反思，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如何去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规律，假如没有，我们的价值乂存在何处？我自己最终认为，我们不应当去追求原来不存在的所谓规律，在探讨过程中，我为F1.己规定了三大意识：一是问题意识。事实上这是我对探讨规律问题的反对。我认为教化学探讨不应当从规律动身，应当从问题动身
18、。过去我们找寻了几十年，探讨出来的结果不是规律。当然不仅仅是在教化领域，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各个领域当中找到证据。我们的探讨应当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动身去开展。当然如何建立从问题动身开展探讨，我H己是这样来训练我学生的：第一是发觉问题。发觉问题是起点。如何发觉，其实作为一个探讨者，这不走一件简洁的事情。外界有时候对我说，劳老师，你做的工作，总是能够走在别人前面，轰动比较大，我只能说，这并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慈，只能说我能更擅长发觉问题。其实我完全可以说，社会科学当中80%都是假问题，没有意义。有一次我参加教化部的职称评定，就是评价一篇硕士论文，题I=I是论哲学家对自然科学家的引导，当时我们一指责审专家
19、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是平行工作的，它们不存在谁引导谁的关系。所以我说，发觉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提出真问题，什么是真问题，就是有意义的问题。我看到很多心理学的论文，相当多心理学的论文我不敢恭维，比如论六岁儿童的运算实力等等，我说，这个凭借感性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这就是一个假问题。所以，发觉问题很不简洁。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两位老师对我的评价是，倾向思辨，但我博士论文选了一个实证题目。当时开题，共有五位先生，王焕勋、成有信、孙喜亭、黄济、顾明远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学者，其中有四个人反对我的选题，只有我的第一导师坚决主见我选的题目，导师说我不能完全指导你，但你可以去跟法律
20、界的老师去学习。我后来是到中国政法高校选修了法理学的课程，到中国人民高校跟着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高铭喧先生学习了刑法的课程。我博士论文就是高先生作为主席主持的答辩。现在有人说，哎呀劳老师，你怎么就那么有眼光选了这么好一个题目，事实上我选这个方向的时候，教化法走一个很冷门的领域，人们都问我，你是探讨什么的，我回答说探讨教化法的。对方立刻反应说，哦，是探讨教化方法的。那时人们普遍把教化法当成教化方法，还很冷门。所以，我说发觉问题是问题意识的起点，第一步，特别重要。其次是界定问题。全部的探讨首先是从界定问题起先的。就是说我们要给探讨领域规定预限，即问题域，问题的内涵、外延是什么，比如我们要探讨学校事故，
21、即在中小学校发生的人身损害事务。很明显，我不行能对全部损害事务进行探讨。我们要区分意外事故与过错事故，这些都是法律上比较有严格的定义，就是过错事故，也可以分为有意导致的和过失导致的。所以我后来主要探讨的是：过借事故当中的由过失导致的事故。那么别人可能会问我，意外事故莫.不是学校事故？我说，是，但是没有进入我的探讨领域。这就是问题的界定。以我自己多年的阅历，很多探讨生没有一种自觉的界定问题的意识。所以很多问题都很大。你没有醒悟的界定问题的边界。我的一位博士生，刚刚答辩完，他起先想做青少年犯罪和犯罪侵害的探讨，我说你的问题探讨过大，这是两个问题，必需缩小，后来他说只探讨青少年被害这个领域，我认为很
22、好，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探讨很多了，但是青少年被犯罪侵害的探讨还没有完整的文献。但是后来我乂说，青少年这个概念很模糊，现在很难界定什么是青少年，是青年加少年呢，还是要不要包括儿童呢？后来他把问题界定在中小学生当中。所以最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小学生犯罪侵害探讨。现在论文已经出版。第三是对问题进行综合。综合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归纳整理。我把这样的工作叫做学术史的探讨。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必需首先对进入我们探讨领域的问题做学术史的探讨。因为我不知道在你之前，是否有人提出这个观点。这也是说我们每个探讨者要站在H人的肩膀上去发觉。我们过去出现了浅层次的探讨。所以，我说必须要做学术史的探讨。很
23、多开题报告，在学术史的探讨上，比较差，没有进行严格训练。这种学术历史的整理，包括中文和外文的资料。严格的学术应当包含在世界范围之内，有一位博士生，后来论文评价的清华高校教授说，我没有看到一本外文文献，在座的学生，这种状况肯定不能出现。在论文写作之前必需进行文献的归纳、整理，否则你不能说你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综合问题，是我们问题意识的一个必要环节。第四是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我们后面结合实际课题探讨，在这里略去。第五是验证问题。验证问题就是要去证明或者证伪。有时候，很多人向我说，劳老师，实证探讨的结果与假设是相异的，这个怎么办？我们也遇到这种状况，这时候探讨者的确感到很苦痛。就是最终的结果验证H己
24、提出的是一个假问题。我的一个学生，在做学术史的时候，跑了北师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甚至北大图书馆和中国政法高校图书馆，都没有发觉相关文献。他发觉这个问题的确没有一个学者探讨过，于是臼己感到特别不自信。我说，这里就有两个可能，一是你提出的是假问题，不值得去探讨；二是你提出的是新问题，别人没有遇到。现在就是你要去论证，他是假问题还是新问题，他所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去限制他，然后再去验证他。问题的意识须要不断在课题探讨、对话和探讨中培植，不断的贯穿其中。我是这样常常与学生探讨，来培育他们问题意识的。二是学理意识。我把F1.己的探讨领域，界定为教化原理下的教化政治学和教化法学方向。我认为，教化学的问
25、题包括两个元问题：一是教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比如教化政策学、教化政治学、教化社会学、教化经济学等等；一个是教化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是两大元问题。我H己在做政策和法律问题当中，常常要接触各级官员，因为这是一个很实证性质的学问。在这过程中我不断要确证，我不是一个官员，我和他们是有区分的。假如你的探讨始终趋同于官员，他会看不起你。我所做的是学理性的探讨，不是一种工作性的探讨，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重视。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自身自己是教化部的打工者，儿乎给各个司局都打工，师范司当时的金副司长说，劳凯声你们学者要和我们保持一样。我说，你说得很对，但是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你们官员也应当和我
26、们保持一样。我们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寻求共识。就是我作为一位学者没有独立性，你们还要我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清晰的定位。这种定位可以从四个向度进行分析：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这个象限理论把我们探讨的立场划分得很清晰。当我们说到探讨的时候，没有纯客观的立场。因为政策的探讨，总是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一起先就要做出精确的定位，否则你会遭受被动。那么什么叫做学理意识？我通常做这样的说明，首先学理探讨是一种范式的探讨，这是我描述学理的一个概念；其次，学理探讨是一个创建性的反映，而不是一种说明学、图解学；第三，学理探讨是与实践保持肯定距离的探讨。我用范式、创建性、距离三个概念来理解学理意识。比方
27、说，探讨教化问题，在教化部，有国家教化发展探讨中心，有教化政策与法制建设司，在国务院发展探讨中心和国务院探讨室，也有特地探讨教化问题的社会发展司（部），我们的探讨与他们有什么区分？我无意于去贬低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需分清晰我们与他们探讨的差别所在。三是方法意识O方法是从已知达到未知的桥梁。方法不同，最终的结果也不同。就是说这个桥如何搭，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有很多差异。我们现在很多人尝试用质的探讨方法去探讨教化问题的，记得咱们国内第一本质的探讨方法专著出版之前，编辑给我看，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翻译行不行？这不就是一个定性探讨方法吗？他们没有把握。我说这个翻译，不是大陆人创建的，这是香港和台湾人的翻译
28、，之所以要这样翻译，是试图与定性探讨加以区分。过去我们往往重视思辨性探讨、反思性探讨，缺少必要的规范，使得人们怀疑这些探讨的可信度。比如80年头，我们老师的论述就很成问题的，他们往往说,因为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如何o这种逻辑事实上是不成立的。怎么能从一个命题得出一个命题呢？它们之间没有包含关系，逻辑上不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随意得出结论。对于质的探讨方法，外行人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们内行人已经很清晰了。我觉得，我F1.己个人，从起先作探讨，方法论就始终困扰着我。从读探讨生起先，我始终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化思想,我导师的课题就是马克思的教化思想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共是64卷
29、，我老师当时买来送给我，这是当时很珍贵的礼物，其中最主要的论文我都看过，其中第23卷看过3遍，由于老师要常常与我探讨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必需细致阅读，现在我并不要求我的学生去进行这样的读书。后来我记得我写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文章，我说孔子很宏大，在2000年前提出了教化同等的观点，我的老师后来就指贡了我，他说教化同等的观点孔子怎么可能提出来，然后搬出论语来给我讲了三个小时。所以方法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关于质的探讨，我后来归纳了两句话，我说，质的探讨，假如就其方法而言，是法无定法，只要能达到，都应当是好方法；但就其人文关怀，价值追思而言，是道有常道。这两句话得到了作
30、者陈向明的认同。四、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下面我讲讲H己的探讨，供大家参考。我总结臼己的一个优点，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可能总是比别人快半步。有人说，当别人没有想到时，你已经想到了；当别人已经想到时，你已经起先做了；当别人起先做时，你已经做得较好了；当别人做的较好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别人做得和你一样时，你已经改换其他道路了。我自己从80年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参加到教化立法活动，是顾明远和成有信两位先生选中了我参加这个活动。从今我与教化法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逐步深化进去。要是没有这样的机缘，我今日可能与大家在这里探讨其他问题。当时一起先进去探讨教化法的人，也有很多
31、，当时北师大教化系就有五六个，但是坚持到最终就是我。当别人放弃的时候，我还在坚持。我们最近几年，我们这个探讨团队，应当说在我们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有很大影响。别人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已经起先想到了。比如说，我们起先探讨一些教化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比如，三年以前我们就探讨第三部门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民营化的问题等等，都是别人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想到了，别人还没有做的时候，我们已经起先做了，持之以恒使我们总是比别人快了半截。比如民营化的问题，我关注很早了。尽管我和我老师经常探讨教化和市场的关系，但当时我并没有写文章，但是当我后来理解了第三部门的时候，我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32、我就有把握了。所以我说，做学问是积累的过程，然后你才有一家之言。我们的政策分析，特殊是我们提出的中国教化改革发展当中的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探讨，也同样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关于教化法律的探讨，有人说，劳老师，你是中国教化法学的开创者，我说不要这样说，其实我们都是在共同发展这个学科。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发出的声音会受到很大的反响。比如变革社会中的教化权与受教化权这本书的一篇书评，受到新华文摘的刊登。青少年探讨方面，最近几年，我们做了全国中学生的调查，少年儿童人身损害问题的调查，北京市6个区网络文化和德育问题的调查，我的博士生还做了学校平安方面的探讨，青少年被害的探讨,我们现在做了也许三到四年的探讨。已经受到一些影响，团中心已经对我们的探讨有所关注。最终我谈一点体会。我们应当用F1.己的探讨去看世界，有一个热点词汇叫视角。其实视角就是说角，就是你采纳什么样的话语来讲话。我们每个人都会经验这样一个真正发觉的过程，发觉之旅并不在于去找寻新的世界，而在于用新的视角去看世界。假如这样，我们能够发觉很多新的问题，解决很多新的问题。我的发言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