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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的知识学反思TheIntellectualReflectionofMethodologyFeverzzinthe1980s作者：孟新东作者简介：孟新东（1972-），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础文艺理论和明清文论。原文出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京）2018年第2017秋期第176-183页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研究方法的跨界历险，文艺学美学领域的方法借鉴经历了从“老三论”“新三论”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转变过程。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80年代高涨的科学主义精神的策动、文学研究者们独立学
2、术意识的自觉以及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艰难探寻，促成了“方法论热”的勃然而兴。而从自然科学方法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路径转移，则体现出文学研究者争取学术话语权的一种策略上的选择。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8年05期关键词：方法论热/知识生产/学术话语权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项目编号：14JJD750002）、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培育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史上,20世纪80年代可谓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节点,倘论及发生于此时期的文学话题和理论热点,方法论热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论事
3、件。这一事件之所以受世人瞩目，在热潮消退之后还屡屡被提起，不仅在于其发动的特殊时间节点、持续之久、参与范围之广、话题热度之高,更重要的还是这场方法的跨界历险打破了尘封已久的学术坚冰，翻开了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崭新一页。曾有学者如此评价这场学术事件的意义：它不仅深层地形塑着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的文化生态,且在相当程度上孕育、规约着其后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可能态势及走向；更关键的是，它深刻地激荡、解放、改变、拓展着拨乱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心灵、身份认同以及精神、观念、思维、视野等口。笔者以为，这样的褒举或许并不为过。站在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方法论热”的确不仅仅属于80年代，它的影响所及早已超越了那个特定
4、的时代而延伸至今天。本文尝试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反思30多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学术风潮，旨在观照科学在进出文学研究之际是如何参与并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的。-方法论热”的出场与退潮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的发动起于哲学领域，因此哲学界是此次方法论飓风的策源地。翻检1980年的期刊可见，该年度哲学领域的方法论探讨已呈明朗之势。如哲学研究杂志1980年第1期的本刊评论员”文章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以数学和系统科学为例说明了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大力呼吁从事哲学、逻辑学、科学史、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研究工作的同志都来关心科学方法论。继之，哲学研究刊物围绕着“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
5、论）展开专题讨论，集中探讨这些新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同年7月，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出版，对哲学领域的方法论探究形成助推之势。由上述专题讨论所引领，有关方法论的研讨在19811982年渐成热潮，并迅速向其他社科、人文领域滋生蔓延。自然科学方法在文艺学美学领域的登场几乎与哲学领域同步,最初被借鉴的主要是数学方法和系统论方法。徐中玉先生1980年发表了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一文，认为苏轼继承并发展了庄子“以数论艺”的观念，提出了美可以数取，创作不能求精于数外”之说。这种难得的美学识见启示我们“必须放宽眼界，看到各种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进一步
6、打开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奥秘”2。张世君则是最早尝试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的先锋，其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的论文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的圆心结构和描写的多层次对照，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系统论的研究。此后，以系统论方法阐释文艺现象的成果渐次增多，如张世君的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系统、曾永成的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等均呈现出一种渐趋自觉的方法论变革意识。自1983年起，打破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以方法革新创新文学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方法论探讨进入了迅速升温期。随着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论文学艺术的魅力、黄海澄的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功利性、刘再复的论人物性
7、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等一批研究力作的问世，文学领域中的方法论探讨已呈井喷之势。19851986年，是方法论探究的爆发之年，人们将1985年直称为“方法年。两年中，有关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数量激增，除大量的单篇论文外，仅相关的讨论集和带有研究性的著作就出版了7部，理论界也在1985这一年举办了三次文艺学方法论专题研讨会，其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运用新方法拓展文学研究、更新文学观念。学界对科学方法的探讨也从“老三论扩展到“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诸种方法竞相登场、同台竞技，文艺学美学领域呈现出一派言必称方法的态势。有学者如此描述当年的热潮：议题如此集中，
8、气氛如此热烈，态度如此认真，行文如此坦然,真可说是理论界自新中国成立30年来所未见。”(P370)此言真实不虚。学界运用老三论”方法开展文艺学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老三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5070年代在我国即有译介。此次的方法论热，将老三论”方法全面运用于作品分析和对文艺学、美学问题的探讨，其中尤以对系统论的应用最为充分。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数林兴宅的阿Q性格系统研究、对艺术魅力来源的探讨和肖君和等人对文艺活动的系统分析。1984年初，林兴宅以一篇论阿Q性格系统的论文奏响了方法论的最强音，此文被认为是纯熟运用了系统论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篇力作4(P257).文中，林兴
9、宅努力打破过去阿Q性格研究中单一化、静态的思路，而代之以有机整体的观念动态的原则普遍联系的复杂综合的方法。在林兴宅看来，首先，阿Q的性格是一个由若干矛盾着的性格元素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体现出两重人格、退回内心、丧失自由意志三方面的特征，其实质即是奴隶性格，这构成了阿Q性格的自然质。其次，阿Q性格在接受过程中，随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具有了三种不同的功能质，即作为旧中国失败主义的象征、国民劣根性的象征和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象征。这些功能质使阿Q性格获得超越阶级、时代和民族的界限的普泛性”，从而揭示出阿Q典型不是静止的、固定的封闭系统。再次，把阿Q性格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来考察，观照
10、其多维的系统质：”乡村流浪雇农的写照专制主义的产物轻度精神病患者的肖像庄子哲学的寄植者”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异化的典型。4上述自然质、功能质、系统质分别从不同方面规定了阿Q的性格，共同组成了对阿Q性格的系统认识。林氏对阿Q性格的系统考察，确实是人物性格研究的一次新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典型人物复杂性的深层原因和魅力所在。稍后于对“老三论”方法的普遍征用，新三论方法又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再添新彩。新三论”为学界带来了另一些新观念与新术语，一时间，像耗散结构论的“负嫡、协同论的“平衡态、突变论的确定性随机性等，成为不少文学研究者的新宠。爬梳此一时期“新三论方法影响下的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如丁宁的耗散
11、结构和艺术创新论审美趣味自组织的协同性、姚文放的耗散结构与美的逻辑行程、德万的突变理论与人物塑造、朱大可的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等。对于“新三论”给文艺学带来的观念上的新变化，有学者这样总结：文艺学从耗散结构中获益最大的是对于开放以及动态发展观念的强调，从协同论中吸收的主要思想是各种彼此对立的要素之间协同作用，共同发展从突变论中吸收的主要思想资源是对复杂性的确认。5此说可谓抓住了新三论影响文艺学研究之大要。这些观念打破了过去文艺学美学在孤立、封闭、静止状态下捕捉本质、寻求底蕴的研究模式，而代之以彼此联系的、动态发展的、历史化、多维化的研究思路，对新时期文艺学美学观念的转变与更新颇具开拓之功。除
12、对上述新老三论方法的大力借鉴之外，其他如模糊数学、测不准原理、统计学等方法也被引入文艺学研究中，并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如陈胜民的模糊思维在艺术中的表现、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金德万的统计学与文学风格的辨析等。从上述成果的梳理和罗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方法论热潮中的文艺学者们那高涨的探索热情以及对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方法的高度自信。这份自信于其时之人而言，并非什么作秀之举，而是真诚不欺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关注彼时引领风潮的那些先锋者的同时，尚有一种与时风相逆的执拗的低音”也颇值得我们注目。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回首那段历史时，不免会对那些不合流俗的声音投以更真诚的敬
13、意。其时学者们对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无必要引进，二是如何运用这些新方法。就前者而言，有学者提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属不同的领域，性质、研究对象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应各自有别，盲目地不加选择地借鉴，必然会带来对文学的伤害。在1985年4月召开的扬州会议上,刘小枫提出：在文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在西方是属于末流的东西人生的问题不能靠自然科学来解决，汉姆莱特的活着还是不活的问题，是任何计算机也回答不了的。现在急于向自然科学引进汲取实际上是一种饥不择食的现象。6鲁枢元也在艺术精灵与科学方法一文中指出，文艺是体验与直觉、情绪的领域，在用科学方法这柄冷峻无情的解
14、剖刀弄明白艺术机体的某些构造和组合的同时，也常常会夺取了机体的生命，它得到的只是艺术的躯壳，失去了艺术的精灵”刀。有的学者甚至几近愤怒地呼吁不能把刚刚从政治学中解放出来的文艺学匆匆卖给自然科学。在如何运用新方法的问题上,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警惕和防止对新方法的生吞活剥和生搬硬套，避免出现为方法而方法的强制阐释的倾向，这方面处理不当容易造成本末倒置。南帆对方法借用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这样的批评：夹生地援引各种陌生概念但却无力准确地概括、涵盖文学现象，而是更多的将生动的文学现象费力地强行纳入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一旦文学批评仅仅僵硬地以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梳理文学现象，那么，文学的一些独特性质恰恰可能从
15、概念与概念之间疏漏而去。8这些批评意见或开门见山地直接反对向自然科学借鉴方法，或委婉曲折地警告方法的借鉴应遵循灵活适用的原则，注意寻求方法与对象的契合点，但归根结底来看，这些持异见者还是充分关注到了文学与审美自身的特殊性，看到了这个领域所承载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个体的独特感受和经验世界”是自然科学方法所难以切入的。或者说，他们对文艺的独特性有着更清醒更理性的认识，因而对它的坚守和捍卫也就更为决绝。1986年后，以老三论新三论”为代表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热潮迅速降温，方法论的探讨开始了向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方法的异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方法纷
16、至沓来，文艺学领域中的方法论热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纵览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学术史，从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到西方社科、人文方法的走红，方法论的探讨可谓贯穿了此一时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始终，它确实构成了80年代中国文论论坛的一道极为壮美的景观。二方法论热发生的历史契机方法论热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它的历史性出场是否是文学理论发展逻辑的偶然性外溢?一场持续数年的文论风潮，毋庸置疑会有其发生的诸多契机，这股今日看来颇有些匪夷所思的文论风潮，在昔日登场时却是极为严肃的，它的出现是多种条件和因素促动的结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没有20世纪80年代高涨的科学主义精神的策动，没有文学研究者们学
17、术独立意识的自觉，没有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艰难探寻，方法论热就不会作为80年代中国文论的标志性事件而出现。新时期的开始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起点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下，文艺理论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运动。对以往政治功利化的文艺观的清算是这场肃清运动的重要议题，学术界围绕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新时期之前，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从属服务的畸形状态中，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处理该问题的官方意识和主导性思想。政治对文艺的僭越既扼杀了文艺的生命，也造成了文艺研究维度的单一化。长期以来，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甚至是政治斗争的衍生战场，图解政治乃至一时的
18、政策成为文艺理论的唯一价值目标。因此，新时期文艺学领域中的思想解放首先就是对政治绑架文艺的畸形关系的解放。自1979年起，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在文艺领域陆续展开，这场学术上的争论因其讨论问题的特殊性最终也得到了官方意志的权威表态。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祝词”以及之后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重申了文艺和政治的新型关系，这一表态从根本上终结了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时代，为文学艺术松绑解缚，也为文艺工作者打开了精神上的枷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文艺理论界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去探寻文艺研究的多元方法，试图对文学做出多维化阐释，方法论也因此才
19、得以正式出场。80年代“方法论热”的勃兴，无疑是刚刚跳出政治樊笼的文学研究尝试迈出的第一步，是其展翅高飞前的舒展筋骨、疏通脉络，但这略显拘谨的薄冰试步，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近40年文艺研究的方向，表达着压抑许久的文学自主性的诉求。撇开“文革”时期的政治功利化文论不说，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时就会发现，在启蒙和革命交相变奏大起大落的社会语境中，文学时而为启蒙开路，时而为革命呐喊，时而又为阶级斗争鼓与呼，文学研究的自主性从来就未曾张扬过，理论家的咽喉始终被扼在他人手中。新时期伊始，随着政治对文学的松绑与解缚，理论家们重获自由，抛却了重重的历史重负，他们热切渴望着回归文学自身，去自主性
20、地开展研究与对话，其时他们急需的是能真正深入文学的新方法。新时期理论家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胆探索与多方借鉴，以及由此引起的方法论热，无疑正是这一急切心情的折射。事实上，当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退潮之后，人们在反思那段历史时，对其肯定最多的还是那场飓风般的运动为当时沉闷僵化、“一言堂”式的文论论坛所带来的破冰之功。方法论热在打破新时期前僵硬的文学观念和单一化的研究模式方面，确实功莫大焉。如果我们从上述客观效果来反观那场理论热潮的发生契机，毋宁说方法论热”的发动也正是文艺学者们对之前文学研究领域大一统的庸俗社会学方法的有意反拨。就在讨论最为火爆的1985年，刘再复谈及方兴未艾的方法论热”给文学研究
21、带来的新变时说：由一到多，即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这样,就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线性因果关系的思维。9刘再复所提及的单T4、机械整体观、境性思维等，正是新时期前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文学研究所惯用的社会学方法的主要特点。这种方法关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把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思想倾向的进步性作为阐释和评价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在凸显文学政治维度的同时，势必会遮蔽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导致研究的简
22、单与片面化。80年代初的方法论热正是伴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想的清算，所展开的一场对霸道的、反文学的庸俗社会学的反拨运动。针对文艺学研究中的多年痼疾，方法论热”引入的方法就像是一剂虎狼药，这些方法联合起来造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一起对庸俗社会学方法进行置换，给予致命一击，比起以往的批判和其他的医治药方更为有效10。确如杜书瀛所言，从实际效果来看，方法论热的确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达到了全面置换乃至于消解庸俗社会学的预期目标。三科学话语与文学理论自主性的确立或许今天的学者会心存疑问,为什么是与文学相距遥远的自然科学率先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成为他们拓宽研究思路的首选?这恐怕还要从新时期科学主义的高
23、扬以及科学话语合法性的确立说起。20世纪70年代末，自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股以高科技为标志的浪潮带来了技术领域的深刻变化,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了，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高科技对本国经济的发展和未来的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影响极为深远。因此，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崛起，触动着每个国家的神经。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春天的中国，也敏锐地感受到这股时代气息。当抚慰着“文革”伤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文革十年正是世界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十年，许多国家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谈到中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邓小平曾说：同发达国家
24、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11(P86)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和满目疮痍的现实，中国人由衷地渴望尽快融入到这股世界科技浪潮中去，他们对现代科技的痴迷和热情恐怕都是史无前例的。在80年代初期的学术话语中，科学科技成为最热的关键词。除上述民间形成的科技热潮外，科学更是以强势的官方话语姿态确立起其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地位。新时期伊始，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1977年8月，刚复职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我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与教育着手”的观点。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高度，全面阐述了新时期科技发
25、展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把科学技术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经由上述的追溯可见，在现实的迫切需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共同作用下，在民间的高热情和官方的积极引导合力助推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鼓荡着炽热的科学主义之风。科学”以其高昂的姿态和舍我其谁的气势确立了其在文化学术中的合法性地位。当科学成为显赫的时代性话语和价值诉求时，文学研究又如何能免于飓风的裹挟而不陷入其中呢?从老三论新三论”的方法论移植热与科学主义热潮发生的同期性来看，“方法论热首先向自然科学寻求突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研究方法向自然科学的聚焦，也体现出新时期理论家们寻求文学研究
26、和文学理论科学性的自觉努力。伴随着思想解放的热潮，理论学人们的独立的学术意识正在迅速觉醒。对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探求和当时文艺界接连展开的诸如形象思维、文学审美属性的大讨论一样，也是文学研究回归自身的一种探索与尝试。至于首先从自然科学借鉴方法，也可视为文学研究者追求文学理论知识科学性、客观性的一种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却因方法与对象的无法互契而走向了科学性的反面。刚刚告别以摇摆不定的政治风向来评价文学的时代，理论界渴望寻求一个稳定可靠具有客观性的文艺评判标准。就稳定可靠之程度而言，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和自然科学相比，其精确、客观性是彼时学者们最为看重的。选择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介
27、入文学，是缘于他们相信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适性，其潜在的理论企图是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根基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改造现行人文社会科学12(P99),希望借此来保证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化。固然，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探求科学性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极其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也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证和精准，那些依靠“老三论新三论”做出的文学阐释并未真正达到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高度，但文学研究者们的这一积极的理论诉求却是无法抹杀的，它传达出新时期学人对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的朦胧感悟，埋下了中国当代文论科学性建构的根芽。考察80年代方法论热的演进轨迹，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
28、注。此次方法的借鉴从自然科学发端，经过了对老三论新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的大量尝试，最终走向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为何方法论热”呈现出这样一种推进理路?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自然科学方法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让渡?笔者认为，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考察上述方法论的演进路径，或许不失为一种具有合理性的解释。依照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文学自身构成一个独特的场域，这个场域有其相对自主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但新时期伊始，文艺研究者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理论屈从和依附，刚刚获得了对政治的解缚，此时文学场域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还尚未凸显，文学研究者的主要任务还是彻底打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观念，改变屈从于政
29、治话语和庸俗社会学的惯性思维，向场域外积极争取自主权，以获得独立的学术话语权。此为新时期初整个文学领域的核心诉求，审美文论热潮即为表达上述诉求的一种话语方式，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热同样也不例外。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场域中占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占位选择或保守或继承或起而颠覆等不同的斗争策略。策略的选择彰显的正是权力斗争中行动者的地位及其拥有的资本状况。就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来看，文学理论界这场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必须要借助一定的中介力量方可顺利开展。当科学在新时期得到了国家意志的授权，率先获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客观中立进步”等价值取向的代名词时，向科学的积极靠拢便不失为文学研究者争取话语权的
30、一条途径。此一时期，不少曾被纳入禁区的文学问题得以公开讨论，就是借助“科学”的名义来展开的，如现代派人道主义等。有人用量子力学中的粒子运动的难以确定性即测不准性来分析现代派文学形象朦胧的难以确定性和飘忽性效果。鲁枢元则用一系列科学推理解决了非理性的身份问题。口引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学研究向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让自然科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论话语方式，毋宁说是新时期急于掌握文学话语权的研究者们的一种迂回的策略。新方法论的言说者，正是通过向取得合法性的科学的靠拢，保障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并迅速获得了文学的话语权的。事实上自80年代初开始，西方的人文研究方法就陆续译介到中国。梳理19811985年的文艺理论
31、研究等期刊可见，此时期象征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英美新批评、复调理论、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均已登陆中国的文论论坛。为什么方法论的探究未直接进入西方人文方法，而是首先从自然科学方法切入，除上述原因外，或许还有另外一层策略上的考虑。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早春，乍暖还寒，改革开放的国策也才确立不久，此时对夕M昔鉴和引入的步子必定还是小心翼翼地，这种状况不仅是在文论领域，其他领域亦然。黄海澄曾谈到他在1980年始探系统论美学时的情形：在当时，这样的东西是难免遭到非议的。有的人以为这是从西方贩卖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有的人认为这是赶时髦,应景而生，时过而灭，何足一顾!
32、”14(PI)这段话真实地道出了方法论讨论发起时那些弄潮者心中存在的顾虑，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正像恩格斯当年称赞哈克奈斯选择现实主义表现出一种“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一样，80年代初那些方法论的“始作俑者”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勇气。而选择从超政治的自然科学方法入手，无疑要比上述种种新潮的主义更容易被学界接纳，也更少遭非议、更安全。从这一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入也可视为一种过渡，待方法论的波澜掀起之后，再进入对西方人文科学方法的借鉴，也就变得J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种稳步推进的思路未尝不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历史性的多重契机，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方法论热”也不例外。
33、今天，这一文论事件已成历史，但我们对其重新审视，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探当年这一学术思潮的发动之因，追索其历史的逻辑合理性，观照它为新时期以后的文艺学带来的观念变革和理论更新，反思其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其中一环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思考其对理解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知识的科学性等问题的启示意义，对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来说都是极有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方法论热”魅力犹存，并未过时。原文参考文献： 1朱立元，刘阳军.1985：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年的文化记忆J社会科学战线,2016(1). 2徐中玉.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JL文学遗产，1980(2). 3陶东风，和
34、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J.鲁迅研究，1984(1). 5祈永芳.新时期文艺学研究与“新三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6钱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一记扬州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J文学评论，1985(4). 7鲁枢元.艺术精灵与科学方法N.文艺报，1985-07-13. 8南帆.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J.文学评论，1985(4). 9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J.读书，1985(2). 10杜书瀛.“方法论”热一一新时期文艺学的反思之一J.文艺争鸣，1999(1).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口2邢建昌.理论是什么一一文学理论反思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3李建立.1980年代“方法论热”中的“科学”话语重探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