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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间有风骨，其名为建安：一个时代的悲凉与慷慨建安，东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使用时间为公元196年至220年。建安年间，群雄逐鹿，战争不断：官渡之战，曹操逆袭袁绍；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火烧曹营；汉中之战，刘备占据汉中江山支离破碎，权力交接伴随着生生死死：吕布被杀，孙策遇刺，袁绍去世，刘禅出生，司马师、司马昭出生，周瑜病死，关羽被处斩都发生在这短短二十五年间。建安，是势力割据、战乱不息的时代，亦是风起云涌、慷慨悲壮的时代。这艰辛的世道，该以什么样的标识，镌入人心？注定不凡的建安，从一片乱离之中跳脱出来，摘取了一个气度卓绝的词：“风骨:建安风骨，自文心雕龙标举之后，以其遒劲刚健、慷慨多气，备受后世推崇。
2、“风骨”，从谈艺论文的用语，渐趋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审美范畴。一千八百年前，“建安”画上了句号。此后的一千八百年间，“风骨”成为了人们仰望的星斗。建安成就了风骨。风骨亦永恒了建安。三曹与七子：邺城文学集团建安十五年，一座巍峨壮观的铜雀台在邺城拔地而起。邺城是曹操的基业所在，他在这里称霸北方，雄视中国，挟天子令诸侯。竣工庆典上，曹操率领文武群臣登上铜雀台，大摆宴席。武将比武，文人赋诗，觥筹交错，鼓乐喧天。铜雀台背后，是曹操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想要天下归心，就得有能让众心归附的威望。曹操担得起这样的威望。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以广纳贤士、唯才是用而闻名。他和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能文能武，史称“三曹”
3、，不仅在政坛占据主导，在文艺界同样是领军人物。魏文帝曹丕（历代帝王图）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当时在邺城上空闪烁着文坛的北斗七星：孔融、陈琳、阮璃、徐韩、王粲、应场、刘桢，史称“建安七子”。“三曹”与“七子”,被视作建安文学的代表。铜雀台,后来不仅是曹操政治雄心的象征，也成为建安文人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激扬文字，直抒胸臆，表达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不过，并非每个人从一开始就与曹操同心同德。陈琳，曾在大将军何进手下当主簿。官渡之战时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痛骂曹操三辈祖宗，骂得曹操顿时连头疼病都不治而愈了。阮璃，是阮籍的爸爸，阮咸的爷爷，只愿与书为伍，拒绝为曹操所用。曹操见
4、几次征召不行，索性放火烧山，才逼得阮璃不得不去见曹操。孔融，名气最大，小时候是个懂得让梨的神童，长大是个说话尖酸刻薄的狂士。作为东汉旧臣，出身高贵，恃才傲物，处处与曹操作对这样一群人，曹操都能聚集在麾下，除了爱才，也不需要其他理由了。铜雀台（电视剧三国）铜雀台像一个漂浮着的仙境,俯瞰当时的大地，看到的是连年战乱，严重的饥荒与瘟疫建安文人遇到了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他们适逢王权削弱、名教衰败，自由人格觉醒，文人可以随意挥洒他们的个性。然而，他们又大都亲身经历过社会动乱之苦，那些凋残破败、灾祸横行的凄惨景象，触目惊心。建安文人，在动荡中寻找着真理，在凋敝中坚守着气节。在觉醒的意识与痛苦的
5、现实的交织中，用一首首慷慨悲凉的作品,表达对政治理想的憧憬、对民生疾苦的忧患、对人生价值的思索。慷当以慷，忧思难忘有“七子之冠冕”之称的王粲，曾度过十余年的流离生活。悲惨的生活见闻，在卓越的文采的调遣下，成就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七哀诗刻画了一幅文字版的流民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曹操蒿里行也有这样的现实主义手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沉重的社会现实之下，建安文人不甘以文士自居，同时抱有救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曹丕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之愿。刘桢“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陈琳“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壮志之言
6、，掷地有声。曹植（洛神赋图）建安的风骨，就从这悲凉和慷慨之中塑建起来。“风骨”一词，历来引用得多，诠释得少，后人一旦细究起来，难免落于抠字眼的陷阱。若是详尽地阐释“风骨”，反而会失去那种会意传神之美。不妨简单地理解：在风里，有充实的情感与时代意义；在骨中，有慷慨激越、刚健有力的精神品格。风骨，作为一种审美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对文学、书法、绘画以及人物的品评，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文心雕龙刘勰、钟竦借建安风骨反对六朝绮靡的文风，再经陈子昂承袭，成为诗歌革新的旗帜，并最终催生出“盛唐气象”。盛唐书法家的风骨，体现为紧劲峭健的品格；而宋人眼里的风骨，少了些雄强，更倾向于苍秀清朗。谢赫在古画品
7、录中表达的审美理想是“气韵”与“骨法”并重，指引着历代画家的实践和鉴赏，也不断得到新的阐释。风骨，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归根结底，是人的品格。“颜筋柳骨I：颜真卿祭侄文稿下：柳公权玄秘塔碑壮志未酬，风骨永恒建安文学的兴盛，离不开曹氏父子的引领。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和曹植则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建安七子”并列，始见于曹丕的典论。在同一本书中，曹丕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建安，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被前所未有地看重。在邺城，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建安以前，文人的境遇有些惨。司马迁曾表达文人地位之低贱：“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
8、所轻也。”一代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也不免被皇帝呼来喝去。东方朔才思敏捷,但在汉武帝面前，终究只是个讲相声的。曹操突破了流俗的偏见，给了邺城文人较大的空间。他们之间更像是同行的文人与文人，而不是主子和奴仆，他们可以心平静气地探讨文学，甚至开开玩笑。曹丕与曹植也不把文人视为僚属，而是以朋友的身份交往创作自由，思想解放，催生了建安文人推崇真性情的思潮,反映到文学之中，形成了壮思与文采并举的创作观。他们的作品既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又有各自的特色。陈琳、阮聪擅长章表书记类文章，应场平和但不雄壮，刘桢雄壮而不细密,孔融文气高逸，长于文词而不擅长立论虽然各有长短,但都是建安文人中的俊杰。建安文人扩充了诗歌的题材
9、，也尝试并创新了各种新题材。尤其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更加成熟，形成“五言腾品勇”的局面，再加上在艺术技巧上的提升，将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尽管建安文人不单以文人自居，亦怀抱着高昂的政治热情；但是，现实让他们的抱负化为壮志未酬的哀歌。包括“七子”在内，建安文人虽然获得了曹操的优待，但大都没能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翻遍史籍，也找不到他们提供过什么治国治军的良策。曹操广纳天下的人才和英雄，毕竟有政治算盘在里面，他借此成就“崇奖风流”的美名，但不一定每个人才都要派上用场。再加上建安文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恃才放旷、孤芳自赏的个性特点，也让他们难以成为荀或、郭嘉、程昱那样的谋士,为国家所用。这就为建安文
10、人的命运蒙上了另一层悲情。陈琳说：“沉沦众庶间，纤郁怀伤结。”阮璃说：“还坐长叹息，忧忧安可忘。徐韩说：“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仕途境遇的失意与不平，令他们悲愤交加。功名未立，而人生苦短。建安十三年，一再挑战曹操底线的孔融终于被杀。建安十七年，阮璃病逝。建安二十二年，陈琳、刘桢、徐韩、应场被一场瘟疫夺取了生命。同一年，王粲也在征途中死于疫病。王粲去世之后，曹丕亲率文士为他送葬。因为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于是众人在坟前学起驴叫，为他送行。在一片驴叫声中建安七子”的时代唱完了尾声。建安七子，壮志难酬。或许正是这短暂的慨叹、鲜明的个性、浓郁的悲情色彩，才平添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翻译家齐邦媛说：“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励，用各种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气的人。“建安文人，在悲凉的时代里，在遍野的哀鸿中，开辟了一片写诗作赋的沃土。他们一边悲哀现实，一边憧憬理想；一边崇尚悲凉，一边仰慕壮烈；一边关切社会，一边抒写情怀。建安风骨，是一个时代的图腾，也是人文精神的凝聚。风骨的审美共识，穿越如此漫长的时空，至今仍能得到认可，也反映了其审美价值的生命力与重要意义。铜雀台终有被毁的一天，而，风骨”作为后人标举的旗帜，体现着中国传统审美价值体系中的理性、人道、自由、平等的人性意识，永远不会倒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