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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fl三M三i仑明代祠堂祭祖数总体可分为四代及其以内、五代、五代以上三种情况。祭祀四代及四代以内的理论依据除家礼以外，还有古制及今制，但在实施中人们多遵家礼；祭祀五代及五代以上的理论依据为程颐的始先祖之论及多祖论等，实施中，祭祀五代多以“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出现，祭祀五代以上则因缘情制礼、以义起礼及萃聚人心等而没有固定规律。明代祠堂祭祖位次有尚右、昭穆、尚中之制及其他方式。家礼提倡的尚右之制有所推行，昭穆之制、尚中之制及其他方式，尤其是后二者，则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实施，甚至还可能是祠堂祭祖位次实施的主流。明代；祠堂；祭祖数；位次明代是中国祠堂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祠堂数量、形
2、式及规模均别具特色。关于明代祠堂，前人多有研究，但有关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如果不明白祠堂所祭祖先数及如何摆放，就无法使得祠堂合理（礼）正常地运转，故祠堂祭祖数与其位次研究极富价值。常建华曾说：“祠祭祖先在礼制上的关键问题是所祭祖先的世代和神主的摆放位置。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期弥补遗珠之憾。一、祭祖数明代祠堂祭祀祖先的数目，有据家礼所确定的支庶地位而祭祀一至四代不等，也有因宗族壮大的实际情况或其他因素而祭祀五代甚至五代以上者。此外，明代祠堂祭祀除了祭祀直系祖先外还祭祀旁系亲属。下面我们就从理论与实施两方面分四种情况对明代祠堂祭祖数进
3、行梳理。（一）祭祀四代及四代以下1 .祭祀一代。祭祀一代，自古已然，宋儒朱熹即说：“古者士庶止祭考妣。”2卷9,121而在明代祭祀一代祖先，通常是由该家的支庶地位决定的。如辽东名儒贺钦便因是支子，“四时祭祀止于考妣”3卷7,695o2 .祭祀二代。明代礼典规定：“庶人无祠堂，唯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无梗。”4卷6,172不过，人们祭祀二代却多遵依家礼，如安福潘多吉、江西罗京等就是如此5卷13,594o3 .祭祀三代。祭祀三代，宋己出现，司马光书仪就记载了祭祀三代的仪节卷10,521-523o时至明代，行唐知县胡秉中奏请祭祀三代，并得到了朱元璋的允准7卷1,17
4、0o明初祭祀三代的规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学者毛奇龄即言：“明初礼官用行唐县知县胡秉中议，许庶人祭及三代。今俗祭祝词尚有称三代尊亲者。”8卷1,748需要说明的是,洪武时期对于庶民祭祀三代还是四代,太祖的态度时有所变。如无锡处士华馀薜说：“祠堂神主世次，初焉钦遵祭礼，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无后者附焉。近年钦颁教民榜内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灵，则是庶民亦许祭四代矣。”9卷1,272就反映了这一情况。4 .祭祀四代。祭祀四代的依据为程颐所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有异，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须如是。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TI0卷15,167后
5、该主张为家礼吸纳。明人在实施时也多遵循家礼，如安福刘球家祠祀四代”11卷1,371,其制度、礼仪即悉遵朱子所定。又，德兴舒氏祠堂“所祭世数之远近，也一惟朱子之是遵也”12卷30,613o甚至有的人恪守家礼祭祖数的规定，一旦有人违背，即便名门望族也要进行谴责，这从诸如“义门郑氏祀五世，僭矣”13卷5,283之类的言论中就可看出。（二）祭祀五代祭祀五代，通常指“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朱熹初亦赞成，后认为有僭越之嫌而不再施行14卷87,2257-2258O但家礼仍保留有冬至祭始祖的礼文，从而为后人祭始祖留下了口实。万一楼集所载“冬至祭初祖，朱子家礼有明文矣”15卷40,505-506,便是明
6、证。元代采用“高、曾、祖、考+始祖”模式较有影响者为义门郑氏。据载，“义门郑氏（祠堂之法）以中位始祖为上，高、曾、祖、考左右分次之”16卷7,419o至明中期，丘浚在礼典中对该模式进行了肯定，他的祖先排位类似义门郑氏，即“中设先祖考妣位于中堂，自先祖而下考左妣右，分为两列”17卷7,5910关于先祖，丘浚说：“高祖之父为五世祖，推而上之为六世、七世，随所知而书之。或以始迁之祖，或以起家之祖，在高祖以前者一人为先祖。”17卷7,591即他将始迁祖与起家祖定位为先祖，而在丘浚看来起家祖指起家为官的祖先，也就是初有封爵者，即他所说的始祖17卷1,457。又，丘浚此主张乃针对家礼祭四代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7、而提出。因此，我们认为丘浚的祭祖模式为“高、曾、祖、考+始祖工而这一模式伴随着嘉靖十五年诏允庶民可以祭祀始祖，遂变得日益合法化。事实上，除家礼仪节及嘉靖诏令的文本肯定以外，在实施中明代其实早己有“高、曾、祖、考+始祖”的祭祖模式。如成化时兖山汪氏家祠，“其中专奉（始祖）越国公，高、曾、祖、祢左右序列于上”18卷16,2840随着官方对此模式的逐步支持，嘉靖间刑部郎中叶良佩家祠、万历间儒官郭彦家祠等均采用了“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此外，江苏无锡邵氏、浙江黄岩王氏等也以该模式祭祖。由此台湾学者何淑宜认为，明代不少宗族均以始祖与四代合祭的方式来建祠立主19207。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家族虽采用
8、该模式祭祖，但有的是以义起礼，如儒官郭彦家；有的是商量的结果，如刑部郎中叶良佩家。并且他们均未明确指出是参照义门郑氏做法、家礼仪节规定或嘉靖时允祀始祖的政令等而来。由此可见，明代宗族在祭祖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三）祭祀五代以上宋儒程颐不仅有以五服为断士庶祭四代的言论，也有一些祭多祖的言论，比如他说：“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20卷18,240；“祭先之礼，不可得而推者，无可奈何；其可知者，无远近多少，须当尽祭之。祖又岂可不报？又岂可厌多？盖根本在彼，虽远，岂得无报？20卷17,1800这一方面反映了程颐祭祖论的前后矛盾，但另一方面却为后世祭祀四亲之外的始祖及先祖等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现
9、实中祭祀五代以上的祖先则主要出于以下因素：一是缘情制礼。如万历间儒者方学渐即从人情的角度出发，所建族祠，冬至祭始祖，清明则楮书其余先祖神位，祭毕焚之。至于四代则祭于寝21卷6,515o二是以义起礼。如永嘉王叔果家祠，在祭祀始祖与四亲之后，认为远祖亦不宜废祭，遂“请以义起”，另建宗祠“奉始基祖万十一府君，而以三世祖樵云翁及通政溪桥翁配”22卷1,560。三是为了萃聚人心。正德时大臣林俊即言：“近世江南旧族，联谱数十世非举得祭始祖与唐制三品以下得举源洽之文，则无以维系族属。故始祖之祀，义之不可以己者也。”23卷12,131但无论祭祀多少代，只要不危及明王朝的统治，朝廷通常不加干涉。正如明代学者吕杷
10、所说：“今天下闾阎庶民，多画神主于轴，其谱牒可考之家，虽十世祖皆祀之矣，未闻有禁也。”24卷1,315这也是明代祭祀祖先数及其形式呈现多样化的主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祠堂所祭一代未必是父，如吉水邹氏之祠所祭一代为始祖25卷4,277。所祭二代也未必是祖、父，如永新尹氏祠堂，所祭即为十二、十三世祖先1138,余者依此类推。关于祠堂的旁亲诸祖，无论宋儒还是明代学者，均无进行相对系统的探讨，故不拟专节论述。但旁亲诸祖在祠堂受祭与否，却也直接影响其后人参与祭祀的心情与积极性。对此，罗司勋集载道：今人有岁时之会，独其长子、长孙在，而众子、众孙不与焉。其心未必能喜而饮食，是故祭及其长，遗其庶，非所以宴乐祖
11、考之心也，且众子孙顾视自家祖考不得与享于庙，人情岂得妥然？又非所以体悉群族之义也。26卷8下，505综上，明代祠祭四代及四代以内的理论依据，除家礼外，还有古制及今制，但实施中则多依家礼。祭祀五代，经丘浚的礼典化及嘉靖允祀始祖政令的肯定，变得日益合法化，在实施中多以“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出现；祭祀五代以上，除了程颐的祭祖论外，人情、恩义及萃聚人心也是其出现的主要原因。又，据罗虞臣之言可知，旁亲诸祖在祠堂中的地位亦不容小觑。二、祭祖位次祭祖位次的安排并非易事，明代义乌陈氏就曾慨叹：“堂不难于作，难者，神主之位次，欲其当乎义，而不失乎礼也，若之何？”27卷32,255尤其明代大量出现的五代及
12、五代以上的祭祖情况，对祠堂祭祖位次的设计者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家礼对神主位次的安排仅限于四代。那么，明人祠堂祭祖位次究竟是如何摆放的呢？现试析如下。（一）尚右之制此为家礼规定，且有古礼为依据：“户既偏东，则室最深隐，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此古寝庙之制也。寝庙以室为主，以奥为尊，故神居于奥，坐则东向，祭则西向，以从事，此古神位之制也。”26卷8下，487而明人祭祖也确有遵家礼尚右之制者，万一楼集即载：“曾见几大家列祖先神主，皆以西为尊，询之，云此朱文公家礼，神道尚右也。”15卷48,583同时，明儒对家礼尚右之制还另有阐发，如关于尚右之制的依据，沐阳县典史周铸“尝疑朱子家礼四龛以
13、西为上之说循习唐制，非古礼也28卷83,468c关于尚右之制的起始时间，国子祭酒周洪谟则认为自汉明帝才有尚右之说29卷4,112。关于尚右之制的作用，国子祭酒周洪谟认为，“后世南面之位既非东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为上之辙，则废昭穆之礼矣”29卷4,112,即认为尚右之制对古代昭穆制度是一种破坏。但朱熹可能也已虑及于此，弘治时隐士鲍宁即认为朱熹在定尚右之制时，“尝欲定议复昭穆之制而未成”30卷84,234（二）昭穆之制昭穆之制是古代的宗庙制度，其在祭祖位次上主张：以中为尊，父曰昭，子曰穆；昭居左，穆居右。因为家礼尚右制度破坏了左昭右穆的昭穆之制，所以，明代便有人提出了恢复古代昭穆之制的想法。
14、国子祭酒周洪谟说：“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庙之制，允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止立一庙，但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于礼为当。”31卷45,846然而，在祠堂中以左昭右穆的方式排列祖先却有相当难度，比如明代学者黄佐就曾说：“魏校祠堂说必叙昭穆，则难行矣。吾无取焉。”13卷5,283但此并不代表实践中没人遵行该制，明后期武康籍儒官姚允恭家祠，便“祭用昭穆”32卷7,626。不过，就明代家族祠堂祖先摆放的总体情况来看，采用昭穆之制者确属少数。（三）尚中之制尚中之制是明代中后期极为盛行的祠堂祭祖方式，其表现形式是尚中而尊左。综合所见，明代尚中之制的形成与发展主
15、要有以下因素:一是以今制否认尚右之制。王阳明即认为，“今祠堂之制既异于古，而又无太祖东向之统，则西上之说诚有所未安”33卷6,165二是从人道角度否认尚左。明初，“命百官礼仪俱尚左31卷66,108,据此，明代学者湛若水认为，事生如事死，“人道尚左，则神道亦皆尚左，人神一理也。尚右之说，无所据34卷11,643o三是继承元代以来的旧制。元代已有尚中之制，尤为著名的是浦江郑氏。史载，其“（祠堂之法）以中位始祖为上，高、曾、祖、考左右分次之”16卷7,4190浦江郑氏对祖先位次的设计对后世影响甚大，以致大儒王阳明家祠堂祖先位次也依其而设：“曾见浦江郑氏之祭四代考妣，皆异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祢考
16、皆西向，妣皆东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列、尊卑之等，两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33卷6,165四是明代礼典及政令的倡导。先是“国初，用行唐知县胡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士大夫祭四代，当从时制，高、曾居中，祖左，祢右，可也35卷8,738-739o至明中期丘浚在家礼仪节中进一步肯定了尚中之制，其位次安排为：“中设先祖考妣位于中堂，自先祖而下考左妣右，分为两列。”17卷7,591万历明会典载：“今品官土庶祭祀，遵用时制，奉高祖居中东第一龛，曾祖而下则以次而列云。”36卷95,540明儒张世伟解释为：悯大明会典，则土庶家祀仍刻家礼所载尚右之图，后镌一语云遵时制，则高祖居中
17、之左（东），与秉中图若合符节。”37卷14,413可见，万历明会典也赞成尚中之制。五是民间习俗。以中为尊的祖先排列方式在明代民间事实上早己风行，这从明初礼部主事刘球根据自己的观察向大学土杨士奇请教的问题，即“今世以中为尚，以左为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左”38卷15,607可以看出。应当指出的是，浦江郑氏的祖先位次与明代盛行的尚中之制有所区别。为便于说明问题，特将二者图示如下（见图1、图2）：对比可知：前者高、曾、祖、考及其妣男女分列，而后者则是高、曾、祖、考及其妣在一起；前者高、曾、祖、考在始祖同一边，而后者高、曾、祖、考则分居两旁。关于尚中之制的实施，原因不一：有出于情者，如明儒贺钦
18、家祠，“初从家礼以西为上，后谓文公拘于时制，祖开元之礼，于人情未安，乃更以中为尊焉3卷1,630o有出于联族者，如江西万衣考虑到“居郡城者，又皆各祖其祖，人人散漫，此无他，礼有所未备，无以联属其心耳”39136。遂于祠堂中祀始祖，高曾祖考左右分列。也有出于习俗者，如礼部主事刘球家祠祖先位次，即犯于时而尚中。（四）其他方式除了上述祠堂祭祖位次以外，民间还有其他更为多样的祭祖方式。如江西永新刘氏，“欲作祠堂之时，整齐同作一大龛，龛中悬一轴，轴上书云，本宗刘氏门中三代考妣35卷8,738o显然，刘氏祠采用了书写而不是木主的方式祭祖,对三代考妣也未明确是按尚右、昭穆还是尚中之制进行书写，以致黄瑜生气地
19、批评道：“不从朱子，而国朝礼制亦不之考，谓之何哉？”35卷8,739又，福建黄巷黄氏，“祠一堂五室，中祀致政，为黄巷再迁之祖，始祖也；左念七，右朝奉,先祖也；又左系佳信之派，大宗也；又右亦系佳住之派，小宗也。祀寓不迁，详所承也；以神版易神主，远僭也；系寓别宗，详所继也；兼取洽食于祖无主之义,以揆礼也”23卷12,131。就总的情况来看，以中为尊，兼顾大小宗。但所设始祖、先祖等，则是尚右、尚中等制所未涵盖的。而福建方氏祠堂“中祀高祖建谦府君，为不桃之主，所谓小宗也中稍后设总牌，书桃主，上至大宗祠所祀之祖。左祀曾祖兄弟，右祀祖兄弟，又左、又右列祀父之兄弟”40卷5,125。中稍后设总牌，明显与尚右
20、、尚中等制不合，但却兼顾了直系及旁亲诸祖。综上，明代祠堂祖先位次有尚右、昭穆、尚中之制及其他方式，其中，尚右之制既循家礼，又有古制为依据，并得到了相当的实施。不过，明人对家礼尚右之制的依据、作用等却另有阐发。昭穆之制虽属古礼，但明代却有部分人提倡与实施。尚中之制的出现是明代时制、民间习俗、元代旧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该制的实施有出于情、出于联宗等因素。其他方式则是明代宗族面对本族族大难统等实际而作出的选择，其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但却可能正是明代社会祠堂摆设方法较为真实的反映。注释:参见常建华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南开学报2003年第5期；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
21、7年第1期；罗艳春祠堂与宗族社会，史林2004年第5期；等等。参见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何淑宜香火：江南土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233页、第239-249页；梁勇明代的家礼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61165页；等等。因关注角度不同，虽然己有研究成果未对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进行专题研究，但他们的成果对本文启发良多。丘浚在文公家礼仪节中的主要祭祖主张，后被其另一部著作大学衍义补吸收，并被孝宗下令刊布。因此，丘浚祭五代的论断具有了礼典的性质。详参何淑宜的香火：江南土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
22、统的建构，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00页。分见夏夏赤城先生文集卷17太平叶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394页；胡直衡庐精舍藏稿续稿卷8云塘郭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41页。分见邵宝容春堂后集卷3冉泾邵氏族谱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9页；王铃宁溪王氏大宗祠堂碑记卷5金石，载陈钟英等黄岩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三年刊本，1975年，第52-53页。常建华对明代福建兴化府族祠的祖先龛位有相当深入的讨论，就其讨论来看，虽地点仅兴化府一地，但其情况己林林总总，无有规律。若扩大至整个国家，则其情况之复杂，不难想见。详见其明代宗族研究，第126-132页。1常建华.明代
23、宗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茅星来.近思录集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贺钦.医闾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徐一夔.明集礼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刘球.两溪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光.书仪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田艺薇.留青日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8毛奇龄.辨定祭礼通俗谱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华惊薜.虑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0朱子.二程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杨士奇.东里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杨廉.杨文恪公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13黄佐.庸言M.续修四库全书本.1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骆问礼.万一楼集M.四
24、库禁毁书丛刊本.16温璜.温宝忠先生遗稿M.四库禁毁书丛刊本.17丘浚.文公家礼仪节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18程敏政.篁墩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何淑宜.香火：江南土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20程颗，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21方中履.古今释疑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22王叔果，等.永嘉县志M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2007.23林俊.见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4吕梢.泾野先生礼问M.续修四库全书本.25毛伯温.毛襄懋先生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26罗虞臣.罗司勋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27吴宽.匏翁家藏集M.文
25、渊阁四库全书本.28焦坡.国朝献征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29蔡清.四书蒙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0凌迪知.万姓统谱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1俞汝楫.礼部志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2张采.知畏堂文存M.四库禁毁书丛刊本.33王守仁.王文成全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4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35黄瑜.双槐岁钞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36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张世伟.自广斋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本.38刘球.两溪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9万衣.万子迂谈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40方良永.方简肃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