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机遇和挑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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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个复杂且影响广泛的社会经 济问题,涉及能源、经济、环境、技术等诸多领域。我国仍处 于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上升阶段,且碳排放总量和强 度“双高”,要在10年内实现碳达峰、再用30年时间实现碳 中和面临巨大挑战。为实现这一庄严承诺,本报告认为,实现 “双碳”目标首先要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转型问题。须加 紧降低高耗能产业比重,着力提升产业能效水平,发展节能环 保和绿色低碳产业,稳定经济基本盘。同时,应按“减煤、稳 油、增气、加新”的路径持续推进能源转型,逐步降低化石能 源消费总量,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我国工业制造业向 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以更高的能源效率和更清洁的能源,支撑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应。其次,推动健全“双碳”政策体系。推动“双碳”目标实 现,需避免突击冒进和“一刀切”。应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考量, 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发展实际,合理制定减碳 任务,做到产业上有保有压、地区上有先有后。此外,在推动 “双碳”背景下的能源转型、节能提效、技术创新等方面,还 面临体制机制难点o应注重破除体制性障碍,打通机制性梗阻, 推动政策性创新,为加快推动“双碳”进程创造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最后是加强“双碳”国际合作。推动碳中和是国际社会应 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 展是当前国

3、家间分歧较小的领域,也是我国加强国际合作的重 要议题;另一方面,要警惕发达国家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等打压我国出口企业市场竞争力,避免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中陷入被动局面。应根据我国实际发展阶段和条件,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合理争取发展中国 家权益。同时,加强核能、新能源等方面国际合作。我国仍处在工业化深化期,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多重挑战蓝皮书指出,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具体而言主要面 临以下挑战。(一)产业结构偏重,仍处在工业化深化期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建立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 传统工业体系上,这种

4、以资源、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为驱动的经 济增长模式,一经形成即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惯性。近年来, 国内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工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但产业结 构整体偏重,工业直接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0%,加上工业 使用的电和热,占比高达60%70%。同时,制约国内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因素还较多,制造业等迈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 端行列仍需时日。此外,5G、大数据中心等新兴服务领域高能 耗现象较为突出。目前,全国有15万个数据中心,年耗电量 超过1600亿千瓦时,相当于整个上海地区全年的耗电量,且 这些数据中心电力供应70%来自煤电。(二)能源结构偏煤,仍处在能源需求增长期我国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约占

5、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5%, 在化石能源中,尤以煤炭碳排放占比最高,比石油高30%,比 天然气高70%。我国能源结构以“一煤独大”为主要特征,2019 年,煤炭使用占能源消费比重约为58%,其中煤电排放了约40% 的二氧化碳。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占全球的32.5%,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在所有工业大国(地 区)中占比最高。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大投资国,然而,2019 年我国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为15%,低于全球19%的 平均水平。据研究机构测算,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时,我国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需从目前不到16%提升至80%以上,非化 石能源发电量需从

6、目前的34%提升至90%左右。可以预计,要达到以上目标必须付出艰苦努力。(三)能源效率偏低,仍处在高耗能发展阶段在加大清洁能源利用的同时,提高能效已成为减少能源部 门碳排放的主要方式。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在未来20年间, 提高能效将削减40%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自2015年以 来,世界能效增速开始不断放缓,2018年能效增长幅度仅为 1.5%, 2019年仅1.6%。中国是世界上能源效率提升幅度最大、 能源强度下降最快的经济体,能源强度年均降速超过2%,能源 强度下降幅度达86%。然而,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整体仍然较低, 能源强度仍居高不下,2019年能源强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倍,是OEC

7、D国家的2.7倍。下一步应积极推动能源综合化、 智慧化利用,加强节能提效和新技术新工艺应用,进而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四)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尚待突破实现碳中和目标需持续推动低碳领域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 研发,重点在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电、特高压输电、适应新 型电力系统的智能电网、大容量电化学储能、大型储能电站、 源网荷侧多类型储能技术、绿色氢能与燃料电池、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CCUS)等领域发力。绿色低碳领域需突破清洁能源供 应、新型燃料替代深度脱碳、负碳等三个层面关键技术。然而, 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科技计划碎片化、科研项目重复化、科 研经费分散化等弊端,创新效率整体不高。应发挥科技创新举 国体

8、制的优势,优化创新研发资源配置,集中攻克与低碳技术 深度融合的关键材料设备及核心工艺。(五)市场化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是电力市场。当前以“降电价”为主的电力价格体制改革已无法满足“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要求。需不断完善新能源市场化价格机制,推动新能源消纳成本在发 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合理分摊,最终形成“谁受益、谁买单” 的市场化长效机制,以利用统一的市场出清价格,保障“平价 时代”的新能源能够获得合理收益。二是碳市场。当前我国碳 市场配额仍以免费发放为主,市场化价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流动性明显不足。下一步可借鉴欧盟经验,逐步由免费发放配 额过渡到以拍卖为主,碳市场覆盖范围从电力行业

9、逐步扩大到 工业、交通等行业,覆盖的温室气体可从二氧化碳逐步扩大到 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参与主体可从高耗能行业拓展到金融等 相关行业。(六)外部环境仍面临诸多挑战当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形式提出了碳中和目 标。欧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风向标”,自2019年起提出一系 列绿色新政,美国拜登政府也欲借新一轮气候外交政策,重返 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中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和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张影响深远。在此背景 下,我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 的目标愿景。然而,我国在气候治理的外部环境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一 是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挑战。近

10、期欧盟宣布了气候治理一揽 子计划“Fit for 55,并正式公布碳边境关税政策(CBAM)立 法提案,拟对来自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国家和地区的铝、钢铁、 水泥、肥料等进口商品征税。拜登政府正在推行积极气候能源 政策,欲借重返巴黎协定及主办气候峰会契机,重回国际 应对气候变化舞台中心。同时,美国也在起草计划,拟对未采 取积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征税。若美欧等国和地方联手 形成西方国家利益主导下的碳边境税集团,不仅对我国出口造 成重大影响,引发与美欧等碳边境税国家新一轮贸易争端,还 可能将我国排挤在新一轮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之外。二是“一带 一路”煤电项目正面临国际舆论质疑、投融资受限等多重挑战。

11、随着全球加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日益增强,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及海外煤电投资将经受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 压力。当前,来自26个国家的近120家私营和公共金融机构 已同意将化石燃料排除在其投资之外;世界银行和日本、韩国 等OECD国家开始限制对燃煤发电项目的财政支持,亚投行也公 开表示不再为任何火电项目和涉煤项目提供融资。2021年9月 21日,主席提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 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将加强清洁能 源国际合作的决心。三是我国气候治理国际话语权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一直掌握着较强的 气候话语权。自京都议定书制订

12、发达国家未来减排基准以 来,欧盟更是引领着气候变化多边谈判的进程。我国需努力提 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温室气体减排 工作中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推动巴黎协定 实施。同时,尽快完善国内气候变化立法及碳交易机制,并将 相关经验推广到国际气候变化治理规则层面,不断提升中国在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中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面临四项重大机遇蓝皮书指出,中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面临四 项重大机遇。1 .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和全社会广泛共识,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提供保障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难以实现

13、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之中,确立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推进建设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并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 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了明确目标,采取有力度的政 策举措和行动,政府较强的执行力和全社会对绿色发展的高度 共识,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上形成强大合力。2020年,中国在 GDP比200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基准年)增长超过4倍的 同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 成了 2009年承诺的45%的高线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约58亿吨,初步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走上一

14、条 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2 .新科技革命和绿色低碳技术变革,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当前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 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生态。信息网络技术与能 源技术融合,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和能源服 务智能化,推动能源技术向绿色低碳和智能化方向转型。太阳 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 发、存储和传输技术的进步,氢能、天然水合物和聚变能等新 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转变。有研 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0%以上。 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15、大幅 提升,为我国前所未有地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提供了机会窗 口,特别是在数字智能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领域走在前列。近 年来,我国促进数字智能技术与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融 合创新,大力发展智慧能源技术,使其成为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3 .我国具有绿色低碳转型的“后发优势”,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提供更大空间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庞大,通过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绿色 低碳转型,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发展高技术含量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偏高,煤 炭消费占比仍高达56.

16、8%,推动化石能源有序退出,加快去煤 化进程,促进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成为主体能源,积极开发 绿色氢能产业,提高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将形成巨大的节 能降碳空间。同时,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起步较晚,新增的 工业产能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可以通过发展绿色低碳产能和绿 色基础设施来实现,避免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带来的“锁定 效应”。4 .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创造有 利条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两年超过100万亿元,稳居全球 第二。经济体量大,可以分摊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初始成本, 而且初创企业可以依托国内市场进行孵化,加之拥有规模庞大 的产业制造体系,既有处在接近全球前沿的产业和技

17、术,也有 处在追赶阶段的产业和技术,为形成较为完整的绿色产业链、 发挥不同领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创造了条件。比如,近年来, 我国发挥了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以光伏、风电的规模化开发 利用促进光伏、风电制造产业发展。2005年以来,中国风力驱 动涡轮机容量每年均成倍增长,已具备最大单机容量达10兆 瓦的全系列风电机组制造能力,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太阳 能光伏电池板制造国,不断刷新光伏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 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产业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据 生态环境部统计,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装机和发电量、 投资、专利数已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碳中和进程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绿色低碳转型的竞

18、技场蓝皮书指出,碳中和进程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绿色低碳转型 的竞技场。世界各国正在就碳中和问题迈出决定性的步伐,2019年 12月欧盟公布“绿色协议”宣布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并 于2020年3月向联合国正式提交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 2020年9月中国宣布碳中和;10月日本和韩国宣布碳中和;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其就任总统之后马上宣布重返巴黎协定, 并在一周内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不迟于2050年前实现 全经济净零排放,再加上此前已经宣布碳中和的英国、加拿大、 南非、墨西哥等,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约占全球GDP的75%) 已经宣布走向碳中和,人类开始进入一个低排放发展的新时代。 对于这个新

19、时代,有些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有人称之 为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或者是走向生态 文明的新时代,称谓无关紧要,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也就 是实现从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的低排放发展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欧盟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1972 年第一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挪威首相布伦特兰提出了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观点,把摆脱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发 展转型,作为保护地球家园的道义制高点,并不断地研发技术, 实现发展转型。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推动下,欧盟二氧化碳 排放初步达峰,以后虽有反复,但是排放水平总体进入平台期, 1992年公约的达成,特别是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和生效,

20、加速了欧盟发展转型的进程。1997年欧盟提出到2050年可再 生能源消费占比达到50%的能源革命的愿景。到2019年底欧盟 二氧化碳排放与1990年相比减少23%,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京 都议定书任务要求。2020年9月欧盟又更新其自主贡献的 目标,即到2030年比1990年减排40%提高至不低于55%。如 果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比喻为恋爱走向婚姻过程 的话,美国就是“恋爱”的热衷者和“结婚”的逃避者。在推动 公约京都议定书达成的过程中,美国都在其中发挥了主 导和引领作用,但是履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时 美国出现了第一次“逃婚”,拒绝签署。在推动巴黎协定达 成和生效后,美国选择了再

21、一次“逃婚”。虽然两次变故措辞不 同,但其本质是不愿意履行对排放大国(亦称新兴大国)没有 排放约束力的国际义务。美国的第一次退出,推动了中国、印 度、巴西和南非等基础四国的减排承诺,也推动了巴黎协定 和碳中和的进程。这次美国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还会对 新兴大国做出何种要求,人们拭目以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不论美国政府如何选择,不论是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的积极, 还是小布什、特朗普时代的消极,美国的经济体系还是按照低 排放发展的轨迹在前进。小布什时代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了峰值,奥巴马执政的8年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 11. 1%, 由于特朗普的消极,美国2019年比2005年的减排量仅

22、为14. 4%, 与其承诺的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的目标尚有差距(但 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碳排放量大幅下降了 11%,比2005 年减排达到23.8%)。特别是特朗普宣称支持的煤炭消费占比, 更是从2005年的23.6%下降到11.9%,减少了 11.7个百分点。 燃煤发电量从2. 18万亿千瓦时,降低到1.05万亿千瓦时,减 少了 50%以上,即使是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期间,煤炭消费量 和燃煤发电量分别下降了 27%和28%。随着全球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 的平衡达成共识,各国或早或晚地将走上低碳排放之路。全球 已有191个国家、1万多个城市、5000多

23、家企业加入联合国 发起的“联合国气候雄心联盟:净零2050”运动,成为全球碳 中和的先行者。在这些引领者的带动下,一场以碳中和为目标 的竞赛的大幕已经拉开,这场竞赛将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绿色低 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源系统的变革。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化石能 源燃烧,因此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能源系统的变革,首先,不 断优化能源结构,不断减少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最 终实现由非化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由于煤 炭单位热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1.5倍和 2倍,在优化能源结构方面减少煤炭消费是世界各国的首选。 大致路径是:先将每千瓦时碳排放量

24、最高的煤炭发电逐步淘汰, 进而实现电力的净零排放。其次,努力扩大电力在终端用能中 的比例,在工业系统、交通系统和建筑系统尽可能实现电力对 化石能源燃烧的替代。那些暂时无法实现电力替代的工艺、设 备和服务,被称为难以用电力替代的领域,则考虑使用氢工艺 技术进行替代,比如发展氢冶金取代焦炭冶金,在航空领域用 氢或氢合成燃料取代传统的化石燃料等。发电领域的替代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也就是用非化石能源 发电取代化石能源发电,尤其是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取代化石能 源发电的成本正在不断下降,按照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到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特别是光伏发电有可能成为全球成本最低 的发电电源。二是发展方式变革。未来

25、碳中和目标将带来全球性的产业 变革,企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主动应对,引领碳中和的进 程,另一种是消极应对,被迫接受碳中和的过程。比如苹果公 司和大众汽车都是引领型的企业,前者是新经济互联网企业代 表,后者是传统行业的代表。苹果公司,在手机行业打败诺基 亚们占领行业制高点之后,做出了 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决定, 它们把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碳中和,包括要求为它提供 零部件和集成服务的供应链上游企业都要碳中和。大众汽车在 德国政府提出碳中和之后,也制定了 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路 线图和时间表,要求为它提供钢板、轮胎和装饰材料的企业也 要制定碳中和的方案。苹果和大众等企业的做法,就是把碳中

26、和这样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打碎成为一粒粒的细小颗粒,即 把大困难变成无数个小困难,集众人之力,用“蚂蚁啃骨头” 的方式加以解决。三是技术体系变革。各国的碳中和战略中都将技术作为核 心支柱,这也是未来全球技术竞争的高地。例如,欧盟许多国 家制定了电力系统近零排放和燃油车退出的路线图与时间表, 美国拜登政府也提出了 2035年实现电力系统近零排放的愿景 目标,中国也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力系统。总 体而言,面向碳中和的新一代技术以零碳、数字化、智能化为 特征,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新一代电力系统技术;在 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的电力替代技术,如电炉炼钢、电动汽 车、高效电力采暖等;对难以实现电力对化石能源替代的领域, 还将发展氢能技术,比如氢还原的冶金工艺、氢燃料或者氢合 成航空燃料等;工业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则需要改变生产工艺、 循环利用等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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