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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广东小说中置民形象的转变梁致远（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登家是广东社会中一个颇为特殊的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记载中，蛋也写作诞、蜒、螯、旦、但、蛋等。他们逐水而居，拥有一种与陆地汉人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他们被认为是化外之民，曾经饱受歧视。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不是呈现出“凶残”“非人”的形象，就是以“花艇”经营者的身份出场。偶尔，他们也能以仙侠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到了晚清，崔民在文学上的形象迎来了一次大转变。崔民的负面形象逐渐退场，传统的登民侠女也成了南宋遗民，拥有了革命先锋的身份。这一奇特的转变，固然出于民族革命的需要，却也与岭南蛋民的族群身份建构及游民文化密切相关。
2、由于昼民是“边缘族群中的边缘族群”，主流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了解不及瑶民、黎民那样深入。他们在小说中的形象亦比较简单。学界对他们在文学中的表现就往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较具代表性的，如邓大情的广州与上海一一近代小说中的商业都会，它对晚清小说中描绘的登民经营的花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而刘晓宁的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研究则对蛋民作为遗民、革命者面目出现的小说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小说将蛋民与南宋灭亡的标志结合起来，又加入革命元素，彰显了独特的岭南文化。相对而言，前者描述的现象在文学中有着较多的反映，而后者则更具时代特色，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一、清中前期小说中的昼民崔民虽然是边缘族群，但他们在主流社会的文献
3、中从未缺席。从“珠户”关于“珠户”是否就是昼民的先祖，现在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参考刘显钊广西沿海地区聋家族群问题初探，广西地方志2022年第4期。到“螯户”，这一族群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以前。民究竟从何而来，依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早期文献中看到主流社会对登民的认识和态度。这与晚清小说中对他们的表现关系颇大。因为昼民不谙文字，他们的文学形态，只有“歌”，即今所谓“咸水歌”1。光绪四会县志载：螯户，其种不可考。倚舟楫为宅，事网钓为生，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户。性粗蠢，无冠履，不谙文字，能入水不没。客船有遗物於水者，必命此辈探取之。且耐寒，虽隆冬霜霰亦赤足单衣，无般疡色。
4、婚娶率以酒相馈遗，群妇子饮于洲坞岸侧。是夕两姓联舟多至数十，男妇互歌2。这就决定了查民的形象，实际上是由“陆上”的作家传达的主流社会关于他们的印象。（一）文言小说中的昼民形象四库全书中只收录文言小说，这是古代小说文体中“正统”性最强的一种。由文人涉笔成趣3而成的文言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较强的私人性，能比较好地反映作者个人的思想意识。在这些文言小说中，蛋民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有如此表述：人言偏居畲而偏忍，蛋居水而偏愚，未尽然也。粤故多盗，而海洋聚劫，多起蛋家。其船杂出江上，多寡无定，或十余艇为一宗，或一二眼至十余笈为一朋。每朋则有数乡了随之腌鱼，势便辄行攻
5、劫，为商旅害。秋成时，或即抢割田禾，农人有获稻者，各以钱米与之，乃得出抄。其为暴若此4。这是明末清初广东知识分子对于蛋民的一般性认识。乾隆年间督学广东的李调元，也对信民有类似的描述：置家本鲸蜿之族，其性嗜杀，彼其大腌小殖出没江海上，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测，又与水路诸凶渠相为连结，故多昼家贼云5。李调元本系四川绵阳人，在他的南越笔记中，专有一卷用于记载黑人、瑶人、黎人等边缘族群。崔家在其中所占篇幅最小，不足瑶人的三十分之一，连“疯人”都比不上。可见即使是外来者，也对崔民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崔民是凶残嗜杀的化外之民，甚至要比山中的少数民族更加可怕。（二）白话小说中的昼民形象与
6、文言小说中“凶残”的盗匪形象不同，在通俗白话小说中，昼民常作为花艇的经营者出现。花艇，是珠三角地区妓院的一种。它由居住江河的水上人家经营，服务于岸上居民。“花”一语双关，既指花艇上繁复的装饰，也指“寻花问柳”的“花”。然而，妓业经营者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的末流。再加上蛋家的身份，更加是低下中的低下。在蜃楼志中，这些花艇经营者就被岸上豪强管束要挟。第五回中，好色成性的乌岱云向苏吉士显摆说“这扬帮、潮帮、银朱街、珠光里、沙面的大小花艇，都是我爹爹管的,老举们见了我，不敢不奉承，要几个就几个653。第六回中，海关官员赫广大差人让乌必元帮选Y头，“那蛋户虽不愿依，因见本官的大驾、
7、海关的势头，只得任从挑选，选中的上了簿子。”6694民面对陆上的大官和豪强，毫无抵抗之力，只能任由他们鱼肉。而在岭南逸史中，登民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第十回，黄逢玉从悬崖跌入水中，将死之际得到了两位蛋女的帮助。她们对黄呵护备至，不但为他烘干衣物，还给予酒食。这时一一逢玉吃了，致谢道：“小生落难，蒙贤姐妹恁般救济，小生无物相酬，乞赐仙号，异日好来相谢。”大的道：“我两个是蛋户，救济失水是常有的，何必云谢！7107此后，这对姐妹还将黄逢玉送往越城。其歌日：手捻梅花春意闹，生来不嫁随意乐。江行水宿寄此身，摇橹唱歌桨过潜7107。这可谓是文人对置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浪漫化表现。此中“不嫁”一语亦有深意，因
8、为在小说中充当了再世贾宝玉的黄逢玉最后发现这“珠姐、云妹”就是仙女，她们最终“腾空而去”，没有加入黄的成群妻妾之中。置民离群而居的特点摇身一变成为“仙风道骨”的表现。这种观念在当时的岭南文人中并不常见，反而十分符合西方人对崔民的印象，他们将崔民视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诗意生活者8。当然，现实中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不一定过着诗意的生活。大概成书于光绪中叶9的羊石园演义中赫然有“置家狗三路入禅山”一回。小说称崔民是“水生水养的东西”，嘲笑他们的族群来历，认为他们说自己也是南雄珠矶巷移民“保他等自己掩饰之词，恐未必有这个道理”10404。但作者也坦诚陆上人对聋民“欺藐”殊甚，不许他们参加科举，使得
9、蛋家狗系人名，其母梦天狗而生，故以狗名之。怀恨在心，觉得“偏有这等臭东西，时常受岸上人的屁“。最终率众“趁乱揽个落花流水”“也算一泄向来受欺之恨”10404o虽然字里行间透露着对登民的歧视，却也无意间透露了信民“作乱”的问题根源。可见，在清中前期，小说中的蛋民形象既有仙风道骨的侠女，也有凶残嗜杀的盗匪。在城市中，他们是“花艇”的经营者，边缘族群从事边缘行业，不免受到陆地豪强的欺压。到了十九世纪末，也已经有知识分子认识到查民问题的根源在于“种族”歧视。二、清末小说中昼民的两种形象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是新政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小说创作的高峰11。1902年，梁
10、启超在横滨创立新小说，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启了“新小说”写作的黄金时代。在这双重刺激下，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的局面。（一）花艇与咸水妹形象“新小说”的重点，就是改良社会。具体地说，就是要鼓动读者去革除“八股”“鸦片”“嫖娼”“缠足”等“弊病”。早在1895年，傅兰雅就在上海发起征文，征求描写如何革除“三弊”的小说。而在广东，社会大害集中于“嫖”“赌”两端。与崔民相关的，就是“嫖”这一端。作为“花艇”经营者的崔民在清中前期的小说中既已呈现，这本是登民在小说中的传统形象。在晚清小说具体的描写中，从事风月行业的昼民及她们的工作场所“花艇”不但不可怕，还带上了一丝文雅。“花艇”是
11、最具广东特色的嫖妓场所。旅生痴人说梦记第十一回写道“原来广东花艇，算是个最阔绰的去处，这艇子犹如房子一般，钉呆在珠江里面，摆一台酒，要几十两银子”12。花艇对于外地人来说是颇新鲜的东西。欧阳巨源在负曝闲谈中花了整整一回来描绘珠江上的“紫洞艇”。所谓“紫洞艇”，就是花艇中最高级的一种。田雁门和他的几位朋友在“紫洞艇”相见。那舱可以摆得下四席酒，就和人家的厅屋一般，四壁俱镶嵌着紫檀红木，雕刻就的山水人物翎毛花卉，无不栩栩如生。一切茶酒的器皿都是上等官窑，与上海窑子里残缺不全的碗盏，便有天渊之别了。船上的服侍人献上一道乌龙茶，又是八碟糖食，什么莲子糖、冬瓜糖、生姜糖、季养糖、杏仁糖、糖金桔、糖藕、糖
12、佛手之类，摆满了一桌13134。他们在艇上不但有“外国大餐”一样的广东菜吃，还可以听曲，抽烟。在艇上，蛋家女子还“自己打着鼓板，便咿咿哑哑的唱起晴雯补裘来”13135。一幅奢侈腐化的光景。在香港洋面，还有一种“咸水妹”，专做洋客生意，她们是蛋妓中的“贵族”。吴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七回充苦力乡人得奇遇中，花县乡下人悻阿来到香港做苦力，由于拾金不昧而得到了有钱咸水妹的青睐。咸水妹不但让阿来伺候自己，告别了苦力生活,还原谅了他偷钱逃跑的举动。最后竟与阿来结婚，开了家洋货店。“九死一生”就评价说“我打听得这件事，觉得官场、士类、商家等，都是鬼城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
13、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14咸水妹一跃成为莘瑶琴之类角色，可谓奇葩。花艇并非晚清才出现的新事物。至少在乾隆晚期，一部分登民就已经在花艇上卖身卖艺15。但到了清末，在岭南文化走向全国的过程中，花艇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成为文人创作岭南背景小说时必不可少的佐料。小说在描写经营花艇的昼民时，不再聚焦于他们的生存压力，而是用轻松的笔调描绘花艇上的享受，并带出崔女多才的形象。花艇也因此真正在小说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咸水妹则是晚清社会特有的产物，她们介乎华洋之间身份压倒了“登民”的标签，几乎变成水上的“洋场交际花”，这令她们得以染指小说中在过去只有“名妓”才能担当
14、的角色。可以说，在花艇文化和咸水妹们的影响下，民的形象已经不再那么狰狞可怕了。文人将过去他们看待妓女的一套浪漫观念套用在这些从事风月行当的置民身上，使置民的形象得到了软化。（二）遗民与革命者形象在倡议改良的同时，民族革命的呼声也越来越响。1902年，康有为的弟子欧桀甲在其总编的大同日报（旧金山）上发表了广东独立脱离满清羁绊之说，并被横滨新民丛报转载，以新广东之名广泛传播，这是主张广东脱清独立的先声。在此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以岭南为核心的革命小说。它们大多在报刊连载，内容往往不离宋元之交、明清之际的广东历史故事。登民正好是广东的边缘族群，其从中心到边缘的族群传说也“被加入”这一大潮中。就在新小说的
15、创刊号上，新广东的作者欧桀甲原作署名“新广东武生”，已有学者考证他就是欧桀甲本人。参考夏晓虹：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第120页。刊登了他创作的“广东戏本”黄萧养回头。黄萧养是明代正统年间的查家游民，他联合大量不愿被编入军户的崔家无籍者揭竿而起，从水路围攻省城。为击败黄萧养，明军采取了甄别户口的办法，为证明自己不是叛乱者，土著及上岸登户需要提供户籍证明。这正是珠巩巷传说在珠三角土著居民中传播的契机16。而在戏本中，黄萧养的转世（回头）黄种强则贯彻种族革命的新观念，带领一班英雄致力于广东自立，引领革命的事业，上演一出“新水浒”。虽然黄萧养回头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小说，但它在新
16、小说上连载多期，影响不小。在岭南报刊刊载的短篇小说中，崖门余痛海镜光崖山哀分别刊载于珠江镜振华五日大事记中兴日报，见梁冬丽，刘晓宁整理的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第261、545页。三部小说都可称为“昼民革命小说”。崖门余痛开篇即讲述宋末崖山之役，说“惟当时宋水军既灭，间有逃生者，冀复大仇，浮舟为家，取鱼为业，即今蛋家是也”17261。虽然现在“日久志懈，逐渐遗忘”171261,却仍在二十多年前出了一位巾帼英雄赵玉。这位赵玉“闲尝听父兄之闲谈，言亡国之余痛，玉每听辄泪”，从小对民族革命耳濡目染。为了追思故国，她潜入海底，发现了当年宋室留下的宝镜。此后还遇到了岸上的“民族伟人”陈生，两人情同志合，
17、很快走到一起。后来，宝镜在一次意外中再次失落。赵玉为寻回宝镜潜入海底，无意间发现了南宋遗民建造的水底世界。水底居民给了赵玉一笔巨款，让她回到水上召集蛋民，操练水军，准备起事反清。结果因操之过急而起义失败，赵玉和家人避居水下。海镜光亦以赵玉为主角，故事内容则有所不同。该小说加入了她的父亲赵梦才“课蛋蒙”并给赵玉带来民族主义启蒙的情节。还将餐家的咸水歌附会为“痛陈亡国之惨状，编成歌谣，以遗子孙”18545的艺术形式。而且还说“期始歌谣之词句，慷慨淋漓，皆嘱子孙世世不可忘仇敌者，以存种族之观念焉”18545o与赵玉相好的革命者也不再是随便的一个“陈生”，而是文天祥的后裔。赵玉不再像冒险小说中那样偶遇
18、水底世界，而是像武侠小说中那样假称自己是南宋太妃俯身，”以神道罗收蛋户”，密谋革命。小说整体上较崖门余痛更具现实性，其中“课蛋蒙”的事情并非虚言当时的报道，有广益丛报1905年第73期蛋户学堂，79期作育蛋民，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广东省河蛋户提议兴学等。崖山哀则直接写母女亡国后的生活，不用镜这一道具，情节与崖门余痛相似度较高19。登女赵玉有时是侠客，有时是教主，她的形象很好地继承了岭南逸史中珠姐、云妹的侠女特质。同时，作者又为她增添了反清革命者身份。在这些小说中，家人成了南宋遗民。他们居住水上是为了表现其不臣之心。这要比羊石园演义中遭到嘲笑的登家来源传说更加“伟光正“。在后者那里，登家始祖
19、不过是因为怕老幼劳累而雇船逃难的有钱人家，和北宋末年的珠巩巷移民还算是同源。而在这些“餐家革命小说”中，蛋家始祖就成了南宋水师，是保护南宋宫室逃难的中坚力量。昼民居住水上，也不再是出于无奈，而是极具民族气节的主动行为。“现在”的他们还会办学兴教，改变自身的文化状况，这正符合了近代知识分子启蒙国民的理想。在这些小说中，昼民的边缘身份一转成为遗民的证据和革命觉悟的来源。综上所述，在晚清小说中，崔民仍以“花艇”闻名，但对于花艇的经营者，小说已不再着重表现他们受“陆上人”欺压的生活困境，而是聚焦于花艇的享受和登女的优雅。传统的崔民侠女形象得到了延续,但侠女们的另一重身份已经由神仙变为了遗民。于是，小说
20、中的登民一方面以“花艇”和“咸水妹”闻名，形象逐渐软化，不再“凶恶”，另一方面也乘上了民族革命的东风，由武侠晋升为革命先锋。三、崔民新形象的成因在小说中，登民形象的转变要比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地位转变早上至少半个世纪。真正的崔民一直要等到集体上岸，经过至少二三代人的生活，才获得了与岸上人家一样的社会地位。而这一过程，也是他们“离水”的过程乃至族群消失的过程一一离开江海的蛋民也就不再是查民了。如果说，“谴责小说”中经营花艇的昼民形象软化是传统文人小说中才子-妓女浪漫故事“浸染”到岭南文化的结果，那么，革命小说中查民突然与宋元战争挂钩，并被塑造成肩负“光复汉室”大业的族群就颇令人费解了。如果我们跟从这
21、些小说的逻辑，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珠巩巷移民未必是十分光彩的事情。但不愿臣服蒙古的南宋遗族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忠义之祖。为什么偏偏是查民拥有了这样的祖先？而且在登民的社会中，不记亲族、不知年岁是常事，就算他们确实是南宋遗民，恐怕也很难把世族说清。其实，倾向革命的小说家选择信民作为主角，不论是否自觉，都受到餐民“族群神话”的影响。（一）族群神话的影响关于崔民的起源，学界众说纷纭。但上岸蛋民对于自己的族群起源却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令人信服”的说法。前文所述的黄萧养之变强迫上岸蛋民与陆地土著为他们自己寻找祖先。在数百年堆积成陆，开垦沙田的过程中，上岸登民为了与陆上人家通婚、参加科举，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在
22、番禺沙湾，就有和赵玉一样姓赵并自称是南宋宗室后裔的人。他们甚至说无论其它姓氏多么有权势，经过他们的祠堂门口时都要下马20,这本身只是置民族群来源传说的一种21。但在晚清,南宋遗民的传说拥有额外的功能，它特别能刺激民族主义情绪。在晚清革命小说中，与宋、明有关的比比皆是。洗耻记讲“明易民”反抗“贱牧王”，狮子吼首先以张煌言抗清开场，将浙江舟山提到广东崖山一样的地位上。卢梭魂写朱家村被贪官胡畋所逼，主角叫朱胄。典型的种族革命小说几乎都脱不开这一点。由于一般人对崔民缺乏了解，尚处江海的崔民也往往说不清自己的祖先到底是谁。这些已经形成的传说就成了把“眼前景”“革命化”的法宝。岸上人只要来到江边、海边即可
23、目睹崔民生活的场景。不论是逛花艇还是吃艇仔粥，都会和崔民打照面。他们窘迫的生活环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遗民形象的形成，可以说是置民族群传说与革命小说家宣传需要的完美结合。(二)游民、会党、革命家气质的融合崔民不但拥有吸引人的迁徙传说，还拥有独特的社会组织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登民并非编户齐民最早确认蛋民身份的文件，是清世宗于雍正七年(1729)五月二十八日所颁布的一道谕令，其中说登民“本属良民与齐民一体”他们生活在主流社会秩序之外，但他们又与一般的脱序游民不同，他们往往拥有家庭，可以延续后代，这令他们身上兼具游民与定居者的特征。在清中前期的小说中，昼民就已经表现出十足的游民气质。以侠
24、义著称的珠、云姐妹，激于义愤起兵反抗陆上人的“蛋家狗”都是如此。在清中后期尖锐的人地矛盾中，游民队伍发展壮大，形成了一系列会党，这些游民会党与晚清的革命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游民知识分子又是传统侠义小说的创作主力，革命小说作家很可能就出身于会党，信民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其心必异”的化外之民，反而很可能是“同道中人”。革命小说要借助传统武侠小说的手法，塑造一系列以暴力反抗异族政府的英雄,这些英雄在反抗秩序，追求自由这方面具有与历史上的游民领袖相似的特征。正如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那样，赵玉与珠姐、云妹都具有游民的性质，都可以称之为“侠女”。而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些“以武犯禁”的角色就成了“盗匪”
25、。可以说，游民特质既催生了清中前期小说中昼民作为盗匪、侠女的形象，又促成了清末小说中这一形象向革命者的转变。海镜光中，赵玉发现了沉睡在海底的宝镜，并没有把它当作一般的珍宝，而是趁势做起了神道设教的工作。“伪称已为杨太妃后身”，在崔民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她也借此结交豪杰，劝人革命。与赵玉相好的文氏后人鼓动革命的方法，也是搬演戏剧，如林桂太起义朱洪武起义等。无论是神道设教还是扮戏唱曲，都是清代会党的看家本领。天地三阳会、白莲教拥有组织严密的宗教组织；天地会的“西鲁神话”，就是在民间文艺尤其是说唐系列作品影响下的产物。同盟会不但与这些会党有着直接的联系，它在早期还直接模仿这些会党的组织。不论是革命党人
26、想起了登民，还是登民刺激了革命党人，游民性都作为其中的暗线悄悄牵连着，将小说中餐民的形象从“凶恶”的“非人类”变为高风亮节的遗民之后、革命先驱。四、结语在清中前期，小说中的置民形象既有仙风道骨的侠女，也有凶残嗜杀的盗匪，这些形象基于昼民的游民性质，在不同的视角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在晚清小说中，查民侠女的形象得到了继承，在与“南宋遗民”的族群神话结合后，登民侠女从神仙变身为革命者。蛋民一方面以“花艇”和“咸水妹”闻名，形象逐渐软化，不再“凶恶”，另一方面也乘上了民族革命的东风，摇身一变成为南宋遗民和革命先锋。这既是翟民族群传说与革命小说家宣传需要的完美结合，也是翟民的游民性与革命党人的气质融合的结果。可以说，崔民的形象演变更多依靠的是小说家观察视角的变化而非置民本质上的改变，从盗匪和侠女到革命者，小说中的登民形象始终坚持着“游民”的内核。在今天,查民文化呈现出“离水”的姿态，咸水歌之类极具昼家特色的文学形态亦逐渐消退。但作为岭南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版图，登民文化具有其独特的个性，仍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