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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中的战地记者全面抗战八年中，有那么一批人，都很年轻，他们跟随国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奔赴抗敌前线，出生入死，义无反顾。当时的中国，干百万人时时刻刻期盼着得到他们的胜利报告，可过后却忘记了他们的曾经存在。我们走访过国内许多地方的抗战纪念馆，比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里面展示着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大众奋起支持抗战的内容，提到了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等等，既有文字，又有图片，丰富多彩。却寻不到我上面提到的那一批年轻人对伟大抗战的贡献，只字全无。那一批年轻人，就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前线的战地新闻记者们。我的一个堂姐夫，全面抗战初期便是这批战地记者中的一个，他叫范长江。二伯父沈钧儒的幼女沈谱，是我的堂姐。我在南京
2、出生，父亲给我起名宁。堂姐沈谱，1940年12月10日在重庆良庄结婚，于是范长江便成了我的堂姐夫。全面抗战之后，内战之前，中共在南京设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新闻发言人是姐夫。那几年，我的父亲是上海三大报之一新闻报驻南京记者站主任，专门报道要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姐夫经常会见父亲，介绍中共对时事的看法和政策，然后由父亲作为新闻报道,发布在上海新闻报上，传播给大众。父亲告诉我，通常都是他开了报馆的车，到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姐夫等在那里，坐上车，找个餐厅或咖啡馆谈话。50年代中期，我家搬到北京，到沈钧儒府上给二伯父祝寿，见到姐夫，我还听他叫父亲苏叔叔（父亲名苏儒）。父亲说，当年在南京，姐夫就是那么称
3、呼他。姐夫离开南京中共代表团之后，梅益先生接替他的职务，继续保持跟父亲的工作关系。听父亲说，梅益先生曾带父亲进过中共代表团驻地几次，并会见过周恩来，而且颇得周的好感，甚至曾有吸收父亲加入中共的意图。可父亲当时缺乏政治头脑，只想做无冕皇帝，没有理会人家的好意，此事也就作罢。但梅益先生去世之前，数十年来一直跟父亲保持着联系，并在好几次政治运动中为父亲写材料，证明父亲曾为中共革命做出过贡献。姐夫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积极投身革命运动。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姐夫只有十八岁，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学兵营。后来学兵营编入二十军第三教导团第三营，姐夫任第三排九班班长，
4、在贺龙军长率领下，参加南昌起义。潮州一役，第三教导团战败，撤退中部队失散，姐夫只身流落汕头，贫病交迫，沦为乞丐，险被收尸人活埋。姐夫决定重回学校读书，另谋生路，于是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姐夫离开中央政治学校北上，1932年9月入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投身救亡运动,曾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933年起，姐夫为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多家报纸撰稿，鼓动民众抗日意志，开始新闻事业。两年之后，1935年，姐夫二十六岁，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奔赴大西北，历时十个月，行程近万里，将所见所闻写成系列通讯，在大公报连载，首次报道中共实况，轰动全国，一举成名。后来又因报道西安事变，北上延安，被毛泽东接见。姐夫的这
5、些事迹，在国内有广泛宣传。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对日抗战全面爆发，姐夫和一伙新闻同志奔赴华北，采写大量战地通讯，揭露日寇罪行，呼吁民众抵抗，鼓舞军民士气。这些业绩，在国内似乎很少受到重视，鲜为人知。姐夫的长子范苏苏花费心血，收集资料，补编重版姐夫和他的同志们当年的战地通讯集卢沟桥到漳河一书，虽获出版，却不被媒体和学界重视。这本卢沟桥到漳河，列入“抗战中的中国”丛书，最初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8年3月出版，收集了包括姐夫等六名战地记者的十篇战地通讯，写作发表日期从1937年7月23日到同年10月28日，正是日军侵略华北地区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读到这样的通讯，会怎样感觉。我自己是每
6、读一遍，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为的是在卢沟桥前线视死如归的国军官兵们，为的是同样在卢沟桥前线视死如归的战地记者和我的姐夫，为的是那些牺牲和未牺牲的国军官兵和战地记者们竟被冷漠地遗忘。但是，卢沟桥事变后头一个赶到前线的战地记者，并不是姐夫，而是另一个用小方为名发布战地通讯的记者。7月7日战事爆发，小方于7月10日便到达现场，开始发送前线战况。同月28日，他与姐夫及另一战地记者陆诒在卢沟桥前线相遇。小方原名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生于北平。直到最近，外甥范苏苏告诉我，原来方大曾还是我们的一个亲戚。二伯父沈钧儒青年时期考中秀才，被苏州名士张廷嚷聘为西席，后又将爱女张象征许配他为妻。二伯母有个大哥名张
7、象奎，字宝书，其子张孝通是二伯夫妇的外甥，也就是姐姐沈谱的表兄。而张孝通夫人方淑敏的二弟就是方大曾。也就是说，方大曾是堂姐沈谱夫妇的表兄弟。不过当年与他一起在前线采访报道，以及小方牺牲后写文章纪念他的时候，姐夫却没有想到他会因为结婚而与小方成为亲戚。方大曾从摄影开始进入记者行业，抗战爆发后经姐夫介绍，为大公报写战地通讯。南口战事吃紧，姐夫和方大曾在大同时，旅社无食物提供，他们经常在墙边防空洞写通讯稿。听说保定吃紧，卫立煌部布置在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与日军激战。方大曾带足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匆匆赶往前线。行前，姐夫对他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
8、你。”之后，姐夫果然收到小方几篇很出色的通讯，9月17日从娘子关出雁门关，9月25日血战居庸关，9月30日平汉北段的变化，那时方大曾是平汉前方唯一的战地记者。据跟他一起在前线采访过的陆诒回忆，方大曾给一个十六岁小战士拍照片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别人招呼他赶紧躲避，他拍拍胸前的照相机，笑说：“今天收获不小。”保定失守之后，姐夫失去了与方大曾的联络，汇款也不知寄往何处。联系方大曾的亲戚，得到的答复是，小方退至蠡县后曾发一信说:“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之后石家庄陷落、太原失守，方大曾的消息便一点也打听不到了。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后来证实，方大曾在华北前线牺牲。他的许多战地照
9、片，由其妹保存，最后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而在抗战时期的战地记者心中，永远保留着小方这样的身影：年少，英俊，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衬衫和黄短裤，足蹬跑鞋，挎一架照相机，显得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姐夫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战地记者生涯中，最为著名的一件事，是不顾安危亲赴台儿庄，采访报道大战和胜利。到了现在，台儿庄大捷已经家喻户晓，但姐夫的这段经历，却仍旧很少人了解。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后，前后有数十名记者到达前线采访，其中包括大公报的姐夫、新华日报的陆诒、星光日报的赵家欣，以及中央社特派员曹聚仁夫妇等。还有一些外国媒体也派出记者，如苏联塔斯社、美国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新加坡星洲日报等。4月4日
10、，姐夫和陆诒一起抵达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次日会见李宗仁将军。李将军握住姐夫的手说：“你是名记者，你的报道鼓舞我们的士气，增加我们的决心，我代表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感谢你们。”然后李将军讲述了台儿庄几日战况，防线正面的孙连仲部伤亡惨重。忽然李将军话题一转：日本整个对华作战计划，有一个根本假定作基础，就是中国必降。他们没有预料万一中国不屈膝，该怎样办？所以他们计划布置兵力，制定作战方案，都依据速战速决的原则。现在我们不但不屈服，而且决心坚持抗战到底，不胜不停，这一下日本手忙脚乱了。日本的政略可以说完全失败，战略也自然失去根据。所以我们自今天以后，处处强硬，每时每地都成为日本意外的困难，不管每一战斗的结
11、果怎样，原则上都是日本失败了。我们已经搞乱了日本，我们还怕他们什么！听了李将军这些话，姐夫很激动，在他的通讯李宗仁纵谈抗战前途中写道：“转危为安者，实由于李宗仁先生之坚定与从容。”由于在台儿庄的相处，也由于姐夫的报道，姐夫和李宗仁将军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60年代李宗仁将军返回大陆之后，专门找到姐夫叙旧，李将军还赠送姐夫一把小手枪作为纪念。外甥苏苏回忆,他记得曾经在家里办公桌抽屉里见过这把小手枪，问姐夫哪里来的，姐夫答是李宗仁将军送的。“文革”发生，姐夫便把这支手枪上交了。4月6日，台儿庄国军拂晓发起总攻，姐夫和陆诒等战地记者抵达前线司令部，采访孙连仲将军。战斗到下午两三点钟，仍没有消息，孙
12、将军请记者们休息一阵。姐夫坚持不睡，独自一人跟随孙将军，寸步不离。结果姐夫最早获得国军反攻大获全胜的消息，立刻发回报馆，大公报得以抢先发出号外，轰动天下。姐夫后来还曾总结：“台儿庄大战胜利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新的胜利的信念，即我们只要采取主动的、机动的、攻击的、协同的作战方针，坚持运动战为主和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的战术原则，我们就能够保证今后战争的胜利。”抗战时期，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人在前线，也没有电话和电报，姐夫如何能在第一时间，传送台儿庄大捷的通讯呢？原来他是经常借用各战场司令部的军用电话。战役进行之中，分秒必争，各司令部怎么可能允许姐夫借电话呢？原来，为了能够随时有机会借用军
13、用电话，姐夫用了很多心思，同各战区指挥官建立融洽的个人关系，比如凡有军官升职授衔，姐夫都会打电报或电话表示祝贺，所以很多国军指挥官都直接认识姐夫。1937年8月，日军进攻南口，姐夫前往采访，用相当篇幅介绍司令官汤恩伯将军如何指挥战役，面对劲敌，日夜操劳，不思饮食，半月无眠，瘦得皮包骨，坚持不下火线。对于这篇报道，汤恩伯将军非常感激。姐夫领导在武汉召开“青记”全国代表大会时，汤恩伯派人给姐夫送来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姐夫说，如果钱是送给我个人，我不能接收。如实报道前线战况，是一个战地记者的职责，我只是做了自己的本份工作。日军进犯察哈尔的时候，省主席刘汝明中将望风而逃。姐夫经过实地采访之后发表通讯，愤
14、怒斥责刘汝明的不抵抗态度。刘汝明非常恼怒，却又无奈，派人带了大笔金钱拜会姐夫，请求笔下留情，为刘汝明写几句好话。姐夫严厉表示：钱不收，文不改。作为战地记者，当有职业道德，笔下只记亲历亲见亲闻，不容欺瞒编造。他让来使转告刘汝明，如果哪天刘汝明英勇无畏，他也会如实报道，赞扬刘将军的功绩。去西北采访时，姐夫到青海采访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芳是个大老粗，非常看不起文化人，完全不理会姐夫。于是姐夫仔细留心，寻找机会跟马步芳接触。有一次他听说马步芳要去城外打猎，便借了猎枪和马匹，跟着马步芳的随从们一起出城。也是运气，姐夫打中了一头猎物，马步芳见了很赞赏，问他是谁。认识之后，姐夫陪着马步芳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15、天南海北地说笑，逐步赢得马步芳的信任。聊天之中，似乎不经意间问些问题，听到马步芳的回答，一只手拿铅笔头，在裤袋里默写，偷偷记录。后来两人混熟了，能够一起打麻将，便有机会谈论更多青海局势，姐夫因此对西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出于对姐夫的信任和了解，只要姐夫到了前线，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便会守候在电话机前，即使深夜也常不睡觉。姐夫随时得到战况，一旦获得借用军用电话的机会，就马上打电话给王芸生，口述自己的通讯报道，王芸生便逐字逐句记录下来，随即发稿。台儿庄战役结束之后，日军不甘失败，纠集兵力进攻徐州。国军刚刚结束台儿庄苦战，未及休整，决定保存实力，突围撤退。当时在前线还有三十多个战地记者，跟部队吃住在一
16、起。战区主管记者的参谋杨德华牵来两匹马，找到姐夫和陆诒二人，要他们骑上马，由他领路，赶紧撤退。姐夫问：我们骑马，你怎么办？杨参谋说：我徒步跟着你们的马走。姐夫又说：战局紧张，你是参谋，随时要用战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骑走？再说，我们一起来的有三十多个记者，别人都还留在这里，我怎么能独自骑马撤退？就这样，姐夫婉言拒绝了杨参谋的好意，跟其他记者分别随军突围。出色的报道赢得响亮的文名，与战地记者同甘共苦，使姐夫获得同行们的敬重，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成立，姐夫当选为总干事会干事。组织“青记”是周恩来同年7月到上海，布置给夏衍和胡愈之的任务，用来对国统区新闻界进行统战工作。而筹备会则决定由姐夫负责领导青记的成立和组织工作，当时姐夫还不是共产党员。1938年青记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邵力子、郭沫若等都出席。周恩来对姐夫的战地通讯早有所知，他曾写信给姐夫说：“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2000年，国务院宣布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日子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组织“青记”一年之后，姐夫离开大公报。1939年5月，姐夫参加中共，1941年4月“青记”被查封。1942年，姐夫进入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转为领导党的新闻工作和文化宣传事业，那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