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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首古丝路【摘要】古西行记是除“正史”外研究西北地区的另一种一手资料。杨建新教授编著的古西行记选注中摘录了29篇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西行游记，在这些西行记中，记述者们在其行记中记录了当时西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结构以及笔者自身感受和看法。本文将这29篇古西行记按照作者或游记主人公的社会角色进行了分类处理，叙述不同阶层从不同视角对古代西域的描写，以此来还原一个立体的西域。本文通过分析古西行记中作者的叙述，一方面通过这些游记叙述试图阐释古代西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另一方面则通过其叙述试图寻找其话语中包含的时代建构的文化特色以及其背后的知识逻辑。【关键词】西行记；古丝绸之路；西域观察
2、西行记，又称为西传记，指的是在我国历史上从中原到西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官员、学者以及僧侣等人在途中的所见所闻。这些行记是除“正史”外研究西北地区的另一种一手资料，其中不仅体现了古代中西交流要塞咽喉西北地区的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其本身的研究价值也很高。1987年，兰州大学的杨建新教授编著了一本古西行记选注，其中的材料就年代来说上自西周，下达清代，题材风格不一，有旅行者自己所写，也有他人根据旅行者口述或从其他资料整理而来的材料。本文将古西行记选注中所摘录的古代西行记分类进行梳理叙述，试图分析古代不同时期、不同阶级、扮演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是如何记
3、述他们眼中的“西域”。通过梳理分析古西行记，不仅可以从不同维度还原古代“西域”不同时期的真实状况，还可从这些叙述中感受到作者对“西域”的定位与认知。同时，近代西方探险家对欧亚大陆各个地区都进行了多次探险和考察，通过撰写对“西域”的回忆录、游记、调查报告，建构了西方对“西域”的认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西域”乃至整个东方都是落后无知的地方，是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研究，只能被别人定义的地方。而古西行记则给出了完全区别于西方的别样视角，不仅打破了西方认为东方无“西域”研究的固有观念，也从另一个维度描写了“西域”，使其形象更加饱满。一、古西行记中的共同描述古西行选注共摘录了29篇游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
4、，每篇游记都以作者简介及作品说明、正文内容、注释三个部分组成。在这29篇游记中有一些相似的叙述点。首先是对日程和距离的记述。这29篇游记大部分的作者或主人公都曾亲身前往西域，在游记中有很多关于距离的叙述。不同于现今习惯的用长度计量单位来计量距离，古时的游记多用时间单位来记录两地之间的距离。例如在穆天子传中，作者以“戊寅”“庚辰”“甲午”等表示日期的名词置于段首，之后会记录穆天子在那一天所经之地以及活动。且有证据表明，这些表示时间的名词并非单一如同日记中日期的含义，它更代表着一种距离标识。周穆王西祭昆仑的途中，总共举行了四次盛大的朝会，其中两次最为盛大的为祭昆仑黄帝宫和见西王母，两次朝会皆为“甲
5、子临朝”，也就是说周朝人对这条西去昆仑的路线极为熟悉，周穆王西行的旅程是经过认真计算而确定的。在法显传中也有类似表达：“南行四日，入葱岭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等。其次是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叙述。此29篇游记上至西周，下至清朝，有关自然环境和地理的叙述诗每篇必会出现的内容。葱岭、赤岭、果子沟等西域地点的地理位置、山川水文、气候条件、植被分布、动物品种以及其他自然景观。在不同时期的同一个地点有不同的称呼，因此这些有关西域标志性自然风貌的描写为西域地名研究提供了一手材料。第三是对人文生活的叙述。在这些游记中，虽然叙述者的身份不同，但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对当地的人文生活进行了叙述，只是观察的侧重点各不
6、相同，有些人关注的是当地的居民生活、有些人关注的是当地的上层阶级生活、有些人关注的是当地的宗教信仰情况。这些不同在下文中会分类详细说明。综上所述，古西行游记的作者们有一套较为固定的观察模式，用日程来记录距离和路线，描述沿途的地理风貌和气候环境，再对当地的人文状况进行描述。二、古代不同社会角色眼中的西域由于相似的社会角色会有相似的关注点和叙述，本文按照作者的身份和西行的目的符29篇游记分为五类进行叙述：分别为:僧侣道士西行记、官派使团西行记、士兵西征日记、学者西行记、官员西行记。通过对游记的分类叙述，来展现不同人群对西域不同视角的观察。（一）僧侣道士西行记。本书主要摘录了法显、宋云、玄奘、慧超、
7、悟空五位僧侣去印度取经的西行记。除了对路线和日程的记录外，他们对沿途诸如葱岭、赤岭等地的山川水文、植被分布和其他自然景观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人文方面，这些游记的作者关注了沿途居民的生计方式，例如在往五天竺国传对吐蕃国居民的生活有如下描写：“以毡帐而居，与突厥相似，随逐水草。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人民极黑，白者全希。言音与诸国不同，多爱吃虱。”在五位前往印度取经的僧侣中，宋云一行是最特殊的，因为他带有北魏太后给予各国的诏书，所以其一行的目的不单单是去印度学习佛教的相关知识，更带有使团的性质，所以在其游记中对沿途国家的上层社会生活记述颇多，例如其中对恢哒等国的王及王后着装、宫殿布局以
8、及与使团接触的场面皆有诸多描述。除此以外，这五位僧侣对佛教相关事宜颇为注意，从佛教徒的视角记载了沿途地区的佛教古迹、佛教的信仰情况建筑教派及其分布、佛教的信仰和传播情况、佛事活动和僧侣生活等，尤其对当地有关佛教的传说故事记载详实。本书中收录的道士西行记主要是描述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僧侣记述相似的一点是，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丘处机也极为重视道教在西域的传播，在此篇游记中详细记载了丘处机及其弟子在西行途中在蒙古等地建立道观、宣传道教文化，把道教等中原传统文化传到西域及中亚各地的诸多事件。在人文方面，该游记不仅对回鹘城别失八里（现新疆乌鲁木齐以东吉木萨尔）、西域、蒙古及中亚今阿富汗、塔吉克、乌兹
9、别克、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状况多有描述，还对当时的撒马尔罕包括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塔吉克南部人衣食住行、婚姻，伊斯兰教风俗习惯都作了详尽记载。最为特别的一点是，丘处机对汉人在蒙古、中亚地区的活动多有记载，真实地反映了蒙元时期，中国人和西亚交往的状况，以及对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二）官派使团西行记。本书中收录的官派使团西行记有穆天子传高居诲使于阑记西州使程记北使记西使记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中原古时与西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本书中官派使团的记录中就可略窥一二。通过本书记载可知，上至西周周穆王统治时期（穆天子传），下至明清时代（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中原与西域各国一直在相互派遣使
10、团，保持联系。在这些行记中，作者除了介绍沿途自然风貌、气候条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隶属关系、地区关系、墓葬、宗教信仰，更多记载了沿途部落、城邦等地的统治阶级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和招待使团的场景，例如周穆王与犬戎王、邺韩氏头领无凫、曹奴头领戏等当地族群首领相互赠送礼物以及四次盛大的朝会，其中两次最为盛大的为祭昆仑黄帝宫和见西王母；高居诲使团与仲云（今哈密）牙帐、维州、于阑等国家的统治阶级接触的场面等。除此以外，这些游记中对西域各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和疆域沿革多有注意，例如北使记中对西辽王朝统治阶级的来源、建国历史、疆域范围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三）士兵西征日记。本书中收录的士兵西征日记主要有杜环经行记青
11、唐录西游录扈从纪程东归日记。在这些行记中多有对战争的记录，例如西游录就记载了成吉思汗西征的相关事件。此外，这一批人也对所经行之地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物产有详细的叙述。根据杜环经行记中对埃及国家相关地理风貌的描述可知，在唐朝时期中原王朝的学者就已到达非洲，他也被称为第一个访问非洲的学者。且杜环经行记从物产、风俗、科技三方面对所经行之地的人文物产进行记述，物产方面记载的大量此时尚未完全传入中国的物种；风俗方面内容较为主要介绍了中、西亚所游历地民众衣食住行和禁忌、体育诸方面的情况。科技方面主要体现在拂袜人“多工巧，善织络”和大秦人“善医眼及痢”两方面。从这些人对当地物产的描述中也可看出古丝路的兴盛繁荣，
12、例如在杜环经行记中就记载了中国造纸术西传的情况。在东归日记中作者注意到了乌鲁木齐贸易的繁盛，文中以茶叶为代表体现了这一点，点明了除了从蒙古运茶的又一“茶叶之路”的存在。（四）学者西行记。贾耽四道记和河源记可以证明古代中原王朝的学者对于西域的探索和研究。贾耽是唐天宝年间考中明经，曾在今陕西彬县一带担任刺史七年，他一生对当时国内外交通状况和地理知识尤为关心。虽贾耽未有亲自出行的记录，但他身居要位，且潜心于地理交通研究，所得资料来源广，可靠性极大。四道记共分为七个部分，记载了当时唐朝通往边疆地区并与外国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七条主要交通线路，分别为“营州入安东道”（辽宁到朝鲜和东西伯利亚）、“登州海行
13、入高丽、渤海道”（山东到辽宁、东北、朝鲜）、“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其中“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与西域有着紧密的关系。河源记是根据元朝官方派出的寻找河源探险队的报告撰写而成，其中不仅指出了黄河每一段的具体走向及其流经的地点及河岸两旁的动植物种类，还指出了黄河的支流流向及其分流点或汇流点。（五）官员西行记。本书中收录的官员撰写游记的作者多为明清的官员，他们或为戍守新疆西行，或因过错被流放至西北地区，因为他们在写作时都曾经或正在处于中原王朝的官僚体系中，他们的视角也较为独特，对
14、近代西北地区的诸多纪录极有价值。本书中收录的这一类游记有西征日录据鞍录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万里行程记荷戈纪程莎车行纪西行日记和1皇中行纪。与官派使团不同的是，这些官员在赴任或流放途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官方接待，他们更接近沿途各地的真实居民生活，因此记载了很多前人没有观察到的细节。例如在万里行程记中祁士对居民生活场景多有描写，同时还注意到了河西之地的水渠运用。在西行日记中作者描写了清代巩昌府的陇西等地利用窖水的方法。由于这些官员西行记多集中于明清时代，前代已有许多描写西域的书籍，这些人在初入西域时经常会携带一些有关西域的著述，对前人研究和传说故事进行考证。在据鞍录中作者运用大量笔墨记录了沿途的地勘古迹，
15、访读名碑的情形，还考僧古籍，引证诗词，访问眷老乡民，力图把看到的名胜古迹的历史沿革，名称由来，地理变迁叙述清楚，订正了一些古籍记载的谬误。林则徐遣戍伊犁途中随身携带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对祁韵士的记载进行考辨真伪。倭仁在莎车行记中，分别参照了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和新疆识略。由上述叙述可知，古西行记选注中摘录的中原王朝各个朝代的学者从自然气候、山川水文、人民生计方式、地名演变、国家体系以及宗教信仰情况等方面对传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回鹘丝绸之路具有详尽的描写，这对于各个时代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都是宝贵的资料。例如本书中收录的很多游记最初都受到了英俄日的东方学家的重视，很多学者最初都是依靠这些记录进行
16、考察和学习。同时，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群对西域的观察层面不甚相同，这也有助于为后世还原一个立体的古西域。三、以中原视角为主的西域“观察”古西行记选注中摘录的古代游记不仅从客观角度叙述了西域不同时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在字里行间中还体现了作者们对西域的态度和看法。西行记作为行程实录，既是作者的观感、记忆的传递，也是一个时代建构的文化特色的反映，是一个被主观建构的知识体系。在这一方面，西行记与近现代欧洲探险家撰写的各种探险报告、回忆录、小说等作品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别。本部分将从知识体系形成逻辑的角度分析古西行记选注中摘录的29篇西行记的记述中作者的知识体系，以此来展现中原自
17、古以来和西域之间的关系。从各类古西行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原并不缺少对西域的“观测”，也不缺少对“西方”的想象。除了自主性，中原与西域还有着一套运行已久的秩序体系一一“天下”体系。我国自古以来对西域的记录体现了中原“天下”国家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天下”制对于疆域并无明显的界定，对生活在中原圈以外的西域各族也并没有进行强有力的直接统治和管理，但从穆天子传中即可看出“朝贡”体系从周穆王时代就可见其雏形。因此从各位学者的西行记中不光可以了解到当时西域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还可从中看出各个时期文人的地理视域以及他们地理观念的改变。王铭铭教授认为，穆天子传为后世开拓了一个以居住于西方（昆仑）的他者（西王母
18、）为上的世界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混乱场面，此时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法显的对西域的描述重点突出了魏晋南北朝之时家、国、天下分离状态下士人对于“境外大同”的追求。隋唐时期，随着穆天子传中建构的“虚幻地理”逐渐向“真实地理”转型，西域进入了帝国的视野，渐渐被完全纳入中国的“天下”体系里。在清代的“天下”观念有了新的变化，在发现东亚中宋念申称：“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又令区域内认同于“天下”秩序的各个政权，对作为天下核心的“中华”产生了迥异于前代的理解，自我观和世界观均深刻变化。”这些认知上的改变在游记中皆有体现。四、结论综上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通过以上对古西行记的描述
19、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的学者对西域的研究和记载并非一片空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在近代时期很多西方探险家也会参考中国这些西行游记的记载。这些西行记可以成为我阈研究和建立有关古西域地区的自我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其次，古代中原对西域的考察总体来说是建立在“天下”体系的认知框架内展开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原自古以来就与西域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且中原和西域长时间处于同一认知体系下生活。最后，纵览29篇古西行游记，不难看出，在历史上上至西周王朝，下至清朝，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无论从国家层面上来说还是从平民角度来讲，都是非常紧密的。在这些游记中更是详细记载了传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回鹘丝绸之路等多条古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场景。回首古丝路就可以明白现今的“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文化的一种延续和发扬。参考文献：1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史景迁.大汗之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宋念申.发现东亚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5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