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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蛤视域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基于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兴旺，其理论资源多源于西方，许多学者一直试图探究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填补学科的中方理论困境。但如何构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目前的研究成果除了朱仁显先生的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和葛荃先生的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论著之外，单篇论文为数颇少，而以系统探讨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与方法为主轴的研究成果更是阙如。朱仁显先生和葛荃先生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所提出的开创性理解很值得参考，本文原则上认同葛荃先生以已经规模成形的政治思想体系与义理来界定传统行政思想内涵的意见。“传统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对于这一文化传承的定位不能局限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
2、体系的视角，而是要置放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宏大视域中审读。”153但若以当前可见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归纳，其实可寻绎出研究者在研究行政思想主张或程序上的相似进路，也就是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自有其符合政治思想的系统性格，并与政治思想有着明确的承续脉络。基于传统政治思想体系已至完备，在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构建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借由对传统政治思想的总体掌握去达到局部理解行政思想的目的，而后通过这些局部的、片段的认识，希望在政治思想的内部融合结构处理方面着手,辅以“体”“用”关系的考察，尝试建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中心意义与基本价值体系。一、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研究成果的检讨与诠释有效性箴定当前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基础研究
3、和理论建构仍显不足，整体架构尚未确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应该置入政治思想的大脉络中，形成“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关系，是政治思想基础诠释框架内容的补充与强化。但总体来看，开拓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研究，需要独立于政治思想之外，开辟新的阐释角度和视域转化。首先，试图通过概念明晰来确定行政思想体系。“现代学术规范是一个学科能够开展充分的内部交流、实现知识有效积累的主要途径，也是其与外部的其他学科实现积极对话的重要工具。离开现代学术规范，概念界定、论证过程和研究方法，都将失去一般性标准,所谓学术研究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状态，学术讨论也会变成鸡同鸭讲，知识产出因无法实现主观互证，也就只能停留在重复生产阶段，无
4、法完成有效的优化和积累。”232政治思想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规范体系，它是“对政治现象内在因果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抽象和逻辑阐述，政治思想是系统、完整和严密的政治思维成果和意识形态”3315,这一概念造就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视整体的优势理论。相比之下，行政思想概念的体系性严重不足。朱仁显先生认为，行政思想偏向于研究较为具体的行政管理主张和方略，如君臣关系、分封与郡县、行政组织机构的完善、吏治、用人、决策、进谏、纳谏、考课、监督、法制、行政改革措施等，导致行政思想史研究者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多着重在“点”的观察，造成行政思想内涵与外延模糊，也使得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在相关论述及材料上皆相当庞杂。部分研究
5、者倾向转以经典注疏内容为援，以发挥经典诠释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如针对杜佑通典进行行政思想意涵的诠说4,表面上是可行的，但历代制度典章内容言简意赅,这些经典往往在诠解注疏内容或进行分类时无意中偏向行政制度的琐碎分列而缺乏思想体系，若要清楚区断其中的思想体系恐有实际上的困难，从而造成对这些行政制度因诠释立场过于罗列制度所导致的思想体系“不完全理解”现象，又造成行政制度研究与行政思想研究的模棱两可、纠结难分。即使尝试由诠释这些行政制度构拟出行政思想，但所展现的行政思想缺乏补充的实践意涵的诠释方法，也往往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政治情怀。在这种经典诠释状况下，行政思想的实践历程被行政制度静态化，支持行政思想观念
6、生成的历史情境背景被抽离，行政思想议题的讨论有可能成为封闭性的行政制度研究。朱仁显先生归纳出行政思想的三个特点：尊君、重民、重视吏治。这些特征在厘析行政思想与政治思想方面有其异趣，虽然不忘回置于行政思想本质，但实质上并没有厘析出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的区别。其他以行政思想为核心研究内容的论文数量极少，并且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具体阐释某一个历史人物的行政思想，但对于传统行政思想总体意涵能发挥多大的诠释效力，又是否具有客观的诠释有效性，均有再斟酌的必要。以至时到今日，关于传统行政思想的基本内涵和范畴体系的讨论仍缺乏系统性的构建与统整。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比较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检讨。朱仁显先生在讨
7、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研究对象中主张，行政思想首先是“安邦治国之道”,且是在政治哲学基础上直接形成的行政纲领和指导性原则。据此，政治思想所显现的是“仁义价值的政治哲学”，而行政思想则着眼于行政纲领与指导性原则。这种做法虽然简单指出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体系的不同，欲直接通过行政思想的列举，来比较、对照、显现行政思想的内涵意义或与政治思想的相对关系，但面临在体系化传统行政思想的内涵时，恐有实质区别上的困难，因为首先即必须面对中国传统思想中哲学与政治一体、政治与社会一体，行政与政治一体等导致的边界模糊的关键性难题。这些研究专论在比较、检证之后，不能只是进行单纯的“同”或“异”的罗列，还需要研究者在各陈己
8、说的基础上，演绎出行政思想的本质内涵。再者，即便朱仁显先生曾经系统地罗列出行政思想的对象与特征，然而因其关注点是着眼于以行政管理的原则方法、机构组织的理论为考察对象的罗列式研究，故归结出来的多是具体的行政管理的方法，构建出来的其实是具有行政制度和行政改革措施的实质意涵，而不是行政思想的内涵体系，因此颇有事倍功半之憾。最后，试图通过突出行政思想内容的实践意义来显现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的异同。目前学界可见的行政思想相关专著和论文，几乎均是试图以此方式来进行。这些成果在研究程序上，明显倾向于以实践性对比的方式来显现政治与行政思想内涵的差异。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现有研究成果对行政思想特征本质的诠释着重点仍
9、是政治思想内涵下的抽丝剥茧，亦可进一步推论，政治思想作为行政思想的本体，行政思想中确实有政治理念的具体思考，行政思想相关主张也在实质上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但朱著却未把所谓的“体”“用”本质视为特定重点进行陈述以彰显与政治思想的不同内涵，相对来说造成行政思想本质意义与生发意义未能明晰的情况。另外，面对相同的时代困境与类似的社会文化情境，于行政思想及应对方法上很自然便会产生某种程度与政治思想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是时代情境与历史文化造成的，并非仅仅来自缘起与实践关系。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基本内涵的研究仍在政治思想体系下。笔者认为，行政思想研究的源起，虽然是对政治思想实践性不足问题的研究而逐渐成形的
10、，但由于“体”“用”的面向不同，致使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主张有所差异。如果以本质与实践的“体”“用”为分立依据，有可开发的空间。然要由此寻绎、构建传统行政思想的具体意涵,恐怕还需更多的理论的支持与奥援。通过以上对历来行政思想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总体反省，笔者以为仍有很大的调整、修正的空间。从研究方法的效度来看，一是在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概念范畴定位未明之际，比较法仅能作为廓清外缘因素的诠释基础的预设，若欲直接以政治思想对比的方法来显现行政思想的内容，难免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状况;二是若援引政治思想内容，虽可充实行政思想的整体意涵，然而对传统行政思想基本内涵的确立与内在义理生成来说，却极可能因强烈的政治思
11、想倾向产生“不完全分类”的主观诠释；三是如果抛开政治思想，径直从某个行政实践去讨论行政思想的内容，却会导致忽略行政思想的历史文化情境与实际的时代情结，也是缺乏客观性与历史实在意义的。二、“行政”与“政治”的分立困境目前传统行政思想总体研究成果，试图通过与政治思想的对照、演绎来初步展现行政思想的体系与价值,虽有其窒碍难行之处，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却可用于研究之先行政思想义理内涵隐涵未明之时。但要进一步发展传统行政思想体系，必须与政治思想有一个清楚的划分，使其各自定位恰当，从而再清楚呈现各自体系中如何吸纳了彼此。因此，我们需要从行政与政治的基本内涵出发，基于政治思想“本质”与行政思想“生发”条件双向
12、考虑的基调，进一步客观地立足于历史视域中，全面观照传统行政思想及其实践的中心意义，或许能厘分出两种不同思想体系中的“根源性”及“衍生性”的层级差别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一)“行政与“政治”的分合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已经成熟的背景之下，探讨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绕不过政治行政二分的关系。传统行政思想整体意涵需要通过“行政”与“政治”内涵的诠释循环而产生，并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实践中彰显的特殊性格来分析其与政治思想的分合问题。政治与行政是分是合，一直以来都是公共行政学界中争论不休的议题。最早之时，美国现代行政学鼻祖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
13、ISon)在1887年发表行政的研究(TheStudyofAdmirliStratiOrl)一文，指出政治是国家较大及较普遍的活动，行政是国家的个别特殊工作及较细微的事情,开启了政治行政二分(politics-administrationdichotomy)的概念。之后的弗兰克古德诺(FrankGOOdrIoW)1900年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则给予政治与行政功能性的划分，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体现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就是这两种功能不会由同一个政府机构来承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但是，不同于威尔逊的是，古德诺并不否认政治与行政的相互影响。两人皆从政治的角度
14、来解释行政，将行政视为范围较小、层次较低的事务，并且主张从管理的角度来处理行政事务。当时美国学术界提倡行政学的独立是因为其实务上的需要，由于美国19世纪后半期政府财政问题严重，公共服务质量低落，行政效率不彰，学者普遍认为是因为政府缺乏专业中立的执行部门，因此主张革新文官制度，建立文官的功绩制度，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因应而生，强调唯有将行政与政治分离，才有助于政府行政效能的提升。由此可知，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讨论除了其理论上的重要性外，更具有实务上的意义。马克斯韦伯更提出理想型官僚(Idealtypebureaucracy)的理论，就是认为官僚制度应该免除价值判断”，避免涉入政治的权力斗争之中，凭借
15、着专业知能有效率地与忠实地达成政治主人所交代的政治任务。其实，所谓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在实务上实在难以找出其间的分际，不论是从事政治或行政工作的“人”难以划清，还是决策过程中政治与行政力量参与的无法划分，都在显示政治与行政二分在实务上的不可能。这种将行政视为工具或手段的观点在1947年之后逐渐受到挑战。德怀特沃尔多(DWightWaIdo)正是主张“行政即政治”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48年出版的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一书中认为政治与行政之间应有一种最适混合(oPtimalmiX)的存在。他认为，即使是威尔逊或是古德诺等人都并非要将政治与行政强行切割，他们要寻找的是两者之间更好的联结
16、。总之，政治与行政究竟是分是合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从制度层面、组织结构层面可以看到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关系，但从人的运作、决策的规划、信息的交易又可以看到政治、行政融合的关系。如果说政治的作用在于决策，确立目标，那么行政的作用就在于执行决策，实现目标。政治是目的，行政是手段，而真正的有效国家治理必是手段与目的的相互配合，不该强行将两者分开。西方公共行政学面临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困境，在这样的学术基础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能否分立出独立的行政思想体系？以“无为而治”的意涵分析，首先，学术派别归属上，众所周知，老子道德经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其实儒家对它也有极为深刻的论述。论语卫灵公有谓：“
17、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儒家理想的政治典型舜，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离娄下：“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从荀子君道可见荀子“无为而治”主张的理想境界：“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职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诸如此类，儒家政治思想中“政”“正”的理解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意味的都是一种“化”的形态，是顺化天下的“无为而治”的范畴。总体来看，“无为而治”也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形态。其次，若从现代政治与行政二分角度来看，“无为”可以是行政的手段，也可以是实践原
18、则，属于行政思想。所谓“治”若从动词角度进行解释，则指实际作为的治理、管理。再次，如果完全从行政思想的角度来看，“无为而治”还是统治者从自身蕴发德性与智性的有为力量，也就是以“无为”理念去治理的形态。最后，如果以“无为”作为治理手段，“无为”即是一种“为”的手段。因此，“无为政治”的内涵会产生政治思想、行政思想、行政手段三种不同的理解结果。这种“无为”与“为”的思辨中同时涵括有哲学、政治、行政、教化、社会、民生等多重内涵，无法分割开来进行阐释。(二)“政治”内涵的窄化与局限当代“政治(politics)一词的所指，其实由西方城邦”(PoliS)演变而来，与“政体”(POlity)“权威”(au
19、thority)等要素直接相关，内容意涵亦因不同学派诠释的侧重点不同，而有限定上的差别。以传统主义的眼光来看,“政治”是有关国家的事务，从政治哲学的思维向度来说，政治应当具有某种正义价值性特征或标准；从现实主义的思维向度来说，政治主要指权力的形成和分配；从现代管理的思维向度来说，把政治视为公共管理活动，政治的内涵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复杂性53-4o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用所谓的规范科学知识信仰与功用崇拜情结，将政治与行政、经济、社会、伦理等进行区隔，“政治”内涵日趋窄化成极度狭义的形而上的概念，日趋抽象，离开了生活世界，成为标准化的价值规范与哲学教条。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可以深切感受政治与行政、
20、社会、人伦等相结合的特殊治道形态。以孔子所主张的“政者正也”为例，有多种诠释面向，对于“政”的中心意义、存在形态的认知与相关意义诠释，其实蕴含着独特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日常实践性格特征和运作模式。在此仅列举七个主要面向：其一，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思想中的“政”，不仅与近代学者所论不同，且与古希腊柏拉图之说亦有区别,不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概念所强调的治人与治事。他结合孔子“为政以德”，认为孔子政者正也”之主张,圣君者先修其身而后治人，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Ao非以治人，更非治事662。其二，“政”蕴含了“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德行政的顺化之功这一基本内涵。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21、星共之。”治理国家要采取德治，就像北极星一样，它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满天的星辰都自觉地拱卫它。“居其所”，则为君居君位，臣子自然居臣子位份，所有的名位必须有其“名”才能够行其“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此孔子主张“正名”，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亦随之而言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这是孔子政治名实观与“正名”思想的具体应用和发挥。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重现礼制名位的社会秩序作用，“名”“位”“权”与“正”无法割裂来说,因为唯有“正”，方能保证一切恰如其分、不逾越应有之分位。其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就是由有道德的人,依循仁德的法则，实行合于仁德的统治。而且“为政以德”不仅展现以德
22、行政的顺化之功为手段策略去达到治世的目的，“为政以德”还是一种理想的圣人政治典范，是由圣人君子自身蕴养的内在德性所焕发的政治光辉，是传统政治原理的合理运作，是圣人得以南面而天下治的道德理据，后来更是升华为传统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其四，“政，定州论语作“正”。用同源字“正”代替“政”，表达“正确地统治”的喻意，是中国经典的惯用笔法772-73o因此“政者正也”的内涵落实在“行中道”o成中英先生依据儒家中庸哲学观点指出：“从普遍性的中道的实现来讲，中就是正；所以在行为上，何者为正？正也就是中。”8130“政”可以理解为正确的施政方向，是施行恰当的措施，同时还是儒家的中道理想。其五，政治必然高大
23、上吗？论语为政有言：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认为做好日常的孝道人伦就是为政。他还借助舜的孝感动天的典范延伸出这种特殊的理想政治形态，并获得孟子的承继与推衍，表明儒家“为政”的终极行政理想，并不仅在于政治权力的稳定与正当性的维持，或是以如何使民足食的经济性考虑，而是从行政的具体日常实践中去进行考虑。为政主张“必自人道始”，以人伦礼法为其内在本质。儒家的孝悌之道兼备伦序与政治之效，建立在儒家具体的道德实践的关怀上，蕴含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依托于日常生活之道将其政治理念贯彻展现，体现出传统政治思想深厚的实践性格和日常社会功用。其六
24、，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917。儒家理想的为政之道需要通过对道德、礼仪的要求来激发个人内在德性。其是与法家强调治道上的法术政刑有所不同的治道形式。法家的法术权威治理虽然短期效果凸显，但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主观情感的判断与主体内在仁心的启发可能被忽略，转而形成一种看似实用、客观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道形态。法家的这种治道形态和现代狭义的“行政”何其相似！其七，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与哀公的一段对话:“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日：敢
25、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日：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日：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日：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日：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日：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10735孔子认为，通过日常的礼、敬来正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之序才是为政之本。综合上述，孔子“政者正也”中的“政”，便同时涵括有哲学、政治、行政、教化、社会、民生等多元意义，且此中攸关政治的是
26、人君权力的名位问题；攸关教化的，是民众内在德性开启的人君教化之功；攸关社会的，乃是日常人伦秩序的贯彻问题；攸关民生者，则是统治者如何“用中”，如何进行恰当的施政问题。孔子将“政”与政治、行政、教化、民生等通贯为一，并非单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这些与政治、教化、社会、民生直接相关的政策的推行，皆是通过政治理念的支配地位去主导具体的行政实践，传统行政理念便是传统政治观具体而微的投射。杜维明指出：“儒者用于自身个人发展，以及将关于仁的共同观念付诸实现的象征性资源既是伦理一宗教的，又是政治的。事实上，他们对政的看法不仅是用经济的和社会的手段来管理世界，而且还要在教育和文化的意义上改变世界,这就推动他
27、们要将政治上的领袖资格扎根在社会良知之中。”11492-493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融合性特征。当前西方学术话语中，与“行政”的二分，把“政治”概念日趋窄化、抽象和超越。而中国传统理想政治的“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圣王一体，其于人道之处则具体展现为道德实践的行动策略的实际内容，内在超越理念在儒家思想中存在通过实践进一步落实的可能，表示其并非仅是高悬于虚构的理想或想象之中。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中心意义与行政实践模式具有一套完整且互为勾连的立体性的思想结构。传统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的相济相应，正似驱动运转的大小齿轮，即需依赖彼此的相衔、相承才得以产生前进的动力，却亦因内在思想结构
28、的彼此牵制与制衡，造就了中国特殊的治道性格。三、整体功用融合视域下的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构建尝试由于传统政治与行政的紧密关联，把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直接归入政治思想论述的一环，虽然简单粗暴，却也有可取之处。但一个思想观念的生发，有支持思想观念生成的历史情境。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提出基源，不仅是现代公共行政面向实务行政的时代课题需要而生发，也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社会思想的实践矛盾与冲突进行根本性的反省，实际上是一个特殊且深刻的时代议题的具体显现。因此，单由行政思想直接归入政治思想体系，恐怕无法获得基于具体行政实践需要的行政思想体系的全面理解，并且已经体系完备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作为“支配的意识形态
29、(dominantideology),从中观察与思考中国传统的行政理念与治理方式，有时也会得出一些冲突性的理解。如何构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本文提出如下三个思考路径：(一)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独立性预设一个思想概念的生发，必然有其无法更易的时代价值与理念意义。这是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生发基础。我们可以预设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独立存在，这一思想体系不同于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支配地位，它取径于行政秩序、社会协调和社会团结，强调与政治思想的和谐与整合。这样一来，行政思想的意涵是否可以圈定？理论体系是否可以独立于政治思想体系？或相关主张是否在实质上受到政治思想体系的影响？因此，不同于政治
30、思想体系以集体意识来维系社会的整合，从行政思想系统理论构设的层面来说，既然行政思想在于具体的行政实施，则在理论内容与对治方式上必定与政治思想体系有所差异，这是不证自明之理，亦是本研究切入所在，希望由此拟出中国传统的行政思想系统。基于这样的学术思路，笔者以为必须在政治思想的整体观照下，先行客观地析厘出传统政治思想在传统行政思想中的本体性根源性”的角色定位,方能在此基点上重新开启理解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各种可能。实际看来，从朱仁显先生2000年出版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到葛荃先生2016年出版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加上部分少量论文，二十年来，对传统行政思想意涵的认定，各有其不同的表述空间与思想层级的差
31、异，朱仁显先生过于关注行政思想实践，而葛荃先生则过于偏重中国政治思想。他们学术的区别，实际上是对应于不同学术主体理解之后思想投射的结果，亦即葛荃先生的传统行政管理思想来源政治思想学科实践，是政治思想总体结构下的反应模式，内容与今日一般所认定的政治思想近似，可以看出基于行政管理思想构建而对政治思想转化及再诠释的痕迹。而朱仁显先生更为关注政治与行政二分视角下的传统行政、治理理念，行政思想内容明显具有行政制度、行政实践的特征。故其中的症结，即是在不同的学术眼光下对行政思想如何“观看”、如何“理解”、如何“反应”的问题，且在观看、理解、反应的过程里，同时都涵藏了承转与创造的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相互微调。
32、总体而言，目前这两部传统行政思想的代表性研究，都是由学者自塑一个行政思想概念框架，而后将此恃定的意义框架强势地套入去进行体系构建。而且在这样的操作下，两部著作均无暇顾及不同行政思想在不同时代的实践体系中所可能呈现的不同“思想重量”与“思想面目”，致使对行政思想中的某些内涵诠释只是一种齐头并进式的平面理解，失去某一个特定行政思想体系所应该被突显的中心地位或层级意义，故尽管有再多的篇章内容，亦只让人觉得抽象虚浮而摸不着头绪，造成行政思想研究议题一个难以突破的症结，即如何达成行政思想的名实相符以及研究视角的内涵与层次明晰。借用杨阳先生在视角、规范与现实问题意识一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范建设的几点看法
33、一文中的观点：“我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经常会陷入失之过宽或失之过窄的两难抉择。宽与窄之间的犹疑，固然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相关，但更可能是由研究视角选择的模糊所造成的。事实上，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大多相同，但在不同的学科视角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由此产生出中国思想史叙事上的哲学史、经济思想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学科分野。”229行政学严格意义上是政治学的学科分支，而如果从行政思想独立于政治思想的理解基调出发，来构建一个独立于政治思想体系的行政思想，甚至将对行政思想的诠释变成一种与政治思想无法契合的“党同伐异”现象，恐怕会导致对行政思想的“不完全理解”，也无法对政治思想有全面性的客观认识。笔
34、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与行政思想的关联融合中，处于根源性、整体性地位，以君主政治讨论为例，针对君主合法性的超越性诠释实是政治思想的无可辩驳的“本体性”“根源性”。然而相对在行政思想体系中，对于君主政治的合法性则是一个实践中的“衍生性问题”，它更关注君主如何行政的相关思考。因此传统政治思想虽有对圣王临天下政治欣慕，但毕竟是价值存有上的终极理想，是一个等待实现的理念上的存有，但如何通过行政去实现社会和谐、安顿与秩序等现实迫切需要，方为行政思想的迫切思考。而在此之前，君主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则必然也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据此可知，对于传统行政思想内涵的讨论，绝非仅是单一命题式的思考，它必然是融合系托
35、于政治思想体系中，依随政治思想的阐发而体现。因此，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讨论，实乃是一个特殊且深刻的时代议题的具现，单由一个个具体而繁琐的行政主张和方略分析，恐无法获致全面的理解。传统政治思想强调重建一个群体秩序的理想社会，而行政思想需要通过政治思想的“集体意识”来维系社会的整合。有鉴于此，在更高层次上，政治思想的形上之道必须由行政思想的治理实践之境来观照才得以实现，它预设为存在一个普遍性的政治理想，强调行政与政治的和谐与整合，由此拟制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实践系统。而在传统行政思想的实践意义基础上，彰显政治思想的终极关怀与其内在本有的德政运作的能动力与主动力，以契应传统政治思想原有的理想与精神
36、。（二）与政治思想“体”“用”关系的衡定根据朱仁显先生的定义，行政思想首先是“安邦治国之道”，并且是在政治哲学基础上直接形成的行政纲领和指导性原则。但是这些行政纲领和指导性原则具体是指什么，朱仁显先生没有具体分析。若就“体”“用”关系来衡定传统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的内在关联，则此是以政治思想的终极理想为“体”，行政即是“用”，政治思想本就是必须经过实践而后方能实现其终极理想，所指乃是行政的最高原则。根据前述分析“无为而治”的概念，笔者认为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行政纲领和指导性原则在行政实践中又可析分为二：一是指实际行政的治理、管理理念，二是强调实施政治理想达成之“治世”。强调实施政治理想达成之“治世
37、”，实指政治或教化上的实际治理、领导行为，是通过行政行为将政治理想转化成具有影响作用的政治有为意义，实际上是与政治思想的相对辩证而延伸出来的行政思想意涵，是政治思想的实质追求。但是如何通过具体实际施用政教的行动策略而达到治世的效果，就是“行政”的具体治理、管理理念所指为“治世”之义，也就是以行政去治理的形态。因此，传统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的体、用关系必须回到历史情境下统治者本身行政能力与行政策略上，意即实现政治理想主体处于政治理念指导下，遵循行政制度之外，更需要发挥德性与智性的有为力量，从政治思想的应然与行政实践的实然两端建立积极意义的行政理想与行政策略。由于政治思想的内在超越性，在面对具体的社
38、会实践性现实问题时，必须即“用”以求“体”，由行政实践与行动策略显现政治思想的本质性内涵，即“用”见“体”。如论语泰伯中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行政思想，郭店楚墓竹简记载版本为：“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再结合论语雍也中所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依此而论，政治政策要蕴含圣王政治理想的普遍意义，还要兼顾行政实践中的个体差异，因此必须面对中知以下的一般人“知”“行”如何合一的问题。因圣王理想微言大义，中知以下者难以确实掌握、理解其内在深意，并且也存在无法实施行政实践的可能。可实践的部分则“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部分，并不是愚民政
39、策，禁止民众的“知（智）”，而是因为就其“可知”而言，一般民众很难智之,因此，“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可以引导民众走上智的道路，即使一般人民无法掌握“上知”、理解“上知”,还可以让民众顺导而行，对“上知（智）”者“行”进行模仿,形成一股“知（智）”上行下效的德化力量，潜移默化中人以下”者之智。从上述行政实践中“知”“行”的可能性来说，其实是考虑某一政策的政治内涵对“中人以下”者如何可能的问题。若将政策内容切实阐明，则必不免会导致复杂化或者限定化政策的范围，对于中知以下者来说，即会导致认知上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恐又会产生不知如何措其手足的焦虑与困境。因此“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
40、以语上也”的说法，所谓“可以”“不可以”的顾虑，乃在因材施教之难为。孔子的“使民由之”其实是为民解困，也是为行政者解困，面对“中人以下”的“民”不加阐明，简化为一种简单的行政策略。如此一来，政策的施政对象便成为关键性的存在。据此，我们可以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视为是传统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的“体”“用”二分进路。而从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体”“用”分合的更高层次上来讲，针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普遍实践对象民”而言，政治思想的深奥天道人伦意涵，无法从行政实践中全面彰显，必须由具体行政实践行为的最终正义进一步统合转换成具有系统性的政治正当思想理论，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行政实践、一个个具体政策来塑造其正
41、面价值。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价值必须由具体行政的外在实践加以彰显。从儒家思想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格而论，政治理想之揭蕖绝非仅是为了构筑一个富丽堂皇却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传统政治思想之实现，也依恃于行政思想的合理程序展现，从政治思想“应然”处起念，辅之以行政运转。行政思想是政治思想的活水，而非政治术用的狭隘操作。与此同时，行政思想在政治思想指导下，与政治实践相勾连，具备日常实践能力和有机生命力。如此一来，政治思想的整体性与稳定性意义便被构建出来。行政思想则通过制度的客观作用将行政效果视为政治思想的成果，故屡屡强调德政、简约、效率等治道上的实践原则，从行政思想具体之“用”处充实政治思想本质的内在
42、思想意涵。因此，行政思想以符合时代性社会性的“效率德政”来承转政治理想，发挥行政之“用”，自有其在政治思想理念可能的固化与过时问题上，面对时代问题不断进行调整与转化的所重所求之处。一个思想的形成与变动其实是基于社会历史结构而深入实践的结果。对照某些行政思想的功用性，则会发现其与政治、社会需求关系并不完全契合，有时行政思想具有过分理想成分致使其无法被有效启动进而发挥作用。另外，行政思想的形成与实践，除制度与人为因素外，尚涉及偶然性事件与个人的择选权力,每一个行政实践也受到各种社会与政治氛围的同步影响，例如其中民众个体意识的汇聚，也成为一种集体修正或改变的力量。（三）行政思想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诠释所
43、谓行政思想“历时性”的考察，则是一个明源察流的穷索的工作，以政治思想框架为基础，串联行政思想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时代相关因素影响，考察、拟构出行政思想的发展谱系与转化分流过程。“历时性”的考察虽然重点在于明晰行政思想的发展及演变历程，然而每个时代行政思想体系的形成衍化，还蕴含着共时性诠释，是对时代实践思考之后思想投射的结果，来自如何“观看”“理解”时代与社会的思想反应模式，包含“实然”思想的历史情境及经验的延续，其中亦有“应然”的价值判断。因此，历时性与共时性考察的结果，并不全然只是对历史、社会、文化等外在客观条件的描述，不仅仅是对个体化思想研究的理解，其中更大的意义在于揭晓某一思想体系内在义
44、理生成的过程，同时涵藏了一个思想继承与转化的微调，从而形成对某个思想整体的系统性诠释。这种历时性的分析，我们以舜的形象为典型，古史辨学者对文献上的舜逐条考证，从文献上的对比推论出舜圣王身份背后的捏造性质121050经过孔、孟、荀等儒家对于圣王之治与上古、三代社会的长时段反复挖掘和塑造，其间蕴含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整体结构的成形过程，寄托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个人到社会的一体性政治思维倾向。尚书尧典通过尧与岳的对话，展现舜的形象：“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面对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问题，舜能够用孝使全家和睦、安定，淳厚善良，不至于作奸犯科。具体形象的丰富过程兹不赘
45、述，仅以孟子几个具象的故事为例，孟子万章上记述舜不告而娶与完縻浚井背后都有着对父母之命的违抗，但不告而娶根据的是“无后为大”，完縻浚井则是强调保身即是事亲的观念，两者分别表现出不同的保身方式。孟子万章上探讨“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尽心上则记载舜面临“皋陶为土”和“瞽叟杀人”时，面对家与国、公与私，“舜视弃天下，犹弃敝雕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别无选择只能体现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亲属身份。舜的选择反复强调的是亲亲，在这一过程中，舜的历时性诠释中呈现的价值观念冲突的解决，以及从抽象到日趋可世俗践行,其实是儒家基于自身的政治理想根据尚书等典籍中舜的事迹长
46、期演绎诠释的结果，具有社会适应性和时代适应性问题。儒家在塑造舜的形象过程中，突出舜的孝道及其可实践性，蕴含着儒家的政治价值观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社会实践，拉近了政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特别是孟子的构建过程，其实是政治思想于治道上付诸实践,从政治理想出发“外转”为可实践的客观形态，构建出政治思想的治道效用。这样的一套故事诠释过程，融会尧舜、三代圣王之王道理念，通过孔孟儒家的兼综结合，终于绘制出一幅符合儒家理念的政治理想形象。舜的形象可遇而不可求，但其间蕴含的社会实践结构还是可以被模拟的，故沉潜为一种实践的思想意向，成为人人可以部分完成的践德力行。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政治理想就与社会实践融合，与政治、
47、社会舞台相对应，开始呈现一种思想与社会融合互动的趋势。终究而言，儒家政治思想之所以能在社会实践中操作、实现出来，实际上是政治理想不断被社会实践所检讨的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过程。儒家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结构的立体展示，提供给社会一个符合正义原则的思想路向，厘清了看似抽象的政治思想的内在意义与实践基础，也提供了行政过程的价值原则。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传统行政思想的历时性考察与构建，于思想细微处则是一个明源察流的穷索的工作,以行政实践为基础框架，需要串联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时代相关因素影响，从中析分、拟构出各个具体实践中的行政思想的发展谱系与转化分流过程。行政思想性格是离不开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行政思
48、想的系统性分析，还需要共时性研究，需要分析同一时代不同层次、不同思想家的行政思想和行政者的共同行政理念和具体行政实践。如果从更高层次上进行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除了从传统政治思想体系中推论联系行政思想的内涵意义，也需要将社会实践与历史文化情境纳入理解的整体系统中，使政治思想的整体意义与行政思想的实践意向、社会历史情境间形成一个有机的诠释结构，进而完成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的系统性理解。这种与政治社会结构互动所形成的思想的再生产，需要长时段的政治理念与短时段的具体行政行为相结合，蕴含了一个思想继承与转化的过程，是研究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不得不做的历时性考察与诠释。综上所述，在当前行政与政治二分困难
49、的学术语境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独立性的预设很难成立。而且由于具体的行政思想与行政制度、行政实践紧密关联，学术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多重面向的庞大系统工程。如果用“整体”与“部分”类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行政思想，在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双重范畴认知下，亦寓涵有中国哲学“月印山川”意象作用，且在攸关政治思想整体的理解上具有重要的诠释意义，并合理展现行政思想的由“部分”理解“整体”的角色价值。然而现代学术的困境是过度地以“个体”取代“整体”，容易导致整体学术生命的萎靡与曲执。葛荃先生的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是一个开创性的成果，融合了政治思想体系与现实行政理念，但对行政思想体系的总体性构建不足，需要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系统探讨。朱仁显先生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所阐释的行政思想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