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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塔拉塔特Ab、AcAd、Ba、Bb和C型平底碗，亚腰形碗，A、B、C、D、E型罐。另一类是欧贝德文化的典型陶器，有船形碗、B型杯、圜底或圈足碗、龟形壶；第三类是两支文化融合或创生的新器形，最早见于两河流域北部，例如Ae型平底碗，A型杯，瓮，F、G型罐和带流器。典型的哈拉夫文化陶器多见于探沟和20层（图四，110、52）,但这些平底陶器在20层以后几乎全部消失。欧贝德文化陶器从19层开始出现，19、18层的陶器与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期的同类器极为相似，17层以后部分器形在细节上有所改变。而且中子活化分析显示，高拉19、18层的陶器中有部分是在两河流域南部制作的，而17层以后全部产自当地。以圜底碗
2、为例，19、18层的圜底碗多为尖圜底（图四，24、32）,与两河流域南部一致（图二，4）；17层以后，部分圜底碗的底部变得圆润（图四，29、33、37）o到了13、12层，当地的欧贝德文化陶器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程度再次提高，此时尖圜底的碗也更为多见（图四，30、38）；同时，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4期的圈足碗（图二，12）和大口（B型）杯（图二，9）也出现在高拉遗址（图四，1719,27、31、35、39、41）o两支文化融合产生的器物最早见于18、17层（Fa型罐，图三下表），16层以后种类和数量更多。部分器形兼具两支文化的特点，如：Fa型罐（图四，4648）,其造型源自两河流域南部的折沿罐（
3、图二，6、10）,口部的弧曲设计与哈拉夫文化C型罐的弧形大敞口相似（图四，9）；15层出现的G型罐（图四，49-51）源于两河流域南部的折沿弧腹圜底罐（图二，5）,但腹部圆鼓的造型与当地的C型、Ba型罐类似（图四，9、10）；16层开始出现的带流器则是简单地将管状流加在其它陶器上（图四，5658）o另有一部分是最早创生于两河流域北部的新器形，如Ae型平底碗、A型杯和瓮（图四，11,20-23,4345）。图五高拉遗址彩陶母题彩陶图案的变化也值得关注。我们可将高拉遗址的各种彩陶图案大致拆分成31种母题，这些母题可分为三组（图五）。第一组是哈拉夫文化的典型装饰母题,第二组是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期常
4、见的彩陶母题，第三组是欧贝德4期才开始在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的写意、怪诞风格的母题和抽象的动、植物纹。在探沟和20层只见有第一组母题的组合，敞口碗内外壁均施彩，内壁的装饰组合比外壁更加复杂，底部多见中心对称的花瓣图案（图四，24）。1915层，第二组彩陶母题成为主流，碗类器物内壁施彩的情况极少，外壁不施彩的空间与前期相比也有所增加（图四，1416,20、21、33）；但第一组母题依然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少量亚腰形碗（图四，12、13）、A型罐（图四，53、54）等哈拉夫文化陶器还在延用，其图案也延续了原生的特征，另外新兴的Fa型罐也采用了哈拉夫风格的装饰（图四，47）o13、12层，仍见有第一组
5、（图四，17、38、51）和第二组母题（图四，27、48）,同时，同时第三组怪诞风格的母题（图四，11、48）和抽象动、植物纹（图四，18、23、34、43）也开始出现。以上，我们从胎体、彩色、器形和图案四个方面了解了高拉遗址的陶器特征。胎体和彩的颜色代表了烧陶和施彩技术，至迟在哈拉夫文化晚期，当地制陶工业便已受到了欧贝德文化的影响，两种技术的长期并存，当地技术始终占据主导，只有13、12层采用欧贝德技术烧制的陶器略有增加。从器形和彩陶图案来看，20层以后，典型的哈拉夫彩陶几乎被欧贝德彩陶取代，只有少量器形和图案沿用；17层以前的欧贝德彩陶与两河流域南部非常近似，17层以后部分器形的细节出现变
6、化，16层以后大量出现两支文化融合或创生的新器形；13、12层，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4期新出现的器类和彩陶母题也开始出现。综上，我们将陶器的演变分为4个阶段。A阶段，探沟和20层。陶器的形制和装饰都延续了哈拉夫文化的特点，但烧陶技术和施彩技法已开始受到欧贝德文化的影响。B阶段，19、18层。大多数哈拉夫彩陶消失，以圜底器为主的欧贝德彩陶开始流行，这些陶器与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期的陶器相似度极高，其中部分是从那里直接引进的。C阶段，1715层。欧贝德彩陶继续流行，但都是在本地烧制的，器形开始有所改变，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程度降低。而且两支文化融合、创生的新器形大量出现。D阶段，13、12层。当地陶
7、器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度再度提升，采用欧贝德技术烧制的陶器也略有增加，还出现了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4期新兴的器类和图案。（二）建筑高拉遗址最早的建筑遗迹见于19层，自此便一直存在两种来源不同的建筑（表一）。表一高拉遗址各层的建筑类型阶段层位本地建筑欧贝德文化建筑民居神庙C阶段12+F(NE)13+(NE)14+(NE)B阶段15+F(NE)A阶段16+(E)17+18+(E)19+(E)说明:E指东-西向.NE指东北-西南向一种是传统的哈拉夫文化建筑，面积在3050平方米，墙体厚0.3米左右。此类建筑不是特别注重布局的严整性，也没有固定朝向，只是简单地将多个方形或长方形房间组合在一起，房屋的扩建
8、也比较普遍，扩建房间的布局也很随意。有的房间面积在5平米左右，可能用于居住，有的房间不足2平米，可能用于储藏。这种建筑在高拉遗址长期存在，除情况特殊的14、13层外均有发现，多作为民居（图六，1）。16层发现一近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经多次扩建，一直沿用至15层，其周围有成排的晾晒谷物的矮墙（图六，2）,可能是公共的仓储建筑。图六高拉遗址建筑1.哈拉夫文化民居（19层）2、6.欧贝德文化神庙（18、13层）3、5、7.欧贝德文化民居（15、14、12层）4.哈拉夫文化仓储建筑（16、15层）另一种是欧贝德文化的三分式建筑（Tripartitearchitectures）,长方形主室居中，主室长
9、边两侧分布有若干侧室。这种建筑在两河流域南部最为典型，面积多在100平方米以上，墙体厚度一般接近1米。部分用于居住，有较多侧室，室内可能有烤炉、窖穴等设施；还有部分作为神庙。典型的欧贝德文化神庙见于埃利都遗址（Eridu）,由单间祭室（16层）发展成三分式格局（156层），原来的祭室演变成有祭台和神龛的主殿，两边的侧室也在近千年的发展中数量口益增多、格局日益复杂（图七），这些侧室供僧侣居住或用于放置庙产，是宗教专门化和垄断祭祀活动的重要标志。图七埃利都遗址欧贝德文化神庙演变示意图高拉遗址19、18、16层，每层只有一座三分式建筑，其墙体厚约0.3米，与同层的民居相同。19、18层的三分式建筑主
10、室正中均发现了土坯祭台（图六,3）,16层该类建筑内虽未发现祭台，但北侧的白色墙面上绘有红、黑两色的联排菱形图案，三座座建筑应该都是神庙。15层首次出现了作为民居的三分式建筑（图六，4）,其格局与两河流域南部同期民居类似。15层以后的三分式建筑,无论是神庙还是民居，都体现了极大的工程投入。14层的民居建筑用鹅卵石作墙基（图六，5）o13层由三座神庙和一个广场组成专门的祭祀区，在建造之前还清理了14层所有高于地面的遗迹；三座神庙分别使用了不同规格的泥砖，这看起来像是特别定制的，墙体厚约1米，墙壁内外的凹壁形装饰采用另外四种不同规格的泥砖砌成（图六，6）,外墙涂有白色石灰泥，主室的墙壁和地面皆涂有
11、紫红色颜料；12层一座三分式建筑的面积达225平方米，墙体接近1米厚，主室的墙面还涂抹白色石灰泥（图六，7）0此外，高拉遗址三分式建筑的朝向亦有变化，19、18、16层，建筑的长边为东西向，15层及以后，建筑朝向与两河流域南部一致，为东北-西南向。三分式建筑作为舶来的文化因素，其功能和地位是衡量当地文化与欧贝德文化关系的重要指标。据此，我们将北部欧贝德时期的建筑演变分为三个阶段。A阶段，19层至16层。民居建筑始终保持哈拉夫文化的特征。每层最多仅有一座东西向的作为神庙的三分式建筑。B阶段，15层。出现了与两河流域南部朝向一致的三分式民居。但该层的仓储建筑是在16层基础上扩建的，与之前阶段也有很
12、大联系。C阶段，1412层。三分式民居和神庙的格局、朝向、墙体装饰都与两河流域南部相同，工程投入也普遍较大。但12层仍有很多哈拉夫传统的民居。（三）墓葬高拉遗址有零散的墓葬，婴儿和儿童墓超过75%,成人墓不足25%0这些墓葬应属于性质特殊的居室葬，仅可管窥葬俗变化，遗址外应该还有公共墓地。这一时期的墓葬可以分为土坑墓、瓮棺葬和泥棺墓三类。土坑墓是哈拉夫文化的传统葬俗，直接将死者埋入墓坑，13层以后出现了用席子覆盖死者的做法;瓮棺葬在欧贝德文化中比较流行，一般用日用陶器或带盖陶器作为葬具，多用于埋葬婴儿和儿童；泥棺墓是欧贝德文化特有的葬俗，在墓坑四壁和底部抹砌2.5厘米厚的石灰泥形成泥棺。结合各
13、类墓葬的数量变化（表二），我们发现，哈拉夫传统的土坑墓在欧贝德时期一直延续，但18层以后，两河流域南部流行的瓮棺葬和泥棺墓相继出现，并在13、12层突然占据主导。表二高拉遗址各类墓葬数量位类型、探沟18层17层16晨15层14层13层12层土坑墓3328610129瓮棺葬32125102泥棺墓129说明:20、19层未发现未葬两河流域南北的葬式也有区别，哈拉夫文化墓葬采用侧身屈肢，而欧贝德文化的墓葬皆采用仰身直肢。在高拉遗址，当地侧身屈肢的习俗一直沿用，只有16、17层各有1例仰身直肢葬。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有变化。17层以前，随葬品延续了哈拉夫时期的特点，部分墓葬的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众多，
14、包括彩陶、石容器、印章，以及坠饰、串珠等饰品，另有部分则仅随葬一件彩陶。17层以后，随葬品相对平均，绝大多数墓葬中只出土一件彩陶，几乎不见石容器和装饰品。我们可将高拉遗址的葬俗变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A阶段：探沟。葬具、葬式、随葬品皆体现了哈拉夫文化的习俗。B阶段：18、17层。墓葬总体特征延续了哈拉夫传统，但开始出现少量瓮棺葬。C阶段：16层至14层。葬具、葬式与上阶段一致，但随葬品的差异减小。D阶段：13层至12层。土坑墓开始出现用席子遮盖死者的做法，且数量锐减。瓮棺葬数量激增，并出现了欧贝德文化特有的泥棺墓。但葬式仍是侧身屈肢,随葬品也与前阶段一样平均。（四）陶制品高拉遗址出土的陶制品中，
15、人像、动物像、纺轮基本继承了哈拉夫文化的传统，唯有弯钉形器来源于欧贝德文化。人像是哈拉夫文化的典型陶制品，全部由红褐陶制成，其功能或与巫术有关（图八，13）。这种陶制品在高拉遗址长期延续，直至13层彻底消失。图八高拉遗址出土陶制品13人像47.动物像810.纺轮11、12.弯钉形器（1、2出土于探沟.3、4出土于17层，5出土于15层，6、11、12出土于13层.7、9、IO出土于12层，8出土于16层）动物像延续了哈拉夫文化的特点（图八，4-7）,由红褐陶制成。13层之前出土的动物像数量很少，13层以后比较流行。高拉遗址的纺轮（图八，810）始终是采用当地技术烧制的，全部为红褐陶或淡黄陶。但
16、从其形制难以判断文化归属。弯钉形器是欧贝德文化典型的陶制品。钉头呈半球形，柄部弯曲（图八，11、12）o高拉遗址的弯钉形器首次出现于19层，13层之前为红褐陶，13、12层的此类器全部由绿陶制成，12层以后彻底消失。在两河流域南部，弯钉形器大多出土于神庙内，但高拉13层之前的情况却与之相反，全部出土于民居内，直到13层，弯钉形器的出土环境才与两河流域南部相一致。根据陶制品的变化情况，我们可将其为3个阶段。A阶段：探沟、20层。人像、动物像、纺轮等陶制品皆是采用当地技术烧制，造型上也继承了哈拉夫文化的传统。B阶段：19层至15层。哈拉夫文化的陶制品仍然延续。欧贝德文化特有的弯钉形器也开始出现，系
17、采用当地烧陶技术制作的。C阶段，13层至12层。哈拉夫文化的人像彻底消失，但当地风格的动物像大量出现；弯钉形器大量增加，均由绿陶制成；但纺轮和动物像仍是淡黄陶或红褐陶制成的。二、形成过程我们梳理了高拉遗址北部欧贝德时期陶器、建筑、墓葬和陶制品的历时性变化。考虑到在不同阶段，欧贝德文化因素分别以技术、成品、仿品等形式出现在两河流域北部，我们恐怕不宜简单地以这些外来因素与其文化本体的相似程度作为分期依据。在两河流域南北文化互动的背景下，也应考虑外来文化对当地文化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地居民又以何种态度面对外来文化，这样才有助于理解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按此思路，我们把高拉遗址北部欧贝德时期的遗存分
18、为三期(表三)。表三高拉遗址综合分期说明：表格不白处代表该层未发现此类遗存1期：探沟、20层。陶器、葬俗、陶制品都延续了哈拉夫文化的传统。但已有少量陶器采用了欧贝德文化的烧陶技术和施彩方式，可能是当地社群在与欧贝德人接触的过程中渐受熏染的结果。这一阶段，采用外来技术制作的陶器不足7%,说明此时技术借鉴并不普遍，应只是少数居民的偏好。技术方面的渗透没有影响当地的文化传统或社会结构。两河流域南北在哈拉夫文化晚期便相互接触，并借鉴技术，很可能是以贸易为契机。有学者指出，两河流域很早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贸易网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黑曜岩和扎格罗斯山区(ZagroSMountains)的木材等，都需要在两河
19、流域北部中转，最终运达两河流域南部。2期：19层至15层。民居建筑仍延续了哈拉夫传统。土坑墓和侧身屈肢葬也依然占据主导，虽然17、16层各有一例仰身直肢葬，但采用当地的土坑墓，应属于少数外来人口入乡随俗的做法。当地社会的主体构成应该未有明显改变。但陶器、建筑、墓葬的面貌都发生了剧变。首先，高拉遗址出现了欧贝德文化特有的三分式神庙，但其朝向和墙体厚度都与两河流域南部不同。两河流域南部神庙中常见的龟形壶和弯钉形器在高拉遗址中也未见于神庙，说明当地居民并不理解这些外来因素的使用方法。这些差异说明2期的神庙可能是由当地居民模仿建造的，他们选择的仅仅是建筑本身，对朝向、祭品的要求并不严格。神庙代表了敬神
20、宗教，这与哈拉夫文化以人像为载体的巫术传统截然不同。欧贝德文化的宗教体系强调通过祭祀仪式增强群体认同和社会团结，而哈拉夫文化的巫术系统是个人和家庭用于驱鬼辟邪的灵物崇拜。神庙出现后，人像依然存在，说明当地居民在引入神庙时，无意撼动自身的巫术传统。高拉16层出现了多次扩建、长期使用的大型仓储建筑，可能是用于存放庙产的公共建筑，其规模、储量都不同于哈拉夫时期以家户为单位的储存行为，这反映了神庙对当地的经济活动的改变。其次，哈拉夫彩陶几乎彻底消失，欧贝德彩陶大量流行。中子活化分析表明，新兴的欧贝德彩陶最初有部分是在两河流域南部制作的。由当地居民仿制的陶器在形制、装饰上也与之极其相似。17层以后，陶器
21、几乎都在本地制作，器形也开始呈现出两支文化融合、创生的态势，可能是当地人根据自身传统或需求进行了改良。这一阶段陶器的器形和装饰变化非常剧烈，但采用欧贝德文化技术烧制和施彩的陶器依然不多，说明技术方面的原因不是本阶段陶器风格改变的主要动力。还需注意，两种彩陶代表的生活方式明显不同。以碗为例，哈拉夫文化的平底碗装饰华丽、设计多样，口径多超过20厘米，而欧贝德文化的圜底碗装饰简练、款式单一，口径不足15厘米。二者的关系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同类器的相互替代，也许代表着使用方式、分配方式甚至象征意义的全面改变。另一个变化是墓葬中随葬品数量的平均化，这与当地传统明显不同。耶里姆1号丘（YarimTePel）和
22、阿尔帕契亚（ArPaChiyah）的哈拉夫文化墓葬通过随葬进口的黑曜石、青金石和海贝等“奢侈品”来彰显财富和地位。而这种情况从16层开始转变，每座墓仅随葬一件陶器。我们很难判断这一转变的原因，但此时欧贝德文化的神庙和彩陶已在当地出现，丧葬观念的改变可能属于相对滞后的连锁反应。随葬品的平均化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本阶段出现在两河流域北部的欧贝德彩陶，其一致的形制、近似的尺寸、简单的装饰或许也在传递着感官上的平等，经过长期的使用，“平等感”最终取代了哈拉夫文化的财富观。总之，2期的情况表明，新出现的欧贝德彩陶和神庙是当地居民引入和仿制的。陶器的替代过程绝非渐进的，而是迅速、彻底的，神庙的修建也不是一家一
23、户所能承担的，随葬品的平均化更是一种群体行为，可能存在某种社会力量在支持和推动这种改变。3期：14层至12层。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与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3、4期之际的变化同步，陶器和陶制品中也有更多是采用欧贝德文化的技术烧制的。此外，聚落内的墓葬中，瓮棺葬的比例增加，并开始出现欧贝德文化特有的泥棺墓，12层采用欧贝德文化葬具者甚至超过八成。这些变化足见两河流域南北的联系比上一阶段更为密切。三分式建筑的朝向、规模、格局，甚至墙体的厚度和装饰都与两河流域南部相同，而且这些建筑普遍享有较多的工程投入。13层修饰复杂的三座神庙自不必说，14层的石基和12层的石灰地面也是本地民居不具备的。可见所有欧贝
24、德文化的建筑在当地都颇受重视。最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夫文化人像彻底消失，标志着两河流域北部信仰传统的断裂。同时，欧贝德文化的祭祀方式得到发展。高拉13层出现了被三座神庙环绕的祭祀区，可见这种外来的祭祀活动在当地已形成很大规模。而且香炉和弯钉形器也出在神庙中，说明当地的祭祀活动更严格地遵照了两河流域南部的流程。祭祀的规范化也反映在高拉遗址的印章图案上。12层和IlA层出土的两件印纹块（图九，1、2）描绘了祭祀者手持祭品面向祭坛的场景。印章图案中的人物形象身材修长，四肢纤细，头部用斜线代表，躯干用倒三角代表（图九，13）,这种表达方式与欧贝德文化的人形陶塑（图九，5）极为形似，而与之形象不同的人物则在
25、搬运祭品（图九，4）,可能此时的宗教活动是由欧贝德人主持的，他们或许己经拥有支配当地居民的权力。图九高拉遗址印章图案与埃利都出土人形陶塑1.高拉12层2.高拉IIA层3.高拉13层4.高拉IIA层5.埃利都墓地本阶段两河流域南北的陶器、建筑、葬具，甚至在弯钉形器的烧制和使用上均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很多外来因素与当地的传统严重相悖，泥棺墓与土坑墓传统截然不同，面积较大的三分式民居与当地的家庭规模相矛盾，巫术传统被敬神宗教取代。当地居民在经历了2期的自主选择和良性融合后，没有理由强制自己照搬欧贝德人的生活方式。考虑到欧贝德人在宗教方面的主导地位，其它方面的变化很可能也与他们的到来有关。事实上，在2
26、期末尾就已有迹象反映了两河流域南部的欧贝德人来到当地。17、16层有各有一例两河流域南部特有的仰身直肢葬，15层与两河流域南部相同的三分式民居可能也是由欧贝德人修建并独立居住的。到了3期，欧贝德人控制并规范了当地的祭祀活动，此时的三分式民居可能也是他们建造和使用的，这些建筑普遍投入较多，足见欧贝德人控制劳力和资源的能力之强，甚至可能统治了两河流域北部。但此时，居址内少量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欧贝德人特有的仰身直肢葬，以他们的势力，很可能将死去的同胞集中葬在聚落外的某处墓地中，就像两河流域南部同期的埃利都墓地一样。因此，我们推测，欧贝德人在当地强行推广自身的宗教和葬俗，中断了2期文化融合的态势，3期
27、的陶器、建筑与两河流域南部的相似度明显提高，应该也与此有关。但这种行为或许也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隐患。高拉12层所有的三分式建筑皆毁于火灾，部分房屋的居住面上还发现了非正常死亡的尸骸，可见当地居民与欧贝德人的矛盾非常尖锐。高拉12层之后的阶段被称为北部乌鲁克时期。在高拉遗址IlA层至8层，陶器多为轮制素面陶，且多是采用当地技术烧制的淡黄和红褐胎；民居建筑仍以本地的格局和规模为主；葬式仍是侧身屈肢。这些证据说明此次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欧贝德人被迫退却，当地居民再次成为两河流域北部的主人。但同时，部分墓葬继续采用泥棺，神庙也得以保留，只是延续了北部欧贝德时期的规模、格局，未与两河流域南部的新变化同步。可
28、见，当地社会已将本地传统、欧贝德因素和新的进步融为一体，独立发展。三、社会影响我们以高拉遗址为中心，在分期框架下重构了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表面上看，欧贝德文化的陶器、建筑、墓葬在两河流域北部次第出现，逐步取代了哈拉夫文化，但实质上，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过程。在1期，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仍保持着哈拉夫传统，只是在与两河流域南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少数居民吸收了欧贝德文化的烧陶技术和施彩技法，这属于基于偏好的个人行为。在2期，欧贝德文化的彩陶、神庙以及与神庙相关的物品被当地社会引入，其流行速度之快可能是某种社会力量的推动所致，但烧陶和施彩技术以及祭品组合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可见当
29、地社会在外来因素不同方面的选择上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且从文化面貌的转变效果来看，除却陶器风格的变化相对彻底,建筑、葬俗、宗教方面的情况无不展现了两河流域南北文化因素共存、融合的可能性。3期的文化变迁可能是欧贝德人的入侵造成的，那些本可共存的迹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方面严格的“欧贝德化”，他们奉行同化政策，强势推行与当地传统相悖的祭祀方式和丧葬习俗，中断了以人像为载体的巫术传统，并对当地社会造成了更全面、更深刻的影响。不同阶段欧贝德文化因素出现的动因，及其代表的两河流域南北的关系皆不相同，这是以往研究未能注意到的。三个阶段的区别揭示了文明前夜文化互动方式，或者说走向文明的途径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
30、样性。如果站在两河流域北部居民的立场上，1期的变化属于个人选择，2期属于当地社会主导的群体行为，而3期则是被迫改变。两河流域北部在2期主动引进和模仿外来文化的行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传统的文化传播视角下，我们很容易忽视被改变一方的主观能动性。如果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视角下，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影响则显得意义非凡。首先，神庙的修筑和运转衍生出了社会管理手段。高拉13层的祭祀区在建筑过程中仍享有大量的工程投入，若没有一定的社会管理和资源调度作为支撑，是很难实现的。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三座神庙可能出自欧贝德人的手笔，但这种来自两河流域南部的管理理念似乎延续到了北部乌鲁克时期。11层以后的神庙仍保持1米以上的
31、墙体厚度，而同期民居的墙壁仅有3050厘米，用于建造神庙的泥砖也是定制的，与建造民居的泥砖并不通用。神庙对社会的管控也见于经济方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16层用于储存庙产的大型公共建筑，8层的情况与之类似，除神庙外，还发现一100多平米的多间仓储建筑，而此时，这两座公共建筑内集中出土的印章、印纹似乎说明神庙的经济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统一的供赋、贸易、储存和分配活动正在取代分散的个人交易，甚至可能出现了类似两河流域南部乌鲁克晚期的原始楔文中提到的“丹伽”(dam-gar),即神庙内负责统一采购的人员。对两河流域北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神庙在举行祭祀和施行管理的过程中，能够用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解释社会
32、关系的意义，并不断强化这种意义的合理性，这一过程实质上为苏美尔文明神权“从天而降”的观念绘构了蓝图。神庙的运转使得执掌祭祀事宜的群体可以借由神的名义表达诉求，通过“权由神授的观点，将自身诉求建构成社会共识。而且神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重新塑造了当地的社会关系。从2期开始，墓葬内的随葬品呈现平均化，这一转变可能与神庙代表的强调集体、强调社会的理念有关。到了3期，入侵的欧贝德人主导祭祀仪式,客观上强化了神权的地位，其影响在当地乌鲁克时期的墓葬中展现得更为清晰。高拉IIA层至8层，分布于神庙周围的墓葬继续采用泥棺，随葬品除普遍存在的个人装饰品外，还有石容器和代表管理的印章；相对远离神庙的多是土坑墓，只
33、随葬装饰品。可见神职人员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可能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权力阶层。此时的社会关系与哈拉夫时期不同，不再直接将财富等同于社会地位，而是依神权划分等级，财富只是特定阶层的附属品。综上所述，北部欧贝德文化无疑是两河流域北部文明的基石，无论当地居民在2期主动引进神庙，还是欧贝德人在3期规范祭祀行为，都推动着当地社会管理的进步和权力阶层的形成。北部欧贝德文化改变了哈拉夫文化流传下来的对财富、地位的认识，以神庙、神权为核心的等级体系至迟在乌鲁克时期已经形成。我们也可将这一变化理解成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指出的不平等演进的前两阶段，从以财富为核心的富与穷的不平等，演变至以权
34、力为核心的强与弱的不平等。由此看来，我们通过高拉遗址研究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形成过程，无论以精细的时间刻度区分互动方式，抑或从宏观的历史视角考察社会影响，实际上都是想弄清两河流域北部是如何走向文明的。通过分析，我们基本确认，两河流域北部的居民自始至终都是一支采用侧身屈肢葬的群体，他们烧制淡黄陶、红褐陶的技术也在相对封闭职业系统内得到了传承，但在文明前夜区域间频繁互动的背景下，任何人群都很难保证文化血统的绝对纯粹。正如我们在高拉遗址所见，1期时，个别居民采用了欧贝德文化的烧陶技术；2期，当地社会主动引入和仿制了欧贝德风格的彩陶和神庙建筑，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了取舍、改良、创造；3期,当地社会被迫接受了
35、欧贝德人对葬俗和宗教的规范。这些过程改变了当地的物质文化，陶器、建筑、葬俗的不同方面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摇摆或变动。透过庞杂的文化现象，我们看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调整。哈拉夫时期，财富决定地位，但在欧贝德彩陶和神庙所代表的平均化、社会化理念的影响下，这种关系逐渐瓦解；同时，神庙运转衍生出新的管理手段，掌管神庙的群体借此确立了资源优势、贸易特权，并通过仪式重申自己掌握神权的合理性，扭转了人们对财富、等级、权力的认识，最终发展出一套以权力大小决定等级高下的更加复杂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北部欧贝德时期的文化变迁，不仅是物质遗存的剧变，也是社会制度的转型和认知观念的更替，正是在北部欧贝德文化的基础
36、上，两河流域北部最终迈入了文明的门槛。附参考资料：浅析苏美尔文明探源欧贝德文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文明的崛起与兴衰如同星辰般闪烁，而其中苏美尔文明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令人惊叹。其中，欧贝德文化作为苏美尔文明的先驱，其演变与传承承载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深入探析欧贝德文化的形成和延续，将为我们解开苏美尔文明的起源之谜提供重要线索。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中，欧贝德文化的长久不衰成为一道独特的光芒,照亮了人类文明漫漫征程的前行路。历史背景与影响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千年左右，当时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城邦崛起，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文明成就。在这个悠久
37、的历史长河中，欧贝德文化作为苏美尔文明的先导阶段，为后来的文明奠定了基础。欧贝德文化的兴起主要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变革。河谷的肥沃土地为农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阶段逐渐过渡到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这一转变推动了城市的兴起，也催生了各种文化现象。欧贝德文化的影响在苏美尔文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它为日后苏美尔城邦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和政治基础。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建造寺庙、宫殿等宗教和行政建筑，形成了城市化的趋势。其次，欧贝德文化在农业、手工业、贸易等方面的进步，为后来苏美尔文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它对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经济逐渐繁荣
38、起来。最后，欧贝德文化的文字系统，奠定了苏美尔人后来发展成熟的楔形文字，成为苏美尔文明书写系统的基石。尽管欧贝德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被后来的文化所淹没，但它对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持久的。其创新性的思想和技术成就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使得苏美尔文明能够在发展中保持长盛不衰。这段历史背景下欧贝德文化的崛起和发展，为苏美尔文明的辉煌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世界文明的进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欧贝德文化的演变欧贝德文化是苏美尔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过程凸显了苏美尔人民对宗教、艺术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追求和实践。欧贝德文化始于苏美尔早期时期，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4000年之间，它的发展
39、承载了苏美尔人民逐步形成高度文明社会的历程。在早期，欧贝德文化主要体现在对神秘宗教信仰的崇拜上。人们开始在欧贝德地区建造神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乌鲁克的恩利尔神庙。这些神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成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象征。欧贝德文化初期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对天神、地神等自然力量的崇拜，为后来苏美尔宗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复杂化，欧贝德文化也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吉尔伽美什史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它反映了古代苏美尔人对生命、死亡、人性等重大命题的思考。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学的追求，也通过叙述古老的传说传递了苏美尔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欧贝德地区，人们逐渐发展出精湛的
40、艺术技能，以陶器、雕塑等形式表达他们对宗教和生活的理解。特别是以琴和竖琴为代表的乐器，成为苏美尔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音乐元素。音乐和舞蹈在宗教仪式和社交场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欧贝德文化增色不少。欧贝德文化的演变还体现在城市规模和建筑工程上。苏美尔最早的城市乌鲁克，就是欧贝德文化时期典型的代表。城市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欧贝德地区的城市建设在当时堪称宏伟。随着时间的推移，欧贝德文化逐渐走向衰落。一方面，自然灾害和战争的频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市逐渐没落，另一方面，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也导致土地沙漠化。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欧贝德文化的式微。尽管欧贝德文化在苏美尔文明中逐渐衰退，但其对后来文明的影响却长久不衰。欧贝德文化的宗教、艺术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元素在苏美尔后期和其他古代文明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通过古代文献、艺术品和考古发现，为后来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启示。文化传承的长久不衰欧贝德文化作为苏美尔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长久的历史中展现了强大的文化传承力量，这种传承之所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